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化市操场埋尸案进展情况（怀化市操场埋尸案）

这是二审了，记得有个主犯是死刑吧，痛哭流涕的丑态百出。一审过后还不放弃，挣扎求生，杀人埋尸的时候应该是猖狂得意吧。

据说这个案子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发掘”出来的，还是2019年左右弄的，是新冠疫情前了，那时候是少有的一个标准的保护伞案件，符合大众的普遍想象：有凶手（承包商）、有后台（校长）、有保护伞（执法调查人员）、有惊悚情节（操场埋尸）、有“冤屈”（受害人举报不法被杀）……犹记得此案刚出来时，笔者愤愤不平，说扫黑除恶原本是扫除黑恶势力，把基层某些不可言说的角落照照光亮，结果给国徽泼了脏水，真实大大的“不该”，当地的官场绝对很不舒服。据说案子审出来后，受害者一家人已经搬离这座城市，因为他们毕竟“造成”了官场大地震，不知道大大“得罪了多少人”。

这与云南的“孙小果案”在性质上有很大的类似性。基层或某些地方，官员流动不正常、党纪监督不给力、几套班子和稀泥……形成闭塞的“官场”，是吏治的天然大害。

新冠疫情以来呢，国家实质上进入一种准战时状态，对 *** 官员，党员干部是一个长期考验了都，以最早的武汉为例，科学上的事情归科学，管理上事讲效率和结果。党员干部调整的多，省部级的都有提前退休的……再到建党百年的精神面貌整理重塑，民众和党员本身对党员干部的要求与日俱增，对权利的小任性更加深恶痛绝——当然还有 *** 部门是没能及时调整过来的。对待突发事件、常态事件的处置不一定能跟上时代。

最显见的就是当西安的疫情，各种措施可以说瑕疵不断，小状况频发。物质上应该是资金不足或调拨抠唆——能签字发钱的应该怕担责任或者觉得和自己没关系（没上下其手过，没有陈例，看着难受，不如不管）。所有的缺人、戾气重、说话不好听等等都可以用这个问题来解释。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呢？经济不够发达或不够活跃的地区， *** 部门的服务意识就越差，全是“自治”，最好别惹事麻烦“官老爷”。人员编制固定，甚至缩水（有吃空饷的，挂职的，不干事看报纸的，还有退居二三线养老的等等），遇到大事了，发现哪哪都缺人，还特么的发不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