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玛格丽特·杜拉斯在《情人》的开篇写道——
“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情人节，说一位中国总理的爱情故事。
这位中国总理，跨越了三个巨大的界限——
第一， 年龄界限，中国总理娶了一位比自己大十六岁的女人。
第二， 种族界限，中国总理娶了一个比利时女人。
第三， 宗教界限，中国总理原本是虔诚的新教徒，为了夫人而改宗天主教。
更猛的是，中国总理的爱情故事发生在保守落后的一百多年前。
他是陆徵祥。
跨越三大界限的恋情
陆征祥，1871年6月12日生于上海，全家信仰基督教新教，父亲陆云峰还是一位传教士。
陆徵祥从小读《新约福音》，父亲为了儿子将来能进邮局工作，便把陆徵祥送去广方言馆学习法语。陆徵祥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被推荐至北京同文馆深造。之后一年他被总理衙门选中，成为大清帝国驻俄使馆的四等秘书兼译员。
在俄国圣彼得堡，陆徵祥受到驻俄公使许景澄的欣赏，因为参加一次舞会上，认识了一位身份显赫的比利时女人——培德·博斐。
《我的1919》这位比利时奇女子，身材高大，年龄竟比陆徵祥大十六岁，父亲和祖父都是比利时的高级官员，曾任比利时国王的侍从武官。
他们从一见钟情到依依不舍，两个人迅速陷入爱河当中，陆徵祥没有在乎培德年龄的大小，即使她真的是一位比自己大十六岁的女人。为了更长久的打算，陆徵祥和培德决定结婚。
那还是十九世纪的晚清，一个中国人和一个外国人长相厮守是会被骂有辱先祖先宗的。陆徵祥也不例外，况且两人有年龄、种族，还有宗教的三大界限。因为培德是比利时人，信仰天主教，而陆徵祥全家都是新教徒。
当陆徵祥告诉亲友们这件事时，他们唏嘘一片。
所有人都一致认为堂堂中国人娶一个外国洋女人当媳妇，这有辱祖宗的名声；就算他们结婚，生下的混血儿最后也不能进祠堂，不能被埋进祖坟。
当时，反对陆徵祥的不止是他的亲朋好友，还有清朝使馆的人员。他们好意提醒陆徵祥：“你要是这样做，会断送了你的前程的。”
面对周围所有人的反对和“忠告”，陆徵祥回了一句：“培德小姐是嫁给我陆徵祥，不是中国使馆。”
1899年，陆徵祥顶着所有人的不解和指点，尤其是顶着自己顶头上司和恩师许景澄公使的压力，他和培德女士在圣彼得堡的一座教堂正式结婚。
那一年，他28岁，培德44岁。
《我的1919》“助吾者吾妻”
婚后十余年，为了妻子，原本信奉新教的陆徵祥改信为天主教。
要知道在当时的年代，新教与天主教之间壁垒森严，你死我活，发生过多少宗教战争与爱情悲剧，极少有人能跨越。而陆徵祥全家都是新教徒，并且陆的父亲是一位新教传教士，陆一出生就是新教徒，这种巨大鸿沟在今天的人看来是无法理解的。
当他正式接受天主教仪式时“所能有的最后距离，也从此超越了。”
婚后，这位高大的比利时女人并没有打破陆徵祥的生活圈子。她深居简出，在家洗衣做饭；很少和陆陆徵祥一起出现在公众外交场合。
1905年，陆徵祥担任中国驻荷兰公使。他向国内定制了家具，又在荷兰定制了两辆马车。由于使馆布置精美，马车气派豪华，一时海牙人都说中国公使是大阔佬。陆征祥在海牙打肿脸充胖子讲门面，再精打细算，一个男人毕竟无法考虑得周密，多亏他有一贤内助。
在陆徵祥心中，妻子与父亲和师傅是同等重要的，他曾绘了一幅三友图。三友者，一为其父，一为其师，一为其妻。他说：“生我者父母，助我者吾妻，教育以栽成我者吾师也。”
在请溥仪的师傅陆润庠为图题跋时，却遭到老状元的怒斥：“焉有父师而可与妻并称三友者？”
陆徵祥对培德是充满了欣赏与敬仰之情，他称赞妻子：“博斐培德，承先人遗传，生性刚直好义，守职不苟，坚毅卓绝，对于人生，眼光高，声气平，艰难磨折，从没有使她胆怯心寒，贫苦不能夺她的气，富贵不能骄她的心。”
还坦言自己“爱她思想不群，品德高尚，断事有则，立身无私，不畏难，不欺人”。
“助吾者吾妻”是他晚年谈及自己常说的一句话。同时，他和洋女人结婚的事也越传越广。
辛亥革命，清帝退位，中华民国建立。
陆徵祥成为了中华民国首任外交部长（当时称外交总长）。他一手创建了民国外交部，提拔了顾维钧等外交新秀，到了二战时期，他当年挑选的六十名青年已有三人任大使、十四人任公使了。
不久，中华民国第一届内阁垮台，陆徵祥竟然阴差阳错地成为中华民国第二任总理，他的比利时夫人也成为了中国的总理夫人。
陪德夫人跟随丈夫回到北京定居。由于培德深居简出，许多人都以为太太不愿来中国而愿留在国外。那时中国的良家女子是不在外面走动的，陆徵祥素来喜欢散步，在北京就只好一个人从事这运动了。据陆徵祥的回忆录，当时北京人看到他散步就说：“陆总长想老婆了，想得吃不下饭，整天在外转悠。”
袁世凯任命培德为总统府的女礼官长，专门招待各国驻华使节夫人。后来，袁世凯要当皇帝，让培德掌管新华宫内部事务，许多人称她为 *** 的宫内大臣。
不久，日本人提出足以 *** 的‘二十一条’。袁世凯派陆徵祥当外交总长负责谈判。日本人来了个最后通牒，要中国在48小时内签字，老袁服软了。
签字前一天，陆徵祥忐忑不安地跟夫人长谈。夫人骂他没有骨气，说中国那么大，碰到日本竟像老鼠见了猫！
陆徵祥说，“夫人啊，‘二十一条’就算我不签，换下一任外交总长，也会去签的。”
夫人又骂他像太监般无能，真是嫁错夫君！
第二天，陆徵祥无奈地代表中国 *** 在“二十一条”上签了字。他对袁世凯说："我签了字，也签了自己的死案了。"
以后每逢此日，陆徵祥和夫人就要抱头痛哭……
1919年的巴黎和会，陆徵祥是北洋 *** 的外交总长，也是中国代表团的团长，中国 *** 的全权代表，顾维钧等人都是他的副手。中国作为战胜国，却要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从而激起“五四运动”，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
《我的1919》当时的大总统电令陆徵祥务必签订条约，但是陆徵祥吸取了“二十一条”的教训，坚守底线，跟顾维钧等人在巴黎据理力争，最终拒绝签字。
梦断比利时修道院
归国之后，陆徵祥远离中国官场。妻子培德突然患病卧床。医生建议陆徵祥带妻子去欧洲养病。为了能去瑞士罗珈诺湖畔，他又不得不重新协调担任驻瑞士公使。
带着培德来到瑞士定居后，妻子的病情却日益恶化。为了治好妻子，陆徵祥用尽了各种办法。甚至他前去罗马朝圣，希望减轻培德的痛苦。
在瑞士，陆徵祥请教了当地最好的医生，医生断定培德的病已经无药可治。陆徵祥听后深受 *** “我立刻感到天主给我的打击多么重！只要一想到不久之后就将诀别，我即肠断心裂，捐弃了一身，以表示我的爱情，去照顾我亲爱的病妻。”
陆徵祥和妻子培德结婚照1926年4月16日，培德因病去世。
次年，陆徵祥辞去驻瑞士使馆职务，并将培德的灵柩运回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培德下葬后，陆徵祥的红尘结束了，他心也随着这位相伴27年的妻子远去。
培德在身染重病之际曾写下一封遗书给陆徵祥，这也成为陆徵祥晚年隐入修道院的来由。
信上说：“子欣，我的病大概没有希望了。亲爱的，你平生一切都对得住我，只是一件我认为最不光彩(即签订《二十一条》)。你这件事不仅对不起我，也对不起你的国家，并且对不起上帝。我死之后，你最好赶快到比利时从前我读书的学院的教堂里去服务，也许能得到上帝的赦免，还可望到天国去。永别了，子欣！你的培德。”
同年6月，陆徵祥带着失去妻子的悲伤，前往比利时的休养院，遁入空门，也算圆了妻子临终前留下的遗言。
这位曾经有着轰轰烈烈爱情的外交家最后在修道院度过余年，他死后的遗骨也被埋葬在国外修道院里。27年真爱相伴，是陆徵祥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
陆徵祥在修道院里度过了二十多年的余生，并在1945年被 罗马教皇封为圣安德鲁修道院名誉院长。
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夕，陆徵祥在临终前还惦念着祖国。
弥留之际，当隐修院院长南文主教到医院看望他时，他吃力地说着“中国”二字。院长说：“中国占去了你一半的心。”陆徵祥无力说话，却伸出三根手指，院长明白了：“中国占去了你四分之三的心！”
听后，他微笑着阖上了双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