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由于受到美国的欺压和掠夺，不少拉丁美洲国家把希望寄托到纳粹德国身上。
他们把希特勒视作未来的解放者，因而极端亲德。
这种思想，也使得包括智利、阿根廷在内的拉美国家，接收了绝大部分纳粹战犯。
而这些战犯当年带来的财富和技术，使得他们时至今日，仍在拉美地区享有极大的影响力......
1948 年夏，在意大利的海港巴里的边防检查哨所，一群神色紧张的德国中年男子，正在接受驻意美军 2677 团的安全检查。
忽然，一名美军上尉指着一位德国人的腋下大笑着说：「你好啊，党卫军先生，可惜你隐藏得还不彻底。」
看着那个德国人惊恐万状的样子，上尉挥挥手，意味深长地说：「别害怕，你尽管放心地上船，我绝不为难你，可别叫俄国人逮住。
现在我们已经不是敌人了。
要是两年前你落到我手里，我非把你送上绞架不可。」
这伙德国人正是一群沿着 B-B 交通线逃亡的党卫军战犯、前特列勃林卡灭绝营的看守，人人都亲自动手杀死过无辜的占领区妇孺。
纳粹集中营的妇孺上述提到的几名德国男子，只是在逃脱了审判和惩罚的众多纳粹战犯的一个缩影。
大部分罪孽深重的纳粹乙级战犯，正是通过这条「B-B 航线」于 1945 年 4 月至 1948 年底逃离欧洲，并隐藏到美洲和中东等地的。
这些漏网者的规模估计有 1.5 万-2 万人，其中许多人属于血债累累、极有可能被判处死刑的重犯。
那么，这条协助纳粹分子逃离的「B-B 交通线」究竟是什么呢？它又是如何创立起来的呢？
检查站的美国人，为何又放走了这些纳粹分子呢？
早在 1944 年德国败局难免的趋势出现后，希姆莱及其副手卡尔·沃尔夫一伙即背着希特勒，妄图与西方单独媾和；但由于纳粹政权罪恶滔天，英美两国也不肯冒天下之大不韪，与希特勒德国沆瀣一气，不能不严加拒绝。
此后，不少罪恶累累的纳粹分子就开始串联，谋图 *** 。
那么，一个关键人物，就成了数万名走投无路的纳粹要犯的「舵手」和「大救星」——老奸巨猾并早做准备的纳粹中央秘书长马丁·鲍曼。
在纳粹党上层决策集团中，鲍曼的政治嗅觉之敏锐，可算是绝无仅有的。
尽管由于希特勒的赏识和提拔，他爬上了中央秘书长、 *** 部长、国会议员、党卫军全国副总指挥的高位，成为除希特勒之外实权最大的人，他从内心并没有达到对元首盲从的地步。
早在德国入侵苏联之初，虽然战果累累，三支大军分别进抵列宁格勒、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之时，他便冷静地预料到德国已走上一条自取灭亡、有去无回的绝路。
然而，城府极深的鲍曼又深知「功高震主」往往没有好下场，所以他在希特勒面前总是一副毕恭毕敬、倾慕有加的神情，而极少显示自己的高明之处。
马丁·鲍曼和希特勒不过，鲍曼也绝不肯为了追随元首而充当可悲的殉葬品，从 1942 年起，他就开始策划如何保全自己以及自己的忠实追随者，并很快理出一条大思路：
第一，要解决往哪里逃的问题。
希特勒发动的这场目空一切、四面树敌的战争，很可能导致德国被敌国重重包围，全德国沦为大战场的后果。
作为知名度极高的大战犯，在本国无疑难以藏身，在欧洲也站不住脚；亚洲、非洲、大洋洲和北美洲，又苦于无根基，只有南美洲有希望。
为什么南美洲有希望呢？
由于受到美国的欺压和掠夺，不少拉丁美洲国家的民族主义者把希望寄托到纳粹德国身上，把希特勒视作未来的解放者，因而极端亲德。
其中的阿根廷，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之交，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即有 131 个纳粹组织和团体公开活动；
1942 年 1 月，第三届里约热内卢拉丁美洲国家外长会议召开，几乎所有成员国宣布同德国绝交甚至对德宣战，唯独阿根廷投了反对票；直至 1945 年 3 月，纳粹德国的灭亡只是以天计算了，阿根廷才宣布与德国断交。
另一个南美国家智利，今天的阅兵仍保留着浓厚的「德三」色彩第二，确定 *** 路线。
对整个欧洲的交通地理相当熟悉的鲍曼，很快就制订了 B-B（从德国的不来梅到意大利东海岸港口巴里)秘密交通线的计划。
第三，在 B-B 交通线沿途设立联络站，并派遣可靠的人选来实施。
这一问题需尽快提到议事日程，但物色人选必须严格保密。
第四， *** 人员必须携带的大量资金。
这个问题在当时还找不出固定的来源，姑且见机行事吧。
并且还有最关键的一点，要在拉美「铺好路」，提前搞好产业投资。
随身带的钱款毕竟有限，总不能到拉美去喝西北风吧？
于是，从 1942 年秋天起，一批批「特殊货物」（从集中营犹太人身上搜刮来的财富）由党卫军官兵押送，不断地运进纳粹德国的中央银行——不过，对于这批特殊货物中的大部分而言，纳粹德国的国家金库并不是它们的终极归宿，而只是一个过境站。
接下来它们由柏林驶向西南，到达德法边境后，再以东北-西南方向的对角线穿越法国，目的地是西班牙的港口加迪斯。
货物一进港，纳粹德国驻西班牙大使、党卫军将军威廉·法乌佩尔领导的特工总部就派人前来接应，把货物装上直接由党卫军调遣的潜艇，跨越大西洋，直抵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南 240 多公里外的偏僻港口詹勃罗伯恩，这才是鲍曼指定的终点。
这种秘密的潜艇运输一直进行到 1945 年夏天才被迫终止。
然后，再经过阿根廷国籍的德国人的秘密间谍组织——火地岛辛迪加，把特殊货物中的高档日用品运到当地德国移民的大地主庄园廉价拍卖，黄金和其他贵重物品则使用当地为纳粹德国服务的著名女演员爱娃·杜阿登的个人名义，存入阿根廷的四家大银行。
其中仅阿莱曼银行一家，到 1944 年初为止，已存入价值 1.15 亿比索的金银细软。
火地岛辛迪加还将已兑换成近 10 亿比索的资金投资到 175 个工业公司、银行、农场和商场。
另据美国情报部门的统计资料，从 1944 年秋起，党卫军向南美洲 331 家公司进行了投资（其中 98 家企业属于阿根廷）。
盟军缴获的部分纳粹财物，多为纳粹搜刮犹太人而来这笔集中营被害的犹太人财富的去向，完全是由鲍曼一人独自策划、运作的，就连希姆莱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希姆莱还始终以为，这批巨额财富完完全全地运到德国南部和奥地利北部高山地区的秘密仓库中保存起来了呢。）
日历翻到 1943 年，战局形势已发生逆转。
继在斯大林格勒遭受沉重打击后，德国又于当年 8 月输掉了库尔斯克战役，战略主动权彻底丢掉。
局势有可能急转直下，该是采取具体行动的时候了。
一天深夜，鲍曼找来了已经多年考验的老部下——瓦尔特·罗夫，宣布任命他为中央保安总局驻意大利北方组组长，其任务是在意大利开辟一条秘密通道。
日后，如果帝国发生危难，即可使用这一通道，使党内同志逃离欧洲，转危为安。
罗夫立即动身前往米兰，在雷吉娜大饭店内建立了联络点。
他也经常去罗马，与后来大 *** 计划得以实施的关键人物阿洛伊斯·胡达尔主教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阿洛伊斯·胡达尔主教，帮助纳粹分子逃亡的关键人物之一，正是他给阿道夫·艾希曼提供了阿根廷签证胡达尔是亚平宁半岛德国移民中天主教徒的神职领袖，保留了德国国籍，并且是纳粹主义的狂热信徒。
胡达尔在梵蒂冈教廷拥有广泛的影响，经他出面，梵蒂冈护照局和有权发放「无国籍流亡者」临时身份证的国际慈善事业管理局，对准备逃亡的纳粹战犯几乎是有求必应。
(盟国执法部门后来发现，德国西部、奥地利和意大利等国亲纳粹的天主教势力，也曾向许多准备 *** 的纳粹战犯发放过上述临时身份证。持该证件，即可进入阿根廷）
几个月后，经过罗夫不知疲倦的运作，一个以罗马为中心，从德国经奥地利进抵米兰到巴里的广泛联络网已初步建立。
在这条特殊航线上，每隔 40 千米就设有一个中转站。
这些中转站大部设在修道院或者天主教会下属的慈善机构内，在这里，逃亡的战犯们不仅可以免费得到食宿，而且可以得到更加与他们当时的身份相符合的衣着，甚至还可以更换汽车，以摆脱盟国执法人员的追缉。
我们可以看出，在纳粹战犯逃匿的过程中，梵蒂冈教廷的协助是不可或缺的一环，起到了很坏的作用。
这一点是无可辩驳的。
此时，继续筹措巨额资金（路费）已成为纳粹战犯大逃亡的当务之急。
这一项工作，鲍曼深知自己必须亲自出马，否则那些工、商业巨头，是很难为党卫军弟兄们的安危慷慨解囊的。
因此，鲍曼于 1944 年 7-8 月两次打着元首的旗号亲自出面，召集了所有能动员到的已加入纳粹党的大亨和大款，到德法边境城市斯特拉斯堡的红房子酒店开会。
鲍曼恩威并济、软硬兼施，时而大讲一旦苏联红军攻人德国，将实行对资产阶级扫地出门和共产共妻的野蛮政策，还不失时机地掏出一张张苏军处决或押送德国人的照片；时而又话锋一转，高谈党卫军分子如何忠诚不二、无私奉献，身手不凡，足以充当大亨大款们的可靠保护者……
最后，鲍曼显出一副万般无奈的可怜神态，泣不成声地呼吁：「我们的党卫军弟兄在奋斗，在流血，可是他们不仅缺乏汽车和电话，而且连必要的给养也常常得不到保障。而一旦他们因饥寒交迫或负伤被俘，就会被当做战犯毫不留情地绞死，而不是像国防军那样得到战俘的待遇……」
「这个问题说到底，还不是因为党卫军弟兄们为维护大德意志的利益，其中自然也包括诸位的切身利益，为维护德意志民族须臾不可或缺的生存空间，为灭绝德意志民族的死敌犹太人，不遗余力地奋战吗？每一个有良心的雅利安人，每一个够格的党员，难道能置之不理、坐视不救吗……」
鲍曼话犹未了，一片热烈的响应声已然纷至沓来：「没说的，我们出 60 万马克」，「我们蒂森集团出 150 万马克」，「我们再紧张也要捐 100 万马克」……
唯有一位北方轻工集团的代表不为所动，他平静中不乏讽讥地诘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