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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摘
要
(《党史博览》授权中国 *** 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周恩来在世的时候，邓颖超数十年来甘居幕后。周恩来为了党的最高利益，几次圈掉了邓颖超进入中央高层的名单。1976年周恩来病逝以后，邓颖超才得以进入中央政治局，并出任全国政协主席等职。
她向日本友人追述与周恩来相识、相知、相爱的经过；追述上海地下斗争、廖仲恺遇刺事件及沙基惨案经过；建议搞清皖南事变后周恩来是否到街头叫卖过《新华日报》；向身边人员谈向忠发叛变投敌的历史真相。
透露周恩来病逝前的情况
1976年1月周恩来在北京逝世以后，举国同哀，邓颖超的心情更是沉重。唐山地震后，邓颖超根据中央的指示，搬出了居住多年的 *** ，到距台基厂不远的一处房子里暂住。
8月的一天，一位当年跟随周恩来、邓颖超在重庆工作过的老部下在台基厂附近街道上，巧遇周恩来逝世后仍在邓颖超身边工作的赵炜。她向赵炜表达了几位老同志关心邓颖超现况，并希望能与邓颖超见面的迫切心情。在当时的形势下，赵炜深知邓颖超与这些人会面是何等困难，但她十分理解大家的心情，回去后就把情况转告给邓颖超。8月21日，赵炜把邓颖超同意会面的消息告知了在街上提出请求的那位老同志。邓颖超与她们约定会面的时间为当晚8点。但会见地点让几位老同志感到惊愕，邓颖超主张一定要在她的汽车里。
当天晚上，一辆轿车缓缓驶过长安街与台基厂交会的路口，几位老同志趁停车的一刹那匆忙上了车。她们发现里面坐着的正是邓颖超。为了彼此看得清楚，司机按邓颖超的吩咐打开了车顶灯。在幽暗的灯光下，她们发现邓颖超变得憔悴和消瘦了。大家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短暂会面，纷纷关切地询问邓颖超的身体状况。
这时，有人提出周恩来为什么不保留骨灰的问题。邓颖超说：“提倡火葬是中央的决定，我们一定要贯彻。我和恩来有过协议，死后都不保留骨灰。当时，他问我：‘如果你先去世，我能保证做到这条。如果我先去世，你能否保证做到这条？’他担心，怕我手软做不到。现在他先我而去了，我坚决请求中央同意遵照他的遗言，不保留骨灰，把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大地。这样，我实践了诺言，心就安了。恩来说过，‘从土葬到火葬是一个革命，从保存骨灰到不保存骨灰又是一个革命。我们是唯物主义者，物质不灭么!骨灰化做肥料，继续为人民服务，永远和人民在一起’。”几位老同志听了邓颖超一番话后都感动得落泪了。
关于周恩来不保留骨灰一事，邓颖超还在另一场合对亲属谈及。她说：“关于恩来骨灰处理问题，我们早就相互保证了。可他还不放心，他在病危时说话声音微弱，而12月19日那天，他声音很有力，还抬起头来，对我说：‘你和我的骨灰都是不保留的啊!我的事不要超过任何人，不要特殊化。’现在外边有人怪医生，怪医疗小组。你们若听到有人这么说，一定要作解释。他们是精心的，但已经没有办法了。他的病太严重了。他的癌细胞是十分罕见的，厉害的癌细胞，到后来已经扩散到全身。……他对自己的病情一直了解得很清楚，对病情分析、医疗报告、治疗方案、向主席报告的病情，他都要亲自过目、修改，才送主席。哪里不精确，他都要修改。直到9月20日手术，发现癌细胞已全面转移了，为了避免他受太大的 *** ，才不给他看报告了。”
这是在周恩来病逝后邓颖超首次向亲属透露相关内情。周恩来病重期间，邓颖超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即便周恩来的至亲想去探望，也都被她劝止了。早在“文革”初期，邓颖超就向亲朋透露了周恩来拟定的“三不”原则。有一次，邓颖超对来访的友人谈到此事时说：“前一段，自己(指周恩来)规定了‘三不’，不见客，不回信，连侄儿们也不见。老四(指周恩来的侄子周秉和)很有意见，实际上是为你们好。有的同志来看我们，回去就被整得很厉害，我们在红墙里面托毛主席的福，你们在外边就不行了。有一次，一位同志来了，回去险些被整死。总理知道后说：‘我要救人了。’找了卫戍区才救了出来。”
周恩来住进医院以后，才有人进入西花厅拜见邓颖超。一次，一位亲属好不容易来到 *** 面见邓颖超。在谈到周恩来患病以后的身体状况时，邓颖超说：“(周恩来)会见外宾不累，主要是开会累，国家事多，太操心。过去总理熬夜，睡的时候，躺下就能睡着；现在太累了，躺下也睡不着了。”在一位友人谈到人们都在关心周恩来时，邓颖超又说：“天天收到群众来信。昨天收到的一封来信，叫总理一定要回家住，不要住在医院里。他们不了解情况，医院的条件比家里好多了，健康主要靠专家们。……我知道你们很惦记他，可惜现在不能见，连我也是按规定的时间去看。”从这些由亲友透露出来的简短对话中，可以看出当时邓颖超的困难处境以及周恩来最后岁月的大概情况。
向日本友人追述与周恩来相识、相知、相爱的经过
1987年9月30日，邓颖超在 *** 西花厅宴请来访的日本客人竹入义胜等人。竹入义胜曾多次来华访问。席间，邓颖超首次向日本客人和陪同的中日友协负责人孙平化等，谈到了她早年与周恩来相识、相知、相爱的经过。
邓颖超对客人回忆说：“1919年我在天津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恩来同志在日本留学。《雨中岚山》那首诗就是恩来同志那个时候作的。五四运动后，五六月间恩来回国。当时女同学中间都说有一位青年叫周恩来，大家都很喜欢他。有一天召开群众大会， *** 山东军阀杀害一名爱国志士。大会主席台上坐着一位戴鸭舌帽的青年，穿一身绿不绿黄不黄的衣服和一双白色皮鞋。有人告诉我，这个人就是周恩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我心想周恩来原来就是这样，觉得这个人不错。恩来同志也知道我，但彼此都没有进一步接触。后来天津成立了觉悟社，恩来和我都是这个组织里的成员。恩来是学生会机关的负责人，我搞学生运动，彼此开始有接触。那时，我看恩来同别人谈话，谈的时间很长。我是一个少女，他找我谈话不多。偶尔谈谈，时间也不长。那个时代封建习俗很重，反对男女接触，男女授受不亲。我们组织也有规定，相约从事学生运动期间彼此不谈恋爱，不结婚。当时组织成员二十几个人都这样约束自己。”
邓颖超继续告诉日本客人：“那时，恩来同志宣传独身主义，还发表过论文。这篇文章现在找不到了。当时我想，我们都来帮助他实现他的独身主义。那时我自己也未确立结婚观。十几岁时受封建社会的压抑，对封建社会男尊女卑、限制妇女那套清规戒律十分反感。看到坐花轿的妇女，我就想，这个女子这下子算完了，所以我也未想结婚。后来又觉得一个人生活总不是个办法，想来想去还是应该结婚才对。不过对终身大事一定要慎重，不能草率行事，同时组织上有规定。那时我并未恋爱。到了1920年，有点唯物主义的思想了，看大家都结婚，觉得自己也应该结婚。找个什么样的对象？对理想对象的形象，心里应该有个描画，具体的就省略不说了，在恩来同志身上，有几点是合乎条件的，但还没有产生要相爱的想法。”
关于周恩来留法期间的情况，邓颖超是这样追忆的：“不久，恩来同志去法国留学，我在天津当教员，彼此常通信。来信中，话里话外也有含意。不过我未动心，不相信他的话。因为我有一位女同学和恩来很熟，很要好，也在法国。我判断恩来同志会和我这位女同学好，所以一直未考虑他的意见。但是，恩来同志继续不断来信，提出进一步要求，说和那位女同学政治上合不来，已经不来往了。来信写得越来越明确，要和我明确关系。我倒不那么急，回信也不快，我想还需要和母亲商量商量，而恩来同志则书信频繁，信越来越多越快，催我表态。1923年我们明确了恋爱关系。从1923年到1925年之间，我们通信就很少谈爱情方面的事了，主要是谈思想，谈国家的命运，谈革命工作。1925年恩来同志从法国回到广东(注：实际上周恩来是1924年9月初从法国回到广州)工作。我去广东同恩来同志结了婚，没有举行结婚仪式。……我们结婚后，一直未谈过当初相识的往事。解放十多年后，有一天，恩来同志说起当年在天津开大会彼此相识的往事，说那时我是第一个登台发言的，两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现在我老了，和年轻时不一样了，眼睛也变小了……”
关于和周恩来结婚的问题，邓颖超曾于1988年4月撰写了《西花厅忆旧》，谈到此事。邓颖超说：“我们是经过三年时间，有选择地确定了我们的相爱关系。又经历了三年的考验，一直等到党中央调你回国，才在我们两地党的组织同意下，我从天津到广州，于1925年8月结婚了。当时，我们要求民主，要求革新，要求革命，对旧社会一切的封建束缚，一切旧风俗，都要彻底消除。我们那时没有可以登记的地方，也不需要什么证婚人、介绍人，更没有讲排场、讲阔气，我们就很简单地，没有举行什么仪式，住在一起。在革命之花开放的时候，我们的爱情之花并开了。你的侄辈让你讲你我的恋爱故事，你曾说，就是看到我能坚持革命。我也看到你这一点。所以，我们之间谁也没有计较谁的相貌，计较性格有什么差异。为共产主义的理想奋斗，这是最可靠的长期的基石和保证。我与你萍水相逢，不是一见倾心，更不是恋爱至上。我们是经过无意的发展，两地相互通信的了解，到有意的、经过考验的结婚，又经过几十年的战斗，结成这样一种战友的、伴侣的、相爱始终的、共同生活的夫妇。把我们的相爱深化到人民中间，融化在同志之间，融化在朋友之间，融化在青年儿童一代。因此，我们的爱情生活不是简单的，不是为爱情而爱情，我们的爱情是深长的，是永恒的。”邓颖超的这些话，就是她与周恩来一生至爱的总结。
虽说邓颖超与周恩来结婚没有举行正式的仪式，但仍然有许多友人参加了他们的婚宴。据张治中的秘书余湛邦回忆说：“周恩来和邓颖超1925年8月8日在广州结婚。当时，革命形势动荡，工作非常紧张，他们无暇举行婚礼。可是，张治中告诉我，周、邓虽无婚礼仪式，但确实举行过庆贺，他亲身参加了。地点在广州旧汉民路一家规模不大的西餐菜馆。张还记得当时邓演达、恽代英、熊雄、高语罕、鲁易、邓中夏、陈延年等都在场。气氛热烈，宾主尽欢，还闹了酒。到60年代初期，周、张因公同机由京飞穗。在闲谈中，张忆及往事，笑着对周说：你们结婚30多年了，应该旧地重游，到太平餐室吃饭纪念。周当时会心地笑了。任务完毕，周果然请张到老地点聚会了一次。”
追述上海地下斗争、廖仲恺遇刺事件及沙基惨案经过
***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在对诸多重大历史事件总结经验教训的同时，也着手对 *** 重要历史人物举办一系列的纪念活动。1982年初，中央文献研究室根据中央的指示，决定在1988年周恩来诞辰90周年的时候隆重推出《周恩来传》。为编辑出版《周恩来传》，负责撰稿的李琦、金冲及等人决定前往西花厅当面聆听邓颖超的意见。邓颖超在接见他们时，一开始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要重申一下，对恩来的事，关于他的东西，我不直接提意见。他不是一个普通党员，而是党的干部，领导干部。他死后，怎么说，由中央来决定，由组织来决定。不过，你们来找我，我不是完全不负责任，如果你们需要核对一些事实，我不推卸责任。”
邓颖超的这一观点让写作组的同志精神为之一振。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邓颖超，完全是以一个革命同志的身份来面对为周恩来立传之事的，无疑体现了她坚定的党性原则。
邓颖超表示：“希望你们不要把我当做周恩来一辈子事情的一部电影，不要以为我什么事情都知道。”当听到写作组同志谈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与中央高层的一些争论时，邓颖超当即表示：“这我不能作证。你们不要把我今天做政治局委员的资格移到那时候去。我那时还是个小兵小卒。这些事，恩来回来也没有必要告诉我，有的还是今天听你们讲了以后才知道的。”
当写作组的同志提到1958年南宁会议上，周恩来因为“反冒进”受到不公正批评的情况时，邓颖超说：“恩来是严格遵守纪律的，很多事也不跟我讲。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后，我知道党内有分歧，但也不清楚是谁犯了‘反冒进’的错误。恩来同志当时回来，他也不透露，我也没看出来。到粉碎‘四人帮’以后， *** 同志有一次找我谈了50分钟，我才清楚那次会议的具体情况。”
当写作组的同志问到1925年廖仲恺在广东遇刺事件时，邓颖超说：“那件事发生后，恩来同志就知道了，就出去了，两天两夜没有回家。回来时，他唯一的一套灰色西装上有一片血迹。为什么？那天他在蒋介石那里商量要抓凶手，要 *** ，决定的是11点钟动手。蒋介石把行动提早了两个小时，9点就 *** 了。恩来坐汽车到司令部去，不知道 *** 已经提前的事。司令部的守卫隔得很远就叫停车，问口令。司机听不见，守卫就开枪。恩来立刻趴在座下，司机的血流在他的背上。他马上打开车门跳出来，高声说：‘你们干什么？我是政治部主任。’他介绍了身份，守卫才停止开枪，让他通过。我所知道的，就有这么一段插曲。”
当写作组的同志询问 *** 六大以后，周恩来在上海从事地下斗争为什么没有暴露时，邓颖超说：“恩来最初不留胡子，后来才慢慢留的。他装做商人，有时穿西装。同志间谁也不叫谁的名字，都用别名。别名多了，一个时期换一个。在上海，我们一个人最多只知道五个地方，这样的人很少，我是其中之一。为什么我可以知道五个地方？因为我是中央机关党总支书记，要参加小组会。其他人最多知道有工作关系的两三个地方。恩来同志可能知道得比我多。我和恩来同志从来不敢上电车，因为我们从五四时期起一直是公开活动的， *** 人都认识我们，认出来了就不行。出去，必定是清早出去，深夜十一二点回来。我们的住处只有两三个同志知道。还经常搬家，有的地方住半个月，有的地方住一个月，有的长一点，但住一年就了不起了。每住一处，改用一个名字。名字随我们起，二房东只要给钱就行。住过哪些地方我不愿意说，不然将来又要搞出许多故居来。”
在谈到觉悟社时，邓颖超说：“觉悟社不能说是共产主义小组，基尔特社会主义、无 *** 主义的影响都有些。党成立时，很多人在所在地加入了党。觉悟社只能说是对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做了些组织上的准备。有些人不是实事求是，好像把什么功劳都放在周恩来身上，他是出了名的，但还有许多死难的同志连个名字也没有留下来。还有，遇到争论，总是想方设法一定要找有个正确意见的人，那就是周恩来。这样做往往会浪费时间，不能落实。这不是实事求是。”
1982年秋冬之际，《周恩来传》的样稿送到了西花厅。邓颖超出于种种考虑，于12月5日才给写作组负责人写信，再一次表明了态度，其中有这样的叮嘱：“总之，你们在写周恩来时，对他既不要颂得过高，也不要贬，应当实事求是。”
1989年春，《周恩来传》公开出版发行后，邓颖超这才把此书的主要执笔者金冲及请进 *** ，提出对此书的阅读意见。直到这时，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才知道，此前他们送进 *** 的样书，邓颖超并没有阅读，因为她担心过早地发表意见，很可能影响写作组同志的思路。她认为应该让同志们按照掌握的史实秉笔直书。当她看到书已公开发行，才表示了个人意见。
邓颖超说：“你们请我先看，我没有看，现在书已经出版了才提意见。我想这也无妨，出版了也允许别人提意见。比如沙基惨案，恩来同志也是参加了群众队伍的。当时三个人一排，机枪扫射过来，恩来同志两旁的人都中弹身亡，他得以幸免。这件事可以说明恩来同群众的关系，他总是勇于站在第一线。这是他回国后第一次领导群众斗争，也是他一生中遇到的第一次险情。这件事很多人不知道，他也没有同什么人讲过。但他恰恰同我谈过两次，所以印象很深。……为什么这件事恩来要对我讲呢？因为这件事发生在他到广州后不久，那时我们刚刚结婚，他还不太忙，还有时间，所以偶尔和我谈一谈。希望你们再版时把这个内容补充上。”
邓颖超又说：“说句老实话，恩来同志在陕北时实际上是总参谋长。许多作战方案，包括以后朝鲜战争时期的作战方案，都是他先拟好了送给主席看，由主席批，或者他先找主席请示，谈话后由他再来贯彻，所以有人觉得你们在这一段写得不够。恩来同志当时对前方后方包括军事上许多事都管。这一点同你们说明一下。当然，有些事写不写也没有关系，恩来同志也不赞成把他的功绩写得有多大，但实际情况在咱们的谈话中可以交流一下。”
1990年春，中央决定出版《周恩来选集》。编辑人员再次前往西花厅聆听邓颖超的意见。邓颖超仍然像接待《周恩来传》写作组时一样，不想参与更多，只在某些细节上进行核对。
邓颖超说：“继上海四一二大屠杀后，广州也发生了四一五事变。当时我正临产，住在医院里。开始有广东区委军委三个同志照料，后来他们都被捕牺牲了。亏了医院的医生和护士把我藏了起来，才没有被捕。家被查封了，但没有把门封死，我就叫保姆回去取衣服。看到了恩来从上海打来的电报，叫我赶快离开广州到上海登报找他。好心的医生把我和母亲送上由广州到上海的轮船，到上海正是1927年5月1日。我以母亲的名字在报上登广告，找伍豪(周恩来当时的化名)。说你长期不回家，现在我带着女儿来找你了，见报后马上到旅馆来找我们，等等。周恩来见报以后马上就过来把我们接走了。后来到了武汉，汪精卫叛变革命以后，党中央就发动南昌起义，恩来奉命去了南昌。那次离家，恩来并没有说到哪儿去，我也没有问他到哪儿去，双方都恪守组织纪律，不知是生离还是死别。后来报纸报道了南昌起义，我才知道恩来他在南昌。”
建议搞清皖南事变后周恩来是否到街头叫卖过《新华日报》
周恩来逝世后，邓颖超时时关注着外界有关周恩来的报道。多年来，邓颖超对有关周恩来的宣传一直采取“不过问、不干涉”的“两不”原则。但她在对亲人和战友不溢美的同时，也不希望一些与历史不符的细节掺杂进来。
1977年以后，一些报刊不断地发表纪念周恩来的文章，其中有人提到这样一件事：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曾经到街上叫卖《新华日报》。邓颖超认为此事可能与史实有些出入，因为在她的印象中，周恩来并没有到街头卖过报纸。1978年8月，邓颖超在北京接见重庆红岩纪念馆负责同志时，就周恩来是否在皖南事变发生后到重庆大街上叫卖过报纸一事指出：“此事最好要搞清楚，这是你们红岩的责任。……对恩来的宣传一定要实事求是。”
后来，相关同志回重庆后对此事进行了调查，得到的情况是：1941年2月6日，周恩来从外面回到 *** 南方局办公地曾家岩时，有人向他报告，一批 *** 宪兵把今天的《新华日报》扣留了。周恩来得知情况后非常气愤，当即前往宪兵连，向宪兵连长提出 *** ，并要求把扣留的报纸无条件归还，但宪兵连长有恃无恐，拒不理睬。周恩来表示，如果不退还被无理扣留的《新华日报》，他就坚决不离开宪兵连。就这样，周恩来等人站在2月的寒风里，一直在小巷里坚持了几个小时。最后，周恩来的举动惊动了 *** 高层，宪兵连长只好归还了扣留的《新华日报》。得到这些已经过了上市时间的报纸后，周恩来在同志们的簇拥下离开那条巷子。一路上，围观者甚众，周恩来遂把手中的《新华日报》散发给那些关心皖南事变真相的群众。
调查结束后，重庆方面的同志向邓颖超汇报了上述情况，并表示：“总理叫卖过报纸，不仅不影响他的形象，反而会让人感到周总理在复杂的环境中，领导艺术的高超。”此事得到确认后，邓颖超很欣慰。她表示：“只要是真的，就可以这样写了，但历史是不容掺半颗沙子的!”
1982年，邓颖超在与中央文献研究室部分同志谈话时，忽然想起一个问题，要求他们替她向上海有关部门转达意见。邓颖超这次提到的问题，是上海市委在思南路107号当年以周恩来名字命名的公馆旧址上筹组周恩来纪念馆一事。
一年前，邓颖超到上海视察时，曾经到过公馆旧址。参观时，她就对陪同人员叮嘱过：“纪念馆不应该叫周公馆，要改为 *** 代表团办事处。当年我们在 *** 统治时期，我们 *** 代表团这个名字不能拿出来，现在是人民的上海， *** 领导下的么。为什么不把这个光辉的名字拿出来呢？”然而让邓颖超感到遗憾的是，在她离开上海以后，思南路上的纪念馆仍然以周恩来故居命名，她感到非常不安。
这次，邓颖超在 *** 接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时，重申了意见：“思南路不能说是周恩来同志一个人的故居，那是我们到南京后，在上海建的一个活动点。当时用别人的名义租不到房子，只能用周恩来同志的名义，所以人们叫它周公馆。实际上，除了周恩来外，董老(董必武)、罗迈、(陆)定一、(廖)承志等同志都住在那里。陈家康、乔冠华、龚澎住在三楼。来来往往许多人都住过的。所以最好把名字改过来，叫它 *** 驻沪办事处还是合适的。”
根据邓颖超的意见，上海市委及时地把思南路上的周恩来纪念馆更名为 *** 驻沪办事处纪念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