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63岁的李兰有个跟大多数年轻人一样的爱好——看电影、追星。不过，与年轻人不同的是，她喜欢的不是在静谧商场放映厅里吹着空调看的3D电影，而是在开阔广场可以与众人一同板凳挨板凳、人挤人热烈讨论的露天电影；追的也不是那些当红的流量明星，而是那些坚守岗位、为他们放映好片的乡村电影放映员。
“我最近看的一部露天电影，应该是上个月在市区湖海塘公园跟上千人一起看的动作喜剧电影《的士速递5》。当天露天大幕布两旁的大音响都压不住大家的阵阵笑声，很是有味！”李兰说，那一场电影的放映员是她经常遇到的方利民。“虽说方利民不认识我，但我听很多人说过他，知道他有很多故事。”
方利民家祖孙三代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乡村电影放映员。从事电影事业33年，方利民辗转于金东区各个乡镇，放映过4000余部电影。他说，电影胶片记录的不止是故事，也承载了他一生芳华。
祖孙三代都是乡村电影放映员
“没有什么比今晚放电影更令人兴奋！”这句话在上个世纪曾令许多人欢呼雀跃。
作为电影放映员的孩子，方利民对此深有感触。“我告诉别人，我爸晚上要放电影，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似的迅速传开。到了下午，邻村的娃早就徒步一二十里赶过来了，大家热热闹闹的，我也跟着高兴。”他回忆说，手握“第一手消息”令他颇受欢迎，从小他便觉得“放电影的”是世界上最厉害的职业。
除了从小耳濡目染，“放电影”在方利民心中也是一门祖传“手艺”。他的父亲方道坤是金华县农村地区的电影放映员，父亲曾经告诉他，他的爷爷还是上世纪60年代第一批农村电影放映员，可惜爷爷工作不久因为气管炎不幸去世了。“父亲说，我爷爷是在外面放电影时没的，从高脚凳上掉了下来别人才发现。”他说。
1982年，方利民十岁。方家第一代电影放映员不幸去世，第二代放映员方道坤接替了工作，而方利民则第一次摸到了电影机器。那一年，方利民跟着父亲往塘雅、曹宅、澧浦等乡镇到处跑，那时的电影基本是革命、抗日题材的红 *** 。他最忘不了的片段是《烈火中永生》里江姐和许云峰壮烈牺牲的场景，看得最过瘾的电影是《地道战》和《地雷战》。
14岁那年，方利民第一次体验到了放电影的滋味，第一次坐上了父亲坐过的高脚凳。一次，方道坤在去放电影的路上不小心摔断了腿，受伤踩不了高脚凳，可放电影是村子里的大事停不了。于是，放映队便将方利民推上车，一把拉到了塘雅镇杨桥头村。
到了村中的戏台子，休息了一会儿后，方利民便学着父亲的模样带人张罗起来。搬来桌子搭好台，再爬上架子挂幕布，得到消息的孩子早已像猴子一样爬上周围的大树看着这个同龄人挂幕。村民的围观让方利民心里多了几分骄傲，手上也跟着熟练起来，接下来的牵电线、通电、搬机器、调胶片，各项步骤都驾轻就熟起来。暮色降临，周围越来越热闹。
进行放映调试后，方利民打开了灯，正式开始放映电影。幕布前逐渐出现电影厂大字，原本交头接耳的人们静下来盯着幕布；来晚的人没有好位置，招呼着同伴绕到了幕布后面。那也正是父亲放电影时，方利民最喜欢站的位置。
守着机器，看着幕布画面显示流畅，操场上的人无不全神贯注地在观看，方利民呼出一口气，顺利完成了他的第一次电影放映。
那是电影放映员的黄金时代
“冬去春来十六载，黄花正年少。腰身壮胆气豪，常练武勤操劳……”这首《少林寺》中的《牧羊曲》成为包括方利民在内的很多人的记忆。豪爽的歌词，也唱出了上世纪90年代方利民正式成为电影放映员时的心情。
1989年，在浙江电影学院接受过正式培训后，方利民成为金华县电影放映队的一员。父亲摔断腿后，一直腿脚不便，儿子便继承了衣钵。上岗那一天，父亲将手中那台16mm胶片的电影放映机传到了方利民手上。
上世纪90年代初，是乡村电影最受欢迎的年代，看上一场电影仍是封闭的农村地区最大的娱乐活动，是男女老少忙活完一天不惜翻山越岭也要凑的热闹。因此，方利民也迎来了最风光的时候，金东区各乡村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他，大人小孩都知道这个新来的电影放映员是有“童子功”的。而且他和小时候一样，村民问他什么时候放电影，他便会笑嘻嘻地将最新消息告诉别人，从不像有的电影放映员一样“拿乔”。
“如果要到哪个村里放电影，提早赶过去都是座上宾的待遇。”提起方利民的“高光时刻”，他露出了笑容。方利民说，若是到村里放电影，村里的干部肯定会隆重接待他，让他住最好的房子、吃最好的菜，“我坐在堂屋里吃饭，吃到一半就会有孩子来到院里，蹲在柴堆旁，伸长脖子看我吃饭，就等着我赶快吃完，布置场子。”
除了村集体出钱的电影放映活动，村里有乔迁之喜或者出了大学生，主人家也会回馈街坊邻居，最好的回馈方式就是请来方利民放上一两天的电影。虽是私人出钱，场面还是一样热闹。
那是被称为中国电影巅峰时期的年代，遥远的乡村也能感受电影界摆脱意识形态束缚风起云涌下的余音。在乡村电影里，红 *** 还是主流，但港台武侠片、喜剧片、剧情片也逐渐多了起来。“《少林寺》等武侠片依然很受欢迎，但也有《二子开店》《父子老爷车》这样的喜剧片。我喜欢放喜剧片，放片的时候，台下都是欢声笑语。”
虽然内心喜欢喜剧，但方利民放过最多的电影还是经典催泪片《妈妈再爱我一次》。印象里，这部影片放了不下500次。每次放映的时候，场上都是呜呜的哭声。因为太受欢迎，方利民的工作量也大了起来，以往晚上要赶往三个村放电影，但那段时间，他得凌晨5点起床，拉着四台机器，一个村一个村地跑，放完这场赶紧去下一场。
起起落落是时代在推波助澜
变化太多又太快，好像就在一瞬间。
1993年，经历改制的方利民进入金华县电影公司，由村里发工资变成了公司发工资。与此同时，放电影也更自由了。他们可以单独租赁一台电影放映机，自己去乡村放电影。
租下机器的方利民还在喜悦之中，但跑了大半年后却发现，乡村电影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受欢迎了。村子里的人不再围着放映机，反而都挤在大户人家的院子外看电视，而年轻的小伙子喜欢围着收音机收听新闻。
这就好像电影再也不被需要了，于是金华县电影公司黯然倒闭，方利民也跟着下了岗。
唉声叹气后，电影放映员们纷纷转行做起工人或是下海做生意。2001年，无奈之下，方利民进入不锈钢厂做起了车间工人。
方利民说，在进入不锈钢厂之前，他从未想过自己会做除了电影放映以外的事情。他习惯了调胶片、擦放映机的日子，但时代从来就是如此无情，他和那些电影放映员被时代远远甩在身后。
然而几年后，人们又怀念起看电影的日子。一夜之间，电影又迎来了春天，大大小小的电影院重新冒了出来。2003年，福泰隆电影院负责人打听到了方利民，请他做电影放映员。知道自己还有机会放电影，方利民当即辞了职，重新做起了电影放映员。
做了两年车间工人，重新摸起放映机，方利民丝毫不感到手生。在电影院里，隔着银幕，他发现不知从何时起，中国又出了好多新的电影，那是他都不曾看过的。
电影是新的，就连放电影的方式也更新了。过了几年，数字化放映开始兴起，方利民的那台老机器终于被安置在家中，再也没有机会拿出来了。后来又有人找到方利民，想要回收他的老机器，放到电影展览馆里。“挺好，挺好，留在家里也没有机会再用了。”将机器擦拭了一遍又一遍，方利民将它暂借了出去。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再也不会回来，但新的时代又带给方利民新的 *** 。2010年，国家推行“2131工程”，乡村电影放映重新起航。有了政策，有了补贴，方利民喜不自禁。于是，他召集起原来那批放映员，抽空便到金东各个乡镇放电影，虽然挣不了钱，但用他的话说“睡得踏实”。
此时的电影选择已经很多，除了国内的大片，一些好莱坞电影也逐渐受到村民青睐。重新回到乡村，以往那样纯粹热闹的场景不会再出现，但由于影片质量好，画质高，村里的男女老少得空还会前来捧场。这一次不用坐在高脚凳上守着机器，方利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站在屏幕前一起放声大笑了。
“林间小溪水潺潺，坡上青青草。野果香山花俏，狗儿跳羊儿跑……”唱着这么多年一直喜欢的旋律，方利民带着电影机器继续赶往下一个地点。远看上去，他也好像成为了胶片故事里的人。《浙中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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