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题龙门寺》
独坐群峰中，胸臆自开张。
风拂长松静，泉响落花香。
古道生幽草，梵钟渺仙乡。
昔人何处去？孤云独徜徉。
距山西省长治市平顺县城东五十四公里的石城镇源头村北，是晋豫两省交界之地，沿途而上六七里有河蜿蜒流过，名曰浊漳河，河北岸有一山谷，望之蔚然而深秀，谷内双峰夹峙，悬崖峭壁高达百米，千年古刹龙门寺就坐落在谷内一块较为开阔的坡地上。寺前建有香道，香客从山口望不见寺院，只有经迂回曲折的行程才能到达寺前，颇有深山藏古寺的意味。
龙门寺历史相当悠久。据寺内明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碑记载，南北朝北齐文宣帝时“敕修斯寺”。清雍正年间修编的《山西通志》及乾隆年间修编的《潞安府志》等文献则对寺院建造记述更详：北齐天保年间法聪和尚经五台山云游至此，见这里灵气飘逸，清静幽雅，遂禀呈皇帝，传旨建寺，初名法华寺。另据明成化年间《敕赐龙门山惠日院重修碑记》记载：“大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二月十二日，敕听存留，明年辛口，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监察御史师俨、衙前将军等，黎城、潞城两县人，起盖观音堂一座，并石像三士及门廊屋、行廊五十余间，装饰完美，御史俨公请额。朝延寻家，恩须赐大藏尊经，修转轮藏殿，起盖碑楼。熙宁乙卯，尚是僧德果、卿民相立，请往是寺，日佳一粥，刻苦修葺殿堂、寮舍数盈百间，四方官庆献稠垒，增饰圣像，一概奇新矣”。从上述碑文可知，龙门寺初创于北齐，北宋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宋太祖讨伐曾为后唐属地的上党，战事平息后重建寺宇，此后金、元、明、清历代均有修葺，但总体布局尚存宋代熙宁年间重修之制。
寺院坐北朝南，起轴线三。沿中轴线布置有三进院落，由南至北依次为山门、正殿、燃灯佛殿、千佛阁（已毁），每进院落均设有东西配殿，院落随地形建造，形成渐次叠高之形态。中轴线采用对称式布局，彰显中轴线建筑在寺内的尊崇地位；西轴线由前后两进院落的僧舍和库院等附属建筑组成；东轴线则由圣僧堂、水陆殿及禅堂、僧舍围合成的院落组成。东、西轴线均由前院、中院和后院三部分组成，两轴线建筑多为明末清初所建。寺院整体布局错落有致，主次分明，空间设计上层层推进，转折有序，别具特色，彰显出宋代匠师对建筑与环境的理解与匠心。
中轴线上的建筑是整个龙门寺建筑群中历史最为久远的部分，堪称全寺精华。其中，位居中轴线最南端的是山门，山门原为天王殿，面阔三间，进深四椽，悬山顶。前檐柱头斗栱为双下昂五铺作，假昂。后檐柱头斗栱为单杪单下昂五铺作，蚂蚱耍头。补间铺作仅前檐当心间设斜栱一朵。转角处阑额普拍枋相交出头。山门两侧的回廊、柱额斗栱、梁枋做法，与山西大同善化寺山门类似，具有宋金时期建筑特征。
山门北，位于前院西侧的西配殿是寺内最古建筑，营建于五代后唐同光三年（公元925年）至清泰二年（公元935年）之间，距今已近一千一百年，是山西省现存四座五代木构之一。《山西通志》和《潞安府志》中均对后唐的这次维修有所记载：“龙门寺在石灰里，后唐同光三年重建，山有三穴胥起龙，故名”。西配殿正是这次维修后之遗物。西配殿面阔三间，进深四架椽，悬山顶，是目前所知中国唐、五代时期悬山顶建筑的唯一实例。殿通面宽约十米，通进深也仅约七米，体量虽小，但其形制十分古朴，构件制作一丝不苟，反映出当时工匠的匠心及高度的技术水准。西配殿的每缝梁架只由一根四椽栿和一条平梁组成，彻上露明造，四椽栿和平梁的两侧面均砍成琴面，四椽栿上用驼峰支撑平梁，平梁中部立有蜀柱，梁栿两端使用叉手支撑，蜀柱上承脊槫，属唐、五代时期流行手法。前檐明间安设板门，两次间置棂窗。檐柱有明显的侧脚与生起，柱头上不施普拍枋，阑额在转角处不出头，与唐代建筑的做法十分相似，具有高古木构特征。柱头斗栱形制简单，栌斗直接坐于柱头，上承小栱，斗口内出跳承托替木及撩檐槫，跳头由四椽栿两端砍制而成，补间不设斗栱，仅在枋上刻出影栱。严谨的梁架结构、梁栿与斗口跳的制作手法以及殿下低矮的台阶，都保留着唐代建筑遗风，是唐宋建筑风格过渡时期的珍罕实例。
东配殿与西配殿相对而建，面阔三间，进深四椽，硬山顶，前后插廊，为明代弘治年间补建。
位于前院中央的是供奉释迦牟尼的大雄宝殿，重建于北宋绍圣五年（公元1098年），石条殿基，殿前无月台。殿身面阔三间，进深六架椽，平面近方形，单檐歇山顶。殿顶饰有黄绿琉璃瓦脊兽，为明成化年间制作。四周用檐柱十根，前檐四根檐柱与后檐两根角柱均为抹角石柱。石柱之上刻有施主姓名，其中当心间西柱刻有“绍圣五年寅岁四月二十日石城村维那樊亮保家眷平安施柱一条”题记，是大殿重建年代的确切佐证。大殿前檐当心间辟有板门，两次间设窗，后檐当心间亦设板门，可前后通行。当心间开间宽度约为两次间开间宽度之和。前后檐均仅施柱头铺作，无补间铺作。柱头斗栱为单杪双下昂六铺作，里转五铺作偷心，昂后尾挑于梁下，保有唐宋时期斗栱在结构作用上的特征。殿内梁架彻上露明造，四椽栿对乳栿用三柱，四椽栿为原材加工后使用，而乳栿和平梁的加工都较为平整，大木结构开间尺寸和细部做法都保留了宋代建筑的特征。
大雄宝殿东北角柱刻有金大定九年（公元1169 年）四月楷书题记四行：“予守官三季，每欲来游，以山路纡曲，因循未能。今春偶被檄劝晨遂，率邑中士人吴东美、王全一、路行甫、秦谦甫、李仲华、陈明敉、石信之同来，信宿而还。时大定己丑四月改朔，邑令李晏致美题”。题字者为时任黎城县令李晏，字致美，号游仙野人，泽州高平人氏，是金世宗大定朝的士林领袖和经学权威。该题记与平顺县阳高村淳化寺大殿金大定九年行楷诗碑，在内容和书法上可相参照，推系李晏同一次游览所题。综合两处题记可知，金代大定年间，黎城县令高平人李晏跋涉两日至龙门寺，途中遭遇大雨，山路难行。幸而龙门风光旖旎妙绝，佛寺斋饭独特，令其官场繁琐劳心与山野行路困乏一扫而空，心境豁然开朗，徜徉山水间的放松之情溢于言表。
中院正中为燃灯佛殿，面阔三间，进深四架椽，单檐悬山顶。柱头斗栱仅施于前檐，双下昂五铺作，耍头为乳栿伸出檐外制成。殿内梁架结构简洁，梁枋均为原材稍加砍制后直接使用，断面不规整，与山西现存许多元代建筑特点极为相似。
平顺龙门寺不仅因其集五代、宋、金、元、明、清建筑于一处的盛景而获得“古建筑博物馆”的美誉，更以其优越的环境风貌、高超的总体布局、精妙的建筑空间处理而为人称道。营造之初，工匠有意将伽蓝与四围山水草木有机组织为一幅风景画卷，在总体上达到建筑美与自然美相互融揉的境界。崇尚自然、喜爱自然自古亘有。中华先民早就注意到“天时、地利、人和”的协调统一。《周易·乾卦》有云：“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共德，与日月合共明，与四时合共序，与鬼神合共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儒家崇尚“天人合一”，道家推崇“自然无为”。天也，自然也。不论是儒家的“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尽心》），还是道家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都把人和天地万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视为不可分割的共同体，从而形成一种主观力量，促使人们去探求自然、亲近自然、开发自然。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与对自然美的鉴赏融揉成为中国传统建筑营造理念和文化旨趣的重要一部。在其影响下，中国传统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不是对立乃是亲和，力求达成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故而中国传统建筑，特别是佛寺、道观、园林、别业、村落等，大多十分重视相地选址，目的在于使它们无异于点染大地风景而成为凝炼生动、臻于画境的“风景”，这正是中华先民在建筑与自然关系的处理中所体现出的独特的环境意识，虽非完全自觉，却也十分明显。这种和谐于自然的环境意识，深刻地体现在龙门寺的选址与营建中——负香炉之峰，傍瀑布之壑，仍石垒基，即松栽沟。清泉环阶，白云满室。复于寺内别墨禅林，森树烟凝，石迳苔生。凡在瞻履，皆神清而气肃。这正是匠人使寺院满足自身功能需要的同时，还将其横向铺陈与山水地貌、周边环境灵活臻合之文化观念的生动展现。
千年龙门寺，风雨相随，始终不离不弃，默默地、静静地，守护着我们的精神家园。岁月将风霜刻在它的每一个角落，却丝毫不能减损它的魅力。比起那些声名显赫的大寺，平顺龙门寺显得寂寂无闻，可也正是因为它的缄默与低调，才使其少了一份喧嚣与繁华，多了一份古朴与安宁，而每一处被时光雕刻的痕迹，都彰显着它的风骨与灵魂。立于山门前的一方旷地举目望寺，我的渺小便在这一举头之间显露无遗。是的，相较于这座集六朝古建于一身的宇内孤例的伟大来，我的确渺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时光荏苒，龙门寺历经岁月洗礼，依旧安祥地端坐在那里。恍惚间，我似是看到在那柳绿山间，一位智者吹起陶笛，缠绵悠长的笛声回荡山谷，注入我的心田，让人遐思无限，浮想联翩。一种古朴、清幽、恬静的氛围瞬间裹围着我。“溪上桃花无数，枝上有黄鹂。我欲穿花寻路，直入白云深处，浩气展虹霓。只恐花深里，红露湿人衣”，我仰望蓝天自问——这处花草明丽、溪流潺潺、白云悠悠之地，是否就是人们常说的世外桃源？遥想千年龙门寺，见证了诸多高士的淡泊与进取，历代兴亡的荣辱与更迭。这处胜地，借雨露风霜，深深植入的是诗画意境、和悦神情……是啊！只要看淡功利、放开情怀，与山水佳音互动，与诗画意境共醉，面对明丽风景，哪里不是桃花源？在云中，在松下，在尘世外，一些泥土，几把茅草，一块瓜田，数株绿竹，一篱菊花，便足以让灵魂栖息在僻静之处，于风雨晦暝之时小憩片刻。生活中并不是没有任何缺陷，但内心深处若有纯粹而坚定的一簇火焰，就有值得坚持和相信的力量，这力量是道，是我们生于斯，归于斯的那个无。对于城市中的我们，置身滚滚红尘浪滔天，每天面对无数欲望颠沛，若能保持自持修行的坚韧，遵循品德和良知，洁净恩慈，并以此化成心里一朵清香简单的兰花，即使不置身于幽深僻静的山谷兰若，也能自留出一片清净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