本
文
摘
要
“他是20世纪反历史潮流的伦理主义流派继承人，他的作品或许是所有法国文人中最具原创性的。他那倔强的、狭隘的、单纯的、朴素的人道主义情怀向我们时代里那些广泛而丑恶的秩序发起了未必明智的挑战。但也正是通过这些顽强的抗争，加缪在我们这个现实金钱与马基雅维利主义盛行的世界中重新确认了道义的存在价值。” — 让-保罗·萨特
图 ： 张 泽
每每想起加缪，我的脑海中首先浮现出的是他一丝不苟的穿着、略显凝重的表情，以及烟不离手的习惯。加缪很以自己的形象为傲，也很喜欢听别人说他长得像《卡萨布兰卡》的男主——亨弗莱·鲍嘉，如果没有1960年的那场车祸，他大概也会尝试拍电影、写剧本，以另一种方式继续震撼我们的思想。每每想起加缪，我的脑海中还会浮现出他生活的整个时代，那个时期，知识分子前所未有地影响着法国社会，他们将“介入”作为自己的使命，关心哲学，关心政治，关心世界局势。阅读《加缪传》，并不轻松，两次大战期间的法国社会矛盾重重，与复杂的世界局势交织在一起，需要一些额外的背景知识才能理清，与此同时，主人公加缪所经历的那些荒诞、孤独、被误解、被孤立的体验，很难不使人产生共情。
加缪与荒诞：在恶意丛生的世界里，依然热爱
加缪并不认为自己是哲学家，也从未试图构建一个所谓荒诞哲学的流派，他的写作计划除了荒诞系列，还有已经完成的反抗系列，以及很多来不及完成的构想，比如爱与温情的主题。可以想象，如果加缪有足够长的时间，完成了全部的写作计划，大概今天的人们在谈论他的时候，就不会仅仅提到荒诞了。不过，即使这一切真的发生了，荒诞依然是他思想的起点，是我们理解他作品的必经之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前所未有地体验到世界的混乱与无序，理性主义的传统轰然崩塌，非理性成为了主要的思潮。加缪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除了时代的影响，加缪的个人经历也使得他比同时代的作家，更加真实、直接地感受到人与世界的对立。不过，关于荒诞，人们已经谈论得太多，这一次，我想放弃那些概念和名词，放弃谈论作家层面、哲学家层面的加缪，仅仅谈论生活层面的加缪。
1913年，加缪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蒙多维，父母皆是生活在那里的欧洲移民。一战爆发以后，加缪的父亲被征召入伍，后不幸受伤，不治身亡。未满一岁的加缪与母亲和哥哥一起寄宿在外祖母家里，生活在阿尔及尔的贫民窟。从那时起，加缪一直生活在贫穷当中，若非小学和中学老师的帮助，他大概会像所有当地的“黑脚法国人”一样，早早就结束学业，成为一名工人。年轻的加缪热爱阅读，热爱自然，迷 *** 球，然而高中二年级时患上的结核病，彻底断送了他的足球生涯，由于当时有限的医疗条件，加缪整整一生都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之下。除了贫穷和疾病，青年加缪还受到了来自第一任妻子西蒙娜重重的一击。西蒙娜很美，令人过目不忘的那种美，然而她常年 *** ，即使在婚后还与自己的医生保持着情人关系。生命的恶意，就这样接连不断地扑面而来，让人无处躲藏。即使如此，加缪从未放弃希望，放弃感受世界的美好与炽热。他曾经写下：“我生于贫困”，然而，“在幸福的天空下，大自然使我感受到的并非恶意，而是和谐。我的生命并不始于贫瘠，相反，它始于丰盈。”
加缪与萨特：光辉岁月里戛然而止的友谊
今天的我们其实很难想象一个诺奖作家所经历过的困顿，在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加缪都居无定所，他经常借住在朋友家里，租住的房子甚至没有餐桌。1942年，年轻的加缪凭借《局外人》轰动了巴黎文坛，然而，当时正处在战争期间，信息的传播极为困难，加缪身在阿尔及尔，完全不了解巴黎的状况，《局外人》既没有为他带来荣耀，也没能帮助他扭转经济上的困顿。这种状况直到1947年《鼠疫》出版才得以改善。《鼠疫》完成之初，加缪并不满意，他甚至向朋友坦言，是因为实在不想再看到《鼠疫》的手稿，所以干脆交给了出版社。然而，正是这部书使加缪确立了在巴黎文坛的地位，并且逐渐实现了财务自由。
从抵抗运动结束，到1951年《反抗者》出版，大概是加缪一生相对比较平静的时期，他的创作达到了高峰，在巴黎文坛获得了一席之地，收入也渐渐变得稳定。那时，他与萨特彼此欣赏，走得很近，时常一起出入巴黎的各种社交场所。然而，即使他们之间表面上看似和谐，根植于思想深处的分歧还是将他们引向了不同的方向。在《反抗者》发表之后，加缪开始了与萨特阵营无休止的论战，在这场论战中，伤害更大的无疑是加缪。正向波伏瓦所指出的：“如果说友谊的破裂是突然的，那是因为长期以来它已经不剩下什么了。” 事实上，萨特比加缪更早就意识到他与加缪的分歧，因此，这次决裂几乎没有对萨特产生什么影响。然而，对于加缪来说，“几年间他始终难以释怀，就像钢针留在了体内；创伤不断折磨他，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与加缪同时代的作家，甚至当代的法国作家，在提起加缪时，难免不会抱有一些戏谑的态度，加缪的人道主义、对暴力的强烈 *** 显然与他所生活的时代格格不入，他的信条和坚持无异于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比起加缪，萨特的狂热显然更加适应那个喧嚣的时代，与萨特决裂的加缪注定会堕入孤独。然而，所有的孤独感、陌生感、疏离感，在作家的笔下都会变作思想的洪流。这一时期，加缪完成的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堕落》和短篇小说集《流放与王国》。这些作品与之前的作品相比，思想更加深刻，技巧也更加纯熟。
加缪与诺奖：太早还是刚刚好？
除了与萨特的论战，加缪在最后十年所遭受的痛苦还来自于创作上的瓶颈期，连续数年，他就像《流放与王国》中的画家约拿斯一样，在日常的琐碎中失去了创作的灵感。因此，1957年，当加缪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成为历史上继吉卜林之后最年轻的诺奖作家时，他表现出的吃惊和忐忑必定是真诚的，绝非礼貌性的谦虚。至于加缪的反对者们，则将瑞典文学院的决定当做武器对加缪报以重击，他们声称诺奖是对作家一生的总结，颁发给一个44岁的作家，意味着预见到了这个作家写作生涯的终结。巴黎的《艺术》杂志甚至在封页上刊登了一张漫画：加缪手执双枪、一身牛仔打扮，标题是《诺贝尔向加缪授奖，为终结的作品加冕》，作者雅克·洛朗不无嘲讽地写下：“院士们以他们的决定，表明他们认为加缪已经终结……”
1957年正是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关键时期，作为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加缪数次表明自己“赞成宣布结束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地位，拥护召开由各派力量参加的会议，考虑按照瑞士模式，建立独立的联邦制国家，保证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两个民族享有各项权利”。加缪的中立态度在狂热的敌对双方看来，显然是不够的，双方都不断地逼迫他表态，在这种情况下获得诺奖，更是将加缪置于了风口浪尖。不得不说，加缪的最后几年是痛苦的，焦灼的。
诺奖为加缪带来的最直接的好处大概就是奖金本身了。在拿到奖金之后，加缪打算购置一套住房。1958年，他买下了位于普罗旺斯卢马兰村的一处住宅，卢马兰距巴黎755公里，宁静淳朴，他打算每年在那里住上几个月，远离巴黎，专心写作。1959年5加缪终于住进了他的新居，然而，就在几个月之后——1960年1月4日，在从卢马兰回巴黎的路上，加缪遭遇了车祸。事实上，他原本已经买好了火车票，但是为了陪伴他的朋友米歇尔·伽利玛一家，他还是选择上了他们的汽车。结局就是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加缪当场死亡，米歇尔•伽利玛遭受重伤，几天后不治身亡，而坐在后排的两位女士几乎没有受伤。人们在加缪的公文包里发现了《第一人》的手稿——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加缪找到了写作的新方向，然而，他却没有足够的时间完成这部史诗级的作品。在卢马兰流行着一种说法：凡是卢马兰的恩人都躲不掉暴死的命运。谁又知道，是迷信，还是预言？
写在最后：传记的打开方式
所有熟悉加缪的人都知道，他一直很介意将私生活暴露在公众面前。加缪生前有一位勤勤恳恳的秘书，叫做苏珊娜•拉比什，初见加缪时，苏珊娜就像所有的粉丝遇见偶像一样兴奋，特意用笔记本记下了加缪日常生活的细节，然而，一向和善的作家当着她的面烧掉了笔记本，并且嘱咐她再也不要发生同样的事情。此后，苏珊娜在加缪身边工作了13年，始终信守诺言。由此可见，所有版本的《加缪传》所陈述的，大概都既有非加缪所愿的成分，也有与加缪真实思想相左的细节。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读到的所有传记能够还原的，并非是人物本身，而是一个建构在他人以及传记作家个人认知与想象之上的形象。即使如此，正像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家们所指出的那样，被构建的文本依然具有独特的参照性。
我常常在想，这世界每个人的人生都值得一部传记。写作者可以跳过平淡无奇的经历，专注于刻画某几个高光时刻，把普通人的人生写得像好莱坞电影一样华丽，也可以按部就班描写所有平淡无奇的日子，用意识流表现出每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类似一场普鲁斯特式的入睡。在形而上的层面，社会身份的不同并不意味着人与人具有等级上的差异，就一本传记而言，某个名人的一生并不一定比普通人的一生更加跌宕起伏，具有戏剧性，也不意味着在哲学和艺术层面表现得更有价值。因此，阅读《加缪传》，更多的意义不在于借助一本传记窥探一位诺奖作家的隐私，也不在于从他的种种经历中总结出成功的经验。阅读一位作家的传记，最为迷人的一点，就在于一部传记往往会赋予我们一些线索，沿着这些线索，我们能够将作家分散在人生各个阶段的作品连缀起来，渐渐地，那些看似断裂的思想开始相互关联，起承转合不再突兀，即使作家们在不同阶段有过的彼此矛盾的思想也变成了有机的整体，在对立中实现了融合。关于这一点，需要做出说明的是，尽管在罗兰·巴特宣布“作者已死”之后，批评家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更愿意将文本置于独立的地位，使文本的多义性变得顺理成章，甚至“误读”也成为了另一种层面的解读。然而，如果我们能尽可能地了解作家，得出一个更接近作者意图的结论，又何尝不是接近文本的一种有效途径呢？出于这样的理由，我推荐《加缪传》，以及所有作家的传记。
作者：Hélène （原创 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注：所引文字出自《加缪传》，赫伯特•R•洛特曼著，肖云上、陈良明、钱培鑫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