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这是一篇日本士兵的忏悔录，代表了当时一部分日本侵华“鬼子兵”的心声和悔恨。
每年8月15日，看到日本政要到靖国神社里去参拜，我都气愤不已。那些像东条英机一样的战犯，有什么资格被参拜？
尽管我也如他们一样，曾是一名日本鬼子兵，在中国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
我活着，就是为了忏悔和救赎，对我们国家曾经伤害过的人民。一：“虚假的口号，拉开侵华的序幕”
我叫元山俊美，出生于日本江津市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初三那年，家乡遭到台风袭击，农作物全被摧毁，房子也塌了。我只得转到火车司机学校半工半读，每周两次课，其余时间全部用于劳动。
三年后，我考取蒸汽机车副司机的执照。就在我准备考司机时，19岁的我收到一纸强制征兵令，成为了一名日本侵华士兵，那是1940年的冬天。临别那天，家乡突然大雪纷飞，双胞胎妹妹偷偷对我说：但愿大雪再厉害些，火车无法开动，哥哥就可以不走了。父母嘱咐我，将来一定要保护好体格羸弱的妹妹。那时候的日本父母们，送子出征时最忌讳说“你一定要活着回来”，因为那意味着懦弱，对天皇会不够尽忠。
我不愿穿军装和母亲合影，别扭着背过手去妹妹一路送我到车站，火车开动时，机灵妹妹悄悄在我耳边说：“阿哥，你可一定要活着回来呀。”
火车吐着白烟，越开越快，妹妹孤单的身影渐渐消失。我们被送到了宇品军港，从这里乘船前往中国。离开日本前，一位将军来训话，他说现在亚洲只有日本和中国两个独立的国家，如果中国沦陷，下一个殖民地就是日本。日本唯一的出路就是全民武装起来，抵抗侵略！
新兵们被将军的话激愤起来，高喊：“打倒英美！”
将军还说：“这就是我们要跑到遥远的中国去打仗的原因，帮助中国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
我当时听得热血沸腾，以为要去挽救被帝国主义瓜分的亚洲。年轻的我就是抱着这样一种神圣的想法来到了中国。
二：“战场上，被泯灭的人性”
入伍后，新兵训练最常见的是“打耳光”，让两名新兵互打，直到双方眼眶青紫，腮帮红肿为止。如果谁稍微手下留情，将会面临更残忍的惩罚。老兵们还发明了五花八门的侮辱新兵游戏，把新兵的自尊一点点剥夺，最终让他们失去人性，变成战争机器，还美其名曰“锻造军人精神”。
我被征兵后的纪念照有次我的一位伙伴生病了，吃饭时我看到碗里有蛋黄，便偷偷藏起来打算带给他吃。结果被一名老兵发现，将蛋黄打落在地，训斥道：“怎么能把好东西给病号，没用的人不配吃。”
接着我又被打了一顿耳光，直到老兵手疼才说：“掉在地上的蛋黄，可以给他吃了。”在无情的训练中，连同情都被剥夺。三个月的非人训练后，我被划为技术兵种，分配到哈尔滨郊外的日本关东军铁道兵第三联队，在一位老兵司机手下担任副司机，负责军火运输。
不用上战场，可以躲过血腥的厮杀，我感到很庆幸。一天，一匹马受到火车汽笛惊吓，拉着车向火车狂奔而来。赶车人拉不住，我赶紧拉起刹车杆，但最终还是撞上了。火车停下后，马被撞死，马车也被撞得粉碎，赶车人被压断了一条胳膊。
我在哈尔滨日本关东铁道兵部队服役我在哈尔滨日本关东铁道兵部队服役
我赶紧跑去救人，忽然 *** 上被踢了一脚，跌了个嘴啃泥。老兵司机冷笑着问我：“你想救他？”
我回答道：“他受了重伤，我们得把他送去医治。”话音未落，老兵连续几个巴掌打到我的脸上，吼道：“你今天救了这个中国人，不仅是你，连我也要受到最严厉的处罚。
如果将我们送到前线最危险的地方，你我的死期就到了。”对中国人必须见死不救，这条不成文的命令，是要杜绝我们与中国人产生任何一点感情。
军国主义者利用人的求生的欲望，把我们仅有的一点人性都掐灭掉。我不敢相信，如果真到了战场前线我该怎么办？
三:“我们凭什么要被当做谎言的炮灰？”
1944年初，由于日军节节败退，士兵严重缺乏，我被派往湖南前线，随部队参加日军发动的“一号作战计划”，也就是第四次长沙会战。
6月27日晚，我们按命令组成7人小队潜入湖南的衡阳车站，破坏铁路设施，阻断中国军队撤退路线。夜幕中看不到半点星光，我们用绷带把带着死亡光亮的刺刀裹起来，以免刺刀反光或碰撞出声，而被发现。
我们这些铁道兵，虽然到中国已经好几年了，但从未与中国士兵短兵相接过，个个提心吊胆，谨慎前行。走出一个山谷后，我们看到了衡阳车站的灯光，大家骤然紧张起来，腿都有点颤抖。
我们慢慢往车站方向靠近，越接近车站，腿越抖得厉害。突然，不知道谁的水壶“砰”一声掉到地上，碰到石头发出清脆的声响。中国军队的岗哨被响声惊动，高喊：“什么人？口令！”我们被发现了，拼命往回逃跑。
紧接着枪声、炮声响起，子弹嗖嗖地飞过来，炮弹在周围炸开。突然，身边一名士兵被炸飞，弹片割开他的腹部。他一边抓着自己往外流的肠子，一边凄厉地喊道：“这就是天皇给我的报酬吗？见鬼去吧！”我一下惊呆了，在日本，天皇是绝对不可质疑的神圣偶像。
但那句饱含痛恨的嘶喊，从此在我脑中盘旋。1944年8月初，日军攻进衡阳市区。我随部队进入城中，到处都是残垣断壁，硝烟弥漫，尸体堆积如山，血腥味充斥着整个衡阳城。
战后的衡阳城一片瓦砾看着惨烈的战场，我不知道我们到底在干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远离故乡和亲人来这里杀人或被杀？
四：“我一生再没喝过日本清酒，也不喝洋酒，只喝中国老酒”
衡阳沦陷前，早已桥毁路断，没有一条完整的道路，也没留下一粒粮食，这样的破坏没有当地的老百姓参与，几乎不可能完成。
可见中国老百姓对我们到底有着多大的仇恨和决心，我们这些野蛮的入侵者，还有什么胜利可言？
我被派到冷水滩据点，看管四名中国游击队员，只见四个人的手被绳子绑在一起，如果有人试图跳水逃跑，就会把别人也拖下水，这样谁也跑不掉。
战后重回衡阳老大名叫卞庆，其他三人都很年轻，我的任务就是24小时在舢板上看管他们。他们从小生长在水边，非常适应这样的船上生活，而我一直在晕船。
他们竟教我怎样保持平衡，用什么姿势吃饭，才不会晕呕，甚至他们还教我说中国话。几天下来，我感到自己有点错位了，好像是跟四位朋友在一起生活。
没过几天，忽然传来命令，让我们放弃据点，准备全体撤退与大部队会合。大队长命令我：“处理掉他们。”我心想他们跟我一样，都是有血有肉的人，有父母、兄弟姐妹，卞庆还有妻子和儿子。
所以下定决心放他们走。傍晚时，我解开卞庆等人的绳索，对他们说：“你们走吧。”卞庆睁大眼睛，怀疑地对我说：“等我们上岸以后，你再从背后开枪打死我们？”“天黑后，我睡觉，你们走。”我告诉卞庆。晚上我到船舱假装睡下，听见他们悄悄走了。
我突然如释重负，感到很欣慰，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对得起良心的事。第二天破晓时，我从舢板上起来，在一层薄雾中，突然看到卞庆他们四人匆匆走来。我紧张起来，一瞬间脑里闪过一个念头：“难道他们武装起来回来杀我了？”可是等我看到他们脸上的表情，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不必用语言就可以传达的友善之色。
顿时我放心了，手中紧握的枪也放了下来。卞庆从破旧的衣服下拿出一瓶老酒，旁边的年轻人拿出几个破口碗。卞庆往破碗里倒满了老酒，然后说：“我们没什么好东西感谢救命之恩，就用这碗老酒代表我们的感谢吧。”
然后，卞庆四人齐声说：“为元山干杯！”这是我在中国五年中，第一次喝中国老酒，也是我24岁第一次喝老酒。此后，我一生再没喝过日本清酒，也不喝洋酒，只喝中国老酒。
五：“本该早就结束的战争”
1945年1月，我被分配到洞庭湖运输队，负责押运被强行征用的中国民船运送军需。大多押运兵对船夫常常又打又骂，有时候连饭也不让吃。
我一直感到对不起中国人民，对船夫们很和蔼，不催赶，不逼迫。
他们也感受到了我的善意。一天船队走到湖中央时，突然枪声大作，我一时不知所措，只听子弹在周围乱飞，湖上没有躲藏的地方，即使跳进水里，也随时都有被击毙的可能。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船老大悄悄拉了下我的衣袖，打开船板，暗示我与他们一起躲进船舱底下，我这才有幸捡了一条命。
这次袭击，好几个日军押运兵都被打死，有的跳进湖里，再也没有浮起来。我真没想到，我对船夫们那点小小的关心，就得到他们如此回报。我想起东北那位被压断胳膊的车夫，内心充满愧疚。后来我时常与船夫一起摇橹，他们还教了我船工喊拉纤的号子。
我知道船老大他们都缺盐，就从日军军需处偷了一些食盐，悄悄送给他们。偷盐事件暴露后，中队长将我 *** 打了一顿，我气鼓鼓没回宿舍，在船上和船夫住了一夜。
心想这些盐本就是中国的，我只是还他们一点点，有什么不对。虽然被打了，但我还是感觉做了一件人做的事，很开心。
但我第二天就被强行押送到了文明铺据点，虽然大战已停，但这里仍是最危险之地，生死只能由命了。我在这里惶惶不可终日呆了四个多月，1945年8月18日下午，我正在搬运残缺不全的武器，一位参谋长骑马过来对我说：“你是哪个部队的，武器已经没用了，丢掉吧。战争结束了，我们败了，回日本吧。”
原来早在3天前，8月15日，日本天皇就广播了《停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看着拍马远去的参谋长，我抬起头来仰望天空。五年了，我不曾眺望过头顶的蓝天。那句“回日本吧！”久久停留在我的耳边，这是我五年军旅生活中，唯一接到的人性化命令。
中国人民举国欢庆抗战的胜利，我也终于得以脱掉令我讨厌的军装。我依然记得当年入伍时，不愿意穿军装回家乡，也不愿穿军装和母亲合影。
文明铺远方的山峦、身边的丘陵变得那样美丽，树木的叶子散发着绿色的光泽。一个念头占据了我的脑海：我，活下来了！我，可以回家了！
六：“我们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鬼子”，我们对中国充满愧疚”
活下来的我们都变成了俘虏。刚开始部队还有一些存粮，十几天过后，已经到了吃早无晚的地步。平时傲慢的日本军官们也放下身段，动员大家一起想办法。有人建议：我们可以给中国人干活，卖苦力换口粮。
可中国人恨透了我们，哪那么容易获得帮助。我突然想起了押运船的薛老大，他们那么善良，对我不会见死不救的。我到湖边一打听，居然有不少人认识他。虽然他不在，船工们还是接待了我，其他几个得到过盐的船老大也过来见了我。
我50年后在湖南河边回忆被中国船老大救命的往事他们得知我们没饭吃了，同情地说：鬼子们放下武器，就是一般老百姓。元山当时帮过我们，也不能看着他们饿死。我和他们提出，我们这些俘虏可以给他们干活，只要给口粮吃就行。几个船老大先商量了一阵，又派人去找附近的乡绅和一些头面人物商量，最后让我们去修路，条件是干一天活，发一天粮食。
因为船老大们对我的信任，我成了日军中队的领导，带领日本兵战俘去给中国老百姓修路，修路发的粮食很充足，只是下雨天干不了活，就没有粮。其他中队的日本兵，也想模仿我们，不过他们没有像船老大一样的朋友。
因为吃不上饭，日本兵战俘也有少数饿死、病死。虽然做苦力，每天劳动量很大，但当时我们并不觉得苦。我们日军来到中国犯下的罪行，这岂能是做苦力就能偿还得清的？当时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只有一个希望——回家。
对于我而言，用自己的劳动换取粮食，与战场送死、当炮灰的那种恐惧相比，简直是一种解脱。薛老大还曾多次派船工给我们送来盐和大米，他给我捎来一句话：“元山，一定要坚持住，坚持到回家的那天。”
12月29日，我终于踏上了回家之路，在连云港上船的那一刻，薛老大、卞庆、船工、那只残破的酒碗，在我脑中一一闪过。中国人的宽容和善良，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当船越过中国领海基线时，我和几个士兵来到夹板，朝中国的山川深深地鞠躬。
我们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鬼子”，我们对中国充满愧疚。我暗自发誓，为了这些曾被我们国家伤害过的人民，必须做点什么来补偿他们。
七：“到最后，我一无所有”
1946年1月2日，我终于到达日本舞鹤港。破旧的轮船缓缓驶入舞鹤港，气氛冷冷清清，岸边码头的一面墙上，贴着船上士兵的名字。岸边的亲人，焦虑地寻找着。
那些等不到儿子的绝望母亲、等来丈夫骨灰的寡妇，更加使整个港口沉浸在悲情的氛围中。我远远地看到母亲，她的头发已经花白，穿着一件打了补丁的黑白小叶子纹样的日常和服，拎着一个用蓝染方块布结好的四四方方的包袱，日语里叫“重箱”，这在接士兵的人群中，是一个令人羡慕的东西。
母亲为了装满这个重箱，足足存了半年。母亲来不及擦眼泪，赶紧招呼我去吃重箱的食物，我舍不得自己吃，招呼小分队10个归国战友一起吃。重箱最底层是芥菜叶包饭团，中间是豆渣与土豆泥拌在一起的日式沙拉，最上一层是煮熟的黑豆、蚕豆和红豆。在日本，黑豆代表和平，蚕豆代表自由，红豆代表开运。
五年没有吃过家乡菜的战友们眼冒绿光，那饭团的美味让大家舌头都颤抖了。多年后，每次战友相聚，都不会忘记母亲的饭团和象征和平自由的豆子。除了重箱，母亲还带了一根生的白萝卜，这是当时最好的维生素补给品。
而我除了一身旧衣服、一个坑坑洼洼的铝饭盒和一个凹凸不平的军用水壶，一无所有。
战后日本街景在回家乡的火车上，母亲才告诉我，父亲已经去世了，家里没有劳动力，妹妹拼命干活，结果重活把妹妹的腰压弯了，再也直不起来了。
沿路到处是残破的房屋，我回到家，打开柜子，昔日值钱的衣物全都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堆国债单据。我先到陵园看了看父亲，才去看卧床不起的妹妹。
妹妹有些艰难地侧过身来，只见心爱的妹妹身体变形了，驼着背，比原来矮了20厘米，像虾米一样。我强忍着内心的悲痛，微笑着对妹妹说：“我现在活着回来了，这也要感谢你的祝福。妈妈说，你不停歇的为我祈祷，所以我才能活着回来......”
看着残破的家乡，卧病在床的妹妹，想着侵略战争把日本千万无辜百姓变成骨灰回来，这时候，天皇军国主义者们为什么不去剖腹自杀？
八：“种下樱花，走上救赎之路”
战后的日本 *** 已经瘫痪，但我来不及多想，全部精力都用在给妹妹治病上，经常背着妹妹到各处去寻医问药。三个月后，妹妹虽然腰不能直立，但终于可以走路不用卧床了。
领居的大儿子在中国战死，每次见我都说：“要是我儿子还活着，该多好呀，我们就有靠山了。”几年后，妹妹身体基本恢复，生活能够自理，也找到善良的丈夫，我才决定离开家前往东京，找到铁道部要求恢复工作。
在东京，我亲身体会了战败国的道德衰败和耻辱。恢复工作之路异常曲折，我和之前的战友慢慢取得联系，大家聊得最多的竟然是日本 *** 。
那是日本当时唯一为底层民众着想的党，经过深思熟虑，我决定加入日本 *** ，同时将毕生精力和收入都投入到各种反战活动中，以揭露日军在华的罪行。
日本学生打出“ *** 思想万岁”的旗帜上世纪90年代，我们组建了一个“揭露731部队罪行之会”。日本731部队在中国，用中国人进行活体实验，但这惨绝人寰的罪行，大多日本人并不知道。
展览举办后，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当然也引起了日本右翼分子的关注，电话骚扰、恐吓、谩骂、人身伤害。在演讲时，我还被人从展台上 *** 推下，差点没命。
我在反对篡改教科书的会议上发言展览困难重重，但我们坚持了下来，一直延续到今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日军曾经在中国的种种罪行，特别是对年轻的学生有很好的宣传作用。
每年8月15日，当看到日本政要到靖国神社里去参拜，我都气愤不已。那些像东条英机一样的战犯，有什么资格被参拜？我们四处 *** *** 、演讲宣传， *** 那些右翼分子参拜靖国神社。
我想，要解决靖国神社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取消靖国神社，让那些士兵回家。不要让那些无辜士兵的灵魂，还要再被国家利用。中日建交后，我曾先后39次来到中国，想要寻找当初帮助过我的船工薛老大、卞庆他们，但一直杳无音讯。
2000年3月12日，时隔五十多年后，我带着200棵日本樱花树树苗，再次到文明铺。与文明铺的学生们，一起种下和平幼苗。
我知道，这些樱花当然不可能抚平曾经的伤痛。我到文明铺种樱花，是想告诉这里的人民，当年侵略过这里的一些人，正在反省和忏悔。
我在湖南文明铺栽种樱花后来，我收到了一些中国人的来信，有位70多岁的老人说：元山俊美的到访，我在理性上表示欢迎，但情感方面却无法欢迎。
确实，正如另一位89岁的中国老人，在信中用强调的口气说：日本 *** 应该像元山俊美这样不忘历史，鼓起勇气，到中国来向中国人民谢罪。我的有生之年等不到那天，我将种樱花的照片挂在家中最显目的地方，时刻提醒每一个看到的人，我们的救赎之路还未完成。
后记
2002年，元山俊美去世。2019年，他中日混血的妻子元山里子根据他的回忆录，出版发行了《他和我的东瀛物语》一书。
元山里子一直惦记着丈夫心中的遗憾，她想替亡夫达成所愿：“希望有人能提供那位姓薛的船老大和卞庆（音）4位农民的线索。明年是元山捐赠樱花20年，明年樱花盛开的时候，我期待着在樱花树下与他们相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