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接上文）
老艺术家刘喜奎生前曾对女艺人在旧社会受到的种种迫害控诉说：“他们（指旧社会的统治者）看到哪一个女艺人长得好，就千方百计弄到手，供他们玩弄。有一位姓孙的演员，已经有了爱人，一次她 *** 到袁世凯府里去唱堂会，被袁的三儿子看上了，就此扣在府里不放了。还有一位被逼当姨太太的女艺人，由于没有服侍好老爷，就被用烧 *** 烟的签子刺瞎了双目，赶了出来，流落街头。”刘喜奎在谈到自己的亲身经历时说：“当我二十多岁，正所谓花容月貌、青春少年时，在艺术上也有了一些成就，那些军阀阔少纷纷打我的主意，军阀张勋借唱堂会的机会企图逼嫁，陆军次长陆锦也百般刁难。我被气死过好几次，戏也不能演了。我躲到天津，他们竞然追到天津来搜查，看来不肯牺性身体，就得牺牲艺术。他们还不死心，就对我的爱人——在他们手下做事的一个小职员百般刁难，在我们结婚的第四天，就把他东调西派，没过几年，就折磨死了。”
李桂云当然也未能幸免。还在她16岁入奎德社之前，一个土匪出身的师长，派人叫她去陪着打牌，假如硬是不去，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父亲就让弟弟做伴，到那去点个卯就回来。谁知到了那里就不由己了，人家不让走，她姐弟二人装作在屋内外玩要，才伺机跑了回来。
1930年，桂云曾一度离开奎德社，由当时的《益世报》负责人戴正一给他们另组班社，在东安市场吉祥戏院等处演出，主要演员有王云仙、余素文、金少甫、赵少云、赵蛐云等。这时驻承德的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军阀汤二虎（汤玉麟），召她们去承德唱堂会，李桂云谈；“他们推牌九，押宝，这个老秃子要我坐在他一旁。有一次他输了，满脸不高兴，陪他玩的人就偷偷告诉我，让我给他出主意押那一门，果然他赢了钱。老秃子高兴了，竞不怀好意，欲行无理，我可慌了手脚，也是急中生智，跑到他最宠爱的三姨太那里，才得幸免。这个老秃子有六房姨太，还到处作恶，后来听说又逼迫一个唱花旦的姐妹嫁给了他。”
桂云于1935年第二次离开奎德社之后，在京津沪等地演出。1937年她在天津北洋戏院演出时，一位银行少老板成天来看戏捧角儿，费尽心思和桂云相识，对桂云大献殷勤，亲自驾车接送桂云去剧场。后来他提出了结婚的要求，本来说他没有妻子，谁知一过门才知受了骗。物质生活是富裕的，但精神上感到很压抑。少老板不准她回京探望母亲，也不准她母亲去看望她。桂云被关进笼子里了。那年桂云只有28岁。在那个社会，女演员结婚之日就是告别舞台之时，例外者不多，特别是名角儿。28岁的桂云，结婚是晚了一些，但告别舞台就太早了。
那时有成就的女演员遭受种种厄运的，并不是个别现象。小香水，算是梆子坤伶中有突出成就的艺术家，本工青衣，老生戏也很出色，《辕门斩子》、《清官册》等是她的代表戏，可是后来，饿死在津东军粮城火车站。师承小香水的另一位名家金刚钻，贫病交加，被医院拒之门外而惨死，都是四十挂零的年纪。另一位花旦王克琴，被张勋霸占又遭遗弃，31岁身亡；红极一时的赵碧云，死后其女卖身葬母；鲜灵芝吞金、赵紫云吞烟；雪艳琴27岁婚后辍演；秦凤云26岁婚后隐居，五年后虽又一度重登舞台，但为时不到二年。以上所说的都是一些著名演员，至于一般艺人的遭遇就更加悲惨了，沦落妓院者并不鲜见。
根据大量的事实，当时有人得出结论说，女演员的艺术生命“只有15年之锋芒，而此15年，可分三世：15至20岁，为进化时代，20至25岁，为饱绽时代，25至30岁，则已为退化时代”，30岁以后就被人称为“人老珠黄”了。
上边我们举的多是梆子或兼唱皮黄的女艺人，因为早期的著名女演员中，唱梆子的居多。1930年出版的《戏剧月刊》二卷十一期上有一篇《十年前平市坤伶题名录》，共记有171名有成就的女演员，其中河北梆子演员（有的兼唱皮黄）105人，而京剧演员只有66人，由此也可看出河北梆子当时的兴盛。
十、和盖叫天、 *** 合作
李桂云于1935年底离开至德社，加入同德社，在天津北洋戏院演出。这里有不少人是奎德社出来的，演的也多是奎德社演出过的一些剧目。数月后，桂云回京，又应邀去上海演出，由于人手不齐，又缺乏新戏，营业平常。不过上海观众对河北梆子还是很欢迎的，所以合同期满，戏院请李桂云等部分人员留下，和京剧同台演出。旧历腊月底唱封箱戏，大轴是盖叫天的《推车斩将》，压轴戏是桂云的梆子《拜寿算粮》，前边还有 *** 的《戏迷传》等剧目。到演出之前，京剧班的打鼓佬才找到桂云的琴师刘云甫，问开场怎么上法？桂云这才知道场面上不成，事到临头已无法变动，勉强着把这场戏唱下立即由刘云甫回京找人，刘等再返上海，已迟了一步，没赶上1936年的春节演出。
旧历正月初一的戏码是盖叫天、李桂云合演的全部《潘金莲》，李桂云唱京剧，很受欢迎，盖叫天先生也是久未登台，所以连演半月，场场客满。这个戏李桂云没唱过，是由京剧名旦贾碧云（小十三旦)先生给她现说的。贾先生还陪桂云演了一出《虹霓关》。李桂云谈：“有一天我进后台晚了一步，贾先生对我连说：‘干万别慌，我在台上多抻会儿。’他见我扮好妆才下来。”
灯节以后，李桂云又和 *** 先生合作。林先生是唱红净的，在上海很有成望。挂二牌。梆子班由于人手少，只能唱一些《三娘教子》、《桑园会》、《汾河湾》等小戏。桂云既唱梆子又演二黄。随她去的其他人住森泰旅馆，每人每月包伙六元。一天有事没事拿一个半份子，比在京演出增加百分之五十的收入。刘云甫说：“我在北京一个月合五十元，到上海就拿七十五元了，那时好贡米十二元一包（二百斤），好白面两元挂零一袋（四十斤），兵船牌的每袋曾卖过二元以下。”
在这期间，周信芳先生曾邀李桂云同他合拍电影戏曲片《七擒孟获》，服装等都准备好了，又因故作罢。李桂云和 *** 合演了半月后就返回北京。
清末民初(1910年前后)，河北梆子在上海及江南不少城镇很有观众，田际云先生主持的玉成班曾长期在上海等地演出；稍后，七盏灯、杨韵谱等不少名演员也曾长期在上海、苏州、南京、镇江、武汉等地演出，江南甚至有培养河北梆子的科班。解放后在北京市河北梆子学习班任教的老前辈、著名花旦演员杨贵庭（艺名千盏灯）就曾在江南坐科。1936年那次桂云南下，算是河北梆子于解放前在上海举行的告别演出了。
桂云回京未久，又组班演出于天津北洋戏院。陪她唱老生的先是刘佑萱，她是奎德社的老人，30年代初曾从李洪春先生学靠架老生戏；后来又换了王金城，这是一位“票友下海”的同行，他学元元红那一派，《桑园会》、《算粮登殿》、《拾万金》等戏里的老生，都是他的活儿，灌过唱片；京剧名旦童芷苓由她弟弟陪着唱倒第二，那时她还年轻，不太出名。桂云所演的剧目除《秦香莲》等传统戏之外，就是在奎德社时期演过的时装戏。童芷苓那时也参加时装戏的演出。她二人合作约一年光景，李桂云结婚后辍演，这个班子就由后起之秀童芷苓带着唱了。
这个时期，奎德社由陆蕊芳担任主演，她是著名老旦兼老生演员鑫小樵的女儿，后来改名鲜蕊芳。鑫小樵本姓赵，嗓音洪亮，《天津商业画报》1931年二卷十七期有文评她，“颇有龚云甫之气韵，能戏不少”，是奎德社的一员主将。她的丈夫陆永福精通打击乐，当时在奎德社协助杨韵谱排戏，所以收藏有很多奎德社的资料，可惜经过十年浩劫，业已片纸无存。鑫小樵老人不幸于今年辞世。（注：时为1984年）
由于时局动乱不安，不久杨韵谱先生又隐退，奎德社就解散了。七七事变后，有人仍用奎德社的名义演出过一段时间，那已经是另一回事了。
十一、梆子没落了
七七事变前，河北梆子尽管已经度过了它的黄金时代，但是在北京的吉祥、开明、广德楼、哈尔飞等所谓道北的一些大戏园，还有它一席之地，不时见到有梆子的演出；当李桂云辍演之后，在北京，人们要想听梆子，就只能到天桥去寻找那高亢激越的燕赵之音了。刘云甫先生谈：“日伪时期在天桥小小茶园，京、梆同台，开锣戏是银娃娃、麻子红演的一出梆子，中间还有李凤元（艺名二宝红）、李云卿夫妇的一出梆子。”
偌大的北京城只剩这么两出梆子戏了，曾经雄踞剧坛的梆子腔，已经奄奄一息。这还不算最悲惨的时刻。到解放前夕，连这两出梆子戏也不见了！
李桂云回忆说，在一个深秋的下午，她去游白塔寺，蓝天浮云，夕阳白塔，断墙残壁，行人匆匆，讨生活的多，闲游者稀。在嘈杂的人声中，隐隐传来一曲凄凉多于高亢的梆子腔，使这位著名的梆子演员心绪如麻，很想尽快离开，但仍然不由得寻声而往。只见一位昔日朝夕相处的姐妹，披件青衫，在那里撂地儿唱段戏呢！尽管那位拉弦的老人把头深深低下，还戴一顶不合时令的草帽儿，将脸遮得严严实实，她还是一眼看出，那是同她合作多年的技艺高超的琴师刘云甫老先生。她不忍再看，便匆忙离去，偷偷把两滴泪水弹在那半枯的古柏上。她心想：“梆子真的完了？完在我们这一代手里？不，不能啊！唉，可我，又能干什么呢？同她们一起去打地摊，唱段戏？”桂云断断续续地想着，忧心忡忡地走开了。那悲凉的梆子腔还在她的耳际萦绕，她感到孤单。
那时在北京撂地儿唱段戏的地点有四大庙会，按它们 *** 的日期，十天可以轮流一次，每月逢一逢二休息，三、四日是土地庙（在宣武门外下斜街，现在的宣武医院旧址及其附近），五、六日是白塔寺，七、八日是护国寺，九、十日是隆福寺。一天所得可买二三斤杂合面。这当然不够生活，所以不少艺人改了行，作小贩，卖苦力，拉洋车，甚至沦落妓院，或冻饿而死。
刘云甫先生回忆说：“ *** 起了沿街叫卖的营生，不会干，也拉不下脸来，不过到了饥肠响如鼓的时候，就顾不得那么许多了。每天到小市买上一斤花生米，回来分成若干小包，买上二斤白面，烙点糖火烧，再买上几盒杂牌烟，等到第二天清晨，挎个篮子，弄个大围脖把头、脸包得严严的，未曾出门先探头看看，见没有熟人，这才大步流星地出去，还不敢在家门口卖，得到了永定门才敢叫卖，主要卖给 *** 的大兵们。”说到这里，刘云甫老人感慨地又叹了口气：“唉，那时谁能想到今天！八十多岁了，什么活儿也不干，每月还给几十元退休金。在旧社会，吃开口饭的就是不养老不养小的行当。”刘云甫老人每谈到这些往事，都要落泪。
当然，落到这种地步的不只是梆子艺人，京剧、评剧、曲艺界的同行也不少。
梆子没落了，作为一个重义气的艺人，见到前辈人留下的这个剧种、这个饭碗消失在自已这一代手里，谁也不甘心，都憋着一肚子火呀！总觉着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坏事”，这是我所访问的老艺人们共同的心情。
十二、枯木逢春
解放了，天亮了。古老的都城迎来了明媚的春天。就在北平解放的这一年，李桂云决定重登舞台，振兴梆子。她先找到琴师刘云甫先生，练功吊嗓。刘云甫每天早晨到桂云家，再同她到永定门城墙那边去喊嗓，边走边喊，一直到城根，8点钟左右回到刘云甫家吊嗓，然后云甫送桂云回家。到云甫家去吊嗓的还有秦凤云、新钢钻、珍珠钻、刘桂红等人，也算是一个小小的聚会了。
桂云和刘云甫商议，由云甫分头去请星散各地的同行们。他先找到董兰舫，当时董有病在身，靠她的唱京剧小生的父亲董世元摆摊卖酸枣，苦度时光。说妥后，刘云甫又去请年近古稀的李凤元、李云卿夫妇，二位老人盛情地接待了他，但是对重返舞台却踟躇不定，李凤元说：“老了，不想再唱了，摆个烟摊，一天有点收入，够喝碗粥就算了。”刘云甫对二老说“桂云出来挑大旗，有奎德社的底子，一唱就会起来。”过后李桂云和刘云甫又去说：“咱们有幸遇到解放了，现在还能行动，不出来使把子力气，粗师爷留下的梆子腔就真的亡在咱们手里了。”李风元夫妇终于应了下来，不过他们说：“我们只能唱夜戏，也不拿戏份，白天还摆这个烟摊，也就够吃的了。”
“四梁四柱”有了，底包是原来小小茶园那一班同行，衣箱是租赁喜彩莲的，每场八元钱（合新人民币)，这个班就算拉起来了，定名为丹声社，他们的打泡戏，是在新中国成立后4个多月——1950年2月19日，在民主剧场演出的。戏码是：董兰舫的《辛安驿》，李凤元的《清官册》，姜铁麟的京剧《两将军》，大轴是由李桂云主演的《孟姜女哭长城》。当时都见报了。庆乐园的管事刘玉不干，说李老板是奎德社的角儿，得先在庆乐园演。盛情难却，只好18日先在庆乐园加演一场，戏码不变。上座很好。
河北梆子在北京的大剧场绝响十几年之后，又复苏了。有一些人称它是“叫化子剧团”、“一群老绵羊”、“老梆子”等等，不过这样议论的人并不都是有意贬他们，他们说的也都是实情，桂云她们连个社址都没有，上演的剧目只能在开演前到后台对一对词；而且根本就凑不齐一台戏，只能和京剧同台；当天下钱当天分，收入不多就按人头分，每人三角钱（合新人民币)，如果乘电车去剧场，还不够买票的。桂云常常不拿钱。但是他们不灰心，坚持演出。
秦凤云也重返舞台，要演出，但没有配角，丹声社的同行们就协助她公演，不久她也加入了丹声社。接着云笑天也来了。遗憾的是她们二位没多久又先后离去，凤云到中国戏曲学校任教，云笑天应邀去外埠。
1951年丹声社改为新中华秦剧工作团，李桂云任团长。1955年新中华秦剧工作团改名为新中华河北梆子剧团；1958年该剧团交北京市，改名为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李桂云一直担任团长。
1952年，中央文化部所属中国戏曲研究院派来了辅导员李泰峰同志（是一位进城的老干部），桂云她们感到有了主心骨，信心倍增。同时戏曲研究院还每月补助她们二千元。院的一些领导同志马少波、罗合如、韩力等也很关心剧团的建设，并帮助她们排了《小女婿》、《陈妙常》、《柳荫记》等剧，经济收入有所好转。按说他们该缓口气了吧？不，这些怀着振兴梆子的老艺人认为，国家在这百废待兴的时候，还拨款给我们，再困难也不能把钱白白吃掉，而要用在刀刃上，用来发展我们的事业，振兴我们的剧种。他们在本市，到外埠、下农村，赴厂矿，不停顿地演出，并进一步动员已转业的同行加入剧团，阵容加强了，终于站住了脚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