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国家的四种致命武器

分裂国家的四种致命武器

编者按：

这是2008年出版的《世界分裂主义论》的文摘，作者是 *** 大学中亚研究所的杨恕，不代表本号立场。

语言：

P66-P67：

纵观近代的民族分离主义，我们会发现有许多民族分离主义运动背后都有着相应语言的背景，如加拿大的魁北克问题背后是法语，法国科西嘉民族分离运动背后有科西嘉语的背景，语言在民族分离和民族融和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北爱尔兰问题上，尽管冲突双方似乎是以天主教和新教来加以分野的，但我们应注意到其背后也有着爱尔兰语和英语的背景。爱尔兰裔的“欧洲鲜用语言协会”前会长穆丘（Helen O Murchu）曾直言不讳道：“或明或暗，语言一直是政治议题，因为语言明显地牵涉到权力差别的问题。”当语言被用来区别“自己人”、“旁人”的时候，只要有人处于相对劣势，冲突自是难以避免，也因此，语言的多元不免被视为社会冲突的根源，或者至少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因此，语言在政治冲突和民族冲突中的作用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巴斯克人称他们自己为“Euskaldunak”，意为“说巴斯克语者”(the speakers of Basque）。在语言学界，巴斯克语被认为是独一无二的，语言学家至今也没有发现它与任何其他一种已知的语言有任何的联系，巴斯克语是巴斯克人保持身份认同的重要纽带。

语言赋予了巴斯克人一种特殊感，他们认为巴斯克语是使他们独特的根本所在，“他们坚持本民族语言，以逆反的心态对待西班牙语等外来语言。这种语言上的排他性，培养和发展了巴斯克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其难以与西班牙人友好相处。”如巴斯克民族分离主义之父萨比诺·德阿拉那，他本来会说西班牙语，不会说巴斯克语，但是后来坚持学会了巴斯克语，并“抛弃”了西班牙语。

在西班牙，虽然几乎所有的巴斯克人都能用西班牙语表达他们想要表达的意思，但是巴斯克民族主义者要求提高巴斯克语的地位，并逐渐弱化西班牙语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他们要求在巴斯克地区的所有学校必须开设巴斯克语的课程，区别只不过在于有的学校是必修课，有的学校是选修课而已，更有激进者希望在巴斯克地区实行用巴斯克语一种语言授课。

巴斯克语在巴斯克民族分离运动中也发挥着一定的影响，巴斯克语地位强的地方，如巴斯克自治区，也正是分离主义活动最激烈的地方，而巴斯克语地位弱的地方，如纳瓦拉省，分离主义活动则要弱得多。

宗教：

P112-115：

公元8世纪 *** 人向东发动征服战争时， *** 教传入了北高加索地区，并在16-19世纪开始传入车臣。 *** 教逐渐演变成北高加索各民族抵抗沙俄帝国殖民侵略，号召和实现民族动员的重要思想武器。在这一过程中， *** 信仰构成了车臣人自我认同的基础，并与车臣人的民族意识紧密结合起来。这与东正教为核心的俄罗斯主体文化格格不入，于是车臣人在俄罗斯社会得不到应有的尊重。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维埃对宗教采取了不宽容政策，包括 *** 教在内的宗教遭到不加区分地限制和打击。斯大林时期，大俄罗斯主义盛行，一切大权集中于联盟中央， *** 推行“一体化”、“民族融合”和语言文化上的俄罗斯化，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得不到尊重。但少数民族并没有被俄罗斯文化同化。上个世纪50年代，苏联社会政治空气相对放松，苏联各民族开始回归传统，加上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世界范围内的 *** 复兴运动，车臣等少数民族借 *** 教抗拒被俄罗斯同化。戈尔巴乔夫推行民主改革后， *** 放松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 *** 复兴明显加快。苏联解体以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随之崩溃，出现思想和信仰真空。俄罗斯各种政治力量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等大力宣传东正教，试图把东正教变成俄罗斯的国教。 *** 民族对此极为抵触和反感，他们通过复兴 *** 传统来寻求思想和精神资源。在同化和拒绝同化的斗争过程中，俄车民族矛盾加深了。

*** 极端势力与车臣分裂势力相结合在车臣危机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1） *** 教是分裂主义势力制造分裂活动资源的工具。许多分裂主义分子自身并没有真正的 *** 信仰，是世俗的政客，他们诉诸宗教只是把宗教当作分裂的工具。杜达耶夫把 *** 教当作共和国团结的力量，他妻子是俄罗斯族人，而他本人参加了苏联空军对阿富汗圣战者的战斗。杜达耶夫对 *** 宗教仪式并不熟悉，例如，有一次他去维杰诺参观车臣圣地，遇到一群聚集在一起的人。杜达耶夫说：“干吗聚在一起？走开，每天祈祷3次！”随处中有人提醒他：“乔哈尔，应该每天祈祷5次才对！”“那更好嘛，虽说你会很忙。”

（2）瓦哈比派的活动加剧了车臣危机。瓦哈比派是18世纪中期沙特 *** 著名宗教领袖 *** ·伊本·阿里·瓦哈布创立的宗教派别，主张严格遵守 *** 教规、圣训和 *** 礼仪，口号是“纯洁 *** ”，特点是忠诚于沙特 *** 执政王室的“瓦哈比主义”，属于 *** 原教旨主义的一种，具有激进主义色彩。

瓦哈比对异族人和背离早期 *** 原则的 *** 发动“圣战”的主张，成为当代 *** 激进主义者最常滥用的口号。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沙特 *** 强大的财政保护以及有目的地传播瓦哈比主义的政策”，加上“权力和思想真空”，以及“大量失业、经济上遭受危机的年轻人”的出现，瓦哈比主义成功地在独联体一些国家和北高加索传播，瓦哈比派渗透到车臣境内并迅速发展成为分裂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尽管人数不多却很有影响。

（3）境外 *** 的支持是车臣分裂主义不断发展的重要原因。实际上，经过两次车臣战争，车臣非法武装的恐怖活动之所以未能根绝，症结在于分裂活动一直受到外部世界的支持。这些外部支持主要来自沙特 *** 、约旦、埃及等 *** 国家的 *** 势力，他们为提高自己在 *** 世界的威望，争取在 *** 世界中独一无二的领导地位，竭力支持俄罗斯乃至整个独联体内的 *** 复兴。境外“圣战者”助长了车臣的“瓦哈比化”。1995年成立的“ *** 协会”领导人是约旦籍车臣裔哈塔布。1996年在约旦车臣人团体的协助下，该协会在车臣建立了“高加索 *** 号召学院”，成为国际激进组织“ *** 兄弟会”的一个分支，并得到沙特 *** “国际 *** 援助组织”的资助，学院专门培训破坏分子和 *** 。而著名的车臣瓦哈比组织“乌鲁斯·马尔坦团体”则完全由俄罗斯境外组织资助。境外 *** 向车臣提供了数额巨大的资金。俄罗斯安全部门统计的车臣非法武装的境外资助者名单，涉及几十个国家的大量私人或官方组织。其中不乏国际社会公认的恐怖主义组织，如阿富汗的“ *** ”运动、“阿富汗 *** 党”、“基地”组织，沙特 *** 的“ *** 兄弟会”、国际 *** 拯救组织、世界 *** 青年大会，美国的“高加索-美国工商院”、“车臣 *** 银行家小组”和“美国 *** 最高委员会”等等。除输入资金外，境外 *** 势力还向车臣提供了人员和武器。

破坏国家体系：

P221-222：

为使亚齐地方 *** 瘫痪，自由亚齐运动采取恫吓各级 *** 官员的手段，同时自己还组织了一个与地方 *** 平行的文官 *** 体系。一名自由亚齐运动地方指挥官说明了这一目的，并宣称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

最重要的因素是如何组建一个我们自己的 *** 体系，实现对亚齐社会的控制，使之脱离印尼的体系，这样有利于我们传播独立的思想。......以前，亚齐的土地交易、婚姻等事务需要在一些 *** 机关的监督和授权下才能进行，现在，自由亚齐运动成功地接管了这一切。这表明自由亚齐运动中 *** 的组织和运作上是成功的。

对一些倾向于雅加达的亚齐地方官员，自由亚齐运动污蔑他们为 *** 走狗，使这些官员孤立于亚齐民众。他们还在基层村庄与印尼 *** 进行争夺，并在很多地区控制了大部分的村庄。

其次是印尼教育系统。这主要体现在焚烧校舍和威胁、杀害教师上。......此外，自由亚齐运动还试图干预对亚齐教科书的选择和修订。

实施这一行为的主要原因是，自由亚齐运动认为印尼教育系统破坏、歪曲了亚齐的历史和文化，削弱了亚齐人对亚齐独立国家的认同感。在校舍遭到破坏后， *** 寺成了儿童接受教育的地方，当然，在那里接受的教育是 *** 性质的，他们通过被大量灌输亚齐的光荣历史来培养认同感。

P236-237：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强调一下“国家认同”这一概念。事实上，许多后发展国家都面临着国家分裂的挑战，尽管具体原因各有不同，但从根本上来说，这些国家在国家认同的构建上都面临危机。印尼亚齐问题的产生及其发展正是这一危机的典型体现。

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共存于个人的意识和观念之中，是个人多重认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并不表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总是冲突的。在经济衰弱落后、政治缺乏合法性的后发展国家里，确立国民对国家的认同，需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入手，在保证各民族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的同时，积极发展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实现各民族的繁荣和共同发展，使各少数民族能够感受到统一的国家是他们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保障。毕竟，一个备受压迫、贫穷落后的“弃民”是很难对他的国家有认同感的。此外，还应重视文化的作用，加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文化作为一个民族根深蒂固的特性，对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构建有特殊意义。因此，应尊重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而不是消除民族文化的界线，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种具有包容性和凝聚力的国家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尊重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比文化同化政策更能加强各民族的向心力和国家认同感。

弱化中央：

P260-262：

自20世纪50年代起，南斯拉夫开始推行非集中化分权改革，使国家权力重心逐步下移到共和国和自治省，联邦机构的组成和运转坚持民族对等、轮流坐庄和协商一致等原则。过度分权化对南斯拉夫中央与地方的权力范围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联邦中央的权力日益缩小，到70年代中期仅保有外交、国防、内务、维护国内统一市场等权力。而这些仅有的权力往往因得不到各共和国和自治省“协商一致”的支持而缺乏实际的保障。可以说，南斯拉夫的联邦制日益朝邦联制的方向发展。联邦中央对地方成员的驾驭能力和凝聚力日趋减弱。另一方面，各联邦成员的权力越来越大，不仅日趋民族主义化、地方主义化，而且以自身的特殊利益向联邦中央施压并实际左右着联邦中央的命运。日益分权的联邦制及其法律规定使各民族具有了公开表达其特殊要求的权力和法律依据，使得民族主义的生存和发展有了更为宽松的政治环境。

客观地说，南斯拉夫独立初期曾对阿族在二战中的一些亲法西斯行为进行了粗暴的清算。铁托时期，两族的矛盾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抑制。但是铁托逝世后，长期受到压制的塞族民族主义出现了反弹。米洛舍维奇上台后，一反铁托对阿族的“怀柔政策”，转而实行高压政策，不顾历史和政治现实，取消了阿族的部分权力和科索沃的自治地位。而在矛盾激化后，他又采取了不对话、不区分、不疏导的方针，把阿族的闹事定位为反革命，宣布在科索沃实行紧急状态，增派军警，逮捕科索沃阿族领导人和大批闹事者，甚至包括那些不赞成科索沃独立的温和派人士，并派塞族人组成科索沃新的领导班子。南联盟当局的这些做法，更加 *** 了阿族的独立倾向，加速了其分裂的步伐。

在公元6世纪的欧洲大陆民族大迁徙中，一部分斯拉夫人由东欧迁入巴尔干半岛。这些进入巴尔干半岛的南斯拉夫各部落在征服同化当地居民的过程中，与当地居民混居，演化成南斯拉夫人的几个分支，也即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马其顿及保加利亚等民族。他们各自曾建立起若干中世纪的公国、王国和帝国。民族的外来、混合及频繁的流动，造就了南斯拉夫民族的多元化。但是，各民族间的异质性导致民族间的同化、融合非常有限，最终造成了南斯拉夫国内民族的破碎化。前南共有24各民族，分成主体民族、非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三大类，但是却没有一个占人口绝对多数的民族。由此，南斯拉夫各族在塑造他们各具特色的民族性的同时，也造就了根深蒂固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差异，导致南斯拉夫共同体民族认同根基的先天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