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人才国际化与中国企业“走出去”
朱敏 杨慧 袁海东
(山东理工大学 经济学院，淄博255049；清华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北京100084)
摘要：在智力流动全球化和中国对外投资“如火如荼”的背景下，本文研究了人才国际化水平对企业“走出去”的影响。计量估计结果表明人才国际化水平越高，企业将越早并且越多的对外直接投资。异质性分析表明，具有较低技术创新水平的企业更易受人才国际化的影响而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并且人才国际化的影响对研究开发型OFDI和垂直生产型OFDI的影响更大，对于资源寻求、水平生产和出口平台型OFDI的影响较小。最后，人才国际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受到中国与投资目的国之间制度距离的制约。本文对我国应对智力流动全球化及制定企业“走出去”政策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价值。
关键词：人才国际化；对外直接投资；投资动机；制度环境
中图分类号：F124.3文献标识码：A
国际化人才是企业“走出去”的核心力量。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发展，2015年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并实现资本的净输出。然而，我国人才国际化水平不高的问题严重制约了企业对外投资的进程。根据《2015年中国500强企业发展报告》和《2016年世界投资报告》的统计，当前，中国十大跨国公司国际化员工的平均比例仅为全球十大跨国公司的三分之一不到，中国企业的人才国际化水平远远不能满足企业国际化经营的需要。国际化复合型人才缺失已经成为掣肘企业“走出去”和跨国经营的重要因素。
当前已有大量学者围绕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入模式和区位选择（Dunning，1981；Buckley等，2009；王永钦等，2014）、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企业绩效的影响（毛其淋和许家云，2014）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但是少有研究关注企业的人才国际化水平对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尝试使用中国微观对外投资企业的数据，全面考察人才国际化水平对企业对外投资决策的影响及双边制度距离在其中的作用。
在考察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文献中，Buckley（1988）的研究认为劳动力工资差异是跨国公司进行区位选择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Wheeler和Mody（1992）和Lucas（1993）的研究也都发现了类似的结论。Morck等（2008）从避税以及寻求贸易机会，项本武（2009）从东道国特征，田巍和余淼杰（2012）从企业生产率的角度就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而专门针对跨国公司人力资本状况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研究文献较为匮乏。因此，我国跨国公司自身的人才国际化水平究竟如何影响了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还亟待深入的研究。
本文首先构建了包含企业详细信息的微观数据集，然后通过整理历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和国际劳工组织数据获得中国行业层面外籍员工占所有就业人员数的比例数据，基于上述数据集本文全面研究人才国际化水平对企业OFDI的影响。其次，论文利用合并的微观数据集研究了人才国际化对企业OFDI的影响；研究同时发现人才国际化的上升也会导致企业越早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此外，论文考虑了香港澳门地区的特殊性以及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后，论文的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具有较高技术创新水平的企业更易受人才国际化的影响而对外直接投资；并且人才国际化对研究开发型OFDI和垂直生产型OFDI的影响更大，对于资源寻求、水平生产和出口平台型OFDI的影响较小。人才国际化对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受到中国与投资目的国之间制度距离的制约。
1计量模型、变量及数据说明
1.1计量模型设定
为了研究人才的国际化水平对企业OFDI的影响，我们参考前述有关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文献，在尽量平衡计量模型的变量遗漏和多重共线性的基础上，结合我们样本数据的实际信息含量，构造了如下回归模型：
1.2变量说明
（1）人才国际化（lnhuin）。我们使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下2分位行业层面的外籍员工占所有就业人员数的比例来衡量行业的人才国际化水平。
（2）对外直接投资。本文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来自于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由于该名录仅提供了企业在商务部备案的投资项目情况，因此我们仅能从此名录上获得企业每次对外直接投资的时间，而无法获得企业投资金额的情况。论文可以根据该名录计算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次数（ofdic）以及企业首次对外直接投资的时间（ofdis）。
（3）企业层面控制变量。企业平均工资（wage）。论文使用企业本年应付工资总额除以企业年末从业人数，衡量企业的平均工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本文使用的数据时间段为2000-2013，由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8年至2013年没有提供工业增加值和中间投入品，因此无法用Olley和Pakes（1996）或Levinsohn和Petrin（2003）的方法计算全要素生产率，只能采用索罗余值的方法计算全要素生产率，我们在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使用了工业总产值，固定资产净值以及从业人数。2008年、2009年缺少了固定资产净值指标，我们采用固定资产合计减折旧替代；企业规模（size），用企业年末从业人数衡量；资本密集度（kl），用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除以企业年末就业人数衡量；企业融资情况（rongzi），用企业利息支出除以企业固定资产的比值来衡量。对于以上变量，论文均对其取自然对数。企业成立年限（age），用当年与企业注册成立年的差值表示；出口（export）为虚拟变量，当企业有出口行为时为1，否则为0。
1.3数据说明
本文的实证分析主要基于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和国家统计局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样本时间段为2000-2013年。我们在对上述两个数据库进行匹配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了包括剔除关键性指标缺失的样本数据、删除重复记录、行业代码调整、删除异常样本等数据处理工作，以得到最终用于分析的样本数据。
根据以往学者的研究，中国部分在百慕大群岛、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以及中国香港、澳门进行投资的企业存在一定的“制度投机”行为，例如在取得外商投资身份后又返回中国大陆投资。这些企业的目的是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身份获得更多优惠政策。然而根据我们对于《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的分析，其中对香港和澳门进行投资的多数企业为商贸服务型对外直接投资，具有“避税”嫌疑的对外直接投资并不多，因此我们在主要的分析中，仅删除了百慕大群岛、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仍然保留了香港和澳门。表1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2估计结果及分析
2.1基准估计
论文首先估计人才国际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次数的影响。表2给出了基于Poisson模型的估计结果。在第（1）-第（3）列中，我们没有纳入控制变量，仅考察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我们发现人才国际化变量的估计结果均显著为正，同时我们逐步控制行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估计结果的系数绝对值逐步降低，说明行业层面和年份层面不可观测的因素确实对本文的估计结果具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在回归时应当控制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在第（4）列，我们进一步将平均工资等变量纳入回归模型，我们发现人才国际化水平的估计结果依然显著为正，进一步的，我们在模型中依次控制了行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最后一列呈现了同时控制行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人才国际化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表明人才国际化水平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次数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国际化人才是驱动企业对外投资的核心力量。
此外，企业生产率越高、资本密集度越高、企业规模越大、融资能力越强，其对外直接投资的次数越多。
考虑到Poisson模型参数大小并不能直接反应各因素对企业OFDI概率的影响大小，因此除了进行系数估计外，论文计算了解释变量的平均边际弹性。论文采用逐步加入控制变量的方法进行分析。其中在第（1）-第（3）列中，我们没有纳入控制变量，第（4）-第（6）列包括了企业层面控制变量，并逐步控制了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论文发现当了控制企业特征和时间、行业虚拟变量后，人才国际化水平每增加1个百分点，会导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次数增加0.193%。平均来看，从2004-2013年，这10年间本文样本行业平均的人才国际化水平从9.31%增长到26.39%，最低增加了183.46%。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这会导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次数平均增长0.35%。
本文随后估计了人才国际化对企业首次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表2给出了Logit模型的估计结果。其中在第（1）-第（3）列中，我们没有纳入控制变量，第（4）-第（6）列包括了企业层面控制变量，并逐步控制了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结果表明人才国际化水平越高，企业越倾向于较早开展对外直接投资。
2.2异质性检验
（1）创新水平的差异
人才国际化的变化可能会对不同企业产生差异化的影响，例如具有不同技术创新水平的企业。论文计算了每个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cx），使用企业新产品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比例来表示，并且引入了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与人才国际化的交叉项。表5中的结果表明，人才国际化以及企业技术创新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均显著为正，最为关键的是，人才国际化水平与企业技术创新交叉项的估计结果显著为正。因此，人才国际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积极影响因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而增强，也就是说在创新密集型企业，人才国际化对其国际化经营的积极影响更大。
（2）投资动机的差异
考虑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较为复杂的，其投资动机往往是不同的，这就使人才国际化对于企业OFDI的影响也可能存在差异。根据以往学者的研究，根据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目的的不同，对外投资企业可以分为商贸服务、当地生产、研究开发和资源开发型等不同的类型。接下来，本文根据对外投资企业投资动机的不同将其分为以下几类：研究开发型、资源寻求型、垂直生产型、水平生产型以及出口平台型五种类型，然后分别考察人才国际化水平对不同类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实证估计结果汇报在表6中，观察表6，我们发现不管是对于何种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人才国际化对企业OFDI的影响均显著为正。不过人才国际化的影响对研究开发型OFDI和垂直生产型OFDI的影响更大，对于资源寻求、水平生产和出口平台型OFDI的影响较小。同时表7的结果表明，人才国际化会使研究开发型OFDI和垂直生产型OFDI更早的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2.3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可能也会影响行业的国际化人才的情况，即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化水平可能是互为因果的，从而导致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当然，本文尽可能多的纳入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并且控制了地区以及年份固定效应，因此本文计量模型中的内生性并不强。不过为了降低可能存在的内生性，我们将人才国际化以及控制变量的滞后项引入方程，重新进行估计。结果见表8的前两列，人才国际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依然是显著为正，并且无论是基于对外直接投资次数的估计还是基于首次对外直接投资的估计系数均没有发生实质的变化，证实了本文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此外，考虑到部分在中国香港和澳门进行投资的企业存在一定的“制度投机”行为，例如在取得外商投资身份后又返回中国大陆投资。这些企业的目的是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身份获得更多优惠政策。为了排除上述因素对本文估计结果的干扰，我们进一步使用删除香港和澳门地区的样本进行了一组稳健性检验，具体估计结果见表8的后两列，结果依然证实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即人才国际化有利于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
3拓展研究：制度距离的影响
已有研究表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制度距离差异能够对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和战略的选择产生重要影响。如潘镇等（2008）全面考察了制度距离在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中的作用。Richard等（2013）认为制度因素会直接影响到企业优势的发挥进而影响到其投资效益。但迄今为止还少有文献专门关注制度距离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作用。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国内企业并不具备发达国家企业所具备的所有权优势，企业的竞争环境更加恶劣，所处的母国制度环境也并不完善。因而，研究制度因素的影响是探求企业制定何种国际化战略的关键。基于上述分析，我们通过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人才国际化水平与制度距离交互性的方式，进一步考察中国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国之间的制度距离在人才国际化影响其投资绩效中的作用，建立如下模型：
对（2）式的估计结果汇报在表9中，估计结果表明中国与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国之间的制度距离会弱化人才国际化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积极影响，并且不论是投资次数还是开始投资的样本该结论稳健成立。国家专有因素与经济实绩间存在着因果关系（李建民，2017）。不同的制度安排承载着不同的激励效应和市场交易成本，从而会产生差异性的经济绩效。国家之间制度距离的存在会增加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事前成本和事后成本，不利于国际投资的顺利开展。投资双方国家之间较大的制度距离，比如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价值观念以及法律和经济制度等的差异都会增加双方交流的障碍和误解，造成投资谈判中的“高额谈判和监督费用”、“搭便车”等现象，使得谈判成本和交易成本的上升，并导致投资谈判和合同签订的低效率，不利于人才国际化对直接投资积极效应的发挥。
4结论
在智力流动全球化和中国对外投资“如火如荼”的背景下，论文研究了人才国际化水平对企业“走出去”的影响。基于微观企业数据的计量分析的结果表明，人才国际化有利于促进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具体地，人才国际化水平每增加1%，会导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次数增加0.193%。异质性分析表明，具有较低技术创新水平的企业更易受人才国际化的影响而对外直接投资；并且人才国际化的影响对研究开发型OFDI和垂直生产型OFDI的影响更大，对于资源寻求、水平生产和出口平台型OFDI的影响较小，上述结论在考虑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及港澳投资样本后依然稳健。最后，人才国际化对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受到中国与投资目的国之间制度距离的制约，双边制度距离越大越不利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开展。
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国际化人才无疑成为推进中国与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国家之间经贸关系的重要因素，而大多数投资目的国家和地区与中国存在较大的制度距离，如果没有大量的专业性人才储备，将较难推动对外直接投资的顺利实施。基于此，一方面，加强与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国之间的教育合作，通过鼓励来华留学和促进出口留学的方式，培养理解对方国家经济文化的国际化人才。同时，通过培养和选拔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国所需的国际化人才，进而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实施解决国际人才短缺问题。另一方面，中国对外投资企业要积极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加快技术开发中心的建设，加大研发投入，并不断培育和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从而为人才国际化发挥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积极作用创造良好的创新环境。此外，人才国际化水平的提高也会导致一些有利于本地经济长期经济发展的投资，例如研究开发型OFDI和垂直生产型OFDI，需要对此类OFDI给予支持。我国工业产品附加值较低，缺乏对制造业核心技术的掌控能力，鼓励具备产能优势的企业并购国外高端制造企业，能够利用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促使国内制造业产品升级。
作者简介：朱敏（1976-），女，汉族，山东菏泽人，山东理工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
原文发表于《科学学研究》2019年第37卷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