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战胜利后，人们对发起战争的“邪恶轴心”进行了审判，并对一些罪行极其严重的战犯判处了死刑了，在纳粹德国，有十大纳粹战犯，他们中的不少人在临死之前依旧毫无悔意，甚至还有人还出了喊出了一个名字，让行刑官都吓了一跳。

1946年10月1日，二战战胜国对纳粹德国进行的“纽伦堡审判”在历时近一年后，终于结束，法庭对24名被告中的12人判处绞刑。

其中，纳粹德国政权的第2号人物，纳粹德国的空军总司令、国家元帅赫尔曼·戈林在行刑前就服毒自尽，希特勒的秘书马丁·鲍曼则是被缺席审判的，因为据说他在1945年4月就已经死于柏林战役。

另外被判处绞刑的10人，则依照法律程序被推上了绞刑架，历史记录下了他们的最后时刻。

“愿德国能够继续生存下去”

第一个走上绞刑架的人是纳粹德国的第二任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作为纳粹德国的外交官，他对于局势的判断显然是准确的。

例如，里宾特洛普在于英国首相张伯伦长谈后，就向希特勒报告称“英国不会对奥地利采取行动”，再例如，里宾特洛普极力主张将捷克斯洛伐克变为德国的保护国，而且他还保证会让“法国置身事外”。

结果大家都知道，慕尼黑协定证明了里宾特洛普判断的准确性，这也让他备受希特勒的青睐。

此外，里宾特洛普还促成了德意日同盟、亲赴苏联谈判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在自己的职业中是成功的。

但他同样直接参与了闪击波兰、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的战争，毫无疑问是纳粹德国重要的战犯。

1946年10月16日1时11分，当绳索套上里宾特洛普的脖子时，他说出了自己的遗言，这也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演讲，他希望德国能够继续生存下去，也希望东西方能够达成谅解。

在最后的时刻，这位纳粹德国的外交官一直目不斜视、紧闭双唇，似乎十分淡定地等待着死亡的到来。

第二个被施以绞刑的人是威廉·凯特尔，他曾担任德军最高统帅部总长，是二战期间德军资历最老的指挥官之一。

外界多认为凯特尔是一个“胸无大志”“才能平庸”的人，他能够受到希特勒的重用，完全是因为凯特尔对希特勒十分忠心，而且对上级的命令会不分青红皂白地彻底执行，也就是说，也许他存在的意义，就是做一个坚决执行希特勒命令的“傀儡”。

即使在纽伦堡审判中，凯特尔仍然忠于希特勒，他坚称自己仍是希特勒的坚定“追随着”。而在绞刑架前，他高声说道，有200万德国军人为祖国献出了生命，而他只是在步孩子们的后尘而已。

随后，他带着自己对希特勒的忠心，结束了这罪恶的一生。

“我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犯了罪”

第三个被处死的人是纳粹德国第二任中央安全局局长恩斯特·卡尔滕布鲁纳。1942年，卡尔滕布鲁纳接替了海德里希的所有职务，成为了盖世太保的总领导。

在二战期间，卡尔滕布鲁纳签发了无数将犯人送入集中营的命令，而且他曾亲自视察毛特豪森集中营，了解一切集中营的杀人方法——因为集中营将“杀死犯人”作为一种“表演”。

卡尔滕布鲁纳担任德国中央保安局局长期间，还监督屠杀了集中营中的大约400万犹太人，可谓是罪行累累。

据称，卡尔滕布鲁纳曾刻意用自己2米高的身材、脸上的伤疤和多变的情绪将自己塑造成一个令人恐惧的角色，而在面对绞刑架时，恐惧的显然是他自己：他不住地舔嘴唇来演示自己的不安。

在临死之前，卡尔滕布鲁纳依旧认为自己只是按照“法律”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如果他犯罪了，那么他是在自己“并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犯了罪。但这种诡辩也不可能拯救他的生命，绞刑才是他最终的归属。

第四个被处死的阿尔弗雷德·罗森堡是纳粹党的思想领袖，他加入纳粹党的时间比希特勒还要早9个月。

在纳粹党中，罗森堡很快就成为了纳粹的核心理论家，他还写下了纳粹德国的“经典著作”——《种族论》，这就是后来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的理论依据。此外，罗森堡提出的“生存空间”理论成为了德军对俄国战略进攻的理论依据。

而且，罗森堡还成立了“国家领袖罗森堡任务小组”，专门负责窃取德军占领下国家的艺术品，在二战结束时，罗森堡已经窃取了超过150万车厢的艺术品，并运往德国。

除了是一个理论家之外，罗森堡还是东方占领区事务部首席部长，实际控制波罗的海三国、白俄罗斯、乌克兰的部分领土，他力图摧毁苏维埃和当地的犹太人，从1941年7月他上任到1941年底的几个月中，罗森堡就消灭了50多万犹太人。

在绞刑架前，罗森堡表情木讷、脸色青黄，他是一个理论家，却没有留下一个字的遗言，在沉默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下一个被处死的人纳粹党司法领袖汉斯·弗兰克。最初，弗兰克是纳粹党的专用辩护律师，还是希特勒的私人法律顾问。后来，弗兰克步入政坛，成为了纳粹德国的领导人之一。

1939年，弗兰克奉命担任波兰新总统，还被授予了党卫军大将的职位，此后，他像纳粹德国的其他领导人一样开始对犹太人进行惨无人道的种族屠杀，最终导致他成为了12个被判处绞刑的战犯之一。

临死之前，弗兰克十分紧张，他不停地咽口水，却仍旧面带微笑。外界认为，这是因为他在被捕后已经改信天主教，“微笑”代表着他对能够清偿自己的罪恶感到“如释重负”。

像多数天主教徒一样，弗兰克在临死之前表达了自己的“感激”，并请求“上帝”接受他的到来。

“德意志万岁！希特勒万岁！”

第六个走上绞刑架的人是纳粹德国的内政部长威廉·弗利克，他是猖狂的排犹分子，曾经签署将奥地利和纳粹德国的法令以及多项旨在将犹太人排除出德国经济、生活等各个领域的法令。

弗利克不仅签署了法令，还参与了这些排犹太人法令的贯彻，并且在1943年大批犹太人遭到屠杀后，签署公告将犹太人从“法律保护”中排除，还将犹太人交给德国秘密警察。

正是这项法令为纳粹德国“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铺平了道路，并且，弗利克还将这项法令推广到了德国吞并的国家和一部分德占区之中。

更令人发指的是，在二战期间，在弗利克所管辖的医院和精神病院中，精神不健全的人、病人和年老体弱的人都当做“没有用的饭桶”处死，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有27.5万人因此遇害。

作为内政部长，弗利克原本应该对这些弱势群体的健康负责，而他却放任医院有计划地杀死这些人，判处他绞刑显然是毫不冤枉。

在走上绞刑台时，弗利克肯定是害怕的，因为在10个人中，只有他在绞刑台的第13级阶梯上“绊了一下”，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命运。

在被问道有无遗言时，弗利克高喊道“德意志万岁”，然后他脚下的活动木板打开，吊索轻而易举地结束了他的一生。

第七个走上绞刑架的人是反犹刊物《冲锋报》主编尤利乌斯·施特莱彻。施特莱彻纳粹党的早期成员之一，1932年就出版了反犹太刊物《冲锋报》，并且曾代理领导纳粹党组织。

后来，施特莱彻还开了一间出版公司，专门发行各种反犹太的出版物，如反犹太儿童读物《毒蘑菇》等。

施特莱彻是一个身材矮小、长相“猥琐”的男人，但他在迈上绞刑台时，步伐却很坚定，只是他脸上痉挛的肌肉让他更加显得更加狰狞。

站定之后，卫兵依据惯例要对他“验明正身”，没想到的是，施特莱彻突然高喊了一生“希特勒万岁”，将行刑官都吓了一跳。

随后，施特莱彻环视四周，似乎心中充满了怒火，他将这一天称之为“1946年的皮里姆节”，还对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毫无悔意。

所谓的“皮里姆节”是犹太人的节日，而且那是犹太人庆祝《圣经》上所说的杀害犹太人的刽子手哈曼被绞死的节日。显然，施特莱彻将行刑的日子比喻为“皮里姆节”是再恰当不过了。

在临死之前，施特莱彻最后想到的人是他的妻子，不过似乎在他仍未来得及说完自己“真正”的遗言的时候，活动木板就打开了，施特莱彻的生命就此了结，没有人知道，他接下来还想说什么，人们只记住了他在死前仍旧高喊“希特勒万岁”，对自己的罪行毫无悔意。

“我对德国抱有信心！”

第八个被处死的人是纳粹德国陆军总参谋长、陆军上将阿尔弗雷德·约德尔。约德尔是凯特尔的副手，也是希特勒在军事作战方面的主要顾问之一，他直接参与了德军各项侵略和扩张计划，旨在征服全世界。

例如，他炮制了“巴巴罗萨计划”进攻苏联，还签发了屠杀苏军战俘的军令，对德军屠杀战俘的暴行推波助澜。

在纽伦堡审判中，约德尔表示自己仅仅是服从命令，即使是在上帝、历史和人民面前都“绝不认罪”，而且约德尔的妻子露易丝曾指出，在审判中许多针对约德尔的物证都不全。

但最终，在苏联的强烈要求下，约德尔仍被判处死刑，而且法庭还拒绝了他执行枪决的要求，被处以“带有侮辱性质”的绞刑。

约德尔走进行刑室时看起来疲惫不堪，他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向你问候，我的德国”。

值得一提的是，纽伦堡对约德尔的审判引起了美国军界的争议。

在1953年时慕尼黑主审法院又重新审判了约德尔在纽伦堡的4项主要罪行，并判定约德尔无罪，而后法国法庭厅长、巴伐利亚州州长都消去了他的有罪判决，并将他的财产归还给了他的遗孀——只是那时约德尔已经被处死6年。

第九个被处死的人是冲锋队和党卫军将军弗里茨·绍克尔。绍克尔是希特勒任命的劳动力调配全权总代表，拥有调配一切劳动力——包括从外国征募劳工和战俘的权力。

绍克尔为了完成希特勒的命令，强迫各个德占区必须完成招募劳工的数额，并将他们运往德国，这导致数十万奴隶劳工被以各种非人道的方式集体驱赶到德国，为德国完成“建设计划”。

并且，绍克尔还声称在劳工身上只能花费“最低限度的开支”，还要使他们发挥出“最大限度”的劳动效率。这让数十万劳工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被迫劳动，有无数劳工被折磨致死。

在临死之前，绍克尔从未反省自己的罪行，他在绞刑台上仍坚称自己无罪、法庭对他的判决是错误的。而且，绍克尔还希望“上帝保佑德国，使它再次强大”。

最后一个被处死的人是奥地利纳粹党政治家阿图尔·赛斯-英夸特，这是一个靠出卖祖国奥地利而发迹的政治家，在希特勒的遗嘱中，他被委任为德国外交部长——不过还没来得及到任，二战就结束了。

赛斯-英夸特担任奥地利总理5天内就完成了德奥合并，让德国兵不血刃吞并了奥地利，而他也因此被希特勒任命为德国东部边疆区总督、党卫军将军。

在德奥合并后，赛斯-英夸特多次和德国盖世太保合作，血腥镇压奥地利反纳粹人士、没收其国内的犹太人的财产，并将他们投入集中营进行屠杀。

对赛斯-英夸特的判决公布后，他表现得相当淡定，还对此表示“无所谓”。

1946年10月16日2是28分，赛斯-英夸特走进行刑室，他在临死之前仍然坚持对德国抱有信心，他说道，他希望的死是二战悲剧中的最后一幕，也希望战争教会了人们和平。

也许，这就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在发表完他的遗言之后，赛斯-英夸特也在绞刑架下结束了他的一生。

最后，有资料显示，那位被缺席审判的马丁·鲍曼的尸体直到1972年时才被发现，1998年，DNA的检测结果显示尸体确实是鲍曼本人。

至此，我们可以确认，在纽伦堡审判中被判处绞刑的12人全部死亡，他们的罪行得到了清算、他们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可他们带给全世界的伤痛，却没有那么容易愈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