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由于西方国家力挺以色列，愤怒的中东产油大国联合起来宣布石油禁运。
石油禁运导致油价短时间内暴涨400%，直接导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
石油危机让美国当年GDP下降4.7%，欧洲下降3%，日本更大降7%
因为缺油，美国一度推出了汽油配给票，民众只有凭票才能买汽油。
那是一个全世界都萧条的年代，包括当时的中国台湾
一场大危机加速台湾改变
经济萧条最直接的冲击就是物价大涨，大宗商品就不说了，小到连肥皂、味精、毛巾、塑料玩具，全都跟着大涨，民众叫苦连连。
1973年，全台物价平均涨幅超过37%，这个物价涨幅不控制，政权将危。
当时老蒋还活着，但身体状况很差，常年在阳明山养病，于是解决危机的任务基本交给儿子蒋经国。
蒋经国是个务实的进步派，不像他爹整天抱着反攻大陆的不切实际的痴梦。
蒋经国认为，台湾当先自强，能不能重回大陆，也是自强之后的事。
他找来当时的“经济部长”孙运璿，一起解决物价大涨危机。
蒋经国与孙运璿
两人推出多项稳物价政策：
1，减少各级 *** 支出，官员公务员一律过苦日子
2，一年内所有水电煤等公用事业禁止涨价
3，进口的小麦、黄豆等粮食， *** 设置指导价卖给民众，如果进口商亏损，由 *** 补贴损失。
4，限制民生必需品出口，必须品全部留在台湾供民众购买。
5，严厉打击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散播谣言，盲目抢购等行为，发现一个抓一个。
6，开展全民节约运动，用妇女会将妇女和孩子组织起来，传扬勤俭美德
在过苦日子的号召下，蒋经国与餐厅服务员一起吃一样的饭
但光靠节约和过苦日子不是长久之计，老百姓跟着你不是为了跟你过苦日子的。
开源方能节流，靠从牙缝里省钱，一两天可以，那一两年呢？
所以另一方面，必须要推出强而有力的经济 *** 计划
于是蒋经国和手下团队构画了中国台湾“十大建设”，通过这十大建设，提升基础设施，同时带动产业升级，最终达到经济腾飞的目的
这十大建设是：
1，中正国际机场
2，台中港
3，苏澳港
4，中山高速公路
5，铁路电气化
6，北回铁路
7，大炼钢厂
8，国际造船公司
9，石油化学厂
10，核能发电厂
这“十大建设”对台湾当时的影响极大
1974年，台湾经济成长1%，工业成长负4.5%，通货膨胀48%
短短两年后
1976年，台湾经济成长13.86%，工业成长25%，通货膨胀2.5%
现在我们一谈台湾的“十大建设”有多厉害多厉害，但其实十大建设的本质，是带有鲜明“计划经济”特色的
中国大陆也一直是以“五年计划”挂帅，我们常听的第X个五年计划，八五计划，九五计划，十一五，十二五，也同样是大陆经济腾飞的重要计划。
当年台湾搞“十大建设”，本质上和大陆的“X五计划”没有区别，都是计划经济内核，以科学发展观为导向， *** 指导经济前进方向，而不是像西方国家那样由资本家主导。
而那个年代台湾地区除了搞“十大建设”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决定，这个决定，直接改变了今天台湾的状况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的“十大建设”，公路、铁路、机场、化工厂、造船厂，这还是“铁公基”那套
这些东西不是说不应该搞，但它并不属于未来，30年后，40年后的新科技，新技术，才是更应该投资的未来。
1974年1月，蒋经国一直在思考台湾如何自强，他把孙运璿找到办公室来一起讨论这个问题
当时在场的还有蒋经国的行政秘书长“费骅”
蒋经国对孙运璿和费骅讲出心里想法，就是我们现在搞的“十大建设”，都是重化工业的东西，也都是基础建设的东西，那我们有没有可能搞点新的东西，未来的东西。
可孙运璿与费骅，一个搞经济的，一个搞行政的，也不是新科技的专家，一时他们也不知道“未来的新科技”到底是什么。
于是费骅说，我有好几个私交甚好的朋友，我们都是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这问题我回去可以找他们商量商量。
于是费骅找到他的老同学“方贤齐”，两人都是上海交大毕业的，但经过一番讨论后也没有讨论出个所以然来
跟着方贤齐说，我们都不知道未来是什么，但我相信有个人一定知道
费骅问他是谁？
方贤齐说：“那人也是我们上海交大的校友，叫潘文渊，现在在美国RCA，当研究室主任”
RCA，是美国无线电公司，是那个年代美国电子产品的重要企业，曾经垄断了美国无线电工业和广播电视设备制造
在1970年代，能在美国著名的RCA当研究室主任，不光薪水丰厚，更能接触当时科技的最前沿
“费骅”推荐“方贤齐”，方贤齐又推荐“潘文渊”，这几个人都属于上海交大校友
可在电话里讲不清楚这么重要的事，于是潘文渊决定回台详谈
豆浆店里决定台湾未来
1974年2月7日，早上七点
“经济部长”，孙运璿
“行政秘书长”，费骅
“电信总局局长”，方贤齐
“美国RCA研究室主任”，潘文渊
这几个人一大早就约在“小欣欣豆浆店”喝豆浆，顺便探讨台湾未来三十年的发展方向
在豆浆店里潘文渊拿出在美国就制作好的“科技简报”，他很明白的告诉几位老校友，未来科技的大方向只有一个，那就是电子领域
谁能在电子领域执掌牛耳，谁就能拥有未来。
但是“电子领域”这个范围很大，台湾的地就那么点，人才也就那么点，不可能乱枪打鸟，必须集中力量，集中突破，在某一点上，做到不可或缺。
于是潘文渊提出，台湾最好能在IC上，发展突破。
IC（integrated circuit），也就是“集成电路”，是半导体元件产品的统称，再衍生就是芯片。
有时候大家分不清，半导体、集成电路、芯片都有什么区别。
打个比方，半导体是纸浆，集成电路是纸张，芯片就是一本书。
集成电路把半导体元件集中在一块
而芯片，又把集成电路集中在一块
1974年潘文渊的“豆浆店报告”，建议台湾发展集成电路，这直接奠定了台湾未来发展芯片代工产业的基础
潘文渊在“豆浆店报告”里说：台湾电子工厂即分散规模也小，彼此间更没合作，必须借助 *** 力量，将分散的拳头握紧，投入人力与财力，将粗放的劳动密集产业，转型为技术密集型产业。
而这个转型大方向，就是“集成电路”。
在听完报告后，孙运璿问潘文渊，要花多少时间这技术能在台湾生根？
潘文渊答：“至少五年”
孙运璿接着问：“那要花多少钱？”
潘文渊答：“至少4亿新台币。”
在当时石油危机搞得万物大涨，蒋经国推“十大建设”所花的钱已经是一笔大数目，现在要搞集成电路，又要再花四亿。
1974年的四亿，不是小数目。
但是孙运璿在深思熟虑后，仍旧点了头。
潘文渊
报告送到蒋经国处，蒋经国也批准台湾未来的科技发展方向，就是“集成电路”
见家乡亲友，老校友们都众志成城，潘文渊也做了一个重要决定，申请提前退休。
作为美国RCA研究室主任，不光薪水丰厚，社会地位也非常高，1970年代，台湾也是较为贫穷的，人人都梦想着去美国，你说你是美国大公司的主任，那大家都是仰着头看你的。
潘文渊申请提前退休，意味着收入大幅下降，同时也意味着放弃手上的所有研究，一心回台发展。
很快台湾《集成电路计划草案》出炉，随后工研院电子工业研究发展中心成立。
由海外华人组成的“美洲技术顾问团”回台攻技术，但这需要获得美国企业的技术支持，于是潘文渊团队给14家美国相关企业发送技术合作邀请函，希望他们帮台湾发展IC
14家美企，7家有兴趣，但最后只有三家愿意为台湾提供技术帮助，这三家是：
通用器材（GI），休斯（Hughes），美国无线电公司（RCA）
最后台湾选择了美国无线电公司，也就是潘文渊的老东家
谈妥之后，台湾团队马上赴美签署《集成电路技术转让授权协议》，这其中就有后来的“联电”董事长，曹兴诚（左一）
通过向美国买技术，学技术，经过整整十年时间台湾的集成电路有了大幅进展。
1980年，台湾自认IC技术有了很大进步，那么多的前期投入，那么多年的时间投入，总该有点回报吧。
那想要有回报，就必须经受市场考验。
你的产品卖不卖的出去，能不能为台湾增加出口和经济成长，这就是花十年研发新技术的根本目的。
于是台湾工研院“电子研究发展中心”决定，从工研院里分割出来，成立“联华电子公司”，开始以“技术销产品”。
但成立公司，有一个大问题，就是你是国营还是民营的，你如果是国营的，那西方市场不欢迎，西方资本市场都是私企
而且国营公司容易绑手绑脚，决策程序繁杂
可你如果是私营的，那蒋家人会同意吗？
当时老蒋已死，蒋经国当家，蒋经国对此却不在意，他批准同意成立私企，进军IC市场。
但是成立私企，代表着你 *** 出资不能超过50%，但当时没有外企敢去投“联华电子”（简称联电），资本市场不看好联电的未来。
没人肯投资，那怎么办？
最后蒋经国拍板，娘额西撇，没人肯出钱是吧，让 *** 出钱！
于是 *** 从党营事业里，划拨出一大笔钱，去投资成立联电。
可谁知道 *** 当时的这笔投资，后来赚了大钱，很多年后 *** 要清算 *** 党产， *** 那庞大党产中，就有当年投资联电赚来的。
钱有了，人有了，技术有了，1980年，台湾第一家集成电路公司，联华电子成立，董事长就是之前一起在豆浆店开会的“方贤齐”。
芯片的未来
联电成立后，主要生产小型IC，比如说电子表里的芯片，计算器里的芯片，都是较为简单的产品，但销量还不错，到了1983年，联电一年营收11亿，员工达到600人。
此时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又走到了一个关键节点上，因为你不可能永远造电子表和计算器啊
1982年，已经有超过80万台电脑，进入美国家庭了，这些大型计算机的出现，对于集成电路的要求更为尖端。
卖电子表还是卖电脑？谁都知道哪个是未来。
1980年，时任联电总经理的曹兴诚（当时赴美签署技术转让协议的人之一），就草拟了一份技术转型计划，他想要升级联电的技术，未来主攻“超大型集成电路”。
超大型集成电路，不是指芯片有多大，而是指在指甲盖大小的芯片上，能塞进多少万枚电晶体。
同样指甲盖大小的芯片上，塞进的电晶体越多，这枚芯片的运算能力就越强。
所以超大型集成电路，就是指在小小芯片上，最大限度的塞入电晶体
这个技术，才是未来。
联电总经理“曹兴诚”，想到了当时仍在通用仪器担任总裁的张忠谋，于是他希望张忠谋回来，帮助台湾半导体的升级转型，发展超大型集成电路。
张忠谋
“曹兴诚”去美国找到张忠谋，除了探讨“超大型集成电路”计划外，“曹兴诚”还提出了一个跨时代的想法。
曹认为，集成电路统包的做法并不好，未来应该会向“晶圆代工”的方向改变。
造一块芯片，大致分为三部：
1，设计
2，制造
3，封装
过去这三步都由同一家公司完成，也就是统包，但是曹兴诚认为，未来集成电路会越来越复杂，只需负责其中一项，将他做到顶尖即可。
比如芯片制造，公司就只做制造，设计和封装，由其他公司来做，这也就是最早“晶圆代工模式”的概念
曹兴诚向张忠谋提出了这个想法，但张忠谋当时的回答是：“晶圆代工模式，绝不可能。”
（可现在大家都知道，未来张忠谋的台积电就是晶圆代工模式，只造芯片，不负责设计和封装）
曹兴诚失望而回，但其实台湾方面，早在曹之前，就已经和张忠谋接触了
一百亿的赌注
张忠谋生在浙江宁波，抗日时期全家逃往香港，1949年去哈佛大学念书，随后一直留在美国发展。
他先后任职德州仪器和通用仪器，拿下斯坦福电机工程学博士，可以说是当时华人里面绝对的半导体大牛
1974，孙运璿找潘文渊来帮台湾半导体起步
十年后1984年，孙运璿再找张忠谋，希望他来帮助台湾半导体的飞跃。
其实孙运璿与张忠谋早就认识，1974年大萧条，德州仪器在台湾的分公司要裁员。
但裁员要得到“经济部长”孙运璿的点头，于是当时德州仪器的负责人张忠谋，就去找孙运璿
他告诉孙运璿现在是多么多么不景气，我们裁员也是迫于无奈，等景气好了，我们一定再回来。
1974年孙运璿已经负责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大计了，所以他对裁员兴趣不大，反倒问了张忠谋很多半导体的未来规划
他也没有告诉张忠谋，当时潘文渊他们已经在豆浆店里谋划了台湾的高科技未来了。
孙张二人，就半导体聊了很久。
1977年，孙运璿前往洪都拉斯参观，参观途中突然装作心脏病发，要紧急赴美治疗。
可一到美国，孙运璿就立刻去找了张忠谋，什么病都好了，张忠谋带他参观了当时全世界最强大的半导体公司，德州仪器，两人参观了最先进的自动装配系统
孙运璿感叹美国半导体技术的强大。
1981年，孙运璿邀请张忠谋访台，并且希望张对台湾的集成电路发展进行全面考察，并且出具报告
做到这一步，两人其实已经心照不宣了，孙运璿要挖张忠谋来台，张也有意，毕竟为中国人的高科技发展做出贡献，是当时很多人都有的一种信念。
最后在多次赴台考察后，张忠谋提出了，台湾的未来，在“超大型集成电路”上。
他告诉孙运璿，如果你想当电子行业的领导者，而不是追随者，那就必须发展“超大型集成电路”
“但是，这很花钱。”张忠谋说，“不，非常花钱。”
孙运璿问：“要花多少钱？”
100亿，张忠谋回答。
孙运璿沉吟片刻，台湾1980年一年的GDP总量刚突破1万亿台币，这就要拿出100亿搞半导体，是个很大的赌注。
见孙运璿犹豫，张忠谋补充说：“100亿只是开始，只是买了张上车的车票，以后还要花非常多的钱，打个比方，和未来比，现在投入这100亿，就像大桶里的一滴水”
孙运璿哈哈大笑。
在后来的正式决策大会上，张忠谋对台湾的集成电路产业充满信心。
他认为只要有决心的投入和坚持，未来台湾的集成电路技术会超越美国，与日本争天下。
他说集成电路制造对良率要求非常高，那么多工序，只要有一道出点小差错，那产品就是废品。
这方面，日本生产线的水平很高，日本生产线里都是拥有工程学位的大学生，还有许多经验丰富的领班和管理人员。
而且日本厂团队性非常强，人员流动也很低，团结和低流动，是集成电路厂良率的关键。
但是美国工人，自由散漫，各自为阵，流动性也很强，美国工人和领班，也没有较好的学士学位，他们就像是随便从街上拉来的临时工一样。
所以日本半导体，在未来也一定会超过美国。
而台湾的半导体工人，教育水平不低，团结性也很强，流动性也很低，所以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投入，在该领域超过美国不成问题。
张忠谋的判断现在来看也是没有问题的，半导体产线对于高素质人才要求极高，并且团队间的长时间配合也至关重要。
但他有一点没有想到，那就是美国工人虽然自由散漫，但美国 *** 拳头大。
当年叱咤一时的日本半导体，对美国造成了极大压力，借着日美贸易战爆发，美国挥舞“国家安全”大棒，利用日立、三菱两起间谍案，以及后来的“东芝案”，逼迫日本最后签署《日美半导体协定》
自此日本半导体陷入衰落的20年
而美国对日本的打击，反倒图利了两个人，一个是韩国，而另一个就是台湾。
张忠谋提到，美国人天性自由散漫，良率上不去，日本人良率很高，可美国一拳把日本半导体打趴下了，于是同属于东亚工人性格的韩国和台湾，机会来了。
恩怨
台湾这边，1982年正式确定了不计代价，发展“超大型集成电路”。
1984年张忠谋正式从美国回来，担任工研院院长，兼任联电董事长。
但是在联电的日子是不愉快的，主要是因为他和“联电”创办人曹兴诚的私人恩怨。
曹兴诚与张忠谋
上面提到曹兴诚早前曾联系过张忠谋，告诉他“我认为‘超大型集成电路’，是台湾的未来，还说晶圆代工是半导体未来，想拉张忠谋入伙。
可当时张忠谋并没有理睬曹。
那今天，张忠谋来到台湾，担任工研院院长，主持‘超大型集成电路’的发展计划。
曹兴诚就认为，张忠谋你偷了我的想法，你偷了我的计划，你是个小偷，当初是我告诉你台湾应该搞‘超大型集成电路’，可今天你把这想法全归到自己头上。
两人的梁子算结下了，张忠谋和曹兴诚都在“联电”，平时王不见王。
而且联电是“IDM”，也就是上下游全包的模式，即设计，也制造，还封装
张忠谋此时心里已经在盘算着走“晶圆代工”的路了，也就是只造芯片，不设计、也不封装。
慢慢的张忠谋与联电和曹兴诚的矛盾越来越大，曹兴诚毕竟是开国元老啊，创立联电的时候他就在。
张忠谋是外国来的外援，虽然都是黄皮肤华人，可在公司里张忠谋哪里斗得过“开国元老”。
即做的不开心，理念也不同，这就成了后来“台积电”成立的主因
今天我们看，台积电好像是台湾之光，芯片制造行业的领头羊，但是在当年，张忠谋要自己去搞台积电，争议极大。
这就很像叛徒分家，台湾已经有一个联电了，你张忠谋要独立出去，要自己去搞台积电，你是何居心？
而且台积电一旦成立，等于直接成了“联电”的对手企业。
“张忠谋，你是要搞垮台湾好不容易起步的电子产业吗？你是对岸派来的间谍？还是美国派来的间谍？”
在当时，要独立出来搞台积电，是一件压力极大的事。
而且更要命的是，钱谁来出？
之前提到的100亿入门费，是发展“超大型集成电路”的，不是给张忠谋开台积电的。
而且和联电一样，台积电不可能走国营模式，最后就只好想办法自己筹钱。
通过张忠谋和孙运璿的关系，以及台湾可以让利的各项政策优惠，台积电最终想要创立，至少需要55亿台币
为此张忠谋在美国待了很长时间，利用他能利用的所有关系和人脉，德仪也找过，通用也找过，各路投资人都找过，但全吃了闭门羹。
根本没有人愿意拿钱投给台积电，也没有人相信台积电会成功。
这也是非常正常的，一来“台积电”直接对手是“联电”，联电摆明了是台湾的亲生儿子，台积电就算成立，也只能算是个私生子，所以大家不看好。
大家更不看好的是，台积电的晶圆代工模式，这在以前从未有过，一个企业，只负责造芯片，既不设计也不封装，那他会有利润吗？
最后的最后，张忠谋想尽了各种办法，眼看着台积电成立就要黄了的时候，只有一家企业伸出了救命稻草。
那就是荷兰飞利浦。
全世界，只有飞利浦愿意投资台积电。
飞利浦这家公司也是半导体发展史上的关键，从飞利浦手上“诞生了”两家至关重要的公司。
一家是台积电
而另一家就是全球现在唯一的光刻机制造商，艾斯摩尔
台积电总算报到了大腿，投资到位了，工厂能盖起来了，但随后在谁来经营管理这个厂的问题上，再次发生摩擦。
张忠谋觉得，台湾生产线的工人不错，但缺乏管理这种大型半导体公司的人才，于是他决定去美国找有管理经验的美国人来帮忙管理。
这个决定听起来是有点刺耳的，你这个台积电投资是外商投的，管理也是外国人来管的，你这厂的“外国成分”，是不是太多了？
还说你张忠谋不是间谍？
但社会的质疑归质疑，张忠谋从来没有回应过这些质疑，只要台当局的政策让利到位，只要外商投资的钱到位，他就要把台积电给干出来
1986年在一片质疑和不看好的声音中，台湾积体电路制造公司成立。
2021年，台积电已是苹果、高通、 博通、美光、英伟达、索尼等知名大厂的主要供货商。
中国台湾半导体产业，从1974年开始一直到今天，发展了近50年，除了有坚定不断的政策支持外，科学园区和大学源源不断的提供人才，也是重要原因。
悠悠历史，青青岁月
中国大陆从中芯国际算起也才20年，追赶的速度，并不慢
我也一直相信，不整天怪这怪那的，打铁还需自身硬，对于人才的态度，决定了一个国家对于未来的态度。
少点半导体项目诈骗，多点半导体人才优待。
才是能让半导体崛起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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