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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厚生简历(董厚生原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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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发展历程的特点

古代民本思想是中国政治思想文化传统中一个很古老的观念,并在历代的明君贤臣、清官良吏宽政惠民、厚生利民、除暴安民、济世为民的施政行为中得到具体体现,其认识深刻、内涵丰富,具有广泛的借鉴价值。可以说,古代民本思想在古代的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细化,具体可分为10个方面。

1.畏民。畏民者,敬畏民众也。也就是对老百姓要尊重和敬畏。“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大禹谟》)孔颖达《尚书正义》疏解“可爱非君,可畏非民”时说到:“言民所爱者岂非人君乎?民以君为命,故爱君也;言君可畏者岂非民乎?君失道 *** 叛之,故畏民也。”孔子提出:“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所谓修身正在其心者,身有所忿,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同时,孔子更是把君民关系比为鱼与水的关系,他说:“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民为水,政为舟。畏民者犹如行舟而畏水,焉足以为政?在中国古代的皇帝中,在这一点上有较深刻认识的当属李世民,他在《民可畏论》(《全唐文》卷十)中说到:“天子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他在分析过去朝代兴衰时也曾说:“可爱者君,可畏者民。”贞观二年,唐太宗对臣下说:“有人说,作天子的可自尊自崇,无所畏惧,我则以为应自守谦恭,常怀畏惧。我每出一言,行一事,都是上畏皇天,下惧群臣,生怕难称天意,不合民心。”唐太宗的这种畏民心理几乎存在于他当皇帝的全过程。魏征则更形象深刻地指出:“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君舟也,民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风平浪静能载舟,惊涛骇浪可覆舟。民心不可违,民心不可欺,乃是千古不变的真理,是警世之钟,居安思危,人心向背,不可不察。

2.重民。历代开明的统治者和思想家都能从不同侧面认识到“民”的重要性,从而对民众问题加以重视。《尚书·五子之歌》有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可以说是最早的重民思想,而且一语中的,非常精辟。但却是孟子把重民思想推到了高峰。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主视民为贵,那么人民在地方诸侯那里应该占有怎样的分量呢?孟子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得此三宝者安,失此三宝者危。诸侯之所以成为诸侯,是因有此三宝,如果丢失土地,背离人民,荒废政事,那么诸侯也就要失其位了。孟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有这样的真知灼见,可以说是难能可贵。西汉著名思想家贾谊,进一步阐述了重民思想。他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命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力……”他从上述四个方面论证了为什么“民为国本”的道理,认为国家的安危、存亡、兴衰、功业,都取决于人民。他还反复告诫当时的统治者,必须重视历史的教训,重视民心向背和人民的力量:“自古至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民为政本,轻本不祥,实为身殃”。历史上一些统治者之所以有所作为,是和他们有不同程度的重民思想分不开的。唐太宗李世民经常对他身边的大臣说:“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一言于百姓有利益否,故不敢多言。”他还说到:“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他能够想到老百姓,说话办事考虑到对老百姓是否有利,注意处理好与老百姓的关系,这是出现贞观之治的重要原因。明太祖朱元璋在君民关系问题上也有自己的见地。据《明实某》记载,朱元璋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善治者视民犹己,爱而勿伤;不善者徵敛铢求惟曰不足。殊不知君民一体,民既不能安其生,君亦岂能独安其位乎?”要想君主安其位,就得让民安其生。那种不停地勒紧马缰绳,又 *** 地抽打让马 *** 的驭者,没有不被颠覆的。清初思想家唐甄也十分强调“重民”的思想。他认为,“民”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人类社会衣食住行的来源,是国家安全的保卫者,是上自皇帝、下至一般官吏的养育者,因此是国家的根本,只有百姓衣食无忧,做君主的才能安享尊位。

3.得民。就是要得民心。《左传》上有一则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乡校是古代国人举行乡射、宴饮、聊天闲谈的场所。子产任郑国执政时,人们常在乡校中议论为政得失。有人劝子产毁掉乡校,子产不同意。这种广开言路、让人宣泄的雅量是难能可贵的,可以说是一个开明的当政者。所以他必然受到人们的拥护。民心向背,决定兴亡,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教训,也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重要内容。曾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的管仲认为:“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孟子也从夏桀、商纣丧权亡国的历史教训中得出结论:“桀纣失天下,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他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一夫大呼天下土崩”。北宋的石介说:“天下虽乱,民心未离,不足忧也;天下虽治,民心离,可忧也。”(《宋文鉴·策》)苏轼主张:“未论行事之是非,先观众心之向背。”(《上神宗皇帝书》,《苏轼文集》卷二十五)清末的王韬深刻地指出:“天下何以治?得民心而已。天下何以乱?失民心而已。”(《韬园文录外编·重民中》)这些论述都阐明一个道理:民心的得失向背,同国家的治乱盛衰息息相关。因为人民大众是国家的基石,民心归附,基石牢固,国家才会长治久安。

4.知民。就是要体察民情,了解民意。有句俗语说得很见深刻:“不知民而欺民者,不当为政。”官以民为本,不知而欺之,则根基摇动以为权谋,焉足以为民之官?只有知民,才能上下一心。作为当政者,要关心老百姓的冷暖,了解下情,才能保证施政有的放矢。如果只是坐在皇宫和衙门之中,高高在上,养尊处优,和百姓离心离德,欲成善政,岂可得乎?《尚书·无逸》篇中说,要想保住“小民”,统治者就必须体察民情,“知稼穑之艰难”,“知小民之依”。知道了老百姓生活不易和靠什么生存,从而去为他们办事,才能受到他们的欢迎。墨子曾说过:“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可见知民之重要。朱元璋是农民出身,他当皇帝之后,经常告诫官吏们说,你们知道农民的劳苦吗?他们一年四季,身不离土地,手不离工具,吃穿住都非常简单,而国家经费皆其所出,所以你们“凡一居处服用之间,必念农之劳,取之有制,用之有节,使他们不至于饥寒,方尽为上之道。若复加之横欲, *** 不胜其苦矣。故为民上者,不可不体下情”。在上者只有体察下情,才能做到上下一心。《国语》上有这样一则故事:周厉王暴虐,遭到老百姓的咒骂。他派人去监视,只要一被告发,即被处死,于是百姓“莫敢言,道路以目”。周厉王洋洋自得,自以为能消除对他的“诽谤”。召公劝他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是。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老百姓的口本来就是用来说话的,难道能堵得住吗?只有让老百姓说话,才能知道政事的好坏,从而行善备败,若堵其口,又能坚持多长时间呢?周厉王不听召公的劝谏,过了3年,人们起来造反,便把他推翻了。

5.宽民。就是要对人民群众体恤爱护,珍惜民力、民财。孟子首先对宽民作了阐述:“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己,及陷入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孟子·滕文公上》)他将充裕的物质生活视作提高道德境界的必要条件。他又说:“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人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孟子·梁惠王上》)要求统治者把满足人们的生存需要放在为政的最首要位置。这实际体现了他对民众生存权利的关注,换言之,他是为维护民众最基本的生存权利而提出其“仁政”之说的。据记载:贞观九年,唐太宗对大臣们说:“圣人制法,莫不崇节俭,革奢侈。”土木营建要符合民意,若只是为了讲排场,摆阔气,“恣其骄奢,则危之可立待也”。并称赞春秋时期鲁国宰相公孙仪,性嗜鱼,而不受人鱼,其鱼长存。他得出结论说:“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一个官员,“若徇私贪污,非止坏公法,损百姓,纵事未发闻,心中岂不常惧。恐惧既多,亦有因而致死。大丈夫岂得苟贪财物,以害及身命,使子孙每怀愧耻耶”。宋朝大思想家朱熹精辟地论述:“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纲纪。”(《宋史·朱熹传》)意思是治理国家的道理没有比爱护百姓更重要了,而爱护百姓的根本,在于统治百姓的君主能否端正心术,建立好法律制度。明代的王夫之提出“宽者,养民之纬也;并行不悖,而非以时为进退者也。………故严以治吏,宽以养民,无择于时而并行焉,庶得之矣”;(《读通鉴论》卷八)“君以民为基……无民而君不立。”(《周易外传》卷二)他痛恨豪强兼并的弊政,非常同情农民之苦,曾在《黄书》中描述过“农夫泞耕”、“酸悲乡土”的景象,主张宽以养民,慈以爱民。严惩贪吏是取得民心,国家长治久安之要务。清帝胤稹在总结时弊时说:“地方之害,莫大于贪官蠹役之削。”如果对那些贪官污吏不加铲除,无异于“养稂莠者害庄稼,惠奸宄者贼良民”。清帝弘历也说过:“减官吏一分之浮费,即留百姓一分之实惠”。百姓负担的加重,则源自吃皇粮人员的增多和官吏的奢侈糜费。

6.爱民。就是要爱护民众。这在许多文献里都有大量的记载。早在西周时期,文王向姜太公求教“为国之大务”,姜太公明确回答:“爱民而已”;“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六韬·文韬·国务》)周武王也曾问姜太公:“治国之道若何?”对曰:“治国之道,爱民而已。”武王又问:“爱民若何?”对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败,生之勿杀,与之勿夺,乐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国之道,使民之谊也,爱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务,则害之也;农失其时,则败之也;有罪者重其罚,则杀之也;重赋敛者,则夺之也;多徭役以罢民力,则苦之也;劳而扰之,则怒之也。故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汉刘向《说苑·政理》)《襄十四年》记载师旷曾曰:“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人肆于民上,以纵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孔子认为忠君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君要对民施仁政,要爱民,与民同乐,以民为本,主张“节用而爱民,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孟子针对“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的情况,提出“省刑罚,薄税敛”;“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墨子曾说:“古者明王圣人,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彼其爱民谨忠,利民谨厚。”(《墨子·节用中》)荀子也说:“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荀子·王制》);“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已,不可得也”。(《荀子·君道》)晏子也曾论述:“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晏子春秋·内篇向下二十二》)意为任何意愿也没有比爱护百姓更崇高的了,任何行为也没比使百姓快乐更厚道的了。

7.教民。就是要教化民众。孔子是极力提倡和推崇德治的,他认为压迫百姓的政治是“苛政猛于虎”,是吃人的暴政,而行德治才是众望所归,对待老百姓应该“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这样他们才能有耻辱感而安分守己。“德化”能防患于未然,而刑罚只能惩办于犯罪之后,好的政治是不搞“不教而诛”的。管仲在《管子·权修》中提出:“一年之计,莫若树谷;十年之计,莫若树木;终身之计,莫若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孟子也十分重视“教民”的作用,他说:“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又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章句上》)西汉贾谊把教民总结得极为详细:“夫民者贤不肖之材也,贤不肖皆具焉,故贤人得焉,不肖者伏焉,技能输焉,忠信饰焉。故民者,积愚也。”(贾谊《新书·大政下》)他认为百姓能够自觉,乃“乃贤、不肖之材”,可上可下,另一方面,百姓同时又是暝、萌、盲、愚,就是说,百姓尚有待于自觉,但凭自身是无法达到自觉的,因此,关键在于为政者的正确引导,“惟上之所扶而以之,民无不化也”;“夫民者,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后教也;有教,然后政治也;政治,然后民劝之;民劝之,然后国丰富也”。(西汉贾谊《新书·大政》)他认为民本观念的必然结论就是将政治理解为如何教化百姓,使其生活达到完美。那么,怎样教化百姓呢?即以道教化百姓,此种道术实际上就是儒家之仁义礼法,即所谓“人主仁而境内和矣,故其士民莫弗亲也;人主义而境内理矣,故其士民莫弗顺也;人主有礼而境内肃矣,故其士民莫弗敬也;人主有信而境内贞矣,故其士民莫弗信也;人主公而境内服矣,故其士民莫弗戴也;人主法而境内轨矣,故其士民莫弗辅也。”(西汉贾谊《新书·道术》)

8.忧民。就是常忧民众的疾苦。春秋时期的孟子首先提出了忧民的思想:“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子·梁惠王下》)只有当君主乐民、忧民,民众才会服从君主的意愿,和君主共忧乐、共患难。荀悦把忧民提高到了志向的层面,他在《申鉴·杂言上》中写道:“为世忧乐者,君子之志也;不为世忧乐者,小人之志也。”他认为只有忧民者才是有大志向的人。更有许多志士仁人把忧民之情付于诗篇,留下了千古绝唱,如:“下有忧民,则上不尽乐;下有饥民,则上不备膳;下有寒民,则上不具服。徒跣而垂旒,非礼也。故足寒伤心,民寒伤国”(荀悦《申鉴·政体》);“与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忧”(《三国志·魏》曹《六代论》);“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白居易《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白居易《新制布裘》);“不能救人愚,不合食天粟”(唐·无佶《咏常吾直》);“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唐·陈子昂《感遇》诗之十九);“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唐·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哦五百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宋·范仲淹《岳阳楼记》);“去民之患,如除心之疾”(苏辙《上皇帝书》);“宁为寒饿嗟,不同富贵讴”(宋·王令《令既有高邸之行而束孝先兄弟索余诗云》);“忧民之弱,由己之弱;忧民之饥,由己之饥”(宋·邓牧《见尧赋》);“不忧一家寒,所忧四海饥”(清·魏源《偶然吟》十八首呈婺源董小槎先生为和师感兴诗而作》)。他们的诗歌唱词中无不洋溢着浓厚的忧国忧民之情,同时也把他们关于民本的思想深深地蕴藏于其间,让人反思,让人回味。

9.利民。就是施定策要利于民众。据《春秋左传·文公十三年》记载:邾文公曾曰:“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是天生的,君是树起来的,“君为轻”自属当然。君与民有利害冲突时以利民为要,亦属当然。《左传》还有记载:“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左传·文公十三年》)意思为只有利于百姓,才能君位安稳、国家安定、社会繁荣。清代的钱泳、万斯大、魏源等人则把“利民”作为执政治国的价值标准,主张“天下事有利于民者则当厚其本,深其源;有害于民者则当拔其本,塞其源”(钱泳《履园丛话·水利》);“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万斯大《周官辨非》);“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魏源《默觚下·治篇五》)。清代黄宗羲更为精辟地阐述了他的利民思想:“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明夷待访录·原君》)让人深感其民本思想的积极意义。

10.富民。就是要使民众富裕。关于富民的言论,在重多文献中都有记载:“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不富,无以养民性”(《荀子》);“为国者以富民为本……”(汉·王符《潜夫论·务本》);“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民富,则君不至独贫;民贫,则君不能独富”(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颜渊第十二》);“天下顺治在民富……”(明·王廷相《慎言·御民篇》)。这些精辟的言论无不体现治国以富民为本的民本主义思想。更有些思想家、政治家把富民上升到了治国之道、立国之道、强国之道的高度进行阐释:战国时期政治家管仲在《管子·治国》中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意思是老百姓富裕了就不愿意抛家别子,背井离乡;不愿意抛家别子背井离乡,也就是尊重上面的政策,害怕犯罪受罚;尊重上面的政策,害怕犯罪受罚,也就容易治理了。老百姓贫穷了,就不能安居,不重立家;不能安居,不重立家,也就敢顶撞上面的管束,挺而走险;顶撞管束,挺而走险,也就很难治理了。因此,达到大治的国家总是富裕的,动乱的国家总是贫穷的。所以“治国常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出身布衣的明太祖朱元璋,当上皇帝以后晓喻大臣:“强国之道,教富于民。民富则亲,民贫则离。民之贫富,国家体威所系。”自古以来的昏君,都是因为肆意挥霍,奢侈无度,使老百姓又穷又乏,才导致民反国败的,只有富民才是强国之道。

清代唐甄在其《潜书·存言》中说:“立国之道无他,惟在于富。”意思是立国的办法没有别的,只有富裕一条路。从古至今,没有国家贫穷而能成其为国家的。不过,富裕应该在老百姓那里,如果老百姓空虚,虽然官府的金库充盈,也还只能算是贫穷,也还是不能立国的~

急求中国人必须知道的京剧,越剧,锡剧,秦腔。。。。。等现代代表名家及唱段名称

现代的话……京剧应该算尚长荣、于魁智、李胜素、孟广禄等等吧……唱段的话三家店、空城计、坐宫、智斗、今日痛饮庆功酒、苏三离了洪洞县、叫张生隐藏在棋盘之下、李密闻言无定准、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劝千岁杀字休出口、定军山之类的很多很多……没深究过……这个看剧目吧……

越剧当然茅威涛、赵志刚、钱惠丽、吴凤花、方亚芬、单仰萍……饿实在太多了,唱段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够有名了吧?十八相送、金玉良缘、洞房、我家有个小九妹、浪迹天涯、葬花、琴心、听他一番心酸话、惜别离、兴冲冲奉命把花送、回十八、沙漠王子等等……很多

昆曲的话我了解的不多……我只知道岳美缇、汪世瑜,汪先生貌似也不演了……稍微了解的还是上海的张军、黎安他们……剧目当然牡丹亭最出名…我一个喜欢昆曲的朋友推荐长生殿、桃花扇、烂柯山……我实在不很了解……

锡剧我只知道锡剧王子周东亮……而且我只知道剧目……珍珠塔那个不错,很好听, 还有陆雅臣、双推磨、庵堂认母……这个我实在不大看

黄梅戏的韩再芬肯定比较有名,马兰(就是余秋雨夫人)不唱了,也是很出色的演员,天仙配(夫妻双双把家还)、女驸马(为救李郎离家园)应该家喻户晓了……别的我不怎么看……

秦腔我就不了解了……不过还珠格格那个演皇后的戴春荣就是秦腔演员,还拿过梅花奖,强啊……

再说说沪剧好了……茅善玉、孙徐春、马莉莉都是名演员,唱段金丝鸟、为你打开一扇窗都是名段,剧目雷雨比较有名……陆雅臣应该也不错因为我外公外婆喜欢看……

豫剧也不错,小香玉比较有名吧……剧目的话花木兰(刘大哥讲话理太偏)、穆桂英挂帅、秦香莲蛮好看,也不太了解

淮剧梁伟平兄弟不错

绍剧的龙虎斗(鲁迅阿Q正传有)

戏曲三百多个剧种说也说不完哪,也不能都了解了……我最多也只能说到这里了……只是爱好一下不是专业研究的……如果你很急的话咱们可以聊聊一起找找……但是我也只能对南方的稍微熟悉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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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腔哪个女的唱得好

杨红梅,女,1962年生于陕西兴平。自幼深受其父影响和感染,酷爱秦腔戏曲艺术。十二岁听广播学戏,十八岁就学于武功戏校四年,主工须生。后师从董生祥(艺名董厚生),成为他的真传弟子,同台演出十余年。她唱腔高亢、苍劲、浑厚,刚柔相济,声情并茂,韵味十足,个性突出。被誉为“艺苑红梅,秦腔一绝”。1992年被陕西电视台春节晚会邀请一人演唱《二进宫》中三个角色极具影响,获得一等奖。后又分别在1993年和1995年两届陕西电视台秦腔大奖赛上获得一等奖。1995年以来和兴平市木偶艺术团合作,到西北地区演出,深受观众喜爱。主演的剧目有:《斩黄袍》、《下河东》、《 *** 滩》、《崇祯王上煤山》、《孙膑坐洞》、《兴汉图》、《斩李广》、《放饭》、《辕门斩子》等。

《尚书·虞书·大禹谟》诗解上戒慎自正

《 尚书·虞书·大禹谟》诗解上戒慎自正

题文诗:

大禹真情,文德教命,外敷四海,敬承尧舜,

知为君难,为臣不易,其政乃治,黎民敏德.

尧舜至义,嘉言无伏,野无遗贤,万邦咸宁,

考於众言,观其是非,舍已之非,从人之是,

不虐无告,鳏寡孤独,必哀矜之,不废困穷,

必悯念之,惟帝时克.帝德广运,情真义深,

真情所至,至圣至神,无所不通,无微不至,

能武能文,皇天眷命,尽有四海,四海情通.

至情至道,顺道则吉,逆道则凶,吉凶之报,

若影随形,如响应声,儆戒无虞,谨小慎微,

行不违常,罔失法度,罔游于逸,勿淫于乐,

任贤勿贰,去邪勿疑,疑谋勿用,百志惟熙,

至道至正,至义至广.从己之欲,犯众兴祸,

违道求名,古人贱之.战战兢兢,常戒常慎,

无怠无荒,四夷来王.德惟善政,政在养民,

水火金木,土谷惟修,自正其德,至德至俭;

兴利除害,利民阜财;薄徭轻赋,勿夺农时,

养民厚生,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

德政之致;戒之用美,督之用威,劝以九歌.

治水平土,六府三事,地平天成,禹功万世.

正文:

皋陶矢厥谟,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谟》、《益稷》。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曰:「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帝曰:「俞!允若兹,嘉言罔攸伏,野无遗贤,万邦咸宁。稽于众,舍己从人,不虐无告,不废困穷,惟帝时克。」

益曰:「都,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

禹曰:「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

益曰:「吁!戒哉!儆戒无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乐。任贤勿贰,去邪勿疑。疑谋勿成,百志惟熙。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无怠无荒,四夷来王。」

禹曰:「于!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俾勿坏。」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

分段解释:

○《释文》:“徐云:‘本《虞书》裛为一卷,凡十二卷,今依《七志》、《七录》为十三卷。’” 

 皋陶矢厥谟,矢,陈也。○皋音高。陶音遥。禹成厥功,陈其成功。帝舜申之。申,重也,重美二子之言。○重,直用反。作《大禹》、《皋陶谟》、大禹谋九功,皋陶谋九德。○谟亦作謩。《益稷》。凡三篇。 

[疏]“皋陶”至“益稷”○正义曰:皋陶为帝舜陈其谋,禹为帝舜陈已成所治水之功,帝舜因其所陈从而重美之。史录其辞,作《大禹》、《皋陶》二篇之谟,又作《益稷》之篇,凡三篇也。篇先《大禹》,序先言皋陶者,《皋陶》之篇,皋陶自先发端,禹乃然而问之,皋陶言在禹先,故序先言皋陶。其此篇以功大为先,故先《禹》也。《益稷》之篇亦是禹之所陈,因皋陶之言。而禹论益稷,在《皋陶谟》后,故后其篇。○传“矢,陈也”○正义曰:“矢,陈”,《释诂》文。○传“陈其成功”正义曰:此是谟篇,禹成其功,陈其言耳。蒙上“矢”文,故传明之,言“陈其成功”也。序“成”在“厥”上,传“成”在下者,序顺上句,传从便文,故倒也。○传“申重”至“之言”○正义曰:“申,重”,《释诂》文。《大禹谟》云:“帝曰:‘俞!地平天成,时乃功。’”又“帝曰:‘皋陶,惟兹臣庶,罔或于予正。时乃功,懋哉!”《益稷》云:“迪朕德,时乃功。”皆是重美二子之言也。○传“大禹”至“九德”○正义曰:二篇皆是谟也,序以一“谟”总二篇,故传明之。大禹治水能致九功而言“谟”,以其序有“谟”文,故云“谟”也。○传“凡三篇”○正义曰:《益稷》亦大禹所谋,不言“谟”者,禹谋言及益稷,非是益稷为谋,不得言《益稷谟》也。其篇虽有“夔曰”,夔言乐和,本非谋虑,不得谓之“夔谟”。 

大禹谟禹称大,大其功。谟,谋也。 

[疏]传“禹称”至“谋也”○正义曰:馀文单称“禹”,而此独加“大”者,故解之:禹与皋陶同为舜谋,而禹功实大,禹与皋陶不等,史加大其功,使异於皋陶,於此独加“大”字与皋陶总言故也。“谟,谋”,《释诂》文。此三篇皆是舜史所录,上取尧事,下录禹功,善於尧之知己,又美所禅得人,故包括上下以为《虞书》。其事以类相从,非由事之先后。若其不然,上篇已言舜死,於此岂死后言乎?此篇已言禅禹,下篇岂受禅后乎?聪明史以类聚为文。计此三篇,禹谟最在后,以禹功大,故进之於先。《孟子》称“舜荐禹於天,十有七年”,则禹摄一十七年,舜陟方乃死。不知禹征有苗,在摄几年。史述禹之行事,不必以摄位之年即征苗民也。 

曰若稽古,大禹, 顺考古道而言之。 曰:“文命敷於四海,祗承于帝。 言其外布文德教命,内则敬承尧舜。○文命,孔云:“文德教命也。”先儒云:“文命,禹名。”

[疏]“曰若”至“于帝”○正义曰:史将录禹之事,故为题目之辞曰,能顺而考案古道而言之者,是大功之禹也。此禹能以文德教命布陈於四海,又能敬承尧舜。外布四海,内承二帝,言其道周备。○传“顺考”至“言之”○正义曰:典是常行,谟是言语,故传於典云“行之”,於谟云“言之”,皆是顺考古道也。○传“言其”至“尧舜”○正义曰:“敷於四海”即敷此文命,故言“外布文德教命”也。“四海”举其远地,故传以“外”、“内”言之。“祗”训敬也,禹承尧舜二帝,故云“敬承尧舜”。传不训“祗”而直言“敬”,以易知而略之。 

曰:“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敏,疾也。能知为君难,为臣不易,则其政治,而众民皆疾修德。○易,以豉反。治,直吏反。 帝曰:“俞!允若兹,嘉言罔攸伏,野无遗贤,万邦咸宁 。攸,所也。善言无所伏,言必用。如此则贤才在位,天下安宁。○俞,羊朱反。攸音由,徐以帚反。 稽于众,舍已从人,不虐无告,不废困穷,惟帝时克。” 帝谓尧也,舜因嘉言无所伏,遂称尧德以成其义。 考众从人,矜孤愍穷,凡人所轻,圣人所重 。○舍音舍。告,故毒反。矜,居陵反。

[疏]“曰后”至“时克”○正义曰:禹为帝舜谋曰:“君能重难其为君之事,臣能重难其为臣之职,则上之政教乃治,则下之众民皆化而疾修其德。而帝曰:“然。信能如此,君臣皆能自难,并愿善以辅己,则下之善言无所隐伏,在野无遗逸之贤,贤人尽用,则万国皆安宁也。为人上者考於众言,观其是非,舍已之非,从人之是。不苛虐鳏寡孤独无所告者,必哀矜之;不废弃困苦贫穷无所依者,必愍念之。惟帝尧於是能为此行,馀人所不能。”言“克艰”之不易也。○传“敏疾”至“修德”○正义曰:许慎《说文》云:“敏,疾也。”是相传为训。“为君难,为臣不易”,《论语》文。能知为君难,为臣不易,则当谨慎恪勤,求贤自辅,故其政自然治矣。见善则用,知贤必进,众民各自举,则皆疾修德矣。此经上不言禹者,承上禹事,以可知而略之。○传“攸所”至“下安”○正义曰:“攸,所”,《释言》文。“善言无所伏”者,言其必用之也。言之善者必出贤人之口,但言之易,行之难,或有人不贤而言可用也,故“嘉言”与“贤”异其文也。如此用善言,任贤才在位,则天下安。○传“帝谓”至“所重”○正义曰:舜称为“帝”,故知“帝谓尧”也。舜因嘉言无所伏,以为尧乃能然,故遂称尧德以成其义。此禹言之义,以尧之圣智,无所不能,惟言其“考众从人,矜孤愍穷”,以为尧之美者,此是“凡人所轻,圣人所重”。“不虐”、“不废”,皆谓矜抚愍念之,互相通也。《王制》云:“少而无父谓之孤,老而无子谓之独,老而无妻谓之鳏,老而无夫谓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穷而无告者。”故此“无告”是彼四者。彼四者而此惟言孤者,四者皆孤也,言“孤”足以总之。言“困穷”,谓贫无资财也。 

  益曰:“都!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 益因舜言又美尧也。“广”谓所覆者大,“运”谓所及者远。圣无所不通,神妙无方,文经天地,武定祸乱。 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 。”眷,视。奄,同也。言尧有此德,故为天所命,所以勉舜也。○眷,居倦反。奄,於检反。

[疏]“益曰”至“下君”○正义曰:益承帝言,叹美尧德曰:“呜呼!帝尧之德,广夫运行。乃圣而无所不通,乃神而微妙无方,乃武能克定祸乱,乃文能经纬天地。以此为大天顾视而命之,使同有四海之内,为天下之君。”○传“益因”至“祸乱”○正义曰:“广”者阔之义,故为“所覆者大”。“运”者动之言,故为“所及者远”。《洪范》云“睿作圣”,言通知众事,故为“无所不通”。案《易》曰“神者妙万物而为言也”,又曰“神妙无方”,此言神道微妙,无可比方,不知其所以然。《易》又云:“阴阳不测之谓神。”《谥法》云:“经纬天地曰文,克定祸乱曰武。”经传“文”、“武”倒者,经取韵句,传以文重故也。○传“眷视”至“勉舜”○正义曰:《诗》云:“乃眷西顾。”谓视而回首。《说文》亦以“眷”为视。“奄,同”,《释言》文。益因帝言盛称尧善者,亦劝勉舜,冀之必及尧也。 

 禹曰:“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 ”迪,道也。顺道吉从逆凶。吉凶之报,若影之随形,响之应声。言不虚。○迪,徒力反。响,许丈反。 益曰:“吁!戒哉!儆戒无虞,罔失法度 。先吁后戒,欲使听者精其言。虞,度也。无亿度,谓无形。戒於无形,备慎深。秉法守度,言有恒。○吁,况俱反。度,徒布反。虞度,徙洛反 。罔游于逸,罔淫于乐。 淫,过也。游逸过乐,败德之原。富贵所忽,故特以为戒。○乐音洛。 任贤勿贰,去邪勿疑。疑谋勿成,百志惟熙 。一意任贤,果於去邪,疑则勿行,道义所存於心,日以广矣。○去,起吕反。熙,火其反。 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 ,干,求也。失道求名,古人贱之。 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 。咈,戾也。专欲难成,犯众兴祸,故戒之。○咈,扶弗反。戾,连弟反。 无怠无荒,四夷来王。 ”言天子常戒慎,无怠惰荒废,则四夷归往之。○怠音待。惰,徒卧反。

[疏]“禹曰”至“来王”○正义曰:禹曰:“益言谋及世事,言人顺道则吉,从逆则凶。吉凶之报,惟若影之随形,响之应声。”言其无不报也。益闻禹语,惊惧而言曰:“吁!诚如此言,宜诫慎之哉!所诫者,当儆诫其心无亿度之事。”谓忽然而有,当诫慎之:“无失其守法度,使行必有恒,无违常也。无游纵於逸豫,无过耽於戏乐,当诫慎之以保己也。任用贤人勿有二心,逐去回邪勿有疑惑。所疑之谋勿成用之,如是则百种志意惟益广也。无违越正道以求百姓之誉,无反戾百姓以从己心之欲。常行此事,无怠惰荒废,则四夷之国皆来归往之。”此亦所以劝勉舜也。○传“迪,道也”○正义曰:《释诂》文。○传“先吁”至“有恒”○正义曰:《尧典》传云:“吁,疑怪之辞。”此无可怪,闻善惊而为声耳。“先吁后戒”者,惊其言之美,然后设戒辞,欲使听者精审其言。“虞,度”,《释诂》文。“无亿度”者,谓不有此事,无心亿度之。《曲礼》云:“凡为人子者,听於无声,视於无形。”戒於无形见之事,言备慎深也。安不忘危,治不忘乱,是其慎无形也。法度当执守之,故以“秉法守度”解不失,言有恒也。○传“淫过”至“为戒”○正义曰:“淫”者过度之意,故为过也。“逸”谓纵体,“乐”谓适心,纵体在於逸游,适心在於淫恣,故以“游逸过乐”为文。二者败德之源,富贵所忽,故特以为戒。○传“干求”至“贱之”○正义曰:“干,求”,《释言》文。“失道求名”谓曲取人情,苟悦众意,古人贱之。○传“咈戾”至“戒之”○正义曰:《尧典》已训“咈”悉戾。彼谓戾朋侪,此谓戾在下,故详其文耳。“专欲难成,犯众兴祸”,襄十年《左传》文。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 。叹而言“念”,重其言。为政以德, *** 怀之。 水火金木土谷惟修 ,言养民之本在先修六府。 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财,厚生以养民,三者和,所谓善政。 九功惟叙,九叙惟歌 。言六府三事之功有次叙,皆可歌乐,乃德政之致。○乐音洛。 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 , 俾勿坏 。”休,美。董,督也。言善政之道,美以戒之,威以督之,歌以劝之。使政勿坏,在此三者而已。○俾,必尔反。坏,乎怪反。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 。”水土治曰“平”,五行叙曰“成”。因禹陈九功而叹美之,言是汝之功,明众臣不及。

[疏]“禹曰”至“乃功”○正义曰:禹因益言,又献谋於帝曰“呜呼!帝当念之哉!”言:“所谓德者惟是善於政也。政之所为,在於养民。养民者,使水火金木土谷此六事惟当修治之。正身之德,利民之用,厚民之生,此三事惟当谐和之。修和六府三事,九者皆就有功,九功惟使皆有次叙,九事次叙惟使皆可歌乐,此乃德之所致。是德能为善政之道,终当不得怠惰。但人虽为善,或寡令终,故当戒敕之念用美道,使民慕美道行善。又督察之用威罚。”言其不善当获罪。“劝勉之以九歌之辞。但人君善政,先致九歌成辞自劝勉也。用此事,使此善政勿有败坏之时”。劝帝使长为善也。帝答禹曰:“汝之所言为然。汝治水土,使地平天成,六府三事信皆治理,万代长所恃赖,是汝之功也。”归功于禹,明群臣不及。○传“叹而”至“怀之”○正义曰:“於”,叹辞。叹而言“念”,自重其言,欲使帝念之。此史以类相从,共为篇耳。非是一时之事,不使念益言也。禹谋以九功为重,知“重其言”者,九功之言也。○传“言养”至“六府”○正义曰:下文帝言“六府”即此经六物也。六者民之所资,民非此不生,故言“养民之本在先修六府”也。“府”者藏财之处,六者货财所聚,故称“六府”。襄二十七年《左传》云:“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即是水火金木土,民用此自资也。彼惟五材,此兼以谷为六府者,谷之於民尢急,谷是土之所生,故於土下言之也。此言五行,与《洪范》之次不同者,《洪范》以生数为次,此以相刻为次,便文耳。六府是民之急,先有六府乃可施教,故先言“六府”,后言“三事”也。○传“止德”至“善政”○正义曰:“正德”者,自正其德,居上位者正己以治民,故所以率下人。“利用”者,谓在上节俭,不为縻费,以利而用,使财物殷阜,利民之用,为民兴利除害,使不匮乏,故所以阜财。“阜财”谓财丰大也。“厚生”谓薄征徭,轻赋税,不夺农时,令民生计温厚,衣食丰足,故所以养民也。“三者和”谓德行正、财用利、生资厚。立君所以养民,人君若能如此,则为君之道备矣。故谓“善政”,结上“德惟善政”之言。此三者之次,人君自正乃能正下,故以“正德”为先;利用然后厚生,故后言“厚生”。“厚生”谓财用足,礼让行也。○传“言六”至“之致”○正义曰:上六下三,即是“六府三事”,此总云“九功”,知六府三事之功为九功。“惟叙”者,即上“惟修”、“惟和”为次序。事皆有叙,民必歌乐君德,故九叙皆可歌乐,乃人君德政之致也。言下民必有歌乐,乃为善政之验,所谓和乐兴而颂声作也。○传“休美”至“而已”○正义曰:“休,美”,《释诂》文。又云:“董,督,正也。”是“董”为督也。此“戒之”、“董之”、“劝之”皆谓人君自戒劝,欲使善政勿坏,在此三事而已。文七年《左传》云,晋却缺言於赵宣子,引此一经,乃言:“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谓之九歌。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谁来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言“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若水能灌溉,火能烹饪,金能断割,木能兴作,土能生殖,谷能养育,古之歌咏各述其功,犹如汉魏已来乐府之歌事,歌其功用,是旧有成辞。人君修治六府以自劝勉,使民歌咏之,三事亦然。○传“水土”至“不及”○正义曰:《释诂》云:“平,成也。”是“平”、“成”义同,天、地文异而分之耳。天之不成,由地之不平,故先言“地平”,本之於地以及天也。禹平水土,故“水土治曰平”。五行之神,佐天治物,系之於天,故“五行叙曰成”。《洪范》云“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彝伦攸斁”,禹治洪水,“彝伦攸叙”,是禹命五行叙也。帝因禹陈九功而叹美之,指言是汝之功,明众臣不及。 

翻译:

 传说:若考古时候的大禹,又名文命,他的功德广布到了四海。他曾经接受帝舜的征询,发表自己的见解道:“为君的能知道为君的艰难,为臣的能知道为臣的艰难,那么,政事就能治理好,人民也就会迅速修德了。”帝舜道:“这话不错。确实像这样,那么,好主意就不会被搁置不用,贤才就不会被遗弃在田野之间,万邦都会太平。凡事都考察群众的意见,常常放弃自己不正确的意见,听从别人正确的意见;为政不虐待无告的穷人,用人不忽视卑贱的贤才,这只有帝尧的时候才能做到。”益插嘴道:“嗨!帝尧的道德广大而又能运用,真是圣哲神明,能武能文,所以皇天特别照顾他,命他统治四海,为天下的大君。”

禹说:“凡是顺道从善的就得福,逆道从恶的就得祸,这真像影随形、响应声一样!”益说:“咦!可得警戒这一点啊!只有时刻警戒自己,才能免于后忧。不要破坏法规制度,不要优游流于放纵,不要过度玩乐;任用贤才不要三心二意,铲除邪恶不要犹豫不决,谋划尚有疑问就不要勉强施行。这样,你心中的一切思虑都会通明透亮了。不要违反正道去求取百姓的称誉,也不要不顾百姓的意见去满足自己的欲望。思想不怠惰,政事不荒废,那么,四夷都会来归附你的。”

禹说:“帝!您要记住啊!修德主要表现在搞好政事,而为政的中心在于养育人民。水火金木土谷这六府要修治好,端正人民品德、丰富人民财用、改善人民生活这三件事要互相配合。这九个方面的功业都要安排得有秩序,有了秩序,人民自然欢欣鼓舞,歌功颂德了。对于勤劳的人,要用美好的前景去诱导他们;对于怠惰的人,要用刑罚去督责他们;而当人民受到德泽感到欢欣的时候,就要及时鼓励他们开展歌咏活动,使之乐而忘芳,干劲不衰。”帝舜道:“讲得对!现在水土治平,万物得以成长,六府三事确实治理得很有秩序,万世以后都要仰赖那时你的大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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