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早在唐宋时期，成都地标之一的春熙路就已经车水马龙、比肩接踵。
近日，锦江区春熙路旁，城守街一处考古工地面貌逐渐清晰，街道纵横交错、排水系统“盘根错节”，这与两百多米外的成都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风格颇为相似。
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曾因唐宋时期古城街道、房址和完备地下排水系统获得“200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称号，而此次发掘的街坊遗址从晚唐五代一直延续到了南宋早中期，同样属于富春坊一带的商业中心，它对于复原古代成都城市面貌、了解它的建筑方式、分析城市功能分区都有重要的意义。
唐宋街坊遗址，一间“铺子”仅12平方米
这片繁华的所在，在唐宋时究竟属于成都的什么区域呢？根据目前考古发掘，遗址所见的文化堆积最早形成于唐末，唐地层以下则基本属于没有文化遗物的生土。结合文献记载，可知这一带应该是唐末剑南西川节度使高骈扩筑罗城后形成的城东新区。从坊市结构的建筑遗址以及出土器物看，可能属于以餐饮娱乐为主的商业街区。
这个推断和史料记载也颇为一致。此次考古相关责人表示，文献记载，唐宋时期的成都城东有著名的“富春坊”，是青楼、酒肆的集中场所。
据史料记载，富春坊在罗城东南部，位置大概南至今光大巷一带，北以通向今科甲巷为界，东至今三圣街和耿家巷，西临暑袜街和青石桥。目前所发掘的这个区域，应该就在当时的富春坊一带。
此外，唐代李肇撰《唐国史补》记载了唐明皇开元年间至唐穆宗长庆年间“剑南道地方土贡为宫廷御用美酒”。在《旧记》曾记载，唐明皇时，著名道士叶法善曾“引帝至成都，市酒于富春坊”，唐玄宗成都买酒，给这个富春坊盖上一层神秘面纱。
进入考古工地，可以看到6间房址的遗址清晰暴露在地面上，这种12平米左右的房屋，不难让人联想到“前店后坊”的功能分区：临街一侧商人叫卖吆喝，后面工人赶制着商品。
在泥土中，还夹杂着古代成都人的生活器具，其中以碗为主，还有一些瓶、香炉、盏以及一些钱币。不过，这些都是琉璃厂、磁峰窑等本地窑厂烧制的，其中地砖都是统一烧造，规格一致。
道路宽1.45米，当时春熙路已寸土寸金
有趣的是，此次考古发现的南宋时期道路，虽然用特制的青砖砌了路面，有的地方还细心修成了中间高、两侧稍低的形态，如此高等级的道路，却只有1.45米宽，倒是道路两侧残留的店铺街沿修得宽敞大气。
从唐末开始，成都就坐拥“扬一益二”的繁华，到了南宋更是“繁盛与京师同”，为何在唐末剑南西川节度使高骈修筑罗城以后，城东这块“新区”的道路反而如此逼仄呢？
此次考古工作相关负责人释疑道：“这恰恰可以说明南宋时此地商业繁华。”原来，这处考古工地上，从唐末五代开始修筑的道路，年代越早，道路反而越宽，这种情况在成都鼓楼街遗址也曾出现。高骈修筑罗城后，这一区域的路面远比两宋时宽阔。
然而随着两宋城市人口的密集，经济的发达，沿街开店的越来越多。在有限的空间内，商家只好侵占街道修建铺面。这种逼仄的道路遗址也佐证了史料记载。据说南宋末年蒙古大军兵临城下，提前进城的骑兵被市民发现以后，“市人或执梃与驰，或以几桌拦截街巷”，靠桌子板凳就能拦街把骑兵赶出城外，可见道路之狭窄。
不过，这种在泥路上铺石或砌砖的做法，还与著名诗人范成大有关。
据介绍，南宋以前，成都城区的道路要么是土泥路，要么就是铺着鹅卵石的碎石路。要是碰到夏秋多雨季节，百姓出行举步维艰。
南宋绍兴年间，成都开始尝试在路面铺砖，但工程量不大。待范成大成都兼四川制置使，开始大举在城市铺砖。有“扬一益二”的繁荣经济垫底，这种“路面硬化”的市政工程渐渐延续开来。
与江南馆街街坊遗址连成一片
为了解成都城市面貌提供实证
发掘区内，砖砌排水沟随处可见，有的排水设施从晚唐五代开始修建，反反复复修了4次。沿着这些排水沟的脉络，两百多米外的江南馆街街坊遗址显然近在咫尺，根据这些排水设施的性质，考古人员推测，这里和江南馆街街坊遗址性质相仿，与旁边正科甲巷当年挖掘的排水沟一起，能够连成一片。
此次发掘的遗址各类遗迹丰富，街道、房址、排水渠（城市下水道）规划科学，布局合理，充分反映了唐宋时期成都已具有很高的城市规划和建设管理水平，而且这里同样也属于当年富春坊一带的商业中心。
考古专家介绍，唐末名将高骈建罗城之后，成都的城市中心开始从天府广场一带发展到了春熙路一带，这里发掘的遗址能够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为了解春熙路片区城市的布局提供了更多的资料，这些基础设施纵横交错，属于富春坊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复原古代成都城市面貌、了解它的建筑方式、分析城市功能分区都有重要的意义。
来源：锦江发布
编辑：俊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