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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有一用斋 08-08 06:16
彭冲 剥洋葱people
在枪林弹雨里的四个月,炸弹撂下来、棚顶的土毕毕剥剥掉在戏服上,只要台下的志愿军不动,她唱的《花木兰》也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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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派经典传统剧目《白蛇传》剧照。受访者供图
文 | 新京报记者 彭冲
编辑 | 左燕燕 校对丨卢茜
►本文6840字 阅读13分钟
去过常香玉家里的人都知道,她从来 *** 拖鞋。
老了、不上台演戏的时候,她也这样。哪怕坐在收音机前听个小曲,她也坐得笔直,腰板里透出一股精气神儿,像一个时刻准备上战场的兵。
她算是从战火里走出来的人。抗美援朝时期,常香玉变卖家当,带着剧社在全国义演,硬是用赚得的钱捐出来一架苏制米格战斗机。后又奔赴朝鲜战场,慰问志愿军。
在枪林弹雨里的四个月,炸弹撂下来、棚顶的土毕毕剥剥掉在戏服上,只要台下的志愿军不动,她唱的《花木兰》也不停。
“戏比天大”,这是常香玉对自己和观众的承诺,她身上也似乎真有股花木兰的劲儿。
为了更好地表现角色情感,常香玉曾冒着“欺师灭祖”的骂名,对原有的豫剧唱腔进行改革,吸收、融合多剧种的元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常派”艺术风格。
她的戏招人喜欢,字正腔圆,接地气,一句“刘大哥讲话理太偏”,传唱至今。她也招人喜爱,赈灾义演,捐款修桥,农村、工矿的舞台上总少不了她,学生说她“做了一辈子的好事”。
2004年7月,国务院决定追授已故豫剧大师常香玉“人民艺术家”荣誉称号。
戏比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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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陈嘉康记得,每当常香玉晚上有演出时,父亲陈 *** 从中午就开始“紧张”。
那时常香玉30多岁,一家人住在河南省豫剧院。为了保证状态,她总要午休。陈 *** 就搬个凳子坐在房门口,戴上老花镜,展开一份报纸。偶尔有人路过、吆喝一声“香玉”,陈 *** 惊地一哆嗦,赶忙把食指点在唇边,再双手合十放在耳侧,祈求对方别出声。
来人明白了——“香玉睡觉了啊”——又是大嗓门的一句,这下子陈 *** 汗都要出来了。
他对一切可能打扰妻子的声响保持警惕,不敢有一点闪失。等常香玉化好了妆,工作人员就搬个椅子搁在场门边——登台前至少半小时,常香玉要坐在这“默戏”——整个人浸到戏里,从头到尾地体味角色的情绪。周围的人心照不宣地保持安静,知道天塌下来都不能打扰她。
“戏比天大”,常香玉总这样说。
这是父亲教她的道理。1923年,她出生在河南巩县(今巩义市)南河渡村一个窑洞里。那时,她还叫张妙玲。
9岁时,按照当时的习俗和家庭情况,她该被送去当童养媳,“就是人家的丫头,叫你弄啥你弄啥,一点儿不对就打你。”常香玉曾回忆道。父亲张福仙是戏曲艺人,决定教她一门手艺来养活自己,“给人家、人家也是打死她,在我这,我打死她拉倒,打不死、我教她点儿东西,混碗饭吃。”
常香玉跟着父亲学习唱腔和武功,串集镇、赶庙会,搭戏班学艺。她每日早起喊嗓子、下腰、踢腿、耗膀子。戏班里流传着一句话,“戏是苦虫,不打不成。”手的位置摆错了,一棍子敲在手背上,练踢腿,练得“腿肿成蚂蚱口,往下流黄水”,父亲也没有让她歇过。
教不会的时候,父亲着急地拧她膀子,拇指伸进她嘴巴里、掐出血,恨恨地问她,“这个字咋咬不清楚呢?”剧场没有麦克风,要让观众听清,全靠演员的吐字和念白,因此,一句唱词就得练上千遍,时间久了,“嘴、牙、舌头,都不知道是自己的嘴,摸着都不是一般的肉的感觉,练木了。”常香玉说道。
这样的练习甚至具体到了两颗眼球。为了练就炯炯目光,夜间,常香玉总点燃一个香头,循着光转动眼珠。
这些苦还不算难忍,真正折磨人的是地位低。当了戏子,是家族的耻辱,死也不能入祖坟。一次,常香玉要跟着父亲回家乡演戏,张氏族人拦着她,“派了个人告诉俺爸爸,你要是来咱这巩县演戏,就把张家血脉拔净了。”常香玉索性跟着干爹改姓常,“香玉”二字则取自楚霸王的名字“项羽”的谐音。
十二三岁时,她演一个配角,两场戏间隔时间长,她在后台等着出场,一不小心睡着了。女儿常小玉听母亲讲,“(张福仙)打她,在农村演戏,观众都是你拿一升米、我拿一升面(抵票价),你这样对得起大家拿的粮食吗?戏比天大,在舞台上一站,你责任重大。”
戏台上,她一次次迤迤然走出,唱、念、做、打,都愈发有模有样。学戏不过几年时间,常香玉已经能主演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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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岁的常香玉。受访者供图
军功章的另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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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睁眼,满脑门儿都是戏。”儿子陈嘉康的印象里,比起戏台上的独当一面,生活里的常香玉近乎笨拙,“去商店买冰棍,竟连钱也不记得带。”
常香玉大概对这样的“控诉”心不在焉,柴米油盐和家长里短不是她的追求,她痴迷的永远是舞台上闪闪发光的角儿。
丈夫是最愿意成全她的人。常香玉曾说,“结婚之前吧,是老父亲管我,结婚以后都是 *** 管我,所有的。”他是中国现代话剧奠基人洪深的学生,婚后,陈 *** 弃政从文。1948年,二人在西安创立了香玉剧社,招收了一批学生,管吃管住,不收学费,在校学生最多时达到40多人。
这里多是苦孩子,有的是因连年灾荒、战乱而流入陕西的河南难民,自己的父母去世得早,就把常香玉夫妇当家人。
常香玉教戏,陈 *** 写戏,香玉剧社老学员修正宇记得,“老爷子每天拿着报纸,一字一句地抠,紧跟形势写剧本。”新中国成立后没多久,朝鲜战争爆发,“老先生赶快去书摊上去扒书,由京剧《木兰从军》改编,写成了豫剧《花木兰》,加了比武、送别等选段。”
他仔细地为常香玉讲解角色的出身、内心的潜台词,教她识字、写字,两人一起研究唱腔。常香玉唱完一句,陈 *** 不满意,指出哪个字要重点发挥,常香玉就换一个唱法。还不够劲,再换。最后,两人达成共识,“这个可以,观众肯定愿意听。”
“老先生把老太太从一个大字不识的人,变成一个人民艺术家。”修正宇说道。
这样的扶持和帮助又岂止是在事业上。给常香玉做饭,照顾孩子上学,给孩子买药、买衣服,都是丈夫的任务。常香玉每次出去开会、学习,陈 *** 都要给她写信,“一条一条地嘱咐,我都嫌他啰嗦,嫌他说得多。他放不下那心,没法。”
相较于陈 *** 的婉转和细心,常香玉就显得更急躁。
比起其他兄弟姐妹,从小在母亲身边学戏的常小玉“挨打最多了”。十六七岁的时候,她登台领衔演出,谢幕时掌声雷动,不等她从兴奋里缓过神儿来,母亲就不留情面地揪出问题。
正是叛逆的年纪,少女觉得自尊心受了伤,就怼回去,“不就是错了一句词儿嘛!”母亲的脾气一下子上来了,扬手就打,常小玉的腿总是青一块紫一块。打得厉害了,她躺在床上不吃不喝,几天不搭理母亲。
孩子们难免跟父亲更亲。“爸给我洗头都洗到十多岁,妈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我记得我丢了一件衣服,她还给我打了一顿。”女儿陈小香记得,她甚至不敢跟母亲多说一句话,当然,母亲“也没有那么多废话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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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香玉和“香玉剧社号”战斗机(模型)。受访者供图
“香玉剧社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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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不过来的时候,常香玉索性把孩子送去托儿所。
常小玉记得,6岁那年的一天,她看到母亲带领着剧社的哥哥姐姐们在院子里 *** ,“女生穿着小裙子,男生把白衬衣都扎进裤腰里,可精神了。”
她不知道大家要去哪里,只知道母亲是要离开自己一段时间了。
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朝鲜战争爆发。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应朝鲜请求赴朝作战。抗美援朝总会发表了一则《爱国公约》,号召大家捐飞机大炮。
“解放以后,艺人翻身,大家都抱着一种对 *** 、对新社会的感恩。”剧社学员范玉清记得,常香玉把剧社卡车和自己的首饰都卖掉,连着之前攒下的一点现金一起捐了。和陈 *** 商量后,她决定在全国义演、募资捐一架战斗机。
在过去,这样一架飞机的价格是15亿旧币。大胆的提议得到了剧社的支持。
今年82岁的剧社学员韩玉生回忆,当时有人捐钱,有的老师主动要求减薪,“原来拿十块钱的,就减到八块。”他的父亲也是剧社里的老师,为了出去义演、不给观众留坏印象,硬是把烟戒了。
1951年8月,一行59名演员出发了。他们先后抵达开封、新乡、郑州、武汉、广州、长沙6个城市。一张“捐机义演”黑白小广告贴得满街都是,上面印着常香玉的照片和戏目。
没想到,刚到开封,常香玉就病倒了。演《游龟山》的时候,常香玉打完退烧针、摇摇晃晃地上台。乐队的师傅提醒她“小心绊倒”,她清醒了一点,一句“耳听岸上有人唤”唱出来,观众“哗”地叫好,“劲儿提起来了,发烧也不想了,就演完了。”
第一炮打响了。支持从四面八方涌来,观众不计较票价,也不计较自己能不能听懂,4毛钱一张票,他们掏一块钱,夜里拿着铺盖卷排队买;五十多岁的老夫妇大热天推独轮车推了十几公里,就为了给常香玉送两篮鸡蛋;没带钱的印尼华侨,当场摘下金手表捐了;有时候,一下火车,搬运工人穿着裤衩子就来了,把装台、卸台全包了。
人们心里还是没底,“能不能成功?感觉很玄乎一个事儿。”只能一步一步往前走。除了坐火车,其他时间都是在义演,有时候一天能演两场,演员们连妆都不卸。吃的都是豆芽、黄瓜、豆腐混在一起的大锅菜,剧场没床的时候,就在舞台打地铺。
有时,戏服很重,要扎七八斤重的靠旗,勒得很紧,常香玉的膀子上一道一道的紫色淤血。到武汉的时候,不知道是因为压力还是劳累,常香玉总是牙疼得厉害。
陈 *** 负责管钱和规划行动路线,每天收了票款后,怕丢,晚上就压在枕头底下睡觉,“各个地方有抗美援朝分会,人家都下班了,第二天早晨上班再把钱送过去存上。”忙起来的时候,陈 *** 顾不上洗澡,好容易洗一次,裤子一脱,发现裤衩都烂成两片、成裙子了。
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香玉剧社完成了178场演出,募集15亿2700万旧币。购买飞机后,多余的钱,常香玉也悉数交给了抗美援朝总会。
这架飞机,后来被命名为“香玉剧社号”,它的模型至今陈列在中国航空博物馆。常香玉也因此被 *** 题名为“爱国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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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初,常香玉在郑州郊区为农民演唱。受访者供图
“戏是给穷苦人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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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所有人都认可常香玉的行为。
“有人说俺老太太是政治投机商,那是拿命换来的呀!”回忆当时,今年80岁的修正宇拍着桌子说。1953年3月,他跟着常香玉和其他学员一起,奔赴朝鲜战场进行慰问演出。
军装肥大,冷风在里面直窜,大家把袖子、裤腿塞来塞去,扣子挪了又挪,一跨过鸭绿江就开始演出,一直演到上甘岭前线。到7月美国签订停战协议之前,4个月的时间,演员们都在枪林弹雨里。
两个志愿军开吉普车载着常香玉。行军路上被敌机跟踪了,照明弹一闪,车就立即拐到树林里。两个战士架着她跑,再一起卧倒,炸弹就撂在旁边。为了保护常香玉,一次,两个战士摞起来、趴在她头上。
晚上睡觉也不安生,炸弹炸在坑道上面,人就从床上崩到地上,“肯定都害怕。”韩玉生说,剧社里的大师姐赵玉环因水土不服在卫生所治病,不幸被敌机盯上,整个卫生所被夷为平地,她至今长眠在那处山坡上。
专心演出也成了奢求。有时,炸弹就炸在临时戏棚旁边,土毕毕剥剥地往下掉,乐队吓坏了,想扭头就窜,发现志愿军依旧盘腿打坐,抱着枪,纹丝不动。常香玉说,“戏不能停。”
大家忍着心慌,“外面吹着哨子,防空抢‘咔咔’地打,汽灯就黑了,志愿军打开手电筒对着舞台。”韩玉生记得,戏正演到花木兰大战番邦主将突力子,观众站起来喊口号,“向花木兰学习!向常香玉学习!”
她身上好像真有股花木兰的劲儿。戏里还是戏外,已浑然不觉。
此后,常香玉带领剧团实行“三三三制”演出——三个月在农村,三个月在工矿,三个月在部队。“要为国家、人民、劳苦大众服务,戏是演给穷苦人看的,是歌颂新中国的,这一点就是常香玉老师追求的。”韩玉生说道。
人们喜欢她,为了能看她一眼,雨天打着伞、冬天披着棉袄也要来排队买票。早上十点开始售票,六七点的时候、队已经排得很长。卖猪肉的小贩给了剧院演员们“特权”——想要什么肉,不管肥的还是瘦的,都给留着,当然前提是给票。
日子好过一些了,常香玉仍保持着极度的清醒和简朴。她照旧每日练功,带补丁的衣服甚至穿到了晚年。在她的影响下,剧团也是如此,有爱美的学生买皮鞋、脸上抹了杏仁蜜,也会被老师傅打趣。但她又是极度慷慨的,赈灾义演、施粥捐款,为家乡修桥、铺路,她都不含糊。
“做一件好事很容易,但一辈子做好事是很难的,我们老太太她做到了。”修正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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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4月,常香玉在凭详慰问排雷的英雄。受访者供图
常派艺术
后来,人们提到常香玉,第一印象都是“捐飞机”。
这样的标签太耀眼,难免让人忽视了她的专业成就。学生韩玉生也有自己的看法,“她何止在一个政治事件上(贡献大),她在艺术上也是豫剧开拓者,是数得着的人。”
常香玉早期学戏时,河南梆子各流派划分明显,她唱的属于豫西调。但在表演《西厢记》时,常香玉觉得不对劲了——她在戏中扮演红娘,这是个喜剧人物,唱腔应该是活泼轻快的,但豫西调的特点是深沉而苍劲,只适合演悲剧。而豫东调则相反。
要不要取长补短呢?一旦学唱豫东调,就意味着坏了规矩,但或许能把戏唱得更好。倔强的她下决心改变唱腔,首段唱词不长,一般不被人们重视,但常香玉却一反常规,她细致地处理每一个字的旋律起伏和伸展,轻快、跳动的调子一出来,再配上她活灵活现的眼神,“一腔定太平”,赢得观众满堂喝彩,她也凭此名满开封。
后来,在走南闯北的演艺过程中,常香玉学习吸收京剧、曲剧、河北梆子、汉剧等多个剧种的元素,融合激昂的沙河调和含蓄的祥符调,“总而言之,对我有用的,我统统借鉴过来。”
这在那个年代不算好事。戏曲剧作家张乡仆回忆,有人说常香玉是“欺师灭祖”,是“豫剧的叛徒”,“挨了许多讽刺,同台演出的人讽刺她,说自己老祖宗留的东西还没学会玩呢,现在头又往人家(祥符调、豫东调)那里插呢。”她还赚得了个酸溜溜的外号,叫“小圣人”。
“改革的幅度太大了,正本清源,范围很广泛,不是一个戏、一个动作的问题。”修正宇说。时间给了答案,大刀阔斧的改变成就了她独特的“常派艺术”,“老太太的唱腔到现在都不过时。”
从艺多年,常香玉演出剧目100多部,在舞台上塑造了红娘、白素贞、花木兰、佘太君、李双双等形象。1956年,河南省豫剧院成立,常香玉是院长,原本的香玉剧社被纳入剧院一团。
“河南省语言太复杂了,团里有安阳人、洛阳人,口音一个人一个样,到演戏上咋行?”常香玉拿着字典,让大家纠正发音,再按河南话的调子唱出来,如此一来,“只要能懂普通话就能听懂豫剧,这便于戏剧的推广,也是老太太一个很大的贡献。”修正宇说道。
不过7年时间,1963年,文化部的报告点明了豫剧发展之快,“流行全国二十多个省份,逐渐遍布全国。”沈阳、北京的剧团也纷纷来河南豫剧院学习,豫剧从一个地方戏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剧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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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2月,常香玉(左)和小女儿常如玉(右)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谢幕
老了之后,演戏的机会少了。
一批批新演员登场,耳熟能详的段落被一遍遍演唱。但当学生们翻出那些尘封的影像,大家都觉得,谁也唱不出常香玉的味道。
她的成就太高、造诣太深,这让难以望其项背的后辈感到有压力,竟也成了常香玉最大的遗憾。她曾对极有天赋的小女儿常如玉寄予厚望,但年轻人总有自己的想法。
1978年,从部队复员回来后,常如玉向母亲坦白,“我不想学戏了。”常如玉记得,“母亲的眼睛一下子空了,啥也没有了。”
一气之下,母亲把小女儿赶走。“她三十岁的时候我把她撵走的,想咋混,出去,离开我。”常香玉曾说道。接下来的十八年里,小女儿在美国,常香玉在郑州,拧巴的两人连打电话都觉得尴尬。
老伴儿的身体也越来越差。陈 *** 自2000年开始病重,住院的那段时间里,常香玉每天上午都要去探望,临走了,她总要把脸在老伴儿的头上贴一会儿。
常香玉好像变得柔软起来。她开始跟女儿闲聊天了,有时候也叫女儿跟她出去走一走。“她不命令事儿了,她跟你商量。”长女常小玉小名叫‘大毛妞’,有时睡懒觉,起得早的母亲都会拍拍她,“大毛妞快起来了,太阳都照着 *** 了。”
搁早些年,常香玉可没这么有耐性,“这时候了咋还不起床了,赶紧!”
但有些东西照旧。她依然早上五点醒来,在床上盘腿、练功,下楼打打太极拳。她喜爱广东音乐,坐在收音机旁听《步步高》和《彩云飞》的时候,腰板挺得依然很直。
常香玉像随时要回到战场的兵,出门时总要在口袋里揣一把定音笛。她知道不管走到哪、人们都愿意让她唱两句,没有乐队,就得用定音笛找音准。哪怕不在人前唱,也要练习。女儿劝她,“你现在没有演出了。”常香玉答,“一叫你唱,你得马上能拿上去,不然的话你唱不成,对不起别人。”
她不是没有机会,但年纪毕竟是大了,再也找不回年轻时的气息,“这样对不住观众。”不选择上台,不代表放下了、认输了,她开始在没观众的地方默默地琢磨自己的戏。哪怕身体不舒服了、住院了,也不停,“这一句,再唱的时候要发挥好一些,那个字应该再强一点。”
终于选择公开露面,是2003年夏天。时年80岁的常香玉做客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坐在椅子上,她用手在大腿上打出节拍,唱了一小段《西厢记》。
也是那年,小女儿常如玉回到郑州,开始学习常派豫剧,“我跟我妈可以说是在斗吧,这十八年,可是我最终还是失败了。是我母亲的艺术把我拽回来了。以前我年轻,我不知道她这里面的东西太多了。”
对女儿,她选择原谅。只是不忘嘱咐她们,“今后要多教一些学生,把我这些艺术往下传一传。”对自己,对痴迷一生的戏台,她希望有个明媚的告别。
录节目那天,她穿了一件玫红色的上衣,看起来不像是癌症晚期病人。主持人夸她好看,她略得意地说——
“我是来谢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