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袁路芳女士与吕士麟先生在这本书中分享了：
① 富人是如何侵占社会财富的；
② 贫富差距的根本原因；
③ 社会体系运行的本质规律；
④ 资本主义救命的稻草；
⑤ 未来新人类文明的方向；
⑥ 人类的灭亡。
本书有6部分，26章。
本章，我们讲诉中国未来的问题，都是小问题，大问题已经在007《社会协作体系原理》中讲了。
《社会体系论》
第十七章 中国面临的挑战与问题
任何时候，社会总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过去中国犯过不少错误，执政主体都一一纠正调整过来。如今，中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未来，中国也将拥有巨大的希望。但是不可否认，中国社会依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中国时刻保持警惕。这些问题可能是未来走向共同富裕的障碍与风险。
17.1中美之间的竞争
进入2020年，中美之间的较量已经开始。历史上，所有国力接近美国的国家，英国、德国、日本、苏联、欧盟都曾成为美国打压的对象。随着中国实力的提升，中国也成为美国打压的对象。美国这一次对中国的打压，有人看好美国，有人看好中国。看好中国的一些人，从中国的人口、经济规模和地缘政治等各方面，论述了看好中国的原因。
笔者也是看好中国，但笔者是从社会协作体系的角度，讲述自己的观点。以甲午战争的清日社会、冷战的美苏社会为例，思考国力竞争背后的社会逻辑。
近代中日都面临着民族的存亡危机时，两国也都进行过改革维新，但是结果却相差甚远。在甲午战争中，日本战胜了淸王朝。日本之所以能够战胜清 *** ，是因为日本倒幕运动，扫除了阻碍明治维新的既得利益者障碍。民治维新后，日本社会各界围绕在明治天皇周围成为铁板一块，社会向心力聚在一起，向着改革的方向努力。整个社会已经被调动起来，明治维新的各个法令能够被彻底的贯彻执行。反观清王朝的洋务运动，淸王朝的最大既得利益者就是清王朝的执政主体。清王朝扫除既得利益者需要利用自己的官僚体系铲除官僚体系本身，不仅改革的动力薄弱，而且社会力量无法集中到一起，官僚内部争权夺利，派系利益复杂。王朝后期的社会，往往社会积怨已久，社会矛盾激化，整个协作体系运行效率低下。一个低效的、垂垂老矣的清王朝社会体系与一个积极向上的日本社会体系对抗，最终在甲午战争决定出胜负。
美苏两大阵营的冷战，更是如此。双方没有费一枪一弹，胜负完全取决于自身社会内部。美欧防止被赤化，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大胆地进行改良修正，将前资本主义社会转变成后资本主义社会。美欧效仿苏联建立了福利体系，提升了工人的待遇，补偿民众作为买方的亏损，缓解社会贫富分化问题，产生了大量的中间阶层。中间阶层的产生提升了社会的购买力，造就了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繁荣的景象。而冷战后期，苏联社会体系的弊端开始显现，社会内部问题严重。由于思想意识的僵化，苏联的执政主体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协作体系效率的问题。最后，苏联在冷战中败下阵来，导致解体。
无论是中日甲午战争，还是美苏冷战较量，都在说明一个问题，社会协作体系的效率决定着双方的胜负。
两个国家之所以能够相互视为对手，实力上的差距应该不会太大。在实力差距不大的情况下，决定两者之间胜负的因素是社会协作体系运行效率的高低。谁能按照社会运行规律更好地处理社会内部问题，引导社会创造力资源的流向，将社会向心力维护在正确的方向上，推动社会体系的更高效运行，谁就能在竞争中取胜。无论是清王朝还是苏联，都不是败于对手，而是败与自己。
所以在中美两国的较量中，决定胜负的关键取决于中美谁能更好解决社会内部的矛盾，提升社会运行的效率。
在中美两国的较量中，中国一定会胜出。
中国经济实力与美国经济实力相差不大。在军事领域，美国更有优势；在制造业领域，中国更有优势。从综合实力来看，中国与美国相互作为对手，已经不存在数量级的差距了。这些对于美国来说，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中国社会体系的运行效率更高于美国社会。
中国执政主体拥有强大行政权力，控制社会的向心力，引导民众创造力的流向，消除一切不利于生产力良性循环的障碍，实现社会体系的高效运行。对于美国来说，这意味着：中国产业升级大概率会实现、中国尖端科技技术极有可能被突破、14亿人的巨大规模将实现良性经济内循环。所以，美国如此畏惧中国和中国执政主体。
当年，苏联前社会主义社会的失败是因为不愿意吸收后资本主义社会的优秀政策工具，导致竞争失败。当中国吸收借鉴了后资本主义社会的优秀政策工具，中国后社会主义社会的效率明显高于后资本主义社会效率。
高效的中国执政主体有能力能解决生产力发展遇到的障碍，而美国执政主体却没有这样的能力。从社会体系运行效率上看，相对于美国，中国已经在战略上，中国一定会胜出，美国会失败。
美国要想在竞争中保持对中国的优势，方法有两个：要么破坏中国社会协作效率，要么提升自身的社会效率。
（一）美国能够破坏中国的社会运行效率吗？
很显然，无论美国怎么做都无法破坏中国社会运行的高效性。
一个国家的社会体系是内部的问题，社会高效性是内政的事，当外力无法介入时，社会效率也是无法轻易改变的。如今美国还能有多少力量可以介入中国社会的内部事情，降低中国社会运转效率呢？显然美国没有这样的力量。
中国社会的高效，体现在社会拥有一个代表社会体系利益的执政主体上，并且执政主体拥有强大的行政权力，外部势力无法干涉中国执政主体的决策。反观美国就不同了，美国的献金政治和制衡博弈制度为外界影响政策制定提供了机会。
中国社会的高效性，也体现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执政创造力上。执政创造力在经济领域的贡献尤为明显。改革开放前，中国有完善的教育体制、工业基础、统一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并且重要的战略物资土地和矿山都是公有制的，这样的经济政策防止了私人对国民经济的控制，避免了部分阶层为了谋取自身利益阻碍民众的权益，也为资本能够快速增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只是当时中国还比较欠缺资本和技术，也没有开放的经济政策。但当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引进国外的资本和先进的技术，开始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发挥资本逐利在市场中的作用，建立了一整套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并对外国资本抱有警惕的态度。这些都是依照实事求是，一切以提高生产力为标准，才取得的成就。
一个具有超大规模，能自主研发，能自主提升社会生产力的国家，再配上一个强有力的执政主体，塑造出一个新型高效的社会协作体系。中国的崛起已经势不可挡。美国想单纯地依靠现有的社会效率打败中国，是很困难的。要想打败中国，至少美国应该知道如何处理自己社会内部问题才行。
（二）美国阻挡中国社会协作效率不可能。战胜中国，只能够通过变法图强提升美国社会的协作效率，然而希望很渺茫。
从国家的兴衰来看，一个国运走向衰落的国家阻挡一个国运逐渐上升的国家是非常困难的。清王朝采用200多年封建制度后，既得利益者势力已经非常庞大，整个国家社会协作体系的效率十分落后。当西方列强将战舰开到清王朝门口时，清王朝还是封建制的社会面对的是一个实行君主议会制的资本逐利社会。同时，清王朝的社会生产力还处在农业社会，远低于已经实现工业革命的大英帝国社会的生产力。大英帝国社会处在高效运行的状态上，国运也处在蒸蒸日上的阶段。清王朝想要战胜以大英帝国为首的西方列强，不是简单出台几项政策、师夷长技以自强就可以的，而是应该系统地变革大清社会协作关系，将整个清王朝社会协作体系的效率提升到高于列强社会效率之上，并且将清王朝社会生产力水平提升到列强之上。这样清王朝社会才有取胜的机会。
调整社会体系的协作关系是个极其复杂、极其缓慢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扫除既得利益者的阻碍，而且需要几十年的隐忍和努力。由于这些原因，我们可以看到，大国在衰落过程中，往往是做什么都不顺心，有时候就算是做对了该做的事，结果却依然是不好的。而反观那些国运蒸蒸日上的国家，哪怕做错了事情，结果历史依旧给出了出色的成绩。这就是国运上升与衰败的反差。
如今，作为资本逐利社会的老大哥美国，也遇到了这样的窘境。从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打压中国和印度是美国最应该做的事情。作为美国执政主体的首脑，从小布什，到奥巴马，再到特朗普，都想把战略目标转移到中国和印度身上。总统做了对的事情，但是结果却是议会不配合，国内的派系利益复杂，国内媒体还在给总统添麻烦。美国执政首脑想要干什么，什么就不顺。这就是趋势。社会制度政策工具固化成为社会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成为了社会协作体系效率最重要的障碍。特朗普修个墙还要动用国家战时紧急状态，这是间接在承认美国如今的社会效率还不如战时统筹的社会效率高。美国现在社会运行状态，进入与清王朝社会一样的情况。美国这样的社会协作效率能够胜过高效的中国社会吗？答案显然是不可能的。
大国是不能被外敌打败的。大国的失败都是内部问题导致的失败。美国在冷战中战胜苏联，是苏联社会内部出现了问题。在中美新的竞争格局下，任何一方想要胜出，都需要将社会内部问题放在第一位。美国想要战胜中国，必须自身变法图强，提升社会协作体系的效率。然而，想要改变已经使用两百年的协作体系，难度不亚于晚清帝国的变法图强。没有几十年的时间，没有剧烈的内斗，美国想都不要想。
中美之间的矛盾，从贸易对抗已经有转向军事对抗的趋势。如今美国虽然有衰败的迹象，但是美国军事实力对中国依旧拥有着巨大的优势。面对这样的军事差距，中国有不少人担心若事态继续恶化下去，中美两国产生激烈的军事冲突，中国大概率会在军事冲突中败下阵来。
这样的看法有些消极，应该更积极些。即使两国之间真正的发生热战，由于核武器的存在，战争的规模会被限定在可控的范围，至少不会出现相互攻击对方本土的热战。双方无意、也没有能力至对方于死地。
基于这样的前提，中美之间发生战争，对双方的意义并不相同。
对于中国而言，无论是结果如何，都不会改变中国的社会协作效率，也不会改变中国14亿人口的经济规模。战争的胜负对中国而言，是提前迎接中国时代到来，还是再推迟30年迎接中国时代到来的问题。
对于美国而言，如果取胜，也就再延续美国半个世纪的世界领导权；如果失败，就会加速美国时代的结束。无论取胜与否，对于美国来说，都是战术上的胜败，而不会改变战略上的失败。
中美之间的冲突，中国应该重视，但是也不要过分的紧张。在冲突中，中国如何战胜美国，取得胜利，对中国社会很重要。但是如何进一步提升中国社会体系的运行效率，才是执政主体的重中之重。对于中国社会而言，进一步实现第二次社会变革，推动生产力的提升，才是决定中国战略胜负的关键。
改革永无止境，社会不息，改革不止。中国想要长期立于世界之林，还需要更多的执政创造力，不仅仅只是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优秀政策工具，还要拥有社会体系理念的创新，才能有利于中国社会，有利于人类文明。
17.2其他问题
警惕房价。如今的房价是年轻人心头的痛。房价让多少年轻人放弃贡献社会的理想，让他们低下了高贵的头颅，弯下腰捡拾地上的铜臭。
改革开放举措堪称举世无双，中国执政主体制定的政策堪称完美，除了房价政策。但是，房地产过度的市场化可能是改革开放仅有的败笔。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民众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没有房子这座大山压着，每个人完全为了提高社会生产力而奋斗，那么老百姓的生活是多么的幸福啊。但是，过度市场化的房地产业导致了大量的社会矛盾。一方面， *** 将房地产完全推给市场，使得房产过度商业化，失去了保障民生的作用；另一方面，实行的土地政策间接推动了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升。房价市场化不仅催生了大量资本，而且牺牲了国人几十年的幸福感，打碎了无数国人对共同富裕的信仰，使得部分民众开始对执政主体的成就视而不见，一味诋毁。
房子、医疗和教育是重要的民生工程，是不能完全市场化的。除了房子问题，私立教育的市场化也是未来很大的隐患。教育不公平是仅次于贫富分化之后社会存在的第二大不公平。高额学费的私立精英教育已经开始出现。私立精英教育是在不断强化阶级固化，阻碍社会的流动性。长期来看，这是破坏社会公平性的最大祸根之一。
共同富裕社会的执政主体需要为老百姓提供最基本的住房保障，而现在的房价存在严重的问题。现在的房价对于未来来说简直就是灾难，将会成为未来中国共同富裕道路上的重大阻碍。执政主体要想改变现状，将会面临巨大的挑战。
警惕过度城市化。工业化是城市化的主要推动力，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也会促进工业化的发展。前三次科技革命都是不断进行深度工业化的过程。中国要实现深度工业化就要像美日一样，不断进行城市化，这是工业化所需要的。形成城市群有利于打造产业聚集优势，而制造业的发展正是需要产业聚集。
但是第四次科技革命实现后，城市形态可能将会发生改变。未来的科技是实现智能化、无人化，大量人口将不再进行产业劳动，而是转向知识创造。知识创造不需要大规模的人群聚集，需要的是小规模人群聚集。未来城市化可能不再有利于社会协作体系效率的提高，到时可能将出现新的、更高效的城镇化。
大量产业链无人化，社会供养比非常高，几十个知识创造者，只需要一个人工作就可以养活所有的人。知识创造者多是研发和科研工作，不直接参与生产环节，不再需要大量的城市人口聚集，更适合发展知识创造型的中小城镇化。城镇化或将成为平权社会的主要形态。小城镇将真正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所以，如今中国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应该有所准备，适当考虑到未来的情况。
顺便提一点，农村大量的宅基地也将是社会稳定的保障。在平权社会中，土地私有化是不可能的。对于那些土地私有化的呼声，听听就算了，说一千道一万，一定不能干。
农村土地永久属于社会或者集体。很多人打着规模化和机械化的幌子，鼓吹土地私有化。私有化实在是不可取的。未来，面对没有农民种地的尴尬局面，有很多办法可以解决。解决谁来种地、农业机械化的问题，方法很简单。村集体可以将土地托管给农业公司进行种植，不仅可以解决谁来种地，还能解决机械化和规模化的问题。这样做还有更大的好处，一方面，可以提高中国社会的抗灾害能力。当有灾难时，可以将土地使用权继续给民众，帮助民众度过艰难时期，维持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国家可以控制农产品的种植规模，避免社会农产品价格剧烈波动。土地在村集体中，国家可以通过行政手段，要求村集体上报每年度农产品种植的面积。这样，农业部门的云智能系统就可以规划全国农作物种植面积，及时避免未来的价格风险和产量风险。但是在私人手中，资本逐利为了获利一定会强化市场的价格波动， *** 也不好直接干预私人种植计划。
所以不管怎么看土地私有化都是非常糟糕的。
警惕民间个人资本过度膨胀与资本外逃。在中国，涉及到民生的行业，大多是由国有公司主导，尤其是那些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行业。国家限制私人资本进入这些行业，避免了私人靠着行业先天垄断，形成垄断利润，大量侵占社会共同财富。在中国加入WTO前，中国私人资本的发展并不迅速，但加入WTO后，民间资本也快速发展壮大，逐步具有了顶端优势。随着金融市场的开放，民间资本有机会进入到全球资本运作阶段。开放是好事，但是中国也要明确自己的战略，守得住自己的底线。站在未来平权社会的战略高度来看，资本的膨胀和过度积累是否会对实现平权社会形成巨大阻碍，这是执政主体需要考虑的问题。
对于内外资本的流动，中国一直非常谨慎。近30多年来，中国一直实行较为严格的资本管制。未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越来越大，中国具有了剪外国羊毛的能力，国内资本市场对资本账户开放的呼声将会越来越高，此时 ，中国要保持自身的定力，认清自己的方向。如果未来是要达成共同富裕的平权社会，限制内外资本的流动是必须要做的事情。试想一下，一个要废除继承制度的国家，内部的资本为了逃离，将会使出什么样的手段？很显然，资本将会外逃。一旦开放资本账户，中国再想重新进行资本管制将会很难，损失将会很大。资本账户的开放或限制，有时甚至不会给中国试错的机会。希望中国执政主体能够时刻保持警惕。
警惕权力外围既得利益者对执政主体的腐蚀。执政主体不仅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也代表中国社会体系的未来。90年代，当苏联老大哥解体后，执政主体的高级干部对道路失去了信心，也对共同富裕社会失去了信仰，开始出现生活作风腐化的问题。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后社会主义道路证实中国模式不仅是能够走通的，而且可以比别人走的更远。现在，中国执政主体开始进行史无前例的制度性防腐，这是让所有民众都感觉到欣慰的。从社会协作体系看，执政主体是体系的裁判，同样也是球员。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执政主体往往都会成为社会的最大既得利益者。虽然中国执政主体是代表全体民众利益的，但是如何防止执政主体成为社会最大受益者是执政首脑需要思考的问题。同时，执政主体外围的既得利益者对执政主体的腐蚀，也是中国执政主体需要考虑的问题。
对于执政主体来说，始终保持干部的思想境界和觉悟，为中华实现共同富裕、为全世界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奋斗，才是人生奋斗的理想，这是很关键的。最关键的要从社会的本质上解决问题，让执政主体失去 *** 的动机。
只要中国执政主体始终不忘初心，始终代表着民众的根本利益，这些问题都是能够解决的。
警惕道德体系对科技进步的绑架。有时科技的发展面对的最大挑战是道德绑架带来的挑战。比如永生技术。
中国执政主体现在的目标是在2049年实现国人达到富裕社会的生活水平。但是可能还没有达到这样富裕生活的时候，第四次科技革命就已经带来了严重的道德问题。如今，随着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永生技术可能很快就会被突破，执政主体该怎样面对？很多人会拿起道德伦理，要求禁止这方面的研究。
首先，法律真的禁止的话，能否真的杜绝研发？永生技术，是历代圣贤君王都在追求的长生不死的技术。如果有一条途径能够使人达到永生，这样巨大的诱惑，仅凭一纸空文就能限制对它的开发与研究吗？所以法律禁止是不可能的。虽然各国政要在面对媒体时会说一些政治正确的话，可是当他们背过脸后，立马就会用大量资金去支持永生技术的研发。更何况永生技术在军事和医疗上的广阔运用前景，任何国家都有足够的动力去研发永生技术。无论道德怎么反对，想要禁止它，谈何容易。
其次，我们为什么要推动社会的发展？社会体系良性运转并不是为了维护道德，而是为了提高生产力，发展科技，服务于人。当道德和科技，需要二选一的话，只要科技不危害社会体系的良性运行，就应该毫不犹豫地选择科技。
有些时候，民众用道德因素批评科技是无道理的。民众担心科技发展不仅会引起更大的不公，而且可能危及社会体系本身。但实际上，社会的不公并不是科技发展导致的，而是协作关系无法适应生产力导致的。民众普遍认为在资本逐利社会中，存在太多的不平等，一旦永生技术出现，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将被彻底封死，可能会导致社会体系的崩盘。这种思路错就错在不该用现在社会的协作关系思考未来的社会，因为未来社会使用的协作关系绝不是现在社会使用的协作关系。例如在平权社会中，所有人的生存权都是平等的。永生技术不仅不会封死财富的流动，也不会出现不公平。执政主体需要做的是找到一种公平的方式去分配永生的权力，而不是立法禁止永生技术。
所以，当道德与科技之间产生分歧，科技的发展不能被道德体系绑架。只要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有利于协作效率的改善，有利于社会体系的整体利益的科技，都应该被支持。当科技产生问题时，社会再想办法调整协作关系解决问题，而不是放弃对科技极限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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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话只能点到为止。多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