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历史上的所谓“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一系列满清入关后，在被清军夺取的广大南方地区大规模屠杀明末遗老遗少平民百姓的说法，都被列为满清入关后的滔天暴行，也作为汉民族的灾难和耻辱被长久地记忆在人们内心深处。
乃至到了清末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时，都提出了“驱除鞑虏”的口号，甚至到了今天，国内仍有少数“大汉族沙文主义者”对满蒙等少数民族带有偏见。
根据流传于日本的《扬州十日记》记载“查焚尸簿载数共八十余万，其落井投河、闭门焚缢者不与焉，被掳者不与焉”，意思是仅仅发现的尸体就有80多万，而那些被淹死、烧死、被俘虏的人还不算在其中。这一个数字在清末也被许多反清人士广为宣传，至今依然有许多人坚信。根据多方资料显示，“扬州十日”确实存在，不过在数字上真的可信吗？
一，扬州是否有80万人口
史料记载扬州府人口最多的一年为万历六年（1578年），其户口和人口状况为“户一十四万七千二百一十六，口八十一万七千八百五十六”，也就是扬州府有81万人。这里是扬州府，并非扬州城，扬州府除了管辖扬州城之外，管辖着高邮州、泰州、通州和江都、甘泉、仪征、兴化、东台、宝应6县，合称“三州六县”，而扬州又有乡村和城市。很显然，当时的扬州府的人不可能都居住在扬州城，因此扬州城不可能拥有80万人口。
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扬州城的面积为5平方公里，而在明末只有3.9平方公里。当时的扬州城已经远远比不上唐宋扬州的繁华，只是当时的二流城市，因此城市规模较小。80万人口不可能全部居住在5平方公里范围内，更不可能居住在3.9平方公里内。到90年代以来，中国最大城市上海的卢湾区才才达到如此的人口密度，几百年前的扬州是不可能达到的。扬州是南明的防御重心之一，在清军南下时，当地的百姓和官僚已经开始四处逃散。经过逃亡后，已经所剩无几。
作为对比，可以参照当时南方其他城市的人口。南京是当时南方最大的城市，参考武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论文《明代南京的人口变化试探》得知：明朝后期的南京城的人口也才40万左右。
二，《扬州十日记》是否是伪书
在清朝，确实曾经有《扬州十日》或者《扬州十日录》之类的书籍，被列为 *** ，作者为无名氏，该书在乾隆年简就被焚毁了。而今天之人所见的《扬州十日记》，作者提名为王秀楚，最早出现于道光年间的《荆驼逸史》一书中。而《荆驼逸史》是一名“陈湖逸士”编撰的野史集，该书除了记载了《扬州十日记》之外，还有《嘉定屠城记》等。而该书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还没有被人所知，是在清末时期，留学生在日本东京和大阪的图书馆所发现，随后被革命军利用，成为了宣传反清的工具。
在晚清时期，由于反清的需要，当时的人们并没有怀疑该书的真实性。但是时过境迁，当人们冷静下来之后，在仔细琢磨该书，就有很大的蹊跷了。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就大力挑拨满汉关系，企图瓦解中国。其中著名的内藤湖南提出“明亡之后无中华”，在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又广反文告《告十八省 *** 豪杰书 》，而这次《扬州十日记》又突然在东京的一个图书馆被“发现”，是在难以逃脱伪造的嫌疑。
该书不仅出现的时间十分特色，并且将过去的无名氏明确改为了江都人王秀楚，并自称是“扬州十日”的目击者和幸存者。其中的内容也是有许多矛盾的地方。该书中记载的扬州地名错漏百出，扬州学者朱志泊曾经提出，这个“王秀楚”不但不是扬州人，甚至没有来过扬州。而在该书中，除了史可法一个人之外，其他人居然都没有任何历史记载。而《扬州十日记》第一句为““己酉夏四月十四日，督镇史可法从白洋河失守，踉跄奔扬州”，根据应延吉《青磷屑》的记载，白洋河失守为前一年的十一月初七日，时间相差了半年之久。
另外，清军入关之际，当时的高层官员都不会说汉语，而将领和普通士兵更是不懂汉语。然而该书中却记载王秀楚能够很明白地听懂清军之间的交流，并且和清军对答如流。又有学者通过该书的语言进行分析，发现不像明末人的风格，更像是晚清人或者日本人的说法风格。文中还出现了一处破绽，文中记载清军说：“我辈征高丽，虏妇女数万人，无一失节者”。首先，明清时期的中国人明确称呼当时的朝鲜为“朝鲜”，只有日本还一直称呼“高丽”；文中所记载的“虏妇女数万人”，在清朝文献中并无记载，在朝鲜史书中也没有记载。
再一个比较比较大的矛盾之处，就是文中记载清军大规模屠杀80万人之后，又对扬州城的人发放救济粮食达数千担，来领粮食的人太多，以至于“片时荡然一空”，在抢粮食的时候大家“亲友不相顾”，到了初五日“盖往来打粮者日不下数十辈”，如此说来，扬州城的存活下来的人不在少数。那么如果真的发生了大规模屠杀，城中还能幸存如此多的人，那么此消息必然就广泛传开了，大江南北必定都知道。然而当时的《国榷》等史书并未记载该事。
三．清军入关的政策和屠杀的矛盾之处
清军入关的目的并非像过去的少数民族一样是为了掠夺，寇边，而是为了争取天下。
早在太宗时期，大貝勒阿敏就因擅自屠掠永平被皇太极问罪囚死。罪名是滥杀无辜人为制造恐怖仇恨。
多尔衮规定清军必须秋毫不犯，1644 年多尔衮与诸将誓约：“今入关西征， 勿杀无辜， 勿掠财富， 勿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
因此清军在北京受到了当地百姓和官僚的欢迎。而清军南征弘光政权，没有理由实行大屠杀。《扬州十日记》解释道是因为当时巷战残酷，清军面临抵抗死伤惨重，因而恼羞成怒而屠杀。实际上，扬州的巷战，只存在了一天，对于清军来说，那是相当顺利。
其次，根据当代学者的推算，当时清军入关的总人数大约是20万人，其中6万人以上驻守北京，朝鲜使者对朝鲜国王的报告上说“且闻衙门之言，则累十万兵经夏屯留”。而剩下的部队，还要对付李自成，张献忠等势力，并驻守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地，而南下攻击弘光政权的只有3万左右。清朝为何对扬州围而不攻，其原因就是兵力单薄。3万人在扬州10天之内屠杀80万人，就算没人配置近代化的武器也难以实现！在屠杀面前，几十万人拼死抵抗，其3万军队也是难以招架的。
扬州在四月二十五沦陷，而清军在五月初五就开始吞并江北准备攻击南京，到五月初八正式对江南的镇江发动进攻。根据《扬州十日》记载，在五月初二，屠杀活动就已经停止，开始处理尸体。那么80万具尸体，如何合理都是难以在短时间完成的，其必然会引发瘟疫等。而扬州大屠杀还缺乏实物证据，80万尸体总有一个埋藏之处吧，远在战国时代的白起屠杀赵国40万军队事件，也有永录1号战国尸骨坑作为证明。而扬州城80万具尸骨没有遗址作为证明是难以服众的。
《扬州十日记》写的清清楚楚，清军只在城内杀人杀了80万，而且没杀光，也就是说里面肯定安居乐业着超过80万人，而且《扬州十日记》中丝毫没有城内拥挤的记载，相反还是很空的，估计至少100万人在里面都够！！！而这杨州城按城志记载的城墙长度计算，内城外城府城合计约5平方公里，实测城墙遗址城内面积3.7~3.8平方公里，那么瘩螟末年这扬州城的繁华程度超过了目前地球最高水平，估计10000年内，地球不会达到这样的城市繁华程度！
今日广州总面积有7434平方公里左右，人口701万！！！那么如果现在的广州达到了瘩螟的发达程度，就算瘩螟扬州人口仅有80万，那么现在的广州地区也足够安居乐业 7434 ÷ 3.7 × 80万 = 160735.135万人！！！也就是广州地区足够容纳超过16亿人口安居乐业！！！显然瘩螟以后，全球的城市都无发展，只有大倒退，现在的城市发展水准是已经持续倒退了300多年，估计10000年内，都是相对瘩螟时期是倒退的。就现在这城市发展水平，太低劣了，就现在的广州地区，就凭现在的地球科技，别说16亿人口安居乐业，就连16亿只老鼠和蚂蚱也肯定没有，养蚊子恐怕都没有16亿只！！！
而瘩螟扬州3.7平方公里恐怕安居乐业着100万人，而且还空空荡荡的！！！瘩螟显然已经掌握了四维空间技术！！！否则扬州螟人安居乐业的情况应该是下图描述的情况！！！
扬州十日记据说是嘉庆时期就出现于日本，清末才从日本传回，我看这玩意八成是洪门人士所写，作者也100%不是扬州人而且还100%根本没去过扬州，那里面一共就只有史可法1个人的名字，没有任何扬州的具体地名街道名出现，绝对不是扬州人写的，作者100%根本都没去过扬州，不然绝对不可能有这种事。扬州有名有姓被处死的不降者40多人正史中皆有，可這十日记里除了个史可法一个也没有提到。這个扬州十日记全文里除了扬州和史可法这5个字以外，没有任何字句可以表示那就是扬州的事情，所以只要去掉这5个字，说是南京十日记，重庆十日记，广州十日记，统统都可以，这作者不但根本不是扬州人也没去过扬州，而且连扬州在哪里它也肯定不清楚，因为全文也没有任何扬州及扬州附近的江河山岳县镇名被提及。
扬州十日记内容古怪离奇，象极了现在的 *** 自虐小说，什么满军带着花枝招展的扬州汉女笑嘻嘻的在杀人，扬州汉女还乐不可支的挑选满军抢来的丝绸衣服，满人用满语说“当年征服高丽，掳掠妇女数万，无一失节，何以堂堂中国，其妇 *** 到这种地步？”—— 妇，本郡人，浓抹丽妆，鲜衣华饰；指挥言笑，欣然有得色。每遇好物，即向卒乞取；曲尽媚态，不以为耻。卒尝谓人曰：我辈征高丽，掳妇女数万人，无一失节者；何堂堂中国， *** 至此？旁边的人居然都还听的懂，而且竟然还能没被杀掉活下来以后写成扬州十日记！！！
而且满军竟然还说什么——当年征服高丽，掳掠妇女数万，无一失节！！！这要不是蝗虷 *** 在发疯自虐那才是见了鬼呢。真实的征高丽，掳回棒子年轻女子20多万，全部在市场上卖了，无一不失节。
还有什么1个满军用手一指，喊了声蛮子来，于是无一敢逃，几十人被一刀一个全砍了，奇怪了，他咋没过去被砍了呢？？？
还有几次遇到满军使了银子就保住了命，而且大街上按文中所诉根本就稀稀拉拉没几个，而且还翻出城墙逃出城外无数，并城外人还跑到城墙边勒索出城难民的财物 —— （自二十五日起，至此已五日，私幸或可薄赦，又纷纷传洗城之说。城中残喘，冒死缒城逃去者大半。旧有官沟，壅塞不能通流；至是如坦途，然亦以此反罹其锋。城外亡命利城中所有，给伴夜入官沟盘诘，搜其金银，人莫敢谁何。），最后竟是城内有80万尸体被和尚收集焚化，而且还什么投井跳河自己死的还没算在内！！！这扬州城怕是里面百万人不止，而且还空的能够捉迷藏！！！
而满军封刀发放救济粮食，顿时大街上人声鼎沸，数千担米面瞬间分光，老弱妇孺插不了队竟还分不着一粒（初三日，出示放赈。偕洪妪至缺口关领米，米即督镇所储军粮如邱陵；数千担，片时荡然一空。往来负戴者俱焦头烂额，臂胫伤折，刀痕满面，如烛泪成行。抢米之际，虽亲友不相顾；强者去而复来，老弱被重伤者终日不能得升粒。）。卧了个巢，这和现在脑骖蝗虷 *** 写的所谓激发民族精神的自虐玩意有啥区别？？？
另外这些分到米的强壮人士是人类吗？？？那根本就是生化危机里的僵尸才能具有的生命力嘛，生化危机里的僵尸才是不爆头不倒，缺胳膊掉腿造样奔走，以致强者去而复来。
另外文中竟现多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叙述——（三 *** 恬不为耻，十数人互为奸淫；仍交与追来二卒，而其中一 *** 已不能起走矣。予认知为集氏之媳，其家平日所为应至此。惊骇之下，不胜叹息。忽见一人红衣佩剑、满帽皂靴，年不及三十，姿容俊爽；随从一人衣黄背甲，貌亦魁梧，后有扬州数人跟随。红衣人熟视予曰：视尔非若俦辈中，实言何等人？予念时有以措大获免者、有以措大而立毙者，不敢吐实，饰词以告。复指诸妇子，问是谁？具告以实。红衣人曰：明日王爷下令封刀，汝等得生矣。命随人付衣几件，又金一锭。问汝等几日不食？予答以五日矣。命跟我来。予与妇且信且疑，不敢不行。至一宅，所蓄甚富，鱼米充盈。向一妇人曰：你好好待此四人。与予别去。时已暮，予内弟被卒劫去，不知存亡，妇伤之特甚。少顷，老妪搬出鱼饭食。予宅去洪居不远，予取鱼饭食，吾兄喉不能咽，数箸而止。予为兄拭发洗血，心如刀割。是日，闻封刀之语，众心稍定。）
这种纯粹属于精神分裂内容的玩意绝对不是日本人写的，日本人哪有那么蠢写出这种前后不着调的玩意，只有蝗虷 *** 这类脑骖才写的出来，凡是这种内容文章，无论说是出书于何年何月，是从日本发现还是从大清国内发现的，那都属于洪门编造的玩意，是配合甲午战争编写的脑骖宣传战武器，所以大清的朝庭官员看了发笑都懒得辩驳，然而不想脑骖一族居然信了。
综上扬州十日记内容古怪离奇，完全就是个于理不通的不着调玩意。智力稍微正常点，看一眼就知是胡扯蛋。里面的满军要么当时就都会说明语，自己人相互交流也用明语，只在必要时偶尔说满语，要么就是扬州人统统能懂满语，而且多次杀人，所谓作者都能知晓将被杀之人的对话，那不它也应该在待杀人之中里才对！！！结果别人死了，它没事。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公元1912年2月12日爱新觉罗·溥仪颁布退位诏书，标志着中国2000多年封建帝制的结束，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好日子，是中国封建王朝彻底崩溃、封建帝制结束的标志，从此，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然而对于全中国普通的满族百姓来说，却突然要面临被屠杀的境地中去。那些平日里还相互打招呼的邻居，读书的学生，突然的拿起刀，向自己的身上砍去。。。
近代革命党人为了宣传排满革命，印刷了大量难辨真伪，却能激起仇恨的小说《 扬州十日记》、《嘉定三屠纪略》、《猛回头》、《警世钟》，这些书籍充斥着种族主义，纳粹倾向。使得报复情绪在 *** 心中滋生，认为无论男女老幼，是否参与过战争，是满人就该杀。
武昌起义后，以鄂军都督黎元洪名义发布的布告中就直截了当的指明：
“须知今日满贼，并非我汉家儿”；“藏匿满奴者斩”；“能搜献满人及接济军械、保护外人生命财产者，均有赏”
参与起事的革命士兵吕中秋回忆说，最先发难的工程营在起事之前公议“禁令十条”，其中即有“勾结满人者斩”、“私藏满人者斩”两条。
这种屠杀自然首先在辛亥革命发生地武昌城开展，
据武昌起义者的回忆，“革命党人只要是捉到旗兵，无论投降与否就地杀掉，或是送到革命军 *** 枪毙，很少幸存下来的。有的旗兵被捉后，至死不讲话。越是不讲话反而越是证明是旗兵。直到首义成功三天之后，军 *** 下了命令，捕杀才停止”;
“首义后两天，还有不少的旗兵四处窜扰，间或也有少数人趁火打劫，同学萧杰臣、刘邦钦、傅人俊、王兆鸿等，联合部队在长街刘天保对面某住宅内，拿获枪械齐全的旗兵十余人，当即枪决。江学行、李春山等亦随蔡等出营，沿途消灭旗籍兵士甚多”。
武昌起义的领导者之一熊秉坤曾回忆说，12日的反满暴力达到了顶峰，那天的杀戮是如此的骇人听闻，以至于一百多名绅商联合起来，一致要求湖北军 *** 阻止其士兵进入民宅搜索满人，但军 *** 却以军事需要为借口而拒绝了，直到汉口的11名外国领事出面干涉后，军 *** 才于13日下令停止这种杀戮。
一名路透社的记者于14日来到武昌，他“发现到处都是满人尸体”，他估计有八百人被杀。一名军 *** 的代表则在巡视武昌后估计有四五百名满人在起义后的前三天被杀，由于担心传染疾病，受害者的尸体都被掩埋了。革命者曹亚伯则声称，有四百名“满人士兵”被杀，另有三百名被关押在监狱，大约一百名在1912年春天被释放，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其中有七名旗兵因为过早的释放而在回荆州的途中被杀害。美国历史学家周锡瑞认为，对武昌的满人来说，“那差不多就是屠杀”。
西安、荆州、杭州、广州、南京等地都发生过汉族人报复清算满族人的情况，总共有超过十万满族人遇害。
湖北荆州一直以来驻扎着大量清兵。革命军对荆州人民这样说：“父老乡亲们不要怕，我们革命党人只杀满人。破城之日，必定要扫除尽满人，出了我们炎黄子孙两百多年的恶气，父老们拭目以待!”果然，破城以后，驻防荆州的2万5千名满人被杀得只剩三四千。
当时杭州、河南等地杀满人，把砍下的人头扔进井筒子里，一个一个的井筒子，填得满满的。有外国传教士目睹了当时的惨状并做记录：满人的尸体横陈在大街上，男女老幼都有，数量过万，死相凄惨......。
辛亥事变后，广州满族宣布和清 *** 脱离，后人叫“和平易帜”，放下武器、脱掉军装、走出八旗军营，但是激进的党徒仍然杀害满族，大量的满洲人被杀，部分纷纷逃离居住了200 多年的家园，到广东的乡下隐名埋姓、改称汉族，一些人因逃亡广东顺德，自称关姓汉族，顺德籍贯人，直到80年代才恢复自己的满族族籍。光绪年间广州八旗 3万，到辛亥事变已经是1500人了。
西安的满人大概有2万多人，在革命军攻打了一天一夜后，西安满城终于被攻破，革命士兵如潮水般的从南面和西面涌入，并将城内的所有居民视为敌人加以攻击(或者说杀戮)，据一位名叫J.C.凯特的英国传教士事后的调查，“无论长幼，男女，甚至小孩子，都同样被杀……房子被烧光抢光，那些希望躲过这场风暴的人最终也被迫暴露。
革命军在一堵矮墙后，放了一把无情的大火，把鞑靼城焚烧殆尽。那些试图逃出来进入汉城的人，一出现在大门，就被砍倒在地。
杀戮极其残酷而且彻底。据凯特的记录：“当满人发现抵抗徒劳无益，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跪在地上，放下手中的武器，请求革命军放他们一条生路。当他们跪下时，他们就被射死了。有时，整整一排都被射杀。在一个门口，十到二十人的一排满人就这样被无情的杀死了。”
满人死亡的人数“不下万人，他们为了避免更悲惨的命运，要么被杀死，要么自杀”， 整个满城也被抢劫一空，而存活下来的人，有钱人被敲诈，小女孩被绑到富人家做婢女，年轻的妇女则被迫成为穷苦 *** 士兵的妻子，其他的人都被驱逐出西安。在路康乐的《满与汉》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一个将要被杀害的满人妇女可怜的哀求：‘我们是无罪的，我们也憎恨我们的祖先，因为他们虐待 *** ’，
另一位老夫人哀求：‘杀死我们这些没用的妇女和孩子，你们能得到什么呢?为什么不释放我们以显示你们的宽宏大量呢?’
士兵们虽然有所触动，但不敢回应，还是将她们杀死了。”
如果说战争期间的杀戮是非人道的，
那么在和平时期，对 妇女 儿童 老人以种族来划分进行无差别的屠杀，又算是什么呢？
1. 有人说G.Byron的诗多为青年所爱读，我觉得这话很有几分真。就自己而论，也还记得怎样读了他的诗而心神俱旺；尤其是看见他那花布裹头，去助希腊独立时候的肖像。这像，去年才从《小说月报》传入中国了。可惜我不懂英文，所看的都是译本。听近今的议论，译诗是已经不值一文钱，即使译得并不错。但那时大家的眼界还没有这样高，所以我看了译本，倒也觉得好，或者就因为不懂原文之故，于是便将臭草当作芳兰。《新罗马传奇》中的译文也曾传诵一时，虽然用的是词调，又译Sappho为“萨芷波”，证明着是根据日文译本的重译。
苏曼殊先生也译过几首，那时他还没有做诗“寄弹筝人”，因此与Byron也还有缘。但译文古奥得很，也许曾经章太炎先生的润色的罢，所以真像古诗，可是流传倒并不广。后来收入他自印的绿面金签的《文学因缘》中，现在连这《文学因缘》也少见了。
其实，那时Byron之所以比较的为中国人所知，还有别一原因，就是他的助希腊独立。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那时我所记得的人，还有波兰的复仇诗人Adam Mi ckiewicz；匈牙利的爱国诗人PetöfiSándor；飞猎滨的文人而为西班牙 *** 所杀的厘沙路，——他的祖父还是中国人，中国也曾译过他的绝命诗。Hauptmann，Sudermann，Ibsen这些人虽然正负盛名，我们却不大注意。别有一部分人，则专意搜集明末遗民的著作，满人残暴的记录，钻在东京或其他的图书馆里，抄写出来，印了，输入中国，希望使忘却的旧恨复活，助革命成功。于是《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朱舜水集》，《张苍水集》都翻印了，还有《黄萧养回头》及其他单篇的汇集，我现在已经举不出那些名目来。别有一部分人，则改名“扑满”“打清”之类，算是英雄。这些大号，自然和实际的革命不甚相关，但也可见那时对于光复的渴望之心，是怎样的旺盛。
不独英雄式的名号而已，便是悲壮淋漓的诗文，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于后来的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大关系。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
2.待到革命起来，就大体而言，复仇思想可是减退了。我想，这大半是因为大家已经抱着成功的希望，又服了“文明”的药，想给 *** 挣一点面子，所以不再有残酷的报复。但那时的所谓文明，却确是洋文明，并不是国粹；所谓共和，也是美国法国式的共和，不是周召共和的共和。革命党人也大概竭力想给本族增光，所以兵队倒不大抢掠。南京的土匪兵小有劫掠，黄兴先生便勃然大怒，枪毙了许多，后来因为知道土匪是不怕枪毙而怕枭首的，就从死尸上割下头来，草绳络住了挂在树上。从此也不再有什么变故了，虽然我所住的一个机关的卫兵，当我外出时举枪立正之后，就从窗门洞爬进去取了我的衣服，但究竟手段已经平和得多，也客气得多了。
南京是革命 *** 所在地，当然格外文明。但我去一看先前的满人的驻在处，却是一片瓦砾；只有方孝孺血迹石的亭子总算还在。这里本是明的故宫，我做学生时骑马经过，曾很被顽童骂詈和投石，——犹言你们不配这样，听说向来是如此的。现在却面目全非了，居民寥寥；即使偶有几间破屋，也无门窗；若有门，则是烂洋铁做的。总之，是毫无一点木料。
那么，城破之时， *** 大大的发挥了复仇手段了么？并不然。知道情形的人告诉我：战争时候自然有些损坏；革命军一进城，旗人中间便有些人定要按古法殉难，在明的冷宫的遗址的屋子里使火药炸裂，以炸杀自己，恰巧一同炸死了几个适从近旁经过的骑兵。革命军以为埋藏地雷反抗了，便烧了一回，可是燹余的房子还不少。此后是他们自己动手，拆屋材出卖，先拆自己的，次拆较多的别人的，待到屋无尺材寸椽，这才大家流散，还给我们一片瓦砾场。——但这是我耳闻的，保不定可是真话。
看到这样的情形，即使你将《扬州十日记》挂在眼前，也不至于怎样愤怒了罢。据我感得，民国成立以后，汉满的恶感仿佛很是消除了，各省的界限也比先前更其轻淡了。然而“罪孽深重不自殒灭”的中国人，不到一年，情形便又逆转：有宗社党的活动和遗老的谬举而两族的旧史又令人忆起，有袁世凯的手段而南北的交恶加甚，有阴谋家的狡计而省界又被利用，并且此后还要增长起来！
3.不知道我的性质特别坏，还是脱不出往昔的环境的影响之故，我总觉得复仇是不足为奇的，虽然也并不想诬无抵抗主义者为无人格。但有时也想：报复，谁来裁判，怎能公平呢？便又立刻自答：自己裁判，自己执行；既没有上帝来主持，人便不妨以目偿头，也不妨以头偿目。有时也觉得宽恕是美德，但立刻也疑心这话是怯汉所发明，因为他没有报复的勇气；或者倒是卑怯的坏人所创造，因为他贻害于人而怕人来报复，便骗以宽恕的美名。
因此我常常欣慕现在的青年，虽然生于清末，而大抵长于民国，吐纳共和的空气，该不至于再有什么异族轭下的不平之气，和被压迫民族的合辙之悲罢。果然，连大学教授，也已经不解何以小说要描写下等社会的缘故了，我和现代人要相距一世纪的话，似乎有些确凿。但我也不想湔洗，——虽然很觉得惭惶。
当爱罗先珂君在日本未被驱逐之前，我并不知道他的姓名。直到已被放逐，这才看起他的作品来；所以知道那迫辱放逐的情形的，是由于登在《读卖新闻》上的一篇江口涣氏的文字。于是将这译出，还译他的童话，还译他的剧本《桃色的云》。其实，我当时的意思，不过要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而已，并不是从什么“艺术之宫”里伸出手来，拔了海外的奇花瑶草，来移植在 *** 的艺苑。
日文的《桃色的云》出版时，江口氏的文章也在，可是已被检查机关（警察厅？）删节得很多。我的译文是完全的，但当这剧本印成本子时，却没有印上去。因为其时我又见了别一种情形，起了别一种意见，不想在中国人的愤火上，再添薪炭了。
4.孔老先生说：“毋友不如己者。”其实这样的势利眼睛，现在的世界上还多得很。我们自己看看本国的模样，就可知道不会有什么友人的了，岂但没有友人，简直大半都曾经做过仇敌。不过仇甲的时候，向乙等候公论，后来仇乙的时候，又向甲期待同情，所以片段的看起来，倒也似乎并不是全世界都是怨敌。但怨敌总常有一个，因此每一两年，爱国者总要鼓舞一番对于敌人的怨恨与愤怒。
这也是现在极普通的事情，此国将与彼国为敌的时候，总得先用了手段，煽起国民的敌忾心来，使他们一同去扦御或攻击。但有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国民是勇敢的。因为勇敢，这才能勇往直前，肉搏强敌，以报仇雪恨。假使是怯弱的人民，则即使如何鼓舞，也不会有面临强敌的决心；然而引起的愤火却在，仍不能不寻一个发泄的地方，这地方，就是眼见得比他们更弱的人民，无论是同胞或是异族。
我觉得中国人所蕴蓄的怨愤已经够多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但她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兵和匪不相争，无枪的百姓却并受兵匪之苦，就是最近便的证据。再露骨地说，怕还可以证明这些人的卑怯。卑怯的人，即使有万丈的愤火，除弱草以外，又能烧掉甚么呢？
或者要说，我们现在所要使人愤恨的是外敌，和国人不相干 ，无从受害。可是这转移是极容易的，虽曰国人，要借以泄愤的时候，只要给与一种特异的名称，即可放心剚刃。先前则有异端、妖人、奸党、逆徒等类名目，现在就可用国贼、汉奸、二毛子、洋狗或洋奴。庚子年的义和团捉住路人，可以任意指为教徒，据云这铁证是他的神通眼已在那人的额上看出一个“十”字。
然而我们在“毋友不如己者”的世上，除了激发自己的国民，使他们发些火花，聊以应景之外，又有什么良法呢。可是我根据上述的理由，更进一步而希望于点火的青年的，是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还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舞他们的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而且还得偏重于勇气和理性，从此继续地训练许多年。这声音，自然断乎不及大叫宣战杀贼的大而闳，但我以为却是更紧要而更艰难伟大的工作。
否则，历史指示过我们，遭殃的不是什么敌手而是自己的同胞和子孙。那结果，是反为敌人先驱，而敌人就做了这一国的所谓强者的胜利者，同时也就做了弱者的恩人。因为自己先已互相残杀过了，所蕴蓄的怨愤都已消除，天下也就成为太平的盛世。
总之，我以为国民倘没有智，没有勇，而单靠一种所谓“气”，实在是非常危险的。现在，应该更进而着手于较为坚实的工作了。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六日
《坟·杂记》
鲁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