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历史上每逢一些特殊年代、特殊的环境，我们就会发现上到朝野、下到民间，围绕着一些特殊事件常常爆发立场上的冲突，用现在的网络流行语讲，就是“二极管思维”。除异议者立刻就被处决外，我们还发现那些迎合君主旨意办事的人，不少人到头来也成为被清理的对象。清末的毓贤就是个中代表，为官一生，其所作所为都合乎朝廷的旨意，但也难逃一死。
毓贤，字佐臣，监生出身。顾字思义，他希望能成为一代王佐之才。《清史稿》记载他为官清廉、善于治理匪患，受过朝廷的嘉奖；但他在民间文人的口碑极差，清末民初的许指严在《十叶野闻》中说：“清季之酷吏，当以毓贤为举首。……前半生殃民，后半世召侮。”，直接称之为毓屠夫。酷吏这个群体时常带有双重性，清廉与残暴并不矛盾。
所谓前半生殃民，正是指向了他善于治理匪患的“功绩”。毓贤在担任山东曹州的知府时，一是动用酷刑，尤其是“站木笼”：命木工制大木笼四，高及肩，囊其身于笼，而以木环围琐其颈，植木其中，足下初置砖，渐抽去。体质弱的半天、强的一天一夜就会死去。二是根本不遵守程序正义，毓贤只要认定谁是盗匪，便随意定罪，一天之内便将嫌犯处死。作者许指严疑惑道：“然则是否真盗，可不问耶，何执途人而使之入笼也？”他怀疑毓贤是在杀良冒功，而根本不考虑冤假错案的问题。按照定制，州县官僚治盗匪，须要将案情禀明上官，得到批复方可定罪，即使有就地正法、便宜行事之例，也不是知府、知县这等官僚能自作主张的，凭什么毓贤就能为所欲为？
不过毓贤似乎真的有尚方宝剑，据说他曾在光绪皇帝面前求得便宜行事之特权，发誓务使盗匪之风禁绝。有人问他治理盗匪的情况，他岸然道：“予到任两月，站（木笼）三百七十余人矣。然盗风仍未绝迹，曹人诚强项哉。”意思是说曹州人都是群冥顽不灵的硬骨头，要想真正禁绝盗匪之风，还得动用比站木笼更残酷的手段。毓贤的倒行逆施反而饱受赏识，在官场上平步青云。
前半生殃民与后半世召侮是连在一起的。此时，民间对洋人洋教仇视愈深，在山东已经出现了大刀会这样的组织，而时任巡抚李秉衡也是个极端仇视洋人的官僚，在他的偏袒下，终于发生了大刀会成员杀害德国传教士的事件，在德国人的逼迫下，李秉衡被罢免，而继任者正是毓贤，因为朝廷认为他在山东有丰富的为官经验。李秉衡离任时，相传曾对毓贤说：“我去公必代，是不啻竟我志事也。朝廷怵于外人势力，不欲决裂开衅，亦具苦心。但我辈坚持此志，当百折不回，非扫尽妖氛，无以表我辈之人格也。幸好为之，吾已密保于上矣。”即期盼毓贤能延续之前对民间反洋人洋教行为的纵容政策。
毓贤上任后果然不负重托。山东盗匪们知道毓贤嗜杀，故不再与其针锋相对，而是以神术习拳的面目示人，大肆劫掠，比如有一个叫朱红灯的首领，率拳民揭竿而起，扬言灭教。毓贤命济南知府卢昌治查办，匪众拒捕，击杀官兵数十人，自称“义和拳”，建“保清灭洋”旗，劫掠教民数十家。毓贤听说他们仇视洋教，竟既往不咎，嘉奖他们为“义民”，正式称他们为“义和团”。得到了官府的支持后，义和团也树起了“毓”字黄旗，更肆无忌惮地焚毁教堂、劫杀教民，而毓贤均置之不理，因此引来了列强更强烈的 *** 。迫于压力，清 *** 于1899年将他召到北京，转而任命对义和团持强硬态度的袁世凯。在袁世凯的铁腕前，拳民不敢造次，流窜到了直隶。
毓贤在北京对纵容义和团的行径相当自豪，常大言不惭道：“义和团魁首有二，一为鉴帅（李秉衡，字鉴堂），其一即我是也。”他迅速与刚毅、徐桐、端王、庄王等顽固愚昧的大臣贵族组成同盟，常常向慈禧太后说义和团“忠勇可恃”，斥责反对开战的大臣们 *** 没有主见。慈禧太后也愈发倾向招安义和团作为向洋人倾泻愤怒的工具。在1900年，毓贤被重新启用，任命为山西巡抚，义和团也由此进入山西。
毓贤在山西自称义和团统领，命太原的铁匠们精制钢刀数百柄，分发给加入义和团儿童们，并勉励他们去杀洋人，对拳民的首领们奉若上宾。义和团的极端排外与毓贤刚毅等人有意的纵容给了列强侵略的口实，列强打着保护在华洋人的旗号组成联军，进攻天津。6月21日，慈禧太后以光绪帝的名义向十一国宣战，这时必须选择站队的时候就到了：东南地方督抚们如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头脑清醒，知道这是以卵击石，他们以“乱命”为由公开拒绝宣战诏令而是私自与洋人媾和，保住了半壁江山；身处朝堂的大臣如许景澄等人因反对开战很快就被诛杀；而毓贤这样的，看起来可以说立场最为坚定，坚决拥护在太后这一边，李莲英都说：“方今督抚中惟毓贤一人，可算得尽忠报国。”而毓贤本人也摆出一副精忠报国、忠孝不能两全的模样：“男勤国事，不复能顾身家矣！”
7月9日，毓贤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山西教案。《十叶野闻》与《拳变馀闻》对此事的记载基本一致：
“时洋教士及华人入教者被杀之惨，暗无天日，有目击者尚能言之。大教堂中英教士某者，为毓所诱擒，复逃出，号于众曰：“昔年晋省大饥，赤地千里，吾输财五六万，活数千人，于晋亦不为无功。今独不能贷一死，让我他往耶？”时左右皆拳匪党羽，方鼓兴若狂，无一人为教士缓颊者，且无力者恐祸及己，亦不敢有言，卒为拳匪所戕。又一英妇挟抱婴儿出，跑于道左，言：“吾施医药，岁治数百人，今请贷吾母子一死。”语未绝，卫兵以梃击之，仆于地，兵推置火中，儿已宛转烈焰中矣。妇奋身复出，兵仍推之入，与其儿同烬焉。大教堂既焚，乃命搜获各分教堂教士、教民，令集一处。先下令守城门，禁教士出入，行道者皆检其身有无佩十字章，佩者皆捕之。复移教士老幼于铁路公所，以兵围守，绐言将送之入都，众以为有生望也。
无何，复命驱入抚署。毓自坐堂皇，厉声数教士惑众之罪，命即日行刑。凡杀英教士男女老幼三十余人，服役者二十余人，枭首悬城门示众。卫兵之与教民有私仇者，任意剖心弃尸，积如丘山，毓勿问也。毓自上奏，言彼设一巧计，将洋人尽数擒捉，以练锁之，均在抚署处决，无漏网者。惟有一洋女人，割乳后逃走，藏于城墙之下。及查得，已死。此等丧心病狂之词，公然见于奏折，可谓一时之戾气。又抚署杀教士之翌日，尽驱法天主教堂童贞女子二百余人，至桑棉局，迫令背教。皆不从，令斩为首者二人，以盎盛血，使诸女遍饮，有十六人争饮尽之，毓乃令缚十六人悬高处，迫其余皆背教。仍不从，求死益坚。
兵士择貌美者，掠数十人去，欲肆行非礼。闻无一人屈者，或扼杀之而淫其尸焉。其后诸女子皆被杀，尸横如獭祭，见者莫不惨伤。各属教民富者，罔不被拳匪掠夺，其被逼背教，抵抗不从而死者，先后凡数千人。被祸最惨者为大同、朔州、五台、太原、徐沟、榆次、汾州、平定等处，拳匪之势几遍全省。毓虽刚愎，而惧内甚。其夫人亦仇教，胡杀戮之惨，无与挽回者。”后来经研究，此次教案山西全省共杀传教士191人，杀死中国教民及其家属子女1万多人，焚毁教堂、医院225所，烧拆房屋两万余间，是各省中死人最多的一个省。但毓贤真的那么忠诚吗？也不尽然。八国联军攻破天津后，毓贤虽自请勤王，但内心实际上是不想去的，当朝廷屡屡催促时才不情愿地去。
赵尔巽（xùn）在《清史稿》中特地把毓贤、刚毅、徐桐等人合为一传，对这些人做了极好的总结：“王公贵人各为其私，群奉意旨不敢违，大乱遂成。及事败，各国议惩首祸，徐桐等皆不能免。逢君之恶，孽由自作。”这些人不敢违抗慈禧的旨意，就只能靠迎合上意来生存，最终促成了灾难的爆发。但太后是不能为灾难负责的，这些人在迎合上意中所作的孽也就成了他们被清算的依据。1901年2月13日，朝廷下令加重对“首祸诸臣”之惩处：毓贤即行正法。22日，他在 *** 被处斩。
最后，鄙人期盼必须让我们选择站队的时候永远不要到来，就算我们不能置身事外，也要尽力离旋涡越远越好。因为无论站哪一边都难逃一劫，正确的立场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不能给我们可靠的保护和利益，当它改旗易帜的时候，我们很可能连呼救伸冤的机会都没有。逢君之恶，孽由自作这句话说得好，孽说到底都是自己作的，出来混，就得要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