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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文 | 盛昊阳
在1932年出版的《精神疗法》一书里，茨威格将弗兰兹·安东·梅斯默尔、玛丽·贝克·艾迪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并列，分别撰写了三篇人物小传。
如果茨威格与弗洛伊德的好友关系不是人尽皆知，读者几乎要以为他是在故意嘲讽精神分析学派的科学性——名不见经传的梅斯默尔是18世纪末在维也纳用磁疗法治疗病人的「江湖郎中」，艾迪则是基督教科学派的创始人，著名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即由这个教派出版发行。
但是，茨威格没有轻视羊群中的那些黑羊们，他怀着等同的尊重之情，真诚地相信着身份性格命运截然不同的三位人物代表着精神疗法的同一准则。「对于一种思想价值起决定性作用的，决不是它如何变为现实，而是它包含怎样的现实」。
这样难能可贵的平视和理解，正是保罗·托马斯·安德森拍摄《大师》时抱持的态度，尽管片中的「缘教」与山达基教有太多相似之处，用催眠术回溯前世的「大师」兰卡斯特·多德也被公认为在影射创教者L·罗恩·哈伯德，《大师》却根本不是一部批判「邪教」如何荒谬的电影。
《大师》（2012）
当兰卡斯特在纽约的聚会上宣扬教义，为奥布莱恩夫人治疗时，从催眠中醒来的患者依稀感到自己经历了身为男性的前世。兰卡斯特认为「人类的灵魂在不同时期依附于不同的容器。以这种方式永久流淌在时间长河之中」。
这时，有与会者质疑他的治疗方式，称这种催眠术的诱导效果难以令人信服，只是一种邪教。而兰卡斯特声称，他及教众们是在修正思想中的致命缺点，扶正文明，消除战争和贫穷，甚至消除核威胁。
眼见的不为实，未眼见的也未必为虚，哈伯德出版《通灵术——精神健康的现代科学》，是因为觉得自己找到了医治人类精神创伤的方法。连保罗·托马斯·安德森也承认这本书中的思想看上去是如此美好，用回忆前世来净化自身的想法让人充满希望。
虽然片中的兰卡斯特不是时时都能自圆其说，也曾被警方惦记而投入狱中，但他不顾家人反对，坚持要帮助弗莱迪，在英国的重聚时分，兰卡斯特告诉弗莱迪：「假如我们下辈子再见，你将是我的死敌，我不会对你留情」。至少在这些时刻，观众有理由相信，他吐露的不是谵妄之语，而是肺腑之言。
菲利普·塞默·霍夫曼被导演视为饰演兰卡斯特·多德的不二人选，在霍夫曼的建议下，安德森选择了杰昆·菲尼克斯扮演第一主角弗莱迪·沙顿。在此之前，菲尼克斯和死党卡西·阿弗莱克用一年时间炮制了臭名昭著的伪纪录片《我仍在这里》，放弃了演员身份的他以一个说唱歌手的形象重回聚光灯下，招来整个评论界的口诛笔伐，四年间，安德森是唯一向他抛来橄榄枝的导演。
《我仍在这里》（2010）
弗莱迪的确像是一个从「自暴自弃」的《我仍在这里》中蔓生出来的角色，他是一名沉溺于酒精的二战退伍老兵，一名PTSD患者，在行将溺亡时抓住了兰卡斯特伸出的援助之手。
弗莱迪的战后创伤是一代人的集体阴影，他的眼前是原子时代的血色曙光，身后站立着战争年代的苍白幽灵，无法回望过去，也无法展望未来，只能任由自己在时代的隙缝中随波逐流。
哈伯德本人曾在美国海军护卫舰上服役，与片中弗莱迪的经历一模一样，这个似乎是巧合的设计让两位主角更像是同一角色的一体两面。
他们是父子也是师徒，是亲密友人也是竞争对手，两人之间怪异的性张力解释不了被捕时弗莱迪的拼死维护，之后监狱中兰卡斯特对躁狂的弗莱迪高呼「除了我谁会喜欢你，只有我一个」，也解释不了他最终深情款款地唱起《开往中国的慢船》。
《大师》没有交代兰卡斯特的早年生涯，出场时的他已经是一位众星捧月的成功人士，但弗莱迪在兰卡斯特家人的眼里同样来历成谜；「难道他遇见我们只是简单的偶然？」他总是突然闯入兰卡斯特一家的生活，又突然消失，再突然出现。
按照「缘教」的教义，弗莱迪就是兰卡斯特急需修改的缺陷，是他前世的「恶积」，所以他们才会排斥又渴望着彼此，只要说服弗莱迪，兰卡斯特就能达到他理想中的完美状态。
《大师》的结局安排弗莱迪和兰卡斯特又一次分道扬镳，这也是两人最后一次交心。他们不仅与彼此抗争，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分别对抗着世界，实际上，他们都未能获得成功：兰卡斯特修改了自己的教义，而弗莱迪像模像样地学起了兰卡斯特当初对自己的评估。
茨威格认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简而言之就是「揭示过去」，这一理念显然被哈伯德和兰卡斯特化用为个人转世的理论，《大师》中不仅有前世，也提到了来生。
然而，无论是兰卡斯特用「缘教」赋予其他人存在的意义，还是弗莱迪在努力寻找自身的意义，精神分析最多只能无限趋近于认识自我，绝无可能再超越自我，思想与现实的边界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无能为力。
当弗莱迪蜷缩在海滩上的裸女沙雕旁，背景响起了帕蒂·佩奇的经典歌曲《交换舞伴》，在这美梦一般的旋律中，他又回忆或者想起了什么？也许只有「我」，只有我仍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