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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西是哪个省的城市(南昌市西湖区是哪个省的)

最近,高温天气在全国蔓延,中央气象台已连续17天发布高温预警信息,重庆、四川及吉林、辽宁等地有22县市最高温突破了7月历史极值。

高温来袭,让“火炉城市”的话题跟着升温。

根据中央气象台对省会城市的监测数据,今年的高温日(大于35℃)数量排在前十名的城市,依次为重庆、西安、杭州、南昌、武汉、郑州、长沙、天津、合肥和济南。

据说这是新的“十大火炉城市”,老牌火炉重庆依旧占据榜首。但也有很多其他城市的网友表示不服。

这里面涉及到统计口径的问题,其实也跟城市的人口、经济水平息息相关,它不单纯是个自然气候议题,还是个区域经济议题。

那么,哪些城市有资格当火炉?

1.中国“火炉城市”多次演变

在有气象数据的不长历史里,中国的“火炉城市”经历了多次的演变,衍生出多个版本。

最早也流传最久的版本据说出自民国,包括重庆、武汉、南京,被称为“三大火炉”;

流传最广、认可度最高的版本,在三大火炉的基础上,加入了长沙,变成重庆、武汉、南京、长沙“四大火炉”;

2017年中国气象局通过分析省会和直辖市最近31年的气象资料,得出了夏季炎热城市排名,前十分别是重庆、福州、杭州、南昌、长沙、武汉、西安、南京、合肥、南宁。

依据这个榜单,民间又提出了重庆、福州、杭州、南昌“新四大火炉”的说法。这与开头提到的省会城市高温日排行又不完全重合,西安取代了福州。

在各种版本中,重庆成为唯一榜榜有名的城市,的确不虚火炉之名。

其它上榜城市,不管是长沙,武汉还是南京,全都是长江中下游流域,受副热带高气压带影响,容易出现持续高温。

相反纬度更低的广深一带,因为靠海而降雨充足,很少出现在火炉城市的排行榜上。

不过不管哪个版本的火炉名单,都会与不少人的感知不吻合,这是因为它至始至终都是一项民间的评比,缺少科学统一的统计口径。依靠高温日数,或者夏季平均气温,或者高温的极值,或者夏季最低温,可以得出全然不同的排名。

另外,体感温度和空气湿度也密不可分。南方人常抱怨虽然冬天气温比北方高,但那种阴冷还是让人受不了,这就是湿度的影响。同样的温度,通常闷热比干热会更热更难受。

“火炉城市”名单的变化,还有一个自然因素,那就是气候的周期性更迭,更迭的时间大概在20—30年左右。以重庆为例:

1951—2011年,重庆市主城区年平均气温经历了三个变化阶段:20世纪50年代后期-70年代前期的相对偏暖期;70年代后期-90年代后期的相对偏冷期;21世纪00年代前期以来的相对偏暖期。(资料来源:《重庆市城市高温变化特征分析及对策初探》)

2.火炉城市往往也是交通枢纽

前面说的都是自然因素,如果留意火炉城市的名单演变,会发现一个规律:它们都是二线城市。

因为像高温日数这种统计,范围通常以省会城市为主,而四个一线城市,一个在夏季更短的北边,一个靠海,两个在多雨的南方,所以民间选出的火炉都是二线省会城市。

这个看起来不是原因的原因,也说明火炉与城市的定位有关,省会城市提供了知名度和存在感的加持。存在感提升的影响,还可以通过民国“三大火炉”看出来。

民国时期的人口流动要低得多,得到公认的火炉城市,一定是关键性的交通枢纽,外来人口聚集或者途经。如果是闭塞之地,所谓火炉,也只是各地民众自说自话而已,不会形成共识。

那时候交通和商贸对水运的依存度很高,而重庆、武汉、南京老三大火炉,全都是长江沿线重要的码头城市,也形成了有名的商埠。加上这些地方夏季温度本来就高,往来贸易的商贩口耳相传,将酷暑的情况带到全国各地,才会形成火炉一说。

交通层面的影响,还有一个例子便是吐鲁番。事实上,论最高气温和高温日数,新疆的吐鲁番盆地都远超上述城市,但提到火炉城市,很少会把吐鲁番列入其中。

因为一方面,这里气象观测点的设置比较迟,一直缺少直观的气象数据。另一方面,发展相对落后,不是经济中心,存在感也不足,本地人口基数小,去过的外地人也少,很难形成火炉的共鸣。

其实同样是长江沿线,安庆、九江等地的高温日数量,并不比武汉少,但前者很少会被冠以火炉之名。

3.火炉城市也是经济地位的体现

区域经济对城市温度的影响,被科学证明属实的热岛效应,也提供了一个解释。

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带来了两个巨大的改变:人口密度提高;土地功能改变。

人口聚集区,相应的建筑密度也高。高楼阻挡了空气的流动,加剧了热岛效应。此外,人口密集之地,经济生产也更密集,比如尾气排放量更大,这也被视作温室效应的重要源头。

随着土地功能的改变,植被减少,硬化的地面取代土壤,工厂取代森林。城市化越高的地方这种改变越大,温度的变化越是明显。

比如《重庆市城市高温变化特征分析及对策初探》提到,在2000—2016年期间,重庆市主城区地表温度平均值,由2000年7月22日的23.75℃增加到2016年8月22日的29.47℃,增加了5.72℃。

另一个相反的例子是武汉。最为老三大火炉之一,这几年武汉基本已经摘掉了帽子,很少挤进高温排名的前四。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这几年大力推动绿化和还湖,数据显示,1997年至2011年,武汉建成区绿地面积由5270公顷,增加到了16347公顷。

可见,城市规划和经济发展水平,通过人口、工业化等对火炉程度密切影响。另外,随着经济要素在区域内的高度聚集,这种影响还可能通过城市群体现出来。

气象学家研究发现,随着长三角城市群不断扩大,区域性热岛迅速扩张,改变了极端高温事件的时空分布。

比如上海,1978年以后,高温极值不断刷新,从37℃到38℃,直到突破40.5℃。

这些年流行的十大避暑圣地,也遵循同样的逻辑。决定城市避暑知名度的,除了气温低的基本自然条件外,交通和发展水平也是重要因素。

比如恩施,随着宜万铁路的开通,背靠重庆和成都的优势充分显现,这些年才能够成为火热的避暑圣地。

可以这样说,不是所有城市都有资格当火炉,它有着基本的经济门槛,甚至某种程度上是经济地位的直接体现。

4.为什么火炉城市的说法不流行了

可能很多人会发现,这几年火炉城市的说法不那么流行了。看上去这与城市化程度越来越高的趋势相矛盾,其实不然。

像前面提到的高温日数排行,它所依据的是室外的监测点。是否酷暑难耐,除了温度高这个直接要素外,暴露于室外的时间长短,也是重要的考量因素。

对于现代人来说,尤其是经济发达、城市化水平高地区,御热能力实际上大大提高了。

比如空调公交基本取代了像闷罐子一样的公交车,而冷气十足的地铁,提供了更舒适的出行。还有打车软件,能让你在网约车到来时,再穿过暴晒区,钻进空调车里,而不用像过去一样顶着太阳在路边手招出租车。

公共交通体系的完善,在居住区、商业区和住宅区提供了无缝的接驳。另外,像外卖这种平台的崛起,让人们更多可以待在室内生存,感受室外酷热的时间其实减少了。

这些同样是城市发展水平的体现。于是,我们看到一个矛盾的结果,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区,热岛效应更显著,室外气温可能更高,但御热能力提升,让我们忘了身处火炉。

火炉城市说法降温,还有个跟气候无关的因素,那就是这个说法本身偏负面,会影响宜居程度以及投资意愿。因此那些被戴上火炉帽子的地方,往往比较排斥类似的标签。

一个未经考证的说法是,重庆、武汉和南京曾陆续宣布拒绝“火炉”称号,并禁止媒体报道使用“火炉”称号。

当然从另一个层面来看,这进一步说明,火炉城市除了牵涉到城市的定位、人口聚集程度、工业化水平等因素外,还与地方的理念、接纳程度等非自然因素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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