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我推荐两位，一位是傅玄，另一位是颜之推
晋初文学家、教育家傅玄，虽然在文学上走上歌功颂德的创作道路，但在人文教育上却取得较大成就，是晋初一位著名的教育理论家，其主要教育思想集中体现在《傅子》一书中。在社会人文教化中，他提出了人性善恶兼有的主张。在人性善恶问题上，傅玄不但反对孟子人性唯善的“性善论”；而且也反对荀子人性唯恶的“性恶论”。
他认为，人性中既有善的一面，同时又有恶的一面。人性中“好善尚德之性”，就是人性善的因素；而“贪荣重利之性”，就是人性恶的因素。人性兼有善与恶，这才是完整的人性内涵。同时，傅玄又提出了人性中的善恶因素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教化的最大功用就是改变人性，使人扬善去恶。如果社会人文教化不能使人崇尚善德，说明社会人文教化是失败的。因此，他认为可变性是人性最大的特点，使人性变善的教育是成功的教育；使人性变恶的教育是失败的教育。他说：“人之性如水焉，置之圆则圆，置之方则方，澄之则淳而清，动之则流而浊。”（《傅子·附录》）傅玄以水性来比喻人性，虽然不一定符合人性的客观事实，但说明了他主张人性的善恶是可以通过后天的教育来改变的。
同时，在不同环境中，人性善恶的表现也是不同的。在良善的社会环境中，人性善的因子被激发出来，恶的因子就被压制下去，人就表现出善良的一面；反之，在恶劣的社会环境中，人性恶的因子就被激发出来，善的因子就被压制下去，人就表现出邪恶的一面，说明了社会环境的好坏对人性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因此，他认为，只有在良好的社会环境中，教育才能发挥其对人性教化的功用，才能发挥扬善抑恶的作用。反之，在一个不良的社会环境中，教育对人性的教化作用就会显得苍白无力，因此，他强调了要营造一个良善的社会环境来教育人。
同时，傅玄认为，从理论上说，教育的功能大于环境的影响，人在接受教育后，可能为道义赴汤蹈火，为道义而献身。但在客观现实中，又往往是环境的影响大于教育的功能。所以，为了纠正教育的偏差，一定要确立法度来调节才能实现人文教化的终极目标。因为人性中同时存在善恶两种因素，在进行道德教化时，应当从正反两方面进行教育，应当扬其好善尚德之性，抑其贪荣重利之心，采取“因善恶以训诫”的道德教化原则。他说：“贵其所尚，故礼让兴，抑其所贪，故廉耻存。”（《 傅子·戒言》）同时，又因为人都有趋利避害之本性，所以，教化者应当因势利导，使利出于礼让，培养人们礼让之德。他说：“因善教义，威而礼行，因义立礼，设而义通。”（《 傅子·贵权》）从而保持人性的善端，实现人文教化的目标。此外，他又提出了人文教化必须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主张。他说：“家足食，为子则孝，为父则慈，为兄则友，为弟则悌。天下足食，则仁义之教可不令而行也。”（《晋书·傅玄传》）说明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促进人们良好道德的养成，但这并不是必然条件，而只是培育人们良好道德的条件之一。
梁朝教育家颜之推早年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奠定了他学术思想的基础，是南北朝时期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但在晋代玄学、佛学盛行的时代背景下，以及现实社会的动荡不安、个人仕途上的曲折和挫折，这对他的人文教育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晚年时，颜之推笃信佛教，宣扬因果报应，主张儒佛调和，以佛学为主体，儒学为附庸。同时，由于他多次成为亡国之徒，历经磨难，耳闻目睹了众多士大夫家破人亡的残酷现实，使他深刻地感受到人生无常。他从士族地主的立场出发，根据自己的经历和生活体验，并从王公贵族由豪门望族沦为阶下囚的现实教训中，痛定思痛，为了能使自己的家族趋利避害，延续不断，创作出了中国封建社会第一部系统完整的教科书——《颜氏家训》。
在人文教育中，首先，他重视对儿童进行思想品德教育。他认为树立仁义的信念是培养人才的重要任务。他认为人性有上中下三等之分，他说，“上智不教而成，下愚虽教无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颜氏家训·教子》）说明了智力超群的人，不用教育也有可能成才；智力低下的人，即使再教育也可能毫无用处；而才智平常的大多数人，如果不进行思想品德教育，他们就不会明白事理，就会陷于无知愚昧的状态中。因此，对绝大多数平常之人进行思想品德教育，促进他们智能的开发和人性的不断向善，这才是社会人文教育的重中之重。
同时，颜之推认为早期教育十分重要，一是儿童时期学习效果较好，得益较大。他说：“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他根据儿童与成年人心理特征的不同，说明人在幼年时精神比较专注，受外界干扰少，记忆力旺盛；而成年人思想复杂，精神比较难集中，记忆力也不断衰退。二是在幼年时期，儿童心理纯净，其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定型，可塑性较大，因此要重视早期的教育。
其次，他重视对儿童进行立志教育。他说，“古之学者为己，以补不足也；今之学者为人，但能说之也。古之学者为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学者为己，修身以求进也。”（《颜氏家训·勉学》）说明古代的学者学习的动机是为了充实自己，用知识来弥补自身的不足；而现在的学者学习的动机只是为了给别人看，只求能说会道。古代的学者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践行人间大道，为了利国济民，服务社会；而现在的学者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自身的学识，提升自身的修养，以求得自己的荣华富贵。他针对当时社会人文教育严重脱离实际，忽视培养人的内在道德品质和志向的现状，主张从小就要重视对儿童进行人伦道德教育和立志教育。他认为，士大夫子弟只有确立远大的志向、理想，才能经得起任何磨难，坚持不懈，成就大业。他说：“有志尚者，遂能磨砺，以就素业。”他教育子女以实行尧舜的政治思想为志向，继承世代的家业，注重气节的培养，不以依附权贵、屈节求官为生活目标。
第三，他重视对人进行养生和养性教育。他认为，养生和养性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若只懂得养生而不知养性，长生不老也无多大价值；若只懂养性而不知生之真正意义，养性也就毫无意义。所以，他说：“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颜氏家训·养生》）说明大丈夫立身处世，不可苟活偷生的道理。因此，他既关爱生命、珍惜生命，探求养生之道，又重视养性的重要作用，将生命的意义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在养生方面，颜之推认为“夫养生者先须虑祸，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后养之，勿徒养其无生也。”（《颜氏家训·养生》）意为要保养身体，首先要懂得考虑避免祸患，保全性命。有了性命，然后才可以讲究养生之道，不能只注重保养而忘掉自己生命的危险。在养性方面，他说：“夫老庄之书，盖全真养性，不肯以物累己也。”（《颜氏家训·勉学》）他主张为人要保全天性，不要让外界之物来拖累自己。
同时，他认为要真正做到养性和养生的有机结合，就必须处理好“名”与“实”的关系。他说：“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忘名者，体道合德，享鬼神之福祐，非所以求名也；立名者，修身慎行，惧荣观之不显，非所以让名也；窃名者，厚貌深奸，于浮华之虚称，非所以得名也。”（《颜氏家训·名实》）他认为，道德高尚的人忘掉了自己的名声，中等德行的人千方百计为自己树立名声，才德低下的人善于投机取巧窃取自己的名声。所以品性高尚的人能清楚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言行符合道德规范，可以自然享受上天赐予的恩福，用不着去追求名声；一心为自己树立名声的人，他们虽然也懂得陶冶自己的身心，涵养自己的德性，谨慎行事，但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让自己名声显赫，整天忧虑重重，所以他们不会把名声让给别人；而挖空心思窃取名声的人，貌似忠厚而深藏奸诈，处心积虑谋求浮华的虚名，最终是不会得到好名声的。
总之，他认为养性比养生更为重要。人生在世，只有明白减少欲望和知足常乐的为人处世之道，才会真正实现养生养性的目标。因为大自然的规律都是满盈则亏损，因此，人只有修心养性，谦虚淡泊，才可以免除祸害。为人处世尚且如此，为官之道也是一脉相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