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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摘
要
以下是方舟子的科普文章《2015年的中国科学：喧嚣与希望》：
2015年中国科学界最大的事件，无疑是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中国人期盼多年的第一个本土科学类诺贝尔奖，颁发给了四十年前的一项成果，由此引发的热议，让诺贝尔奖承载了太多的份量。尽管诺贝尔奖委员会在发布会上指出这个奖不是奖励传统医术，而是奖励对一种药物的研究，但是很多人仍然把青蒿素的获奖视为中医药获得世界认可的体现。实际上青蒿素的发现只是跟中医药沾了边，它是在对成千上万种中草药进行筛查的过程中偶然发现的，如此而已。用来提纯青蒿素的黄花蒿并非中医使用的“青蒿”，而对它的研发完全采用的是现代医学的研究方法，最终获得的是一个成分单一的化学药。还有人因为屠呦呦是所谓“三无科学家”（无博士学位、无海外留学经历、无院士头衔）而批评中国当前的科研体制。这种批评也是无的放矢。屠呦呦没有博士学位和海外留学经历是历史造成的，和她同辈的科学家都是这“两无”，她并不特殊。屠呦呦几次参选院士而落选，则涉及到她的同行对她在青蒿素发现过程中的作用、学术水平和学术道德的争议，并非没有其合理因素。诺贝尔奖是对一项重大科学成就的认可，并不涉及发现者的学术水平和学术道德问题，而院士的评选标准与之不同。
中国本土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值得高兴，但不宜做过多的联想，更不应以此作为科研政策的参考。诺贝尔奖表彰的是过去的成果，而不是指导未来的科研发展方向。这个成果是四十年前举全国之力做出的，其发现过程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不可复制。从植物中发现药物，固然是一个研究路径，但是却是低效、过时的，并非主要的研究方向。四十年来中国做了很多类似的研究，却再也没有第二种药物获得国际的认可。中国科研体制有很多值得改进、完善之处，但不可能也不应该再回到自力更生的计划经济时代的举国体制。我们应该惊讶的是，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体制下居然能碰巧做出重大的科研成果，而不应误以为那个时代和体制比现在更有优势。向发达国家学习，与国际接轨，中国科学界的希望才会更大，才会像发达国家那样，诺贝尔奖不只是孤例。
中国也有自己的科学大奖，那就是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这个奖曾经为了保证含金量空缺过很多年，但是在2015年却奖给了教育部原司长、中南大学现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尧学领衔的“透明计算”课题，舆论大哗，多名IT专业人士在网上一面倒地质疑这个课题的获奖资格，该课题报奖材料也被发现有多处造假、抄袭国外成果之嫌，至少是极大地夸大了该课题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该课题负责人长期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已脱离科研一线十几年，却能做出代表中国科研最高成就的成果，可谓神人神迹。
2015年中国科学界的另一个重大事件，是中山大学生物学副教授黄军就的团队发表了对人类胚胎细胞进行基因编辑的成果。他们从生殖诊所中获得86个废弃的胚胎，采用一种称为“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对其中与β型地中海贫血症有关的基因进行修改，有28个胚胎的基因被成功修改。他们把论文投给美国《科学》和英国《自然》，都被拒绝，最后发表在国内一份英文期刊上，仍然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论。批评者中也包括国内一些科学家和人文学者。
黄军就等人采用的基因编辑技术并非新颖，此前已被其他实验室用于修改其他动物细胞的基因，包括猴子胚胎细胞的基因。目前基因编辑技术的成功率还比较低，只有大约30%的成功率，如果贸然就用于生殖有伦理的问题，所以黄军就等人并没有让胚胎发育下去。但是这种技术上的反对理由随着技术的完善就会不再成立。一旦成功率能够达到100%，就没有什么理由能够禁止它的应用。但是在很多国家，对人类胚胎细胞进行基因修改被视为违背伦理的禁区。这种禁忌有犹太-基督教宗教信仰的背景，认为人不应该扮演上帝，甚至认为各种辅助生殖技术、连同避孕都应该禁止。也有人受到科幻小说、科幻电影的影响，担心会进入一个可以随心所欲改造后代的“美丽新世界”。这种宗教或科幻的理由对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来说并无说服力。为什么改造人的基因就是在扮演上帝？为什么人就不能扮演上帝？为什么能随心所欲改造后代不是好事？对这些问题见仁见智，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可以有不同的回答，并无统一的标准答案。中国科学家没有必要在这种与宗教、文化有关的问题上也像某些国外科学家那样作茧自缚。
2015年中国科学界还有一个重大事件。清华大学张生家实验室和北京大学谢灿实验室先后发表相同课题的内容，声称发现了与动物磁感应有关的蛋白质。张生家自称这是能够获得诺贝尔奖的成果，这个自我评价显然是夸大其词的，但如果能够因此阐明动物磁感应的机理（例如候鸟迁徙时是如何通过感应地球磁场来导航的？），的确是一个重大成就，因此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但是这个结果是否真实可信、能否成立，却有争议，国外一些研究动物磁感应的科学家并不认可。争议更大的是论文发表本身。张生家实验室的论文通过快速通道发表在国内出版的英文期刊《科学通报》上，而谢灿实验室的论文发表在英国《自然·材料》上，该刊影响因子很高（影响因子是用以衡量期刊影响力的一个指标），然而却是与论文的课题没有什么关系的材料科学的期刊，很难想像该论文面向的读者——生物学家们会去阅读这样的期刊，而该刊的读者会对这样一篇分子生物学的论文感兴趣。张生家实验室论文发表在先，被指控违反与谢灿和清华大学医学院负责人鲁白的合作协议抢发论文。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校方都以罕见的速度进行调查，认定张生家违反学术规范，要求《科学通报》撤稿，清华大学也迅速将张生家解聘，如此雷厉风行，难得一见。
这一年来国内科学界的重大事件，都伴随着种种争议。随着中国加大科研方面的资金投入，以及大批在发达国家受教育、训练的科研人员被吸引回国，中国科研条件和研究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时不时也会出现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乃至自称“诺贝尔级”的成果。中国科研人员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已屡见不鲜。但是各种丑闻也持续不断。科研条件的提升比较容易，学术环境的改善和学术规范的建立却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这并不是简单地靠从国外引进人才就能达成的——在“抢发论文”风波中，涉及的三个实验室的负责人都是曾在发达国家长期从事科研的归国人员。但是在喧嚣中，我们还是看到了一丝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