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中华民族所共同尊崇的四个主要的：仁爱孝悌，重义轻利，谦和礼让，真诚有信。
l.仁爱孝悌
不管在哪个历史时期，也不管在官方还是在民间，仁德成了各个阶层所公认的最普遍的道德标准。
从孔子的三母德，到孟子的四母德，再到董仲舒的五母德，都把“仁”列为众德之首。
只有具有仁德的人才是真正的人，仁是人的立身之本，是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基本准则。
对人有爱心，是一切美好品德的开端。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爱思想，并把它推广开来，淡化了孔子仁爱思想的等级色彩，而融进了较为浓厚的平等意识。发展到后来，儒家思想的继承者明确提出了“博爱之谓仁＂的道德主张，进一步将仁爱之心推广到每一个人的身上。
家庭是一切社会组织的中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首先表现为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 对人的爱心也就首先应该施加于家庭成员的身上。这便是儒家所倡导的＂孝梯”之道。
《论语学而》说孝顺父母，敬爱兄长，是仁爱的基础。
君子就是要树立这个基础，基础树立了，大道也就会随之产生。
《论语学而》还说对近亲有孝梯之心，才能进而泛爱众人，这就是由内而外的仁爱之心。
孟子认为，子女对父兄的敬爱之情是出于天生的善性，对这种善性要发扬光大，由己及人，只要将对亲人的仁爱之心加以推广，就可以达到社会稳定，天下太平。
所以，在孟子的＂仁政“思想中，“亲亲”是一个重要的基石。由亲爱亲人进而仁爱百姓；由仁爱百姓进而爱护万物，这是儒家推广仁爱之心的典型步骤。
墨家也提倡仁爱，但与儒家不同的是，墨家提倡的是一种不分远近先后的＂兼爱＂。
兼爱是墨家伦理思想的基本原则，兼爱的理想境界是天下之人皆相爱（《墨子·兼爱中》）。
尽管儒墨两家的仁爱思想不尽相同，但在“仁者爱人”这一根本观点上是相一致的。
2.重义轻利
义利关系问题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有关这个问题的＂义利之辨＂一直为人们所重视，甚至被推崇为治学的开端。
如刘宗周《人谱类记》就说：“学莫先于义利之辨。”
“义者，宜也。”(《礼记·中庸》）
“行而宜之谓之义。＂ （韩愈《原道》）
“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千集注》卷一）
综合这几种解释可以看出，义的基本含义是应该、合宜，具体所指是行为要合宜，
要说应该说的话，要做应该做的事。
显然，义是一种行为原则，这种原则表现在内心是对欲望的控制，表现在外部是对言行举止的严格要求。
孟子则更强调“义”的外部作用，认为“义，外也，非内也”(《孟子·告子上》）。
在孟子看来，义是衡量人的各种外部表现的价值尺度，仁则是判断人们有无爱心的道德标准；仁主内，义主外，仁、义相互结合，才是心灵美和行为美的完美表现。
董仲舒对仁、义之间的关系有着不同的理解，他认为，义与仁是不同的道德规范，仁重在对他人，义重在对自我。
他说，义是适宜于匡正自己思想行为的道德规范，它着重于对自我精神境界的提升。这种解释，体现了儒家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道德观念。
儒家学者对“义”进行评价时，往往把“利”作为它的对立面，在义利之辨中反映出重义轻利的思想观念。
“利”就是物质利益，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必须以义为前提， “利”合于义则取之， 违于义则去之。“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论语·宪问》）
所以， “见利”必须“思义”。
“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孟子·万章上》）”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只要是不义之利，无论大小，都不能取与。
先秦儒家还把义利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荣与辱的重要标准：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
“君子思义而不虑利，小人贪利而不顾义。”（《淮南子·缪称训》）
君子看重的是自己的行为是否合乎道义，小人看重的则是个人的利害得失，重义者荣，重利者辱。
董仲舒进一步发展了这种重义轻利的观念，
在《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中明确辨析了义利对自身滋养的轻重之别：
“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义之养生人大于利。＂
董仲舒承认义与利都是人所需要的，但义是用来滋养心灵的，而利是用来保养肉体的；
心灵比肉体更重要，所以义对人的滋养价值远远超过了利。
这种思想发展到后来的宋明理学，便产生了天理人欲的大辩论。
就像孟子所说的那样：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便是这种传统美德的最高境界。
3.谦和礼让
中国是享誉世界的“礼仪之邦”,“礼”是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美德之一。
“礼”在中国古代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
可以指整个社会的等级制度和伦理秩序，叫礼制；
可以指整个社会的一种道德规范，叫礼让；
可以指具体的礼节仪式，叫礼仪；
可以指个人在待人接物时所表现出来的道德修养，叫礼貌。
中国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礼的作用，把礼看做治国安邦的根本所在。
《左传》将礼比作国家的躯干，并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五年》）.
荀子则把礼说成是“法之大分，类之纲纪”，认为“天下从之者治，不从者乱；从之者安， 不从者危；从之者存，不从者亡”(《荀子·礼论》）。
礼不仅是国家的基石，而且也是个人立身处世的必备条件。
《礼记·冠义》把礼当做区分人与动物的根本标志，认为“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
《论语·季氏》则说：“不学礼，无以立。”
《诗经》的话更是一针见 血：“人而无礼，胡不逍死？”
正因为礼对个人的成长如此重要，所以孔子对世人提出了严格的要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
当然，孔子所讲的礼，还不是纯道德意义上的礼，而是贵族阶级内部的秩序和等级关系。
到了战国末期，荀子强调＂隆礼尊贤”，其中的礼就已经属于道德修养的范畴了。
《荀子·修身》说：“礼者，所以正身也。“
我们今天所要继承的礼，不是作为维系某种社会等级制度的礼，而是作为一种美好道德品质的礼。
礼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在处理与他人的关系时主要表现为“让"。
“让，礼之主也。”(《左传·隐公十五年》）
对人谦让，是礼的重要道德内涵。
谦让首先是自己要谦虚，不妄自尊大，不骄傲自满，遇利能辞让，治学能下人。
这正如《老子》所说：“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
《尚书》所说的“满招损，谦受益”, 也已成为广为传诵的至理名言。
谦让其次表现为对人的恭敬，尊敬他人，理解他人，看到他人的长处，虚心向他人学习，是促使自己走向成功的重要方面。
《左传·僖公十一年》说：“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
可见，对人恭敬，是礼仪得以实施的关键。
谦让体现了儒家所倡导的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优良品德，
谦让的结果必然是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与和谐，而“和“正是儒家所致力追求的理想境界。
《论语·学而》说：“礼之用，和为贵。”
由礼让而达到人世间的和谐安定，反映了作为精神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道德规范的巨大社会作用。
4.真诚有信
“诚”有多种含义，但其核心意义是真实而不虚妄。
诚是作用于人的内心的道德规范，要求人们能够保守内心的本真，真实表露自己的心声，丝毫不加任何的掩饰，真正做到表里如一。
《大学》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
只有首先不欺骗自己，达到内心的真诚，才不至于去欺骗别人。诚的最高境界是“真＂。
《庄子·渔父》说：“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千外，是所以贵真也。”
真是道家表示自然本体的重要范畴，特指那种达到天人合一的自然本真。
人的精诚发展到极致，就可以达到本真的状态。
本真存于内心，神态显露于外，这种内与外的高度统一，是最为可贵的。
与诚密切相关的是“信”。
“信”也有真实的意思，
如《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其中的“信”就是指的言语真实。
作为一种道德规范，信有两层含义，一是讲信用，一是信任。
两者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只有自己讲信用，别人才会信任你。
信来源于诚，诚是信的基础。
张载说：“诚故信。”(《张载集·正蒙·天道》）
陆九渊也说：“诚实无伪，斯可谓之忠信矣。”
信与诚相比，一个重在外部的言行，一个重在内心的态度，这就好比仁与义的关系一样。
孔子非常重视信的作用，并把它与仁、义相提并论。
《论语·学而》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
意思是说，信接近于义，所说的话就可以兑现。
孔子把信当做重要的交友原则，要求与朋友交往应该“言而有”（《论语学而》）。
他时刻反省自己：‘‘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孔子还把信当做治国理民的必备条件，在“食”、“兵”和 “信”三者当中，如果不得已要去掉一个，首先要去掉“兵”，其次去掉“食”，惟独“信”是不能去掉的，因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如果为政者不讲信用，就会失去人民的信任，国家也就难以生存。
因而，孔子感叹道：＂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
孟子也十分重视信，并把“朋友有信”作为自己的一种社会理想。
董仲舒则把信列为“五常”之一，与仁义礼智相并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