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 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过后，蒋介石的地位明显上升。这时他是 *** 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黄埔军校校长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有政治和军事两方面的重要职务。与在广东的一些 *** 领袖相比，从军事方面说，蒋介石比汪精卫强，拥有汪精卫所不具有的军事地位和实力；从政治方面说，蒋介石比李济深、程潜等人强，享有李、程所不具有的政治地位和影响。野心谋求 权力，权力助长野心。这时蒋介石已经谋求到了相当大的权力，于是以这种既得权力为杠杆，谋求更大更多权力的野心，就急剧地增长了。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携夫人何香凝驱车去 *** 中央执行委员会参加例会，在惠州会馆门前下汽车时 ，突然遭到埋伏在附近的反革命分子的枪击，身中数弹，当场牺牲。
廖仲恺被刺后，牵涉该案的胡汉民、许崇智等老右派被排挤出广东。蒋介石认为，这时横挡在他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就只有中国 *** 为代表的人民革命力量了。于是他就处心积虑地阴谋策划，寻找机会要对革命开刀。
黄埔军校初创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的蜜月期， *** 早期的著名领导人，如 *** 、李大钊、 *** 等等，很多都参与了黄埔军校一期生的入学推荐、招生和考试的工作。当年，以总成绩第一考入军校的蒋先云，就是 *** 推荐的，但正式入校后，除了像蒋先云、陈赓、李之龙这样的风云人物，其他 *** 员的身份是不公开的。
两党在学校里面尽管 *** 的组织是不公开的，党员的身份是保密的，但是他形成的两股政治力量，当时学生里边，自发地形成了两股政治力量。第一种就是成立一种组织，叫孙文主义学会，它很明显，就是 *** 。在 *** 这边呢，就成立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叫青基会。所有的著名的 *** 员都在里面，一期里面，像陈赓、李之龙这些很多，一大批，像徐向前这些，像蒋先云这些，很有名的 *** 员都在里边。大家包括政治主张都有所不同，就是最后争论到一些问题的时候，都有所不同了。我们这边主张是什么，你们这边主张是什么，就是斗的很厉害。
黄埔军校成立后，国共两党就从未停止为自己这方争取学生，孙文主义学会和青基会的出现，暗示了这场争夺。此后，国共两党围绕黄埔生的争夺战，不断升级，并最终导致了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的爆发。
1926年2月，苏俄政治顾问鲍罗廷偕谭平山暂离广州，去了北方。鲍的职务由另一名苏联顾问季山嘉代理。季山嘉对蒋介石的阴谋 *** 心理有所察觉，对蒋的独裁擅权行为也很不满，他竭力拉拢时任国民 *** 主席的汪精卫对蒋介石进行抑制，这就加深了蒋介石的疑忌。
季山嘉出于本国对中国的全局策略和对蒋之冒进想法的不以为然，对蒋介石提出的北伐建议表示反对。他在黄埔军校会议上以及在和蒋介石的个别谈话中，都明确表示过自己的意见。认为 *** 中央缺乏团结和稳定，它的成员中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成分，经常摇摆不定。军队缺乏完善的政治组织，将领们个人仍然拥有很大的权力，在有利的情况下，他们中的部分人可能会反叛 *** 。另一方面，国民革命军是否能对北伐军保持技术上的优势还很难说。当然，如果革命军失败将会给予广州各部的反革命以良机，等等诸如此类。总之，季山嘉的理由就是各方面的条件还不成熟，由此北伐应该从缓，不应操之过急，欲速而不达。
而蒋介石随着军事实力的增强和政治地位的提高，他的野心也变得越发不可收拾，无尽的优越感使得蒋介石认为自己的意愿是不可受阻的，季山嘉的异议无异是对蒋介石野心的一次打击，从心理上，蒋介石开始将季山嘉视为其个人权力膨胀的障碍，蒋季两人的矛盾由此开始。
在 2月6日那天，军事委员会会议议决黄埔军校经费30万元，其中王懋功第二师经费12万元。第二天，军校经费减至27万元，而王懋功第二师的经费则增至15万元。而王懋功与汪精卫和苏联顾问之间的关系是很暧昧的，此事立即引起蒋介石对季山嘉的猜疑。当日，蒋介石和季山嘉进行了一次谈话。而季山嘉却因此更加担心中国革命重蹈土耳其的覆辙，对国民革命军军官的素质表示不满，对蒋介石也有委婉的批评。搞得蒋介石“意颇郁郁”，抱怨苏俄顾问“倾信不专”，在日记中写到：“往访季山嘉顾问，谈政局与军队组织，语多规讽，而其疑惧我之心，亦昭然若揭”。
季山嘉也觉察到了蒋介石的不满，为防不测，事后立即向汪精卫表示：“我们俄国同志，若非二十分信服蒋校长，则我们断不会不远万里而来，既来之后，除了帮助蒋校长，再无别种希望。”又称：“至于其他一切商榷，我等既意存帮助，则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此正由二十分信服，故如此直言不隐。如果蒋校长以为照此就是倾信不专，则无异于让我等不可直言矣。”季山嘉的这一态度，柔中有刚，一方面表示“信服”蒋校长，“帮助”蒋校长，另一方面又毫不妥协地声明，在有不同意见时应该“直言不隐”。汪精卫也只得点头称是。随即于8日致函蒋介石，将季山嘉的上述表态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
蒋介石看过信件后，见此计不成，便再生主意，决定以辞官退位为威胁，向对方施加压力。
8日，蒋介石表示不就军事总监一职；9日，呈请辞去军事委员会委员及广州卫戍司令职务，并草拟通电稿；当时摆在蒋面前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积极进行，冲破难关”，一条是“消极下去，减轻责任，以为下野地步”，究竟何去何从，蒋徘徊不已，最后，蒋决定投石问路，以出国考察为由，暂避锋芒，以观后效。
对于蒋介石的辞职，汪精卫也策略地一再表示挽留，但蒋毫无悔意，执意出访，并向汪精卫正式提出“赴俄休养”一事。
同一天，季山嘉也赴蒋宅，表示挽留之意，谈话中蒋介石透露了“赴俄”的意图，并且观察季山嘉的表情。可能是季对蒋的试探装聋作哑，也可能是季在明白意思之后挽留之意不够诚恳，使得蒋介石对季的不满愈来愈深。大约在此期间，蒋介石拟派邵力子赴北京，请鲍罗廷回粤，还致电鲍罗廷，要求撤换季山嘉。
2月24日，国民 *** 成立两广统一委员会，任命汪精卫、蒋介石等为委员，将广西军队改编为第八军、第九军，以李宗仁、黄绍竑为军长。在此之前，广东有六个军，按照次序，广西军队应该编七、八军，结果却是八、九军。再联系到十几天前，黄埔军费的缩减，王懋功师军费凭空增加了3万元，使得蒋介石不得不怀疑现在把第七军的编制空起来，就是季山嘉企图动员王懋功背叛自己扩编军队，建立第七军的预谋。
2月26日，蒋介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设下圈套将王懋功扣押起来，任命亲信刘峙为第二师师长。次日，蒋找到汪精卫，声言季山嘉“专横矛盾，如不免去，不惟党国有害，且必牵动中俄邦交”。他以辞去国民革命军总监等职相威胁，逼迫汪精卫令季山嘉等返苏。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和右派骨干如王柏龄、伍朝枢、古应等乘机大肆散布谣言，说苏联顾问和 *** 要“倒蒋”，广州市面上出现了称蒋介石为“新军阀”的传单，这无异是火上加油。本来，蒋介石早有 *** 的思想基础，这时，他以为有了可以利用来发动政变的借口。
3月18日，蒋介石为排挤 *** 人，夺取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军权，指使盟弟欧阳格，以黄埔军校驻广东省办事处的名义，命令李之龙速派“中山舰”到黄埔候用。第二天，“中山舰”开赴黄埔后，蒋介石却否认曾有调令，一夜间，事情骤变成“中山舰”擅闯黄埔， *** 阴谋暴动。
3月20日，蒋介石以 *** 图谋暴乱为由，将李之龙等众多 *** 人逮捕。之后，蒋介石提出释放条件，让 *** 从国民革命军第一军里，全面退出，或者将第一军内 *** 员名单上交。
周恩来当时也是面临着很严峻的考验，当时蒋介石见周恩来，他说请你把在军校的 *** 员的名单交给我。周恩来就说，他说这个我做不了主，因为要问过广东区委，或者问过中央，就是反正问过上级党组织，他做不了主。
汪精卫对整个事件的发生从始至终都被蒙在鼓里，作为 *** 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发生这么重大的事件，竟然对此一无所知，备感气愤。更糟糕的是，紧接着蒋介石派军包围了汪精卫住宅，弄得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随后大发雷霆：“我是国民 *** 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第二天，汪精卫以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把朱培德、谭延闿、李济深等几个军界要人请到家中。他们要求陈公博通知第二军副军长鲁涤平及第三军参谋长黄实，“嘱咐军人准备，以备万一之变”。其后，汪又询问来访的第四军军长李济深：“你们能立刻到军队去吗?”汪此时已动了调动军队的念头。
谭延闿、朱培德也被弄得莫名其妙，在会见蒋介石时说：“总理逝世才一年，骨头还没有冷，你干什么呢?国共合作是总理生前的主张，遗嘱也说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你现在的行动，总理的在天之灵能允许吗?”同日，宋子文、李济深、邓演达先后来到苏联顾问团住址，表示对蒋介石的不满。谭延闿、朱培德继至，称蒋介石为“反革命”，提议“严厉反蒋之法”。谭延闿甚至曾饬令准备专车，拟赴韶关调兵(当时第二军驻扎北江一带)。周恩来也回忆说：“这时，谭延闿、程潜、李济深都对蒋不满”，“各军都想同蒋介石干一下”。
3月20日当天， *** 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以及 *** 、周恩来等人也曾到苏联顾问住地，提议对蒋介石采取强硬态度。 *** 提出，动员所有在广东的 *** 中央执监委员，秘密到肇庆集中，依靠驻防当地的叶挺独立团的力量，争取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各军的力量，通电讨蒋，指责他违反党纪国法，必须严办，削其兵权，开除党籍。至此，汪精卫企图组织的“反蒋联盟”轮廓基本形成。“反蒋联盟”是蒋介石已经动作的情况下，为“应付局势”，企图联络第二、第三、第四等军的力量(也许还包括 *** 人)进行反击的一个组织。
然而，“反蒋联盟”很快就胎死腹中。谭延闿尽管专车已经备就，却突然中止了韶关之行。到了23日，汪精卫就变成了泄了气的皮球，“迁地就医”，不知所去。这些情况之所以发生，就在于苏方认为汪精卫的“反蒋联盟”及其措施“不适当”，主张实行妥协、退让。尽管季山嘉支持汪精卫，但是，他对于用兵和与蒋介石破裂都还有顾虑，而且，当时还有比季山嘉地位更高的联共中央委员、红军政治部主任、苏联考察团长布勃诺夫在广州。
事发当天下午，季山嘉要求蒋介石撤去了对顾问团的包围。随后，季山嘉派助手鄂利金去蒋介石处。鄂利金对蒋“稍加责言”，蒋则“百方道歉”。这以后，布勃诺夫亲自出马，偕鄂利金再赴蒋介石处，商谈以后问题。蒋提出俄国顾问的“许多错误”，应允次日至布勃诺夫处再议。21日，蒋介石爽约未至，顾问团得到消息称：蒋介石坚持要求“驱逐俄人及 *** 人”。
当日，苏方在广州人员会议，认为情势严重，决定撤去季山嘉的军事顾问团团长职务，派索洛维也夫以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参议名义与蒋介石磋商。22日，索洛维也夫会见蒋介石，询问：“此次事件是对人还是对俄发动的。蒋介石回答到是对人，而非对俄。索洛维也夫称：听得此意，此心大安，今天就令季山嘉等人回国，满足蒋之要求。”同日上午10时， *** 中央政治委员会开会。
会上，汪精卫虽仍对蒋介石擅自行动表示不满，但由于苏方已经做出撤换季山嘉等人的决定，退让、妥协的局面已经形成，汪精卫亦无可奈何。会议最后决定：工作上意见不同的苏联同志暂行离去，另聘其他为顾问，汪主席患病应予暂时休假，李之龙有特种嫌疑，应即查办。这样，蒋介石的行动实质上得到了承认，在政治上赢了这个回合。而汪精卫一直以苏联为靠山，言听计从，不敢执拗。现在，面对蒋介石的进攻，苏方不仅不支持自己反击，反而向蒋介石低头，撤换季山嘉等人，汪精卫如何不生气?于是，义愤之下先决定隐匿，继之决定出走。5月9日，汪精卫离开广州，转赴法国。
“中山舰”事件过后，蒋介石加紧了排挤 *** 的步伐，此时的他已经一手掌握了 *** 的党、政、军大权，可以说“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叛变革命的征兆，也将国共关系推向了边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