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关于商纣王的罪状，最可信的无疑是《尚书》，因为距离商纣王时间最近，其他战国、汉代、晋朝的纣王罪状都难以让人相信。但《尚书》中的《牧誓》可信，《泰誓》却不可信。
《泰誓》记载，纣王罪恶多端，除了“焚炙忠良，刳剔孕妇。斮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等之外，还有“狎侮五常”。但“五常”（仁义礼智信）是典型的儒家伦理，汉朝董仲舒最终提出，那么周武王怎么可能说出“五常”？因此，《泰誓》篇中的纣王罪状无疑不可信。
相比之下，《牧誓》就要可信得多，书中记载武王伐纣前夕，进行了战前动员，宣布了纣王四大罪状：“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即听信妇人之言、昏弃祭祀、昏弃贵族兄弟、重用逃亡罪人。
问题在于：周武王宣布的纣王四大罪状，到底成不成立呢？其实，以甲骨文记载来看，一条都不成立，纣王是被冤枉的，或者是被武王污蔑的。
首先，商朝妇人真的能顶半边天
中国古代社会长期“男尊女卑”，但实际上这一现象始于周代，商代妇女真的能顶半边天，社会参与度很高，最广为人知的是女将军妇好。
妇好，商王武丁妃子，单独下葬，拥有自己的奴隶、封地、乃至军队，多次率军征讨不臣，比如甲骨文记载“贞，登妇好三千，登旅万乎伐羌”，率领1.3万人攻打羌人。除此之外，妇好还多次主持大型祭天、祭祖等祭祀活动，担任过占卜之官等，政治地位之高超乎想象。
那么，会不会因为妇好（下图，雕像）的身份，让她备受照顾呢？其实，考古殷墟女性墓葬显示，上至贵族、下至平民，可以经常发现武器，说明商代妇女上战场是正常现象。
因此，商纣王听信妇人之言（不可能是全信，周武王言辞必然有所夸张），在商朝不算什么罪状，属于正常社会现象。但姬周女性社会地位可能比较低，事实上周代之后妇女地位大幅下降，后来失去独立人格，成为男权附庸，所以在他们眼里看来纣王听信妇人之言是罪状。
其次，昏弃祭祀背后是权力之争
《礼记·表记》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自商契起，商族代表鬼神之意的神权长期都凌驾于世俗王权之上，为此导致王权始终与“无事不卜”的神权处于激烈斗争中，也导致商王不断迁都希望摆脱神权制约。
商朝倒数第四位帝王叫武乙，他被司马迁批评为“无道之君”，但此人却通过“射天”压制了神权，即“武乙射天”。甲骨文显示，到了帝乙（武乙之孙，纣王之父）时期，商王开始掌握了卜筮之权，摆脱了之前处处受制于“贞人”集团（神权代表）的局面。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神权还有很强的力量，纣王长期居于陪都朝歌，但正式首都却在安阳殷墟，这也反映了王权与神权的争斗一直没有结束。
既然如此，经过几代努力，才好不容易压制神权的王权，还会对被贞人集团掌控的祭祀活动感兴趣吗？显然，只要纣王智商在线，就必然昏弃祭祀。周武王拿纣王“昏弃祭祀”说事，无疑是强词夺理，可能也有笼络叛商投周的贞人集团之意，激励他们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更好地发挥能力。事实上，周朝建立之后，更没有重用贞人集团，即“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
第三，纣王为何会“昏弃兄弟”等？
上文谈到商朝权争，其实纣王昏弃贵族兄弟等也与之密切相关。
史记记载：“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大师、少师谋，遂去。殷之大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后来，微子启持祭器向周武王投降。由此不难看到，纣王庶兄的微子启，必然在贞人集团中占据重要地位，其实箕子（纣王时太师，或许就是“殷之大师”）、比干等人，可能都在贞人集团中。既然如此，纣王怎么可能还会重用这群人？
第二个原因与商朝王位传承有关，商朝晚期之前更多的是“兄终弟及”，26次王位传承中兄终弟及14次，但从武乙（商王康丁之子）开始一直都是“父死子继”。因此，为了巩固王权，将王位传承给儿子，纣王就不可能重用兄弟、王叔等人。
可见，纣王昏弃兄弟等人，本质上是巩固王权，根本谈不上什么罪恶，周武王以此指责纣王，难免有些欲加之罪。
第四，纣王为何“重用逃亡罪人”
在甲骨文中，多次出现的“小臣某某”，还有“癸酉卜，贞，多妣献小臣卅、小妾卅于帚”，可见“小臣”多数出身卑微，甚至包括奴隶或战俘。
那么，纣王为何重用“小臣”？毫无疑问，必然是微子启、比干等贵族阶层整天反对纣王，导致他对贵族阶层不满，故而提拔没有复杂关系的“罪人”，但此举必然损害贵族阶层利益，必然遭到整个贵族阶层的反对。
站在历史的高度来说，重用“小臣”其实是一种进步，恰如陈胜所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况且“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商朝早有“不拘一格用人才”的传统。因此，周武王以此说事，不仅忽略了商朝的传统，也阻碍了历史的进步。
值得深思的是，商朝伊尹、傅说身份都很低微，却能成为一代名相，但儒家眼里的表率——周朝，却是“王侯将相真有种”，讲究血统、出身，周代名人基本上都有非比寻常的血统。
综上可见，商朝与姬周的社会状态不同，以周朝的标准衡量纣王行为，自然认为是罪状，但以商朝的标准来看，纣王显然没有做错，周武王无疑是在强词夺理，所谓欲加之罪也，目的就是鼓动所有的人来反对纣王。然而，古代史家却以此论证纣王“失民心者失天下”，周武王做到这四条而“得民心者得天下”，岂不荒唐？只能说历史往往都是胜利者的宣言。
参考资料：《史记》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