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连续几十年高速发展，有哪些原因呢？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思想解放，是执政党对前几十年一言堂恶果痛定思痛的反省所致；另一个是土地制度，其中部分是继承毛时代的遗产，部分为改革开放后的完善。
这里面第一个原因最重要，没有思想解放就没有群策群力，如果光靠最高领导决策，一切治理机制都更容易脱离实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言堂虽然造成了旷日持久的灾难，但也算是“祸兮福所倚”：由于这场灾难不仅影响普通民众，还波及到绝大部分领导干部包括高层干部，因此自1977年起集体大讨论的逐步开展，党内上下的反思都愈发深刻，带来了国家治理机制的逐步向好。当然，从更长的时间段来看，随着岁月流逝、人员更替，灾难反思效应也可能会衰减。
土地制度是国家治理机制里非常重要的一环，土地是发展过程中难以绕过的生产资料。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典型路径，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工业的早期积累如果缺少外部资源，就得依赖于土地、人力等自身资源的低成本，不然不太可能跟现有发达国家比拼竞争力。
在人多地少的地方，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多会流向存在较多工商业机会的城市。但农民的进城并不稳定，进城有很多成功的，还有更多是失败的。在失去城市收入机会或遇到家庭特殊情况时，农民一般会选择返乡务农作为进城失败的退路。但如果因为土地分配不均，导致大量农民与土地之间的联系被切断，在 *** 福利保障力不从心的发展中国家，大规模的城市贫民窟就会形成，生计艰难的穷人群体必然会造成社会动荡，而缺乏稳定的社会环境，经济发展就无从谈起。
这种现象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中广泛存在：大量土地被地主控制，拥有土地的农民比例较低，大大加速了农民进城的速度。大量失地农民过早进城，加剧了失业问题，造成了过高的福利开支压力。许多政客为了维稳和拉票，盲目地对穷人群体给出各种不切实际的承诺，这进一步增强了穷人对政策的影响力，民粹主义的土壤滋长出庞大的城市穷人群体，迫使 *** 实行福利赶超，超出了经济发展的阶段和社会的承受能力，使得早期工商业负担过重从而发展受阻，城市就业岗位更加稀缺，于是城市穷人更多……终成恶性循环。
东亚几个国家和地区则避开了这个陷阱，在二战以后实行了彻底的土地改革：日本在美国占领军的统治下，基本消灭了地主经济，建立了小自耕农经济，并且，为了阻止城市资本侵占农地，立法禁止外来资本进入农村；在美国的影响下，韩国和中国台湾随后也移植了这个做法；中国大陆真正落实分田到户的政策较晚，但土改基础也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打下的。这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土地分配公平程度都很高，在 *** 福利保障尚不充分的时期，进城农民的农村退路有助于社会环境的稳定，大大降低了城市工商业的负担。
当然，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三地的农业改制相比，中国大陆仍然存在不小差距。
在东亚三地，地方 *** 部门将其所控制的资源转给农民自组的集体合作社来控制，由农民为其自身的利益而组织农产品的纵向一体化加工和销售，由 *** 出资设立新式的农产品批发市场，为农户们的合作社提供完整的现代化服务（储藏、冷冻设备，之后还包括电子化信息服务），使用公开透明的拍卖机制来给农产品定价，因此为农民保留了收益的大头，最大限度调动了农民参与发展的积极性，避免了一般的城乡差别和农村的贫穷问题。
而在中国大陆，一开始由于人民公社大锅饭问题严重压制了农民的积极性，加剧了农业形势的恶化。1962年开始进行调整，在调动农民积极性与组织农民进行公共工程建设之间开始形成均衡，但农民积极性调动仍然很有限。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分田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一步释放出农业生产力，但农村的公共服务却在倒退，很多村庄水利失修、垃圾遍地、污水横流。伴随改革的转向，国家大规模转向依赖私企、私人和私利，村庄的公共服务逐渐成为一种 *** 顾不到、原子化社区自身又不理的真空地带。由逐利机制驱动的项目制管理模式下的工程，大多只有营利性的追求，少见社区、合作、服务性的追求和组织，当然也谈不上小农户和小村庄社区的积极参与。因此，在中国大陆，无论是集体化时期的供销社体系，还是改革开放后 *** 部门及商业组织营利性的批发市场体系，或者这些年由资本主导的专业合作社，都远不如东亚三地真正扎根于农村社区的合作社能够调动农民参与发展的积极性。直到2018年，中央才释放出转向的信号，前所未见地将小农户纳入农业发展政策中的核心，并开始了一系列的村级集体合作社试点。
另外，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大陆还有几个重要措施也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腾飞打下了重要基础：
一是基础教育普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剧烈的政治运动造就出一种奇怪的混合：在反智主义盛行的同时，出现了农村基础教育的大普及。高等教育被破坏后，教育重心下降，面向广大农村的中小学教育得到了惊人的发展。尽管这种发展是以降低教育质量为代价的，但这种“没有考试的教育” 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当时农村学生基本的学习需求，客观上为后来的工业发展储备了大批合格劳动力，这跟很多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中充斥的文盲现象形成了鲜明对照。
二是农田水利建设。土改以后的合作化运动虽然带来了农业生产效率的下降，但却为农田水利建设创造了非常便利的环境，那段时期的水利建设为后来八九十年代的农业生产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到了世纪之交，人民公社时期修建的水利设施开始老化失修，农村水利条件重新恶化之时，工业已经开始具备反哺农业的能力了。
三是农地集体所有。我国土地公有制里不利于调动生产积极性的部分，在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分离后基本解决了。由于名义上村社集体土地只是生产资料，而不是农民的个人财产，因此，当国家征用名义是集体所有实际也是国有的土地时，代价也相对低，只需补偿农民30年的种地收益及房屋拆迁安置，让失地农民的城镇生活有基本保障，虽然在后期实践中大都高于这个标准，实际补偿高到几乎所有农民都在盼望征地拆迁，但这起码是一个谈判基准，在这个基准上谈，即便是一般钉子户的预期也不至于高得太离谱，例外是珠三角的先建设后征地，当然这是在《土地管理法》出台之前的局部历史遗留问题。《土地管理法》的设计使得 *** 能够获取工商业土地级差收益的大部分，相当于从工商业中提取更多资源，这些资源可以像税收一样通过转移支付用于基础建设和反哺农民，同时还让国内工程造价非常低廉，基础设施及路桥建设的成本远远低于西方。假如土地完全私有化并自由入市，那么工商业土地级差收益就会落入恰好处于特殊地段的地主手里，公共工程也会遭遇高得多的地价，造就大批不劳而获的土地食利阶层，这些千万富翁亿万富翁致富仅仅是因为运气，就吃掉了本该在全体国民中重新分配的发展红利——无论重新分配的合理程度如何（还是取决于治理机制的整体水平），至少这种坐地暴富的分配是很不合理的。当然，从理论上说，土地产权是相对的，完整的土地产权是包括使用权的，但在任何国家，土地的使用权都会受到国家的土地用途管制的限制，所有权是为了使用，干预使用就是干预所有权，所以也并不存在完全的土地私有化，只有程度的高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程度相对发达国家更高，比如印度、菲律宾、拉美各国等。
思想解放之后， *** 治理机制逐步改善，再加上之前打下的基础，中国的发展之路就呈现出了与众不同的许多特点，也获得了与众不同的巨大成就。不过，机制变革并不见得永远都是改善，也可能越改越差，最坏的结果甚至可能让已经解放的思想也逐渐被重新禁锢。要是失去了思想解放这个根本，所有的决策都是自上而下，在不断解决问题的纠偏过程中，自上而下的规范必然会越来越细、越来越具体，而太细太具体的规范必然容易与实际情况脱节，使得实际结果与整体目标背道而驰；同时，随细则而来的“办事留痕”，也大都会沦为证明工作量的 *** ，徒增基层负担，束缚基层手脚，消磨基层的主体性和主动性，使基层逐渐变成上级的提线木偶，民众则完全客体化任人摆布。基层和民众参政活力的丧失，会使得最了解一线实际情况的人群大面积失声，最终导致机制变革缺乏依据，变革方向不可控，机制越改越差的风险大幅增加——就如2019年反 *** 的“基层减负年”，却让很多基层单位不仅没减负，还额外增加了更多 *** 的负担：要多填不少有关减负的表格。很多具体的机制弊病，这里就不展开了，以后找机会另文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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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31日补充：
近期有一个为人民公社翻案的潮流，很多人认为农民在人民公社时期的积极性并不低，反而很多在分田到户后丧失了积极性——撇开活灵活现的故老相传，主要拿得出手的根据是对粮食产量的历年统计。
这里我想提醒这些人民公社的吹鼓手，看农村发展成果不要只盯着粮食产量，别忘了还有更加能够说明问题的农业产值。中国大陆的食物消费在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激烈的变化：人均粮食消费大幅度降低：到2010年，谷物在大农业总产值中的比例下降到仅为15.9%，而蔬菜和水果所占比例则分别上升到18.8%和7.9%。肉食增加的幅度更大，2010年牧业产值足足达到农业总产值的30%，渔业产值也达到9.3%——在1978年，牧业和渔业产值合计仅占农业总产值的17%，到了2010年，上述的这些非谷物产值已经达到农业总产值的66%，远远高于谷物所占的15.9%。也就是说，中国农业已经成为以这些高附加值的农产品为主的新农业，不再是过去的以谷物、棉花和油菜籽为主的旧农业。
即便只说粮食产量，改革开放前后的年增长率看似差不多，但如果均摊到每个劳动力头上，却又是另一回事：由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人口增长迅速及公社组织劳动，农业劳动力增长速度是超过粮食产量增长速度的，如果按照每个劳动力每个工作日来计算，在当时 *** 大量的农业现代投入条件下，人均产量粮食产量却是负增长的；而改革开放后由于非农业人口迅速增加和计划生育双重作用，农业劳动力自上世纪90年代就基本停止了增长，到2000年之后则越来越快的下降。
相比之下，你应该可以想到，改革开放之前的农民积极性，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