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作者简介
丁燕，诗人、作家。《工厂女孩》获第九届文津图书奖、2013年中国报告文学优秀作品排行榜第一名，新浪读书2013年“中国十大好书”；《低天空：珠江三角洲女工的痛与爱》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提名、第五届徐迟报告文学奖；散文《断裂人》获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散文奖；散文集《沙孜湖》获第三届广东省“九江龙”散文奖金奖。
高利民一米七，白皙纤弱，一头黄发，一双分外迷人的、弦月般弧线下垂的眼睛，白T恤，细腿牛仔裤，灰帮运动鞋，戏剧感充分。他身形单薄，胳膊白皙，连嘴唇也泛着白，像血液已离开了血管。他的装扮和宿舍完全不配套——像是来做客的，只略略一小坐，即刻要走；而严小强则敦实矮胖，一头罕见的原始黑寸头，粗眉小眼。上身是蔚蓝圆领T恤、湖蓝马甲，下身是藏蓝长裤，彻底一个蓝衣人。他一说一笑，甚为腼腆笨拙，但气质却和宿舍甚为般配，简直就像咖啡伴侣迅速融入咖啡。
两个男孩都住在下铺，都在褥子上铺了凉席，枕头都是那种早已褪色，看不出原色的长方形，被套上都起着一层小毛球（无数个人住过这些高低床，但是这里还是第一个人进来时的模样）。
高利民1996年出生（父母刚满四旬）。此前他在这家电子厂干过一年插件，现在又进厂，干的是运货（运送散热片）。这种工作无任何技术含量，不过是把产品从A处送往B处。所以，他厌倦谈工作。他说的是普通话，语调轻细平稳，但尾音里却裹着浓浓的河南味。
他春节后出门，到达工厂路的第二天，就在美发店里染了黄头发。现在，那异域的金黄映衬着他的肤色，让他有点像混血儿。他觉得黄头发是一张城市的通行证，让他自己从落伍和丑陋中脱身而出。他为掩饰自己的慌张，便问理发师：“又有什么时兴的？”“又”极具暗示性，说明他一直饶富兴味地关注着美发界的代际更迭。
当他目睹到那个镜中的自己后，倒吸口凉气——慵懒得人事全非。但显然，这帅气男人比前面那个更优雅，更一脸心不在焉，更有城市味。是的，他爱极了这个翻版。他凝视“他”的眼神，几乎是同病相怜地看到了一个命运和自己相近的“难友”。
所以只要黑颜色一长出来便立刻去染。如果发型是严小强那样的黑色小平头，他会感到痛苦得发狂——那是一种籍籍无名的痛苦。这个男孩渴望以某种形式显示自己的独特存在。他通过观察电视剧、电影、画报，以及周边的人来获取时尚资讯，再刻意装扮自己，力图从平庸大众中脱颖而出。他每天对镜梳妆后才出门，每一天对他来说都是同等规模的梦幻表演。他打心眼里要演得红红绿绿。
而他是怎么找到这个厂的？
“庄里有人在这儿干哦。”
庄里？我心尖一颤。
所有关于泥土、牲畜、雨雪、庄稼、收割、献祭、庙宇的深意，都暗潜在这个词的内部——庄里。高利民也许来自吴家庄、六里庄、榆树庄……总之，是“庄里”。也就是，无论高利民的服饰和发型多么像韩国明星，像身体的某个隐秘部位印戳着乡村签字，灵魂里残留着乡村意志，他依旧是个中国乡村男孩。
他像是一颗冥暗到近似不存在的小行星，在无边无沿的城市里漂流，移动在各个不同的工厂区，工作在各个不同的车间里，但其实，他是按照某种轨道在绕圈，他被一种奇怪的魔力所掌控。他的运行路线并非没有规律，乱七八糟，简直根本如大树的年轮或胡萝卜的纹路，完全可按图索骥，有固定规律。在他生命的底部世界，有个磁场在发射能量——“庄里”。于是，即便他在城市的电话亭里一个人打电话，也并非孤立于外部世界，而有千丝万缕的线和点交织相连。
高利民去年在这家电子厂足足干够了一年。春节后，“原是要跟着亲戚去上海开吊车”，可那边的人已招满了，一时间又没找到合适的活，“一咬牙，就又回来了！”
春节真是解释中国乡村的核心词。一连串纠结在一起的奇怪事件（譬如千里奔袭的大规模春运）会让外国人惊诧。若想穿透中国本质，像鹰那般具有观察力，便可拎出这个词：春节。
如果像卫星空拍图每一巨细靡遗都能看得清，就能看到这样一种简单的规律：近三亿人春节后离开乡村去城市，春节前又再次返回乡村。春节像一年中的大潮汐，将那些攀附在皱卷城市地图上的小蚂蚁一一找到，让它们原路返回巢穴，整顿休养后，再调整方向，继续出发。
所以乡村的过疏化和城市的过密化是一个钱币的正反两面，是城市化进程中两个相对而动的演化趋势。当中国乡村流失了大量青壮年人口后，冲击的不仅是外在的村落形态，而更是整个以血缘、亲缘、地缘为纽带的乡土社会关系网络，会瓦解整个村落社会的支持体系和各种社会仪式，甚至会让乡村社会丧失再生产和自我调节能力。
乡村的春节不仅是亲人团聚，还荟萃了各省的打工信息。多数打工者对“经济趋势”之类的大方向一无所知。这些试图在城市寻找工作的人，其实，脑袋里像漏电的线路般噼啪作响，根本是一团乱糟糟。他们只是从亲戚或老乡处摄取到相关信息：哪里缺工？出粮（发工资）准吗？而节后两三周是找工作的最佳时期。错过了，便一整年都不好找。
重返电子厂，高利民算是老员工，对厂里的一切奥秘都相当清楚（各种门路、人脉、勾当）。他怎能不知那车间里的难受！去年那300多天的粗糙劳作，早在他内心储存下羞耻的经验，他知道他这样的角色不过是只小蚂蚁，周边是远比他想象得要多得多的财产和大得多的权利，所以……他才想到逃——逃去上海（哪怕开吊车！）。而我根本无法想象，他那样白皙纤细的手指能操作方向盘，让沉重的吊车吱嘎转动，再放货物放下，扑通一声，让地面都哆嗦出涟漪？而就连这样的工作，都充满竞争。
他被逼无奈，才选择了重返电子厂。但凡能有别的出路——任何与开吊车同等的活——他都会去干。可是，他当真有那么多选择机会？一旦入厂，他的生活便被时间表排列分割，每一分每一秒都被厂规盘剥得精刮上算。在车间的人，就像五指山下的孙悟空，头顶压着“翻不得身”的符咒。下班后，已被掏空的身子像骨头架，只剩一摊血水。除了尽快睡觉，根本没有第二个想法。周末时，他会试着在附近的几个厂看看招工信息，但却不敢去更远的地方（怕别处还不如这里）。他只能苦熬苦等到下一个春节，返回庄里后，再向老乡打探消息，之后，去他们已耕耘过的地方。若那里破灭，便只能再次返回电子厂。
所以，春节后，他再次返回到了工厂路的电子厂！
他母亲在常平（东莞另一个镇）毛织厂打工，工资计件，已干了十几年。父亲在厂里当保安。父母都是70后，都是18岁时出门，属第一代打工者。每年春节回家一次，脸上总泛着“这个烂地方的烂生活真的没法过”的表情。原本他们可以缠绕依偎、相濡以沫在乡村小泥屋中，而他们却让自己周而复始地每年都去远行。他们有一条铁路，可以到远方去挣更多的钱。
他和哥哥都是留守儿童，跟着爷爷奶奶长大。从他有记忆开始，总感觉哥哥的背影就在眼前晃悠。其实，哥哥只大他两岁，自己都走不稳，还要拽着他。摔跤时，俩人一起摔。他原本以为他和哥哥可怜，可后来发现，村里和他一般大的孩子都是这样野生野长（都是有父母的孤儿）。年纪渐长，他跟着爷爷奶奶下地干活，便慢慢理解了父母：种地又辛苦又不来钱，眼瞅着别人家又盖新房又买家具，他们家明晃晃地落在后面。不是父母愿意远行，而是，要想兜里有钱，就得出门打工。
而最后……终于……居然……轮到了哥哥和他必须（是的必须！）也出门打工！
奇怪得很，当他走过工厂路，路旁闪过棕榈树杧果树荔枝树时，经常有种时空错乱之感，好像走在家乡的土路上。他对父母的原谅，是积累了一堆伤痛经验后才觉悟出来的。
“出门的人不是人，是一条狗啊！”
原来当他父母诉苦，说出门后哪里有什么像样的屋子住，不是窝挤在瓦房里，就是铁皮屋里，或者在桥洞底下、烂尾楼中时，他根本不理解。现在他可以一步登天地住在宿舍里。而父母常常念叨的被追查“暂住证”的戏剧台词，现在，也已经被禁止上演。
“现在打工真的比原来好多了。”他这样咕哝着，浑身透着苍凉味。
为了给哥哥盖房，2013年春节，他父亲辞工回家。干了十几年又去辞工，谁都知道不上算，但为了孩子的婚事（毛织厂最长假期为14天，不够盖房），做父亲的用力一跺脚，就那么辞了。盖房花的30多万，是父母十几年的全部积蓄。掏空了那些钱，两个中年人像遭遇车祸后脊椎折断，整个人都变得瘫颓。
20岁的哥哥，就在那栋三层小楼中举行了婚礼（嫂子是本村女孩）。因未到法定结婚年龄，新人并未领结婚证。但这种仪式庄里人都认。“等到了年龄，再领个证回来就行。”高利民无比清楚地知道自己所置身的乡村世界的规矩。“我们那里都这样。”那些古代大院落，那些长辈，那些木桌木椅，都印刻在他的脑海深处。
他不住抱怨：“家家都想生男孩，搞得现在女孩全是宝。”
现在的农村，如果男方家里没有楼房，根本没有竞争力。父母怕儿子打光棍，便早早相亲，早早办婚事。婚后儿子出门打工时，把媳妇也一起带上。若媳妇有了孩子，再返回老家生育，让返乡的老人照料。唉，难道，这个循环就是第二代打工者之笃定命运？像一个连环套，绕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像用遥控器连续换台，屏幕左上角都打着“重播”二字。
突然，高利民咧嘴一笑，眼睛发光，连面颊也泛出红晕。
“明年，要盖我的房了……”原来，他要把哥哥的经历再重演一遍。
喂喂，请暂停，请倒带。
——“刚刚花掉了30万，哪有钱再盖房？！”
我悲恸地想，30万可不是30元吔！
“哦……”他像喝到醉茫茫被一束亮光照得眯缝眼，迷糊间发声，“向亲戚借喽！”
高利民的年龄摆在这里——18岁。家里必须为他也建起一栋小楼，才算有了“泡妞利器”（甚至有些父母为儿子买车，只为能带女孩出去玩）。然后，到了20岁，他便和哥哥那般，先和一个女孩办酒席，住进新房，过两年再去领证。如此，他父母将继续打工，偿还债务（30万至少要攒十年）；如此，他父母从20岁至50岁的全部努力，便是为两个儿子建起两栋小楼，娶两房儿媳妇，最后，抱上孙子。
房子、儿子、孙子——不管走多远，“庄里”的生活还是被这些乡村古训所笼罩。只要是庄里人，便极信任地接受了这个角色扮演，毫不犹豫，而不管外围其实已今夕何夕地发生了大改变。难道这是中国农民无可逃脱的宿命，像被悬丝牵挂的木偶？难道这是中国乡村最终的内容，像一出折子戏，唱了又唱？
我惊诧：“为啥非要回庄里结婚？”
而我真是太天真太幼稚了。我以为——在厂里若遇到合适的，便可在打工的城市租房或买房，最终，慢慢融入，乃至成为这里的市民。而这条路何其之难！先不说买房贵上学难，单一点便难倒这个男普工——厂里的那些女孩儿怎么会找他？！即便他精于打扮，知道再多品牌，懂得衬衫配皮鞋，也吸引不了那些巧笑倩兮的蜂蝶女孩。
女孩们远非文学描述中那么诗意，她们有时现实到残酷的程度。她们都生有复眼——已身为食物链结构的金字塔底端，若不能奋力一搏，蒸腾出来，便一直陷在最暗处挣扎。所以其实，女孩们早就懂得了如何彻底改写人生的奥秘所在。没有过渡，帷幕直接拉开——谁能引领我飞升到更高阶层？所以女孩的目标人群根本不是他——而总要比他的档次高上一级。最终败下阵来的他，只能返回庄里，找那些相貌平淡家境贫寒的女子为偶，像流浪猫循着原路返回开启过去的旧日子。
好像陡然间，18岁的男孩变成了80岁的大爷，中气十足地盘腿坐在炕头，咂一口水烟，娓娓道着过去。好像，这个男人的身上藏着个肉眼看不见的阀门，只要到了时间，按对了启动阀门，便能顺顺当当找到哥哥和父亲走过的那条路；甚至，还能找到爷爷、爷爷的爷爷走过的路。
“找得远，走亲戚都不方便啊！”全部的烦琐都用这极简理论概括掉。
“总不能一辈子打工哦……”
少年在一截浮木上独自漂流了许久，虽然还未看到陆地，但却不断给自己打气。少年的身上看不出血渍和伤口，但他的眼神却随着打工时日的长度，像微调灯光钮那般，慢慢失去了里头的亮度，逐渐晦涩。
高利民初中毕业后便选择了辍学。上高中要交钱，且要住校，且不一定能考上大学，且读完后还要自己找工作……而这明明是一趟无终点的流浪之途。不如从源头就截断吧，趁着还年轻。于是，各条工厂路都塞满了打工妹打工仔，他们都刚刚初中毕业，一个个不过十四五岁，都是些稚嫩的雏儿。于是，餐厅服务员、保安、送快递的小哥、洗脚妹、保姆、酒店门童，影子般晃动在整个城市的缝隙间。
高利民设想自己未来要“学门技术”，但却不确定是什么技术。好像“技术”是一种神迹，具有戏剧效果，能将他从臃肿的现实中提拔而出，飞升起来。然而，他却不知道那技术的确指：司机？厨师？修理工？总之，技术就是技术。
当他还没有掌握技术之时，好在，尚有个坚实之地在等待着他——“庄里”。
无论怎样迁徙远方，在他乡上演残酷戏剧，混迹丛林风吹雨打，都有一个固定的黑点儿在地图上等待着。好像他从未离开，从未在生命中截下中间那段时光，从未被铁轨甩到一个不知名的厂里，而一直一直，蜗居在那个黑点之上——那个“庄里”；好像是一条忠实之犬，孤单又悲伤地看守着祖先的坟茔墓冢，从未离开过片刻。
“庄里”让一个圆圈最终画成。无论你高居峰顶或落身谷底，都有一个不变的故乡在等待——这是何等的奢侈！在故乡的好处是，至少，你没有那么孤单。只有庄里的人才能够领受这种运气——它能使他们与自己的过去相逢。而这对现在的人来说，真是太难得了。
而如果高利民的孩子出生在城市，继续像他一样漂泊，便会连“庄里”这样的象征物都不复存在。于是，那种没有原点的感觉会袭扰孩子一生。
这个轮回将会展现一幅怎样可怕的图景？
本文首发于《中国作家》2016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