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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价格闯关
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商品价格是由 *** 统一定价。1984年后，国家启用价格双轨制，即从计划和市场两种价格体系并存，渐次过渡到市场价格为主。价格双轨制在保证社会稳定的同时， *** 了生产、搞活了流通、逐步理顺价格。但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价格双轨制的弊端逐渐显现：一种价格高，一种价格低。有门路的人低买高卖牟取暴利，导致了投机和 *** 。1988年，中央决定加快改革步伐，进行“价格闯关”。价格放开后，肉禽蛋和烟酒都开始大幅度涨价；到8月份，物价指数已蹿升到38.8%，远高于居民收入涨幅；8月27日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宣布暂停物价改革方案；9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单一方向上的突破很难有收获，改革必须是全面考量，综合布局，整体推进，协调行动。
1985年3月30日， *** 中央邀请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就价格改革、工资制度和教育制度改革方案征求大家的意见。（新华社）
绕过理顺价格来深化改革是行不通的
谈到中国的价格改革，让我们想到了一位已经过世的老人，中国经济学界泰斗级的人物薛暮桥（1904—2005），正是这位老人，当年以知识分子独立高洁的品质，孤言挺理，从而纠正了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走过的一段弯路。
今天，我们翻开薛老的回忆录，回看那段历史，不只是为了纪念前辈，更为了提醒：成功的改革是冷静、理性、有次序递进的结果，而不是头脑发热的产物。
1988年，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第十个年头。前期改革开放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成为制约改革开放进一步推进的障碍，突出表现在：通货膨胀加剧，社会生产和消费总量不平衡，结构不合理，经济秩序混乱，价格双轨制的负面影响逐步显现。
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在《薛暮桥回忆录》一书中，曾对“价格闯关”前后经济工作领域相关各方的争论与思考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记录。
理顺价格还是绕过价格改革？
据薛暮桥回忆，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我国经济就开始出现投资过热、通货膨胀加剧的情况，物价自然难以稳定。其间，有经济学家数次向国务院相关领导建议，指出经济发展中的险情，要求加强宏观控制，坚决制止通货膨胀。但他仍然听不进去，害怕增长速度下降。
《薛暮桥回忆录》中写道：“1987年4月一次会上，他发脾气，指责有人把经济形势描写得‘险象环生’、说成‘大事不好’、存在‘惊慌失措和悲观情绪’……他批评关于要创造宽松环境以利于改革的主张，认为这是幻想，‘等待出现宽松环境才改革是不现实的，不改革怎么会出现宽松环境呢？’他强调现在深化改革就是要调动企业积极性，‘要加强企业体制改革’。”
“当时，我们在深化改革的问题上存在两种选择。一种是坚决制止通货膨胀、遏止物价猛涨并努力理顺价格，从而使各项改革包括企业体制改革能顺利进行；另一种是漠视通货膨胀，看到理顺价格的困难，试图绕过价格改革，用推广企业上缴税利包干的办法，保持高速增长。1987年开始普遍推行多种形式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在一年时间内，承包制推广到80%左右的工商企业。”
薛暮桥是主张第一种选择的。他认为，如果不理顺价格，企业改革这一大方向是不可能实现的；试图绕过理顺价格来深化改革是行不通的。
据他回忆，和他持相同观点的经济学家还有刘国光（编者注：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马宾（编者注：曾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等）等。
而主张第二种选择的经济工作者则认为，通货膨胀不会引起物价上涨，“宣称货币发行政策第一是要促使生产上升，其次才是稳定物价。甚至‘通货膨胀有益论’等也纷纷出炉”。
据薛暮桥回忆，当时，新华社的一位记者写了一篇内参，主张放弃宏观调控政策，受到时任国务院领导的赞赏。这篇文章，先在内部刊登，后在报纸上广为宣传。
制止通货膨胀才是釜底抽薪
1988年6月，国家计委邀请经济专家参加座谈会，主题就是物价问题。座谈会上，薛暮桥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几次稳定物价的经验谈起，又一次提出上述意见。“我说，稳定物价的根本办法，是停止通货膨胀和逐渐消化过去几年积存下来的‘隐蔽性的通货膨胀’。”
薛暮桥指出，用增加财政补贴来稳定物价，则被迫增发货币，是“火上浇油”；用行政办法强行限价，会使物价体系更加扭曲，非常不利于经济机制的改革，而且无法保持经济情况的稳定，是“扬汤止沸”；唯一正确的办法，是控制货币流通数量，即制止通货膨胀，这才是“釜底抽薪”。
“我建议用3年时间压缩基本建设投资，不惜因此而使工业增长幅度降到10%，甚至8%，这仍然是世界上少有的高速度。与此同时，把每年的货币增发量降低到100亿元以下，用3年时间来消化积存下来的‘隐蔽性的通货膨胀’，使我们有可能放手进行价格的结构性调整，逐步做到把大部分价格放开，让价值规律发挥市场调节作用，从而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为今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铺平道路。”
随后，薛暮桥的这次发言，发表在1998年6月30日的《光明日报》上。
8月，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会议，继续讨论绕过经济环境治理而加速物价和工资改革的方案。
据薛暮桥回忆，他的相关意见“和当时决策思想的意见不同，有的同志对我很不满意。但是这年夏季去烟台休假和调查时，陆定一同志（编者注：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中顾委常委等）来看我，对这篇文章予以高度赞扬，还有宋季文同志（编者注：曾任上海市副市长、轻工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等）等也表示支持”。
“价格闯关”受挫
1988年夏季，在经济环境恶化、通货膨胀加剧的情况下推动的“价格闯关”，导致全国性的挤提储蓄存款和抢购商品风潮，引发严峻的社会问题。
“这年8月，加快进行物价改革的消息刚在报上透露出来，就在许多城市发生向银行强提存款、向商店抢购商品的危急现象。”
面对这一形势，党中央迅速制定了“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方针，1988年9月，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批准通过了中央工作会议作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把改革和建设的重点放到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上来。经过一年左右的治理整顿，过旺的社会需求得到控制，相当多的商品由供不应求转变为供大于求，我国经济形势发生较大变化。
薛暮桥表示，这是由“超高速”转而治理整顿，实际上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5年完成调整任务以后，后5年又宏观失控，被迫再来一次新的调整。“如果早3年加紧宏观调控，这次大调整是可以避免的，现在问题累积起来，只能用几年时间来治理整顿。”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彭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们每一项重大改革一定要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尽量在经济形势不是 *** 张的情况下，有时候甚至要牺牲一点发展的速度，给改革创造一个比较好的、宽松的环境，这是值得我们总结的一条经验。
改革带来了供给能力的提升和物质的极大丰富。1992年之后，中国 *** 全面放开粮食购销价格和经营，不仅是粮食，交由市场定价的范围几乎涵盖所有生活资料。一度遇挫的“价格闯关”，在改革深化的背景下，波澜不惊地取得了成功。
（本文为《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的报道）
编辑：张伟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9年第18期）
2019年第18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