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还是在回顾2012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前，先贴出过去几年的，方便大家延伸阅读，因为考古项目一般是多年工作成系列的工作，有些地方确实是十大考古的福地，比如与2012年相关的石峁、海龙囤在之后的十大考古评选中也有亮相。
201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评述（文峰塔、老官山、隋炀帝墓）
201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评述（东赵、郭家庙、禁山）
201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评述（海昏侯、太极殿、致远舰）
201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评述（石家河、苦寨坑、上林湖）
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评述（焦家、杨官寨、宝马城）
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评述（城河遗址、酒务头、太子城）
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专家解读（平粮台、壁画墓）
2012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史前考古可谓打了一个大翻身仗，有四项入选，特别是神木石峁遗址，不仅斩获接下来的世界十大考古发现，而且在接下来的若干年，石峁遗址始终是我国史前考古研究的焦点，获奖无数。2012年具体获奖项目如下：
1、河南栾川孙家洞旧石器遗址
2、江苏泗洪顺山集新石器时代遗址
3、四川金川刘家寨新石器时代遗址
4、陕西神木石峁遗址
5、新疆温泉阿敦乔鲁遗址与墓地
6、山东定陶灵圣湖汉墓
7、河北内丘邢窑遗址
8、内蒙古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
9、重庆渝中区老鼓楼衙署遗址
10、贵州遵义海龙囤遗址
一、史前项目
2012年的十大考古新发现有四项入选。其中旧石器时期的孙家洞遗址位于秦岭以南、淮河以北，地理位置独特，处于中国自然地理南北分界线上，是气候和自然环境的过渡地带，该区域是人类迁徙演化和动物 *** 流的通道，对于研究过渡区域动物群面貌、动物地理区系演化、古环境变迁和南北方古人类文化的交流有重要作用。孙家洞遗址出土的中更新世时期古人类化石对于近年来国际古人类学界直立人演化和现代人起源的研究有着重要作用，也为研究古人类的个体发育及系统演化问题提供了化石依据。动物化石的大量发现和研究不仅有助于遗址周边区域古环境的分析与重建，同时通过现代埋藏学和动物考古学方面的深入探讨，为研究古人类生存模式、栖居形态以及群体组织等国际动物考古学热点问题的探讨做出积极贡献。
新石器中期的顺山集遗址，是近些年苏北地区的新发现。常年来，淮河流域的考古工作比较少，特别是新石器时期发现更少。而顺山集遗址这处距今八九千年前的环壕聚落，不仅填补了这个地区考古学文化的空白，而且如此规模的聚落发现也是一大发现。
刘家寨遗址是近年四川新发现的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同样填补了当地考古学文化的空白。因为四川地区，常年来都以三星堆的发现闻名天下，但是史前的发现，多年来都相当少。共清理灰坑278座、灰沟1条、房址20座、窑址26座、灶12座、墓葬2座。出土大量陶片、动物骨骼、石制品。刘家寨遗址早期层位文化面貌与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大地湾、师赵村遗址的同期遗存相近；晚期层位中部分陶器体现半山文化因素。不过，与之相比，刘家寨遗址未见彩陶尖底瓶、宽沿盆、陶刀等，却有小型直筒罐、戳印圆圈纹陶器、多孔石刀等，是为自身特色。遗址位于大渡河上游，为横断山区文化交流、传播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对构建四川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起到标杆作用。
新石器末期至夏代早期的神木石峁遗址，想必关注近一些年考古发现的一定都知道。该遗址发现了保存较好的石砌城墙，以及城门和疑似“马面”“墩台”“角楼”等城防建筑。确认了石峁城墙保存基本完整且大致可以闭合，并构成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个层次组合的石峁城址，城内面积在400万平方米以上。2012年重点发掘了外城东门址，揭示出一座体量巨大、结构复杂、筑造技术先进的城门遗址，包含内、外两重瓮城、砌石夯土墩台、门塾等设施，出土了玉铲、玉璜、壁画、石雕和陶器等龙山晚期至夏时期的重要遗物。外城东门位于外城东北部，门道为东北向，由“外瓮城”、两座包石夯土墩台、曲尺形“内瓮城”、“门塾”等部分组成。石峁遗址系目前国内所见规模最大的龙山时期至夏阶段城址。它的发现为研究中国文明起源形成的多元性和发展过程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资料，对进一步理解“古文化、古城、古国”框架下的中国早期文明格局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2019年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皇城台的发掘，又将石峁遗址的高度又提了一层。
二、青铜时代
2012年传统的夏商周考古几乎挂零，反而靠边疆地区的一处青铜时代的遗址勉强撑面子。 阿敦乔鲁遗址与墓地是近年来新疆发现的重要的青铜时期的遗存，其年代测定为公元前19世纪至公元前17世纪，属于青铜时代早期，填补了新疆青铜时代早期遗址的空白，为揭示出西天山地区青铜时代遗址的具体面貌提供了一批全新的、重要的材料。 从遗迹的建筑规模及建筑特色等方面看，阿敦乔鲁遗址很可能是博尔塔拉河流域具有中心性质的祭祀或举行重要仪式活动的场所，显示出了很高的文明程度。这个遗址几年前我也去过，见过当地的石板墓和石头砌成的房子，和中原地区的遗址显然不同。
三、历史时期
历史时期，2012年有五项入选，特别是宋元时期有三个，可谓相当罕见。年代最早的是山东定陶灵圣湖汉墓。墓葬属于“甲”字形大型木椁墓。在墓葬中室门道外地板下暗洞内，发现一保存完好的以丝织品包裹缠绕系结的竹笥。竹笥内叠放一件丝质汉袍，汉袍的颈背部系结一枚玉璧。据有关丝织品专家认定为女性服饰，这为断定墓主人提供了重要依据。从墓室结构初步判断，墓葬年代属于西汉晚期。该墓是山东发掘的规模最大的木椁墓葬。黄肠题凑的墓葬形制也是在山东首次发现。地上墓室的构筑方式，封土内墓坑外围立柱、墓室外积砂内立柱等构成跨度约38米的柱洞群。回廊外侧室、回廊内多室以及侧室间隔壁皆为黄肠木横切叠垒的墓室结构；带有朱书、墨书及刻划模印文字的青砖封护墓室等特点在以往发现的大型墓葬中实属罕见。该墓葬是我国目前已发现的“黄肠题凑”形制墓葬中，该墓葬规模最大、规格最高、保存最好、时代大致明确。
邢窑是我国古代以烧制白瓷而著名的窑场，已经发掘很多次，可惜就没见过一本像样的大报告，听说以前挖过的材料都烂在库房里了。2012年发掘的收获有四：
一是窑炉年代早，是邢窑已发现窑炉中最早的几组；完整度高，窑门、火膛、窑床大部尚存，窑顶，窑壁、烟囱等也存在较多；布局模式罕见，多窑共用一个窑前工作坑，是研究早期邢窑窑炉开凿、布局和烧瓷行为的重要资料。
二是早期灰坑群和遗物，发现堆积有北朝时期遗物的灰坑约超过20个，遗物丰富，时代单纯，是历次发掘中首次批量出土的早期遗迹、遗物。
三是隋三彩的出土，是邢窑发现中的首次，胎色浅粉或白，火候较低，单色釉外壁绿色，内壁浅黄，两色釉为黄、绿，釉下施有一层白色化妆土，器型大致为碗、钵类。
四是发现了“高”“上”“大”三种刻款器物残片，字款皆刻划在器物底足外壁，字体大小不一，规整度一般，为邢窑刻款瓷器的研究增添了新内容。
传统对都城考古的研究集中在中原地区周秦汉唐宋元明清研究，而边疆地区的城址研究很少，特别是少数民族王朝的都城研究更少，辽上京这十余年的发掘，则弥补了这部分的缺憾。辽上京城址位于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东南，由皇城（北）和汉城（南）组成，平面略呈“日”字形。西山坡是上京皇城西南的一处自然高地，也是全城的制高点，尚存三组东向的建筑基址。2012年的发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辽代都城遗址考古。根据考古发现的遗迹和遗物，可以确认西山坡是一处辽代始建的佛教寺院遗址，位置重要，规模庞大。佛寺北组为东向的长方形院落，四周有院墙。中轴线上的主体建筑为大型的六角形砖木混合结构建筑，左右两侧对称布置小型的六角形砖塔，前有小型建筑基址和广场。中轴线建筑结构特殊，柱础雕刻莲花纹、龙凤纹，出土刻画写实、彩绘贴金的泥塑造像，这些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座基址的等级和功能。这次发掘成果确认了西山坡建筑遗址是佛教寺院的建筑性质，对重新认识辽上京皇城遗址的形制布局将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南宋时期的老鼓楼衙署遗址位于重庆市主城核心位置——渝中区解放东路望龙门街道巴县衙门片区。遗址背山面江、坐北朝南，符合中国传统衙署建筑规制的同时又具有鲜明的巴渝地域特色。遗址兴建于宋蒙战争的历史背景之下，南宋时为川渝地区的军政中心——四川置制司及重庆府治所，著名的川渝山城防御体系即在此筹建经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遗址已清理房址、水沟、水井、道路及灰坑等各类遗迹共计261个，出土了一批保存较好的陶瓷器、钱币、瓦当、礌石、坩埚及漆器等文物9000余件（套），标本数万件。发掘结果显示，遗址规模宏大、纪年明确，文物遗存丰富，地层关系清晰，宋元、明代、清至民国三个时期的衙署建筑叠压分布。
贵州遵义海龙囤遗址则又是一处土司遗址，相联系的还有贵州遵义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海龙囤“新王宫”的整体格局与明故宫契合，反映了土司在意识形态上的国家认同，这种一致性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有效维护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海龙囤是我国羁縻·土司制度的实物遗存，它完整见证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政策由唐宋时期的羁縻之治到元明时期土司制度再到明代开始的“改土归流”的变迁，它的发掘为从考古学的角度深化中国土司制度和文化的研究，探讨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视角。换言之，对推行羁縻之治以来，中央如何开发、经营与管理西南疆，边地又是如何逐步汉化而与华夏渐趋一体等问题的深化有着积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