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先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考虑怎样把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后来又在建设上考虑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不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搬苏联的一套，自己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该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其实，我们过去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独创。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 *** 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最后一次讨论修改稿的会议上一番意义深远的话。
从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初，我国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出现 ***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有了几年的实践经验。对于苏联经济建设中的一些缺点和问题，我们也逐步有所了解。以苏为鉴，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已经摆在党的面前。 *** 关于十大关系的思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1956年4月25日在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 ***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经会议讨论，得到政治局赞同后，5月2日又向最高国务会议作了报告。这个报告确定了一个基本方针，就是“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4月25日讲完“十大关系”，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进行了讨论，讨论中又提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4月28日， *** 就讨论情况再次作了总结发言。5月3日，周恩来根据自己的记录在国务院司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对“十大关系”作了详细传达。随后，各地纷纷要求印发周恩来的传达记录稿。5月28日， *** 在有110多人参加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又讲了一遍“十大关系”。所谓最高国务会议，是由国家主席召集的商讨国家重大问题的会议，有许多党外民主人士参加。讲完后，与会者纷纷发表了看法，这对 *** 进一步思考“十大关系”的内容自然又有助益。《论十大关系》的正式文本，即由 *** 4月25日和5月28日两次讲话记录综合整理而成，还参考了中央印发的周恩来的传达记录。
本文试图通过整理《论十大关系》一文前后 *** 访谈，调研等过程中的一些思考，理解 *** “论十大关系”提出的思想脉络。
关于学习苏联
关于学习苏联， *** 采取分析的态度。他说：要分两类。一类按中国的，一类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学。如土改，我们不学，不照它的。如财经方面有些建议，陈云不学。对资本家的政策，我们也不学它。技术问题横直一概照抄，比较好的，或者我们根本不知道的，学过来再说。
在武钢考察时，李一清介绍了施工中修改苏联设计方案的两个问题。李一清说：“苏联专家为兴建哈尔滨亚麻厂提供的初步设计中有马厩和洗马间。中国工厂不养马，难道也照样修建？”李一清说，苏联专家在设计武钢厂房时，也有这个问题。武汉的夏天胜似火炉，而武钢厂房按苏联地处寒带设计成全封闭式，岂不成了一座座“蒸笼”。武钢将厂房由全封闭改成了敞开式的结构，这符合武汉实际。再一件是中国缺钢材，而苏联设计的厂房全部是钢结构，武钢统统改成水泥结构。这两项改动，既省时间又省资金。
二月二十五日，听重工业部汇报。讲到发展速度问题， *** 说：我国建设能否超过苏联头几个五年计划的速度？我看是可以赶上的，工业也可以超过。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曰穷，二曰白，一点负担没有。美国在华盛顿时代，也是白，所以发展起来是很快的。要打破迷信，不管是中国的迷信，外国的迷信。我们的后代也要打破对我们的迷信。我国工业化、工业建设，完全应该比苏联少走弯路。我们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的速度所束缚。我们可以超过它，理由有四：国际条件不同；国内条件不同；技术水平不同；中国人口多，农业发展快。同样，即使在技术发展方面，在现代技术发展方面，也可以超过苏联，有社会主义积极性，有群众路线，少搞官僚主义。我们有群众工作的传统，有群众路线，这是我们的好处。这时，周恩来插话：开始几年学他们是必要的。经过这两三年，我们也有些经验了，就应该总结总结。 *** 接着说：加上他们揭盖子啦，我们开始有些把握，不要迷信咧。 *** 所说的揭盖子，是指当时正在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批评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四月二十日， *** 批评了一种不正确的思想：“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建设是不可能的。"他说：当奴隶当惯了，总是有点奴隶气，好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叫他坐，他说站惯了。
*** 在听取三十四个经济部门汇报时，正当苏共召开二十大。苏共二十大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暴露了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中间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这些，对正在思考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 *** 来说，无疑十分重要。正如他所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办法之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
在谈到国家与农民关系时，毛主席批评了苏联推行义务交售制的错误。他说：“据说一直到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那个时候，苏联粮食的产量还没有达到沙皇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如果真是这样，这就是大问题了。如果真是这样，集体化机械化的优越性在哪里?社会主义制度比沙皇制度好又要怎么说呢?”(注：1913年沙俄谷物产量8600万吨，1953年为8250万吨，确实低于沙俄最高水平，但1951-1955年的平均年产量达到8850万吨，总算是赶上或超过了沙俄时代的最高水平。)
在1958年3月9日召开的成都会议上， *** 在谈到学习苏联经验时说，建国之初，没有办法，搬苏联的东西，但不能认为非搬不可，一些部门“规章制度从苏联搬了一大批，害人不浅。那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对苏联的经验，只能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在3月10日的会议上， *** 又列举了各部门照搬苏联规章制度的一些问题，批评重工业、计划部门的教条主义最多，强调学习要有独创精神，“择其合乎中国情况者应用”。由此，他把《论十大关系》的提出作为中国走自己建设道路的开端标志：“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
关于战争危险和国防建设
十大关系中，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等都跟当时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关联。
由于当时国际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严重对峙，1954、1955年又加台湾海峡局势紧张，1956年初，我国在酝酿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和15年长远规划中，曾经有过一种设想：我国国防工业建设的目标，要求在1961年达到满足战时最大需要量。按照这个设想，在1956到1959年的4年中，每年必须建50个大型国防工业工厂。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后经计委与有关部门商量，达到最大需要量的时间推迟到1964年，满足最大需要量的产品，30%靠战时动员民用工业部门生产，70%靠国防工业生产。这样安排，仍然非常紧张。由于进度安排快，高峰期集中，投资、材料、设备、技术力量远不能满足需要。国防工业的加快，又影响到电站、钢铁、化工、石油、民用机械等的建设也跟着加快，甚至连轻工业部门的酒精、橡胶、甘油等的生产也得加快，从而导致整个工业部门全面紧张。
*** 提出迅速发展经济，加快工业化步伐，同他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分不开的。自朝鲜停战以来，1955年有两大国际会议很有影响，一是4月份在印尼召开的万隆会议，提出了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十项原则；二是4月到7月举行的日内瓦实现了印度支那停战，国际紧张局势日趋缓和。1955年底和1956年年初，我党中央逐渐感到国际形趋向缓和。政治局会议认为，新的侵华战争或世界大战短时间内打不起来，可能出现10年或者更多一点和平时期。据周总理1956年11月10日在八届二中全会报告中传达，基于这种分析“ *** 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现在把国防工业步子放慢,，重点把冶金工业机械工业和化学工业加强，把底子打好；另一方面，把原子弹、导弹、遥控装置、远程飞机搞起来，其他的可以少搞”
*** 认为，现在有可能给我们十二年的和平时间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基本上实现工业化。他还看到，美国的军队现在这个摆法不像个打仗的样子，到处都是基地，这就是自己立起一些桩，把自己的尾巴都捆在那些桩上，动都不好动。他认为，只要有了十二年的和平时间，就可以争取更多一点的和平时间。当然， *** 还估计到另一种可能性，就是帝国主义搞突然袭击。
建国后第一个五年军事费用支出占国家预算支出的24%，政治局会议设想第二个五年减到20%以下，15%的样子，以便腾出更多的资金用于经济建设。政治局会议决定，把国防工业发展步伐放慢，各类经济比例就比较好安排了。这是安排十大关系，尤其是前五大经济关系的重要一环。
谈到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关系问题时，毛主席说：“不用说有了十年、十二年，我们应当办好沿海的工厂，就算只有八年、七年、六年，甚至只要有五年时间，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四年的工业。办了四年以后，等到第五年打起来了再搬家，也是完全合算的。”在批评有些同志不敢在沿海搞工业建设时还说：“好像原子弹已经在三千公尺上空了”，“不要说三千公尺的上空没有原子弹，就是一万公尺的上空也没有原子弹。”
谈到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时，毛主席说：“现在全世界都在谈论减少军事经费、发展和平经济问题，英国、法国谈得最多，美国有时候也被迫地谈一下。现在是和平时期，军政费用的比重太大不好。”
中央和地方关系
1954年底，一些部门和人士不断反映，统购统销、合作化和社会主义商业改革，引起各地不满和关系紧张，有些已经影响到社会稳定和生产积极性。这引起 *** 的注意，他想到各地跑一跑，调查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
1955年1月，毛主席乘火车沿京汉线南下，开始了调查研究。 *** 同吴芝圃、杨蔚屏等在专列上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农村工作和农业生产问题。4日下午3时，专列途经徐州。曾希圣、黄岩、省委秘书长吴文瑞在此等候。 *** 在专列上听取了他们的汇报。主要问题仍然是农业生产问题。对地方工业，曾希圣提出，他认为中央对地方工业限制太多，打击了地方的积极性。他主张在财政上不牵动中央预算、不影响全国平衡和地方确有需要的原则下，应该让地方多搞些工业。曾希圣还谈到，中央一些机关办事手续多，到北京很难见到一些部门的主要负责人。
专列回天津东站， *** 约黄火青、吴德、耕涛谈话。黄火青、吴德、耕涛主要汇报了三个方面的内容：（1）天津地方工业与私营工业的生产问题；（2）商业工作中对批发、零售商的改造问题；（3）农村的货物供应问题。
从他们的汇报中，可以看出，全国性的总安排很重要，过去计划中没有注意地方潜力的发挥。天津有许多可以利用的工业设备能力，现在闲着未用，反而弄成失业人数多起来，使国家背上包袱。这种现象必须改变才行。
1954年11月， *** 在湖北和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谈三峡工程问题，讨论了苏联专家布可夫的观点，中国水利专家建设三峡有无可能，中国水利工程师的数量等问题。后来林一山在专列上继续和 *** 聊天， *** 海阔天空地问：“你看，美国就国家总的条件和我国相比，怎么样？”林一山：“我国和美国的条件都不错，互有所长，我国还可能稍优于美国。”
*** 喜欢别出心裁的回答，饶有兴趣地问：“为什么？”
林一山做了简单的比较， *** 频频点头，并补充说：“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远比欧洲各国快，除了美国的天然资源外，远隔大洋，没有遭受大战的摧残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西欧在经济体制上有许多条条框框，限制了有识之士和某些资本家的发展，而美国的州议会都有独立的立法权，给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的条件……”
*** 询问这些情况，说明这是他经常思考的问题之一。他考虑到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远比欧洲各国要快，除了美国的资源外，远隔大洋，没有遭受大战的摧残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美国发展快的其他原因， *** 也在经常考虑，他不仅向林一山了解，而且也向别的同志调查。他所考虑的问题，也可能就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体制问题在内的许多问题。 *** 过去了解过美国之所以发展较快，不同于西欧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其原因之一是西欧在经济体制上有许多条条框框，限制了有识之士和某些资本家的发展，而美国州议会都有独立的立法权，给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的条件。 *** 重视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是因为通过对比，可以得到启发。他当时已在考虑体制问题，考虑怎样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1956年初在听各部位的汇报时，毛主席首先谈到：我去年出去了一趟，跟地方同志谈话。他们流露不满，总觉得中央束缚了他们，地方同中央有些矛盾，若干事情不放手让他们管。他们是块块，你们是条条，你们无数条条往下达，而且规格不一。他们若干要求，你们也不批准，约束了他们。曾希圣意见最多，对商业部很有意见，对不批准他们办肥料厂很有意见。看来是要有点约束，否则岂不是无 *** 状态?你们条条住在各地的机构，有没有不接受他们监督的地方?”“你们大家都来自地方，到中央就讲中央的话了。讲也要讲，但要让他们监督。”
在汇报划分中央和地方企业隶属关系时， *** 说：是不是中央部门想多管一点？要注意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划分的主要根据是供销范围。
在谈到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时，毛主席说：“我国宪法规定，地方没有立法权，立法权集中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条也是学苏联的。因为起草宪法的时候，我曾经问过一些同志：是不是应该这么写，据说苏联是这样，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这样，但美国似乎不是这样。美国的州可以立法，州的立法甚至可以和联邦宪法打架，比如宪法上并没有剥夺黑人权利这一条，但有些州的法律就有这一条。似乎财政和税收方面，州和州的立法都不统一。美国这个国家很发展，它只有一百多年就发展起来了，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我们恨美国那个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实在是不好的，但它搞成这么一个发展的国家总有一些原因。它的政治制度是可以研究的。看起来，我们也要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地方的权力过小，对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利的。”
计委和五办在汇报中都提出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个问题。计委汇报说，现在各省市自治区普遍要求多办工厂。上海、天津要求发展较高级的产品，两广要求发展糖和纸，四川要求办甘蔗糖厂，云南、贵州要求发展食品工业、亚热带作物加工厂，另一些边远地区要求办畜牧产品加工厂。地方不但有兴趣搞轻工业,而且也有兴趣搞重工业，如小煤矿、小电站、小化肥厂生产和修理农具的小机械厂等。但他们有两个顾虑：一怕中央不准他们搞；二怕等工厂搞得象样子后，被中央收走。今后轻工业发展规模很大，想由中央三、两个部包办，无论如何是包不下来的，因此要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既要发挥中央部门的积极性，也要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既要发挥内地各省自治区的积极性，也要发挥沿海各省市的积极性；既要发挥先进地区的积极性，也要发挥后进地区的积极性。
省市委的汇报中对束缚地方积极性的一些制度反映强烈，并从人、财、物各方面列举了大量事例，比如天津市委在汇报中说，中央一些主管部门管干部，一直管到车间一级。1954年，天津的教育部门发挥积极性，多招了一些适龄小学生，中央主管部门不同意，经市委一再沟通，主管部门才认账。
从地方工业部的汇报中，引起 *** 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问题。他说：苏联有一个时期很集中，也有好处，但缺点是使地方积极性减少了。我们现在要注意这个问题。地方政权那么多，不要使他们感到无事可做。这表明， *** 关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思想，已经萌生。
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关系
国家计委在汇报中反映，苏联的“一五”期间，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投资比例为9:1。我国一五期间计划位8:1，实际执行为7:1。但各部编制的二五计划中，重工业投资要求过大，重工业与轻工业投资比例将扩大为11:1。
1956年3月1日，听国务院主管轻工业部门的第四办公室和纺织工业部汇报。“新建一个八万纱锭的纺织厂，生产一年就可以收回投资。”——汇报中的这个材料，给 *** 很大启发。他肯定地说：“轻工业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很重要，能多搞尽量多搞些。"
1956年5月21日至25日之间，由湖南汇报。湖南这次主要汇报了1956年至1967年湖南农业发展规划、湖南工业、手工业以及当时突出需要请示的问题。听取农业汇报时， *** 说，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究竟走什么道路，值得探索。苏联是先工业化，后合作化，我们是先合作化，后机械化。合作化后如何处理工业农业的关系，还没有解决。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无疑的。但是建设工业需要资金，需要原料，需要市场；还有城镇居民、工人要吃饭。这要靠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才能解决。我们要适当调整重工业、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比例，工农业并举，适当地多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关于一长制
一长制是苏联企业中实行的一种重要的企业领导制度。按照这种企业领导制度，企业及其所辖单位只有一个领导人。这个领导人由上级委派，在国家计划和苏联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企业的一切工作全权负责。企业的全体人员必须服从这个领导人的命令和指挥。一长制思想是列宁在1918年3月关于铁路的集中管理、护路和提高运输能力的法令中提出来的。苏联1934年全面实行一长制，新中国建国初，一长制跟随苏联援助在国内企业中推广。
1956年二月十五日，听了电力工业部等的汇报。听汇报中间， *** 着重谈了一长制问题。他说：你们为什么对一长制那么感兴趣？党委领导就不好？党委的集体领导无论如何不会妨害一长制。可以找两个厂子分别试一下看，一个是一长制，一个是党委集体领导制，看后者是不是就一定搞得那么坏。你们讲一长制这一段，依靠党的领导问题只有八个字。把党的领导问题同依靠群众、精通业务等问题并列，这种提法不妥。苏联有些东西就不能学，内政部可以不受党的领导，这样一个武器不要党的领导，那还得了！一个工厂几千人，很不容易搞好，没有党的领导，很容易形成一长独裁。任何情况下，党的集体领导这个原则不能废除，如果企业可以除外，那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就变成了有头有肚子没有脚。
二月十六日， *** 再一次批评一长制。他说：家庭也不能搞一长制，没有商量是不行的。工厂总比家庭复杂些。工厂要有一定的纪律，按时、按量、按质完成任务。为达此目的，没有集体领导、个人负责是不行的。单有一个集体领导不行，还要有个人负责，又对立又统一才行。两者缺一不可。只统一没有个人负责不行，是集体领导基础上的个人负责制。单讲集体领导，不讲个人负责，或者单讲个人负责，不讲集体领导，都很危险。
如何汇报工作
毛主席对一些部门的汇报材料非常不满，一些经济部门整理的汇报材料很不理想，只有干巴巴的条条或数字，没有事例，使他听起来非常吃力。有一次，听一位部长汇报，他紧皱眉头，忽而抬起头来说，听这样的汇报，“是使我强迫受训，比坐牢还厉害。坐牢脑子还有自由，现在脑子也不自由，受你们指挥。”“你们这些条条，一定是从许多具体材料中得出来的，应把具体问题写清楚。”“要请我的客，又不给我肉吃，是不是自己要留一手!”“半个月来的汇报，都存在这个问题”。这是继《 *** 》按语之后，对我们经济部门的文风又一次尖锐的批评。
1956年3月2日，听地方工业部汇报之前。 *** 先讲了一段怎样作汇报，怎样写文件的问题。他说：有什么办法使人听了不致忘记？照这样汇报，听过去就忘记了。讲存在的问题，要举事例，把人指出来，不举事例等于无用，别人不好懂。文件重要的是要使人懂，为了使人懂，长一点也不要紧。文字方面不是要反对标语口号吗？就是要有具体形象，有人物。没有具体形象，作品就没有生命。半个月来汇报都存在这个问题，这是使我强迫受训，比坐牢还厉害。坐牢脑子还自由，现在脑子也不自由，受你们指挥。只有观念形态，没有物质，要脱离实际。你们这些条条，一定是从许多具体问题的材料中得出来的，应把具体问题写清楚。
*** 听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报。根据前几次汇报的情况， *** 首先提出这样一个意见，就是写东西要发点议论，讲讲有些什么意见。他并且警告说，不发议论，究竟那个部长能做到几时？ *** 称赞国务院三办的汇报有议论有比较，有三年来的总结，讲了远景，讲了可能性。讲远景，又有高的低的作比较。总之，比较生动活泼。
二月十九日、二十日，分别听建筑工业委员会和建筑工业部汇报。当刘秀峰谈到一些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例子和采取的措施时， *** 说，你这些都不写，只写骨头（指事先送给 *** 的书面汇报。——引者注）。一个工人砌砖，从四百块提高到一千二百块，要把这些肉写上嘛。每讲一个问题，总要讲例证，讲措施，然后讲结果。要发议论，要有典型，要有前后的比较。
1956年5月14日， *** 起草了《中央关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向中央汇报工作的具体安排的通知》。
通知说：关于你们向中央汇报工作的问题，现在已由中南几个省市开始，接着将请华东几个省市汇报（时间可能在五月二十五日至六月十日之间），然后再请西南、西北、华北、东北各省市区汇报（时间将在六月十日至七月底）。汇报的内容有工业；交通运输；商业；农、林、水；财政金融；干部（即教育工作）；统一战线安排；反革命分子安排；失业安排；少数民族问题；其他特殊问题，共十一项。
通知说：以上共有十几个题目，不可能在一次准备好和汇报完，可以分为两次或者三次准备好和汇报完。希望都经过你们的委员会加以讨论和斟酌，但不必十全十美，不大完善也不要紧。汇报的时候除第一书记应来之外，可以带几个与工作有关的助手来。以上各问题，重点放在第一至第六各项，而以第一项为主要的重点，第一项准备好了，即可汇报一次。汇报文件中要有材料，有议论，要突出地批评中央工作和地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揭露矛盾（包括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并提出解决意见。不成熟的意见也可以提出。具体汇报时间，将用电话和你们商量。
如何调查研究
1957年1月27日， ***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又一次谈到调査研究， 指出： 你要找什么知识， 蹲在机关里是找不到的。真正出知识的地方是工厂、合作社、商店。要解决问题，一定要自己下去， 或者是请下面的人上来。7月9日， *** 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讲话说： 我就是这么一个人， 要办什么事， 要决定什么大计， 就非问问工农群众不可， 跟他们谈一谈， 跟他们商量， 跟接近他们的干部商量， 看能行不能行。这就要到各地方跑一跑， 蹲在北京可不得了， 北京是什么东西都不出的啊！ 那里没有原料， 原料都是从地方拿来的。中央好比个加工厂， 它拿这些原料加以制造， 而且要制造好， 制造得不好就要犯错误。
1956年3月30日， *** 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通知， 请他们从十个方面准备经济工作的汇报内容。通知要求汇报“ 应当有形象的材料， 有批评， 有议论， 有主张。不要枯燥无味，千篇一律。同时， 应当写成书面文字报送中央， 字数一万五千字左右为宜。但要看内容如何， 内容好， 写得有骨有肉， 生动活泼， 不妨长一点， 否则宜短， 几千字也可以”，在34个部委开始汇报后不久，李富春建议通知工业部门约二百到三百个重要工厂和工地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一个书面汇报，毛主席采纳了这个建议。不久，几百个工厂和工地的书面汇报雪片般地飞向 *** 。
除了大量阅读各部门报告和在京的会议之外， *** 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各地调查，他除了大量阅读各部门的报告之外，乘坐专列到全国各地，或者即兴停车走进农村，或者约谈省市级干部，或者和县乡村干部座谈，深入农村和工厂，开展多种形式的调查，除此之外，他还多次组织身边的警卫人员到家乡调查。
先“听”后讲，观点出自调查研究。 *** 在讲话中提出的观点，不是在屋子里想出来的，也不是只看材料琢磨出来的。为了讲得有把握，讲得切中需要，讲出符合实际的新观点，他事前总是在不同范围听取意见，对实际情况作深入的调查研究，然后抓住问题的根本，明确讲话的针对性，逐步形成自己的判断。1958年2月， *** 在《工作方法六十条（ 草案） 》中指出，概念的形成过程， 判断的过程， 推理的过程， 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 就是思维的过程， 也就是“ 从群众中来” 的过程； 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过程， 就是“ 到群众中去” 的过程。这样就进一步明确了调查研究与党的群众路线在认识论基础上的一致性。
为了多了解真实情况，1955年年初， *** 提出：从全国每个省和广西自治区、每个专区选调一名军队干部；天津、上海、广州、重庆、武汉五个大城市各选调一名军队干部，集中到中央警卫团一中队。一中队负责 *** 的警卫任务，是 *** 身边的警卫部队。 *** 希望通过这些身边警卫，接触群众，直接听到各地的真实情况。
1955年2月初， *** 指示卫士李家骥以探家的名义回乡搞调查研究，16日归队。 *** 听取了他的汇报。 *** 对他的汇报给予了肯定并且表示，等有时间，再详细听他汇报。让他先搞一个提纲，写一个调查报告，不但要有具体内容，还要有分析，有本人意见。
*** 专列经过石家庄， *** 找卫士李家骥谈话，详细听他汇报2月探亲搞调查研究的情况。 *** 边听边点头。当汇报到农村中的新富裕中农时， *** 表示了极大的兴趣，连说：“好，你具体说。”李家骥举了他姑姑家的情况说：“她儿子今年当了干部，本来有粮食，却把它埋起来，在外边则放风说没有粮。” *** 插话：“这是我让你调查的重点。你们（指 *** 身边的卫士）如果把你们亲属的情况都了解了，就能掌握不少情况，就能对我们制定政策起很大作用。”
14日下午， *** 在 *** 颐年堂前院接见中央警卫团一中队干部战士。 *** 说：“我要和同志们见见面，讲讲话。”“你们都是做警卫工作的，光站哨，工作很单纯，如吃菜一样，不能光吃青菜，还要吃点辣椒。我现在给你们增加一项工作，不知你们同意不同意。”大家齐声回答：“同意！”
*** 说：“今后你们就是三项工作：一项是警卫工作；一项是学习，学文化；加一项调查工作。一方面回去看家，一方面搞调查，以看家为名做调查工作。你们为中央做点事，我通过你们和群众接触，你们要把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真实地反映上来。”
*** 说：“你们对人要尊重，要尊重父母、尊重老百姓、尊重区乡干部。不要摆架子，我的学问不高，我向你们摆架子，你们不会高兴，团长向你们摆架子你们也不会高兴。所以不要向群众摆架子。谦虚就可以调查出东西。”
1956年5月中旬，在离京之前， *** 选派了家在不同地区的26名警卫战士，让他们回家，一边探亲，一边帮助他调查各自家乡农村的情况，4月23日出发，限期归队汇报。回家探亲的战士5月13日纷纷回到北京，又即刻赶到广州向 *** 作汇报。 *** 利用晚上时间看战士们写的调查报告，有时还把战士们找来细谈。他和战士们一起讨论，经常谈到深夜。
为了摸清农村的情况， *** 派他身边的警卫战士探家，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做调查，有河南的，广东的，广西的，湖南的。19日， *** 看了身边警卫战士的调查报告，在每个报告上都写了批语。……以上三个报告（连批语）， *** 都送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阅后退他。7月19日、20日、22日， *** 又连续三天，分三批听取身边警卫战士回乡探亲的调查汇报，同他们座谈。每一次汇报都在三个小时以上。
*** 说：“我想的这个办法实在好，通过你们和广大农民联系起来了，建立了关系。你们见到农村，我看到你们，就间接见到了农民，就离这么远（伸着三个指头）。” *** 一面看战士们写的调查报告，一面询问情况，并同他们一起讨论。汇报内容集中在三个问题上：粮食问题，合作社问题，基层干部作风问题。他问一名战士：你家参加合作社没有？参加了合作社以后有没有时间回家干活？你家是不是比过去好一点？他说：“要分清中农多少，贫农多少，下次要调查他们的态度。”还说，“新中农思想起了变化，不愿参加合作社，老中农愿参加合作社。”汇报会开得生动活泼，战士们无拘无束地把自己想讲的话都讲出来了， *** 从他们那里获得一些关于农村合作化情况的第一手材料。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论十大关系》出现在苏共二十大和 *** 八大之间，苏共二十大暴露出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问题， *** 八大必须回答中国在全面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路子应该怎样走。 *** 当时正在主持起草党的八大政治报告，听了“十大关系”的讲话后，高兴地对起草组的人说：有了毛主席的这个讲话，我们这个报告的主调就有了。
*** 说：我们搞革命，很长时间不上轨道。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一年整风以前，有二十年不上轨道。经过整风才上轨道。搞建设究竟要多少年才上轨道？应该缩短。一九五三年各部还没有方向。一九五二年就提出总路线，未公布。财经会议中心问题是总路线。经过一九五三、五四、五五几年，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尚未上轨道。中央这期间没有怎么管工业。去年由于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迅速发展，反过来推动了建设。搞建设，想缩短犯主观主义的时间。看样子三个五年计划可能加快，三个五年计划变成两个五年完成，甚至还要缩短，这是可能的。
“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 同志的开幕词简短有力、鼓舞人心。
*** “十大关系”思想的酝酿形成，从开始归纳到正式提出，从三条、五条、六条扩大到十条，从经济关系扩展到政治关系，满打满算不到一个星期。 *** 提出“十大关系”的过程，表面看是有些随机性，但实际上对应的是苏共二十大的改革路线，反映了 *** “以苏为鉴”的最初思考。特别是最后增添的四大政治关系，显然是吸取了斯大林破坏民主法制的教训提出来的。苏共二十大揭露出的问题，激发了 *** “弯道超车”的赶超意识。他在听汇报时，批评“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建设是不可能的”的观点是奴隶主义，认为 *** 内有“群众路线”的传统，外有反教条主义的经验，完全可以避免出现苏共的错误。他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主题，是包括了中苏两方的：对苏共是纠正错误的问题，对 *** 则是破除迷信的问题。 *** 在1958年5月讲：“我为什么讲十大关系？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比较，除了苏联的办法以外，是否还可以找到别的办法，能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
1960年6月18日， *** 写了《十年总结》的党内指示，简约地概括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基本脉络，“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