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越文化 骆越古国

骆越始祖王是壮侗民族和南方汉族的共同祖先。

位于武鸣境内的大明山地区被学术界认定为壮族先民骆越古国最早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马头镇处于大明山南麓的骆越古国中心腹地，是大明山骆越文化、龙母文化的重要源地之一，也是稻作文化、歌圩文化、干栏文化、铜鼓文化的重要发祥地……

骆越人世居的两广地区是百越民族最早的中心地带。骆越人是夏、商、周乃至汉代生活在岭南的古代民族，她是现代壮族、侗族、黎族、毛南族、仫佬族、水族等民族的祖先。骆越人在北到红水河流域，南到越南红河流域和海南岛，东到广东西部，西到云贵高原东部的广大地域建立了一个闻名的骆越古国，骆越古国在中华文化历史上曾创造出灿烂的骆越文化，骆越文化中的稻作文化、棉纺织文化、航海文化、龙母文化、铜鼓文化、花山文化、医药文化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

分子人类学的新研究成果表明，百越民族最早是在两广地区生息，然后再向北、向东、向西迁移，最后扩展到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的来源。百越民族先居住在两广, 由于广西西部和云南居住着百濮民族, 湖南北部居住着三苗族群, 所以百越最早的扩散方向是空旷无人的东北和正东。至少在河姆渡文化之前，向东北迁徙的越人先进入江西, 形成后来的干越。从江西进入浙江一带的越人形成了於越, 於越在太湖平原和宁绍平原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向正东方向迁徙的越人进入福建, 形成了闽越各部。两广地区的百越人具有百越族群最古老的遗传标记。而两广百越族群最古老的遗传基因标记又指向了红水河流域至郁江流域的古骆越中心地带。一些学者从父系遗传物质Y 染色体入手，调查了骆越后裔壮族各个支系的DNA ，发现壮族支系父系遗传结构体现出以红水河土语区为中心从东往西的梯度变化过程。

百越系统被发现与中国的其他系统差异很大，而与南岛语系民族(马来系统)特别是台湾语族群体相当接近。

已经研究的百越群体显示出遗传 *** 和语言文化类型的差距，这与百越的整体认同和地域分化有关。

根据数据的主成分分析得到百越民族系统遗传结构的三个特点。

1.百越有单起源的遗传学迹象，可能大约三、四万年前发源于广东一带，而后慢慢扩散开来；

2.百越二分为以浙江为中心的东越和以版纳为中心的西越；

3.百越群体在发展过程中曾经由广东向东北、西北、西南三个方向迁徙。百越接触过的许多族群也涵入了部分百越的遗传类型。

百越从广东经江西向浙江的扩散可能发生于很早以前，福建与浙江的越族群体是不同路线迁来的，在台湾原住民遗传结构中同样表现出这种二元性。

西部傣族类群是很晚从广东迁出的。

现代百越民族的主体——侗傣民族，显然很明显的迥异于国内其他民族系统。南岛语系与之相当接近，其中的台湾语族更为接近。提示了百越民族与这两个族群很近的同源关系。

遗传学上界定的百越范围与语言学和民族学不一定完全相同。血统上源于百越而语言文化已然改变的群体也完全应当纳入百越研究的范围。东部的越族群体,台湾语族,应当纳入百越研究的范围.

语言文化上被百越同化的外源民族却不应属于百越遗传研究对象。比如湘桂黔交界的草苗是讲侗语的群体，但是遗传上明显的汉父苗母，侗族的成分很少，不应看作百越血统的群体。

遗传研究的百越,范围应包括侗傣语系的僮傣语族、侗水语族、仡央语族、黎语族，东部地区的越裔群体，可能还有台湾几支原住民。从印度阿萨姆到台湾几千里地域内有大约100个民族群体。

大部分的百越群体的遗传材料已经采集到了，包括印度的阿霍姆，泰国的兰那、东北泰和石族，云南的傣泐、傣呐，广西的壮族、毛南族、仫佬族、仡佬族、夜郎、水族、侗族、拉伽，贵州的布依族和水族，海南的黎族和仡隆，上海古今的马桥人，浙江的於越，台湾的泰雅、布农、阿美、排湾、曹、赛夏、卑南、鲁凯、邵、巴则海。

这些群体的Y染色体遗传结构体现出相当大的一致性，而与其他系统中研究过的群体完全不同。他们都有大量的M119、M110或M95、M88突变，而外族极少有这些遗传标记，与百越接触少的群体则没有。

这些群体彼此间的遗传关系则体现出与语言学和民族学分类不同的格局。特别是侗水和仡央两支，完全打破了文化的分类而重新组合。图2中，我们用线条表示群体间遗传关系，用虚线圈表示文化的分类。

整个百越民族早期是个内部认同很强的人群，所以史书上百越分布于会稽到交趾的记载也证明古人很容易把这个民族群体整体化地看待。其内部分支间的文化交流早期是没有障碍的。所以较早迁到同一地域的不同分支会在文化上一定程度的同化。

根据现有的百越民族群体Y染色体数据，按各个群体的对应值把三个主成分按等高线绘制原理作成三张地图。这三张地图体现了百越遗传结构中的三个主要特点。

第一主成分占到信息总量的47.0%，从图3中单一中心、梯度平缓的分布格局明显看出，所有的百越群体首先是有整体性的，共性是最主要的。因此百越的血统只有一个主要来源。图中的分布中心在广东一带，所以广东最有可能是百越民族血统最早的发源地，而后渐渐向四周扩散。

第二主成分占到信息总量的35.6%，从图4中可以看到两个分化方向，一个在浙江一带，另一个在版纳一带。因此，百越民族在一元性之后的另一主要特征是二分性，即分化为东越和西越。

第三主成分占信息总量的17.4%。图5中，从广东向西南、西北、东北三个方向延伸出三个不同的结构。这张图体现的是与第一主成分的扩散不同的百越民族迁徙的过程。广东等地受到汉族移民冲击之后，百越原住民开始搬迁，在别处重新定居。

百越长期以来作为南方的主体民族，曾经与许多外系统民族接触交流，也发生了一定的基因交流。

浙闽地区曾是百越的主要政治中心，所以这一地区现代的汉族群体中保留了相当比例的越族特征遗传标记。以M119突变比例为例子，上海和浙江都是26%左右，是全国汉族中最高的，其次是广东20%、安徽18%、辽宁和湖北17%、江苏16%、江西14%、湖南13%、河南11%、山东9%、四川7%、云南4%，实际上是以浙江为中心沿海岸线扩散。

南亚先民沿云贵高原西侧北上形成汉藏语系的同时，从中分离出一支南亚先民朝东南方向迁徙，绕过老挝的崇山峻岭，距今1万多年前，南方的北部湾形成了澳泰语系祖先。这一支黄种人带着M119突变从越南和广西方向进入中国，沿着海岸线往东北走，形成了百越民族。一种古老的澳泰语。这个语系祖先的形成是在2万多年前南方的北部湾。澳泰语系人群在民族学上又称为百越民族系统，他们历史上的覆盖范围是从越南北部的交趾分布到江浙一带。在千百年的分化中，诞生了黎族、侗族、水族、仫佬族、仡佬族、高山族、壮族、傣族。这些民族在语言、文化上有很强的一致性，所以也统称越人。

在2万多年前，澳泰语系形成的时候，就有一支部落沿着海岸线往上跑。他们几乎就没有留下沿途停滞的痕迹，一直跑到西辽河流域再停留下来。他们是阿尔泰语系的核心。之后那些阿尔泰语系的先民又朝周边迁徙，往西分化成蒙古、突厥，往东进入朝鲜、日本，向北穿过白令海峡踏上美洲。

M119突变类型中的M110突变亚类型，更具东越特色，但是在一般汉族群体中没有发现，在上海马桥原住民中有相当比例。福建的类型不一样，有8%的西越特有的M88突变，广东有7%。

百越与外族的交流融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既有百越的成分流向外族，又不断有外族融入百越，甚至可能有过西部的许多小民族整体性地融入百越族群的事件，

由于广西西部和云南居住着百濮民族，湖南北部居住着三苗族群，所以百越最早的扩散方向是空旷无人的东北和正东。这是两条不同的路线，携带了不同的遗传标记。发生的年代相当早，至少在河姆渡文化之前。向东北迁徙的越人出于北部类群，先进入江西，形成后来的干越。部分干越后来西迁，很可能就是今天的侗族(Kam)，侗族的起源学说中有江西说一种。这解释了为何侗族遗传结构会归入东越类型。从江西进入浙江一带的越人形成了於越，在太湖平原和宁绍平原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向正东方向迁徙的越人出于南部类群，进入福建，形成了闽越各部。

壮傣族群的大规模西迁肯定是汉朝时南越国灭亡之后，傣族进入元南和泰国据证也只是唐朝的事情。而从云南的勐卯国西迁至印度则是公元1215年

两广地区有一种分布较广的文化类型，叫做顶蛳山文化，这一文化的中心就在古骆越的中心南宁市。两广地区有一种独特的文化类型，叫做大石铲文化，大石铲是我国稻作文化的标志性文物，而大石铲文化的中心也在南宁市左、右江交汇的地带。两广地区最早的青铜文明也产生于这一地带的大明山西南麓。

顶蛳山遗址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邕宁县蒲庙镇新新村九碗坡地，是广西境内保存面积最大、出土遗物、遗迹最丰富、最有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的贝丘遗址之一。遗址距南宁市20公里，遗址地处邕宁邕江支流八尺江右岸，。文化遗存分为四期，其中二、三期被学术界命名为“顶蛳山文化”，年代约距今8000～7000年左右。

大石铲是广西南部地区最富有地方特色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遗物。它大约是由本地区有肩石斧发展而来的一种木石复合生产工具。可用来翻土，开沟、平整土地等。在扶绥、江洲、大新、宁明、龙州等地都发现有大石铲遗址。1973年在扶绥县中东镇发现了全国最大的大石铲加工场遗址，当时共挖掘整理出大石铲1500多把。目前全国已出土的最大石铲和出土石铲数量最多、器具最丰富的石铲加工场（或祭祀场）均在这一带。

新石器时代“云龙纹大玉铲”

大石铲的年代大约为距今约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大石铲准确的年代为：距今约4750年。

在大明山地区发现了骆越古国的高级礼器商代牛头提梁卣、最大的骆越文化遗址元龙坡商周墓以及安等秧、独山、敢猪岩、岜马山等一批骆越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骆越古国文物。广西著名历史学家覃圣敏曾将广西各地发现的商代到战国时期的器物进行排列，发现出土文物年代最早而且前后连贯、分布相对集中的，是环绕大明山的几个县，其中武鸣、宾阳、上林、马山四县紧贴大明山，是内圈；忻城、来宾、横县、邕宁、南宁市、隆安、都安等县市，离大明山稍远，是外圈。在这内外两圈之中，从商代晚期到战国时期，都有器物和墓葬发现，其中年代最早、时间延续最长、最集中并有墓葬群的，只有武鸣马头一带

在广西大明山四天坪开展文化考察时发清楚明了一个古骆越人的祭奠坛，这个祭奠坛与大明山上的八个天坪组成了一个大型祭奠建筑群，是古骆越人祭奠寰宇的最高场所。大明山上有八个大型的草坪，这八个草坪基本上在一条直线上排列，并且与北回归线垂直，当地史籍称之为天坪，也叫“仙圩”。

祭奠坛，正位于北回归线上。它由一个直径7.2米，高0.6米的圆柱形台和一个长24米，宽6米，高0.6米的长方形台和一个直径12米的水池组成。圆柱形台由每一块重达数吨的巨石拼砌而成，这种方圆组合的建筑物明显是出于宗教目的而建造，表达出前人天圆地方的理念。古骆越人有在栖身中间邻近的高山顶建造祭奠坛以祭奠天公地母的民俗。天公是雷神，地母是稻神。大明山水陈峰上的寰宇庙就是这一民俗的遗存。壮语称这类的祭奠坛为“岜娄”（意为祭奠山），把这一祭奠活动称为“娄蚆”（意为雷神祭），壮族著名的师公舞“大酬雷”就是这一民俗的遗存。大明山地区广泛流传古骆越人在太阳直射大明山顶的夏至日到大明山祭奠和练功的民俗，认为在这一时刻和地点祭奠可以达到寰宇人三界神沟通和寰宇人三气同步摄生的目的。

广西崇左市境内广泛分布着典型的热带岩溶地貌，左江及其支流明江蜿蜒流淌，曲折盘旋于群峰之中。约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2世纪之间的700年间，生息繁衍于崇左境内的骆越人，选择大江转弯处的陡峭崖壁上绘制岩画，用巨大的赭红色“蹲式人形”记录了距今约2000年前的祭祀场景，与山崖、河流和台地共同构成了神秘而震撼的文化景观。骆越先民如何在陡峭的山崖间留下如此大规模的记录画作，

这些令人震撼的岩画，一是高。岩画均在临江的高大峭壁上，画面大多分布在距离水面15~100米之间，最高达130米。二是多。38个岩画点中，共有107处岩画，3800多个图像，分布在105公里长的河段。三是巨大。岩画中约有3311个人物图像，其中500多个正身人像的高度为1~1.8米，在岩画遗产中属于个体人像较大或巨大的。

岩画真实记录了骆越人群体祭祀的场景——众多的侧身人围绕着一个高大的正身人，正身人装束特殊，脚下大多有狗等动物，很像是行祭的指挥或灵魂人物。画面还表明，人们跳的不是即兴舞蹈，而是一种受某种观念强烈制约的、形式固定的集体舞蹈。

花山岩画的创作持续了700多年，经历了兴起—成熟—简化—衰落4个时期。第一期约为东周中晚期，人物圆头细颈，上身呈柱形或三角形，画面构图简单；第二期约为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人物有长方形的脑袋，有“Y”字形头饰，还佩带刀剑，并且出现了“众星捧月”的宏大场面，艺术水平达到顶峰；第三期大致为西汉中后期，人物变成了细方头，宽胸细腰，头饰更为简单，人和动物都很瘦长；第四期约在东汉时期，岩画数量明显减少，人物线条纤细，画面组合单调，排列无序。

武鸣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南部，是自治区首府南宁市辖县。

元龙坡数百座先秦古墓再现人间。1988年发表的“发掘简报”认为，元龙坡墓群的年代，上限为商代晚期、下限为春秋时期。在元龙坡西南约300米的安等秧山也发现了战国古墓群！共发掘清理了350座墓葬，出土文物1000多件，包括青铜器、玉器、陶器，年代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是骆越古地发现的最早和最大的青铜文化墓葬群，也是最早、最大的骆越墓葬群。

元龙坡各墓穴在形制、规模和陪葬器物方面差异较大，珍贵的器物多出在坡顶中心的大墓中，如最珍贵的青铜卣就出在位于墓区中心地位的M147号大墓中，而一些位于墓区边缘的墓穴陪葬物很少或者没有，。出土的110多件青铜器中，兵器就占了93件，说明当时已出现了兵民合一的常备军队。骆越有了自己的国家，这一国家的政治与经济中心之一就在元龙坡附近。

铜鼓作为一种民族民间乐器，大约从公元前八世纪起，就在我国云南中部地区产生，嗣后随着民族的迁移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沿着大江大河分布到我国南方的广西、广东、海南、贵州、四川、重庆、湖南等地和东南亚各国。广西是铜鼓最重要的分布地区。

铜鼓在广西境内分布广泛。桂东南、桂南和桂西南各县都有古代铜鼓出土和流传，出土铜鼓最密集的地区是玉林、贵港、钦州、南宁市境，梧州南部、来宾、柳州等市境也时有出土铜鼓纪录。桂西北自龙胜、三江沿桂黔、桂滇边境各县，晚近时期仍有不少民族使用铜鼓，传世铜鼓最多的是河池和百色两市境内，以红水河流域最集中。铜鼓产生于从原始社会跨入阶级社会的初期，那时“国之大事，唯祀与戎”。主持祭祀和指挥军阵的大权已被少数贵族首领所垄断，用于祭祀和战争的铜鼓，已经不是一般的乐器，而是少数贵族所占有的、象征财富与权力的重器。随着祭祀活动的频繁，铜鼓也常陈列于祭器当中，逐渐的被赋予神秘色彩，成为通灵的圣物，演变成为沟通人神的礼器。

如果将出土铜鼓和流传铜鼓的地点填入广西地图，铜鼓分布面几乎覆盖了整个广西，若以县、市为单位计算，曾经出土或使用过铜鼓的县、市已达79个，占总数88％以上

自汉至唐，铜鼓由乐器转化为民族首领的权力重器和神器，铜鼓文化在广西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宋代以后，中央王朝对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政策，元明清实行土司制度，铜鼓的权力重器功能逐渐下降和衰微，但其神器和乐器功能仍在提升，

战国时期的铜鼓在广西境内主要分布在右江流域，汉代铜鼓则沿南盘江、右江东下，到达郁江、浔江流域，分布于西林、隆林、百色、贵港、桂平、藤县。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是广西铜鼓大发展时期，铜鼓遍布广西各地，形成郁江——浔江两岸、云开大山区、六万大山区几个分布中心，巨型铜鼓竞相鼓铸。宋以后铜鼓文化向西转移，回流到河池、百色，积淀于红水河流域。

万家坝型铜鼓以云南楚雄万家坝春秋战国时期的铜鼓为代表，是原始形态的铜鼓。鼓面特别小，鼓胸特别外凸，鼓腰极度收束，鼓足很矮，纹饰简单、古朴。

石寨山型铜鼓是成熟期铜鼓。鼓面部宽大，胸部突出，腰部呈梯形，足部短而直，纹饰丰富华丽。鼓面主晕为旋转飞翔的鹭鸟，鼓胸主晕是人物划船纹，鼓腰主晕是羽人舞蹈纹。贵港罗泊湾西汉墓、西林普驮西汉铜鼓墓出土的铜鼓都属此类，田东祥周、百色龙川、隆林共和也出土过此类铜鼓。流行年代从战国时期至东汉初期。

冷水冲型铜鼓以广西藤县濛江镇横村冷水冲出土的铜鼓为代表，是发展期铜鼓。体型高大轻薄，纹饰瑰丽而繁缛。鼓面边沿有立体青蛙塑像，有的在青蛙之间再饰马、骑士、牛耧、水禽、龟、鱼等动物塑像。鼓面主晕为高度图案化的变形翔鹭纹，鼓胸多有图案化的变形船纹，鼓腰有变形舞人纹。此类铜鼓主要分布于邕江——郁江——浔江——西江，柳江——黔江两岸，遍布大半个广西。流行年代为东汉晚期至隋唐，以三国两晋南朝时期最为繁盛。

麻江型铜鼓以贵州麻江县谷峒火车站出土的铜鼓为代表。体形小而扁矮，鼓身胸、腰、足间的曲线柔和，无分界标志，腰中部起凸棱一道，将鼓身分为上下两节，纹饰出现大量汉文化因素，有的印有汉字吉祥语和年号。现在民间使用的传世铜鼓绝大多数是此类铜鼓。

北流型铜鼓以广西北流出土的铜鼓为代表。形体硕大厚重，鼓面宽大，边缘伸出鼓颈之外，有的下折成“垂檐”，鼓耳结实，多为圆茎环耳，青蛙塑像小而朴实，太阳纹圆突如饼，以八芒居多，装饰纹样多为云雷纹。此类铜鼓以高大厚重著称，原存北流六靖水埇庵的大铜鼓面径165厘米，残重299千克，是迄今所知最大的一面铜鼓，被誉为“铜鼓之王”。此类铜鼓主要分布于广西的东南部和广东的西南部，以广西北流和广东信宜为中心的云开大山区最为密集。

信宜北流型铜鼓

灵山型铜鼓以广西灵山县出土的铜鼓为代表。体型凝重，形象精巧。鼓面所饰青蛙塑像多是后面二足并拢为一的“三足蛙”，蛙背装饰华丽，有的大青蛙背负小青蛙，即成“累蹲蛙”；鼓面太阳纹光体圆突如饼，光芒细长如针，芒数以十芒和十二芒居多；鼓面和鼓身各有3道较宽的装饰花纹，以骑兽纹、兽形纹、鹭鸟纹为主体纹样，其他晕圈饰云纹、雷纹、半圆纹、半圆填线纹、席纹、四瓣花纹、“四出”钱纹、连线纹、虫形纹、水波纹、蝉纹等。分布中心是灵山县及与之毗邻的横县和浦北县，即六万大山西侧至郁江两岸；是晋、南朝至隋唐时代乌浒——俚人活动的地盘。

骆越国是岭南壮族祖先著名的方国，最早见于《逸周书·王会》，其中提到“路人大竹”，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云：“路音近骆，疑即骆越。”路即骆，此说中的。

在《吕氏春秋·本味》里，又提到“越骆之菌”，汉代高诱注：“越骆，国名。菌，竹笋。”越骆是汉语提法，意为越（山）谷或越鸟，越人语言倒装为骆越。

《史记》卷一百一十三《南越尉佗传》对骆越记载稍详：“于是佗乃自尊号为‘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去焉。高后遣将军隆虑侯灶往击之，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岁余，高后崩，即罢兵。佗因此以兵威边，财物贿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余里，乃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对这段话，《集解》案：“《汉书音义》曰：‘骆，越也。’”

西瓯与骆越是南越国西边两个并存的邦国，并非如梁朝顾野王在《舆地志》中所说的“交趾周时为骆越，秦时为西瓯。”也并非唐代颜师古在对《汉书》卷九五《南越王传》所作的注释中说的“西瓯即骆越也”，还是《史记》说得准确。两个邦国，才能相攻，这是司马迁在叙述南越国政事及其与瓯骆关系后所做的评论，一言中的。从考古上看，西瓯与骆越的文化是有不同特质的。

平乐银山岭战国墓与武鸣马头安等秧墓的族属支系是不同的。联系文献中关于古西瓯、古骆越人的地域记载，平乐银山岭战国墓葬应是西瓯人的墓葬，很可能是西瓯方国的政治中心之一，武鸣马头墓葬则是骆越人的墓葬，是骆越方国的政治中心所在地。

骆越并非部落或部落联盟，而是“黄屋、左纛、称制”，是正式的地方国家政权，“称制”即建国，且“与中国侔”，侔即相等，也就是其政权结构皆仿中央王朝，与之并齐。

考古也证明骆越是国家而不是部落或部落联盟，和西瓯方国以铜尊、铜鼎为权力象征不同，骆越国则以铜鼓作为权柄的标志。铜鼓有五种功能，这就是祭祀礼器、歌舞乐器、疆场战鼓、财富标志、权力重器，其中作为权柄标志的权力重器是最主要的功能，犹如中原的大鼎。其他功能是围绕权力重器而存在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在祈求权力永固；戎在捍卫权力。

考骆越国时代产生的铜鼓，大都产生于骆越分布地区。如产生于春秋初期的万家坝型铜鼓，为濮越人和骆越人所造，故其分布西达云南楚雄（发掘地点名为那播，壮语读Nazmboq，意思是泉水田），中部在文山，东部达广西田东。文山和田东为骆越国故地。石寨山形鼓也是濮人和骆越人所造，其分布西达云南晋宁、江川，中部在文山州的广南、麻栗坡和广西的西林、田林等县，东部达到今贵港市，都是骆越国辖境。冷水冲型铜鼓最先为骆越人所造，其后裔僚人继之，其分布的东端为广西平南、桂平、藤县，中部沿黔江两岸，经过横县、贵港、上林、武鸣、邕宁，往西达到田东、西林，也是骆越所居或骆越与西瓯交错地带。从西汉到唐代是北流型、灵山型铜鼓繁荣期，它们是俚人心血的结晶，而俚人是瓯骆人的后裔。不过此两类铜鼓的分布都没有超过浔江北岸，说明铸造者主要是骆越人的后裔，他们谨守祖先的业绩。总之，铜鼓是骆越国的重器，是政权的象征，

骆越国辖区出土的牙璋，是骆越为方国的又一证明。出土牙璋的地方有武鸣、龙州、那坡等县。武鸣出土牙璋的地方是骆越国都城附近的岜马山，该山所在的覃内村，隶属于陆斡镇。此遗址上限当在商代或周初，正是骆越国建国初期。

骆越活动的中心地区主要在邕江、左右江流域，辖境西北到达黔西南（属汉牂牁郡一部分），南面达越南红河三角洲一带。在北面及东北，在红水河、黔江、贵县、玉林、陆川、博白到广东西南、海南岛，是骆越与西瓯及南越的交错地带。骆越国的南境达到越南的九真。

骆越国的国都和京畿当在大明山西南麓今武鸣县境的陆斡一带，其方位不出陆斡、两江、马头一线。其一，从考古上看，武鸣马头元龙坡和安等秧春秋战国古墓群是方国都城级墓群。元龙坡在大明山西南麓马头镇附近，离马头镇仅半公里，呈T字形；距此约300米为土坡安等秧，其上有战国墓葬，距大明山仅3公里。两处墓葬700多座，是迄今广西发现的规模最大、最密集的古墓群。这两处年代衔接的墓群，具有相当高的方国文明，表现为可制造牛首提梁卣等精美的青铜器（以出土坩埚为证）；有大量的只有国家政权才拥有的青铜和铁质兵器；有造型独特的陶器；出现早期的刻画文字；有大量贵族才能使用的玉器。

南方炎热多雨，野兽虫蛇繁衍横行，为防潮、防暑、防蛇、防虫、防兽，壮人俗居干栏，其柱垫以石础防腐，村落围以荆棘栅栏。在汉族人入岭南之前，西瓯、骆越的都城和城镇，当是干栏式宫室，围以木栅或荆棘为墙。直到明代，有的城池依然如此。

如《广南府志·城池》载：“广南府城在平关坡上。旧有城，久废。明洪武十九年（1386年）建排栅，周四里，西南设二门。”到雍正十年（1732年）才改筑砖城。至今广南土司衙门尚存的议事厅，就是干栏式的木结构。忻城土司衙门为汉族宫廷建筑与壮族干栏的有机融合，其衙署花廊、花厅、闺房的柱子，皆垫以础。又明杨芳《殿粤要纂·思恩军民府图说》：“思恩始治寨城。”顾名思义，此城曾经以寨围城，寨即防守用的栅栏。干栏式宫室、栅栏围墙、荆棘围墙，一旦失火于兵燹，或 *** 坍塌，便痕迹难存。故对骆越国都城城址的考察，不能以此为据，须综合各方面另外寻找切入口。这个切入口果然找到了，这就是古墓群和地名。

壮族祖先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当骆越由部落联盟升格为骆越国时，其蛇图腾也随之升格为龙。这从侧面揭示了特掘传说演变为龙母文化的隐秘，大明山下的骆越部落联盟已经发生了质变，成为阶级社会的方国了。蛇是骆越部落的图腾，而龙则是骆越方国的国徽。

过去只知道夏历三月三歌节是特掘回来给龙母扫墓的日子，但对其更深层的含义尚未挖掘。特掘由蛇升格为龙，是在以风送龙母下葬的那一天，这隐藏着一个重要的信息，三月三可能是古骆越方国一个重要转折的日子，或许是其由部落联盟升格为方国之日，也就是骆越国建国日或重建日，三月三是其国庆节，或许是一位重要的王登基之日，总之不是一个平常的节日。

古骆越国的中心在今大明山南侧山麓，都城在离马头春秋战国古墓群不远的陆斡一带。大明山西南麓属于南宁市郊区，离南宁市仅80公里。公元前111年南越国亡，其邦国西瓯国、骆越国同时亡。

南宁市最早的建置是建于东晋太兴元年（318年）的晋兴郡的郡治。今天广西的政治中心，依然没有超出当年骆越国的京畿范围，大明山依然是南宁市北部的天然屏障和后花园。南宁市的兴起，其根基当与古骆越方国政治中心打下的基础有关。

==============================================================

骆越与西瓯是构成今天壮族的主要两个支系，它们存在一千多年，创造了灿烂的稻作文明。今天壮族传承的古代文化，在很多方面是西瓯、骆越人创造的。骆越方国创造的稻作文化、大石铲文化、龙母文化、青铜文化、青铜文化中的铜鼓文化、花山文化，等等，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骆越人和苍梧人、西瓯人一起，在我国最先发明了水稻人工栽培法，为中华民族也为全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

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军开始对南方百越民族进行征服战争。这是史家常说的“秦戊五岭”。

西瓯人主要生活在今广西西江中游及灵渠以南的桂江流域，骆越人则主要聚居于西瓯族的西部和南部，即今广西的左、右江流域、贵州省的西南部以及越南的红河三角洲地区。《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称："蛮夷中，西有西瓯，众半羸，南面称王；东有闽粤，其众数千人；亦称王"。这是西瓯一名见于史籍之始。

古时活动于今广西地区的人们，有时被称为骆越，有时又被称为西瓯、有时则西瓯、骆越并称。可见它们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之所以称为西瓯，是与闽浙一带的东瓯相对举而言的。 正因西瓯之意是为了区别于东瓯，西瓯国在大容山山脉一带。玉林是岭南都会，西瓯国古都。

从党州挖出古物，北流出土世界上最大铜鼓王，证明大小大容山山脉兴业，贵港，平南，玉林，容县，陆川，来宾古为西瓯国领土。从玉林大容山挖出古物。印证古玉林人是骆越族跟华夏族结合出来新玉林人。玉林挖出西瓯国国都青铜器。玉林挖出众多古物印证玉林秦汉之前就有东周战国六国华夏族人来到玉林。证明玉林人是跟骆越族结合出来的。在大容山山脉下党州建立国都。以卖酒，大塘，大里，城北为西瓯国都都城。相传党州是骆君都城。以大容山脚下建立古西瓯国古都。很多玉林挖出古物在玉林博物馆，南宁博物馆收藏。证明玉林是古西瓯国。西瓯国国土以大小大容山山脉为界跟南越国。

羊角钮铜钟外形似铃，断面呈核桃形，顶端作羊角状。钟体呈扁圆形，上小下大，斜肩。外表素面无纹饰，钟体上部（羊角钮下方）开有两个对穿的竖长方形出音孔，两侧有铸制时合范痕迹，内壁光滑。与同时期的编钟不同的是，这套编钟没有乳突。

始皇二十九年，秦军平定了东瓯和闽越，设置闽中郡,与此同时，秦朝派出南下大军的主帅尉屠睢亲自指挥的第一路对岭南越人进行袭击，暴发了秦瓯战争，即秦始皇统一岭南过程中与西瓯、雒越的战争。它是岭南越族历史的传折点和新起点，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西瓯国，是百越之中最强大的部落国。西瓯国活动范围主要位于今天的陆川、玉林、贵港、博白一带。司马迁史记记载，西瓯者，百越之首，带甲五万。其王曰译吁宋，亦南面称王。

史书记载，西瓯国当时，军民有五万以上，而秦军南下的部队有五十万。这是一场兵力悬殊的战斗。西瓯人迅速转入山林，转为游击战，并实行坚壁清野,使长驱直进的秦军，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西瓯在三罗【今天陆川珊罗镇】地区设下埋伏，结果用毒箭（毒箭用蛇蝎的毒浸泡过）“射杀尉屠睢。屠睢发觉埋伏后，慌忙用军刀挡箭，无奈间如雨淋，太过密集。于是，屠睢面部和身体中了七八箭，立即倒下马来，全身法紫而亡，愤怒的西瓯人冲上来，割下屠睢的头，挂在长枪上。秦军主帅被杀，顿时群龙无首，秦军于是，四处逃散，慌不择路，全军覆没。司马迁《史记》中记载：秦军伏尸百万，流血漂橹”，秦瓯之战，使秦军遭到非常重大的损失。

秦瓯战争，是秦始皇横扫六国以来，秦军从未遇到过的惨烈战争，战争旷日持久，战争已经转入了十分艰苦的相持阶段，使秦军疲乏不堪。处处挨打的秦军，不但精神上紧张厂而且粮食供应不上，处于相当困难的境地，只能扼守要道，修建城堡，派兵驻屯，以防西瓯人的进袭。后人把这城堡称为秦城。在秦军“三年不解甲驰弩”期间，秦始皇命令监御史禄在今兴安县境内“以卒凿渠，以通粮道”，这条渠道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人工运河——灵渠。灵渠开凿成功，为秦军解决了后勤韵供应问题。

秦始皇又派谴名将任嚣和赵佗等人率领援兵再一次发动对西瓯部落的进攻。在秦军的攻势下，英勇善战韵西瓯部落人民，终因力量对比悬殊和武器优劣的差异而失败，长达数年的秦瓯战争宣告结束。

秦始皇在公元前214年（始皇33年）攻略岭南后，便设置了三郡：桂林、南海、象郡。其中桂林郡郡治是在今天广西的贵港附近，辖区大慨为今日广西北从兴安一线，南到右江、扶绥一带，西至百色河池周围，东达玉林（郁林）。南海郡郡治在广州（时称番禺），所辖的范围是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广东除去湛江地区以外的地区及广西东南部分地区。象郡辖区包括越南中北部地区、广西钦州、防城地区、广东湛江地区，

================================================================================================

赵佗（约公元前240年—公元前137年[1] ），

恒山郡真定县

（今中国河北

正定县

）人，原为

秦朝

将领，与

任嚣

南下攻打

百越

。秦末大乱时，赵佗割据

岭南

，建立

南越国

。

公元前206年，任嚣去世，赵佗接任南海郡尉后，按照任嚣生前面授的策略，立即命人封锁了南岭上所有的交通要道，断绝与中原地区的一切联系，同时把郡内那些忠于秦朝庭的军政官员杀的杀，撤的撤，全部换上自己的心腹，在处理好自己郡内的问题后，便举兵向西，开始了为时数年的艰苦征战，在公元前204吞并了桂林郡和象郡，于当年正式公开称王，并自封为“南越武王”，这样，一个南到越南中部，北达广西广东北部，东临大海，西至滇黔桂交界处的南越国就诞生了。国都设于今之广州（当时称番禺）。

南越国（

南粤

国），是前203年至前111年存在于中国本土

岭南

地区的一个国家，开国君主赵佗，亡国君主赵建德，国都番禺（今广东省广州市），全盛时国土包括广东、广西、香港、澳门、海南、北越南的大部分地区。

南越国是在秦朝

南海郡

、

桂林郡

、

象郡

基础上建立起

来的国家。立国之后，赵佗沿袭了秦朝的

郡县制

。在郡的设置上，赵佗保留了南海郡和桂林郡，并把象郡拆分为

交趾郡

和九真郡。

鼎盛时期的南越国，其疆域北至中国岭南，南至越南中北部，“东西万余里”，实力雄厚。北部边界一直到南岭一带，包括今天广西北部的三江、龙胜、兴安、恭城、贺州，广东北部的连山、

阳山

、

乐昌

、

南雄

、连平、和平、

梅州

，蕉岭一线，大部分地区与长沙国交界；东部边界一直到今福建西部的永定、平和、漳浦，与闽越交界；南部边界一直到今越南中部的长山山脉以东及大岭一线以北的地区；西部边界到达今广西百色、

德保

、巴马、

东兰

、河池、环江一带，与夜郎、

毋敛

、

句町

等国。

南越国是秦朝灭亡时由

南海郡

尉

赵佗

起兵兼并

桂林郡

和

象郡

后于前203年建立。

前179年，南越国与汉朝修好，赵佗再次向汉朝第5代皇帝

刘恒

称臣。

前113年，南越国第4代君主

赵兴

因向汉朝请求“

内属

”，而和

丞相吕嘉

发生争议。吕嘉杀死赵兴，立其兄

赵建德

为新君主，反叛汉朝。

前112年，汉朝第7代皇帝

刘彻

出兵10万发动对南越国的

战争

，并在前111年将南越国灭亡。

南越国共存在93年，历经5代君主。南越国的建立保证了秦末乱世时岭南地区社会秩序的稳定，使岭南免遭战乱之苦。

由赵佗创立的南越国经过93年、五代南越王之后，终于被汉朝消灭了。汉武帝在平定南越国后，将南越国领地设置了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七郡。这个时候西汉的疆域是这样的。

=========================================================================================================

《岭南民族源流史》从史学与基因相结合的角度对岭南民族源流史进行了详细论述,一方面使人们从文献的层面对岭南民族的历史有了一个全貌，另一方面又引入分子人类学的成果，使人们从基因的层面对岭南民族的起源形成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分子人类学通过对壮傣若干部分的年代估算发现，距今两三万年前岭南人的祖先来到了北部湾沿岸以后，在这一地区发展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但是这段时间几乎没有群体的分化。到了大约18000年前，海南岛的黎族祖先才和其它地区的岭南祖先群体发生了一定的差异。后来，岭南祖先群体以北部湾为中心，沿着南中国海的海岸向两边扩散。

其中一支沿着广东的海岸和台湾陆桥向西延伸，大约于14000年前到了台湾。另一支则沿着越南海岸向南，发展成了马来族群。马来族群与北方岭南人群发生差异大约是在12000年前。

而在大约10000年前，北部湾北岸的群体和广东的群体发生了差异，前者主要是后来的仡佬族的祖先，后者是侗傣语族群体的祖先。

到了大约8000多年前，广东的先越民族开始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并且发生了扩张和分化，主要是出现了向台湾和江浙的移民，并且形成了闽粤、台湾平埔和江浙三个部分人群之间的差异。

两三千年前，广东的南越族群又分化出了西瓯族群，并同广西土著雒越混合发展成了壮傣族群的祖先，而广东的南越和福建的闽越则渐渐演变成了侗水族群。

长期以来，岭南少数民族的起源，一般都认为与百越和苗蛮有关。在发展成民族的过程中，百越出现了多元化的情况，其中一部分经过多次分化和聚合，逐步形成了中国南方壮侗语族中的壮、傣、布依、侗、水、仫佬、毛南、仡佬、黎等少数民族，另一部分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融合于华夏民族和汉民族，成了汉族的组成部分。因此，可以说，现在中国岭南壮侗语族的各民族以及东南亚一些民族，都与百越有着一定的渊源。

分子人类学研究对百越的基因分析不仅证实了澳、傣、蕃三部分群体遗传结构非常接近，具有整体性特征，而且还证明了苗瑶与侗傣的联系也比较常见，只不过二者之间的联系少于东南汉族与侗傣。但是，在大部分根部分支上，苗瑶和侗傣并没有分化。可以推断，这些族群分化的分支都在3万年以内，基本是2万年上下；较大的分支基本没有晚于1万年的，末端的小分支则会在1万年之内。

　　可以说，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指明，岭南民族祖先大约形成于3万年前的北部湾一带，并且与五六千年前已出现的百越有着同源关系。

这项成果认为壮侗语族中最古老的民族是黎族，并且通过分子人类学研究进行了论证。分子人类学研究表明，2万年前黎族始源, 保留着最古老的O1单倍群结构，其出现时间远早于壮族祖先。这一点，应当说，是出乎许多民族史家想象之外的。

这项成果还通过分子人类学研究得出，壮族不仅不是壮侗语族中最古老的民族，而且也非其核心民族，侗族和水族才是壮侗语族的核心。侗族，长期位于壮侗语族地理上的中心位置，并且是遗传结构上的中心位置,是岭南族群分化过程中的核心成分。水族先祖则从厦汕起源。分子人类学研究表明，侗水群体几乎和任何一个类群都有连接，这也就暗示着水族可能是整个岭南人群中最核心的一个部分, 处于岭南人群分布上的中心位置。

这项成果认为同属苗瑶语族的苗、瑶、畲族在历史上具有同源关系，其族属和远古时代的“九黎”、“三苗”、“南蛮”有着密切的关系。

苗族从1.7万年前到5千年前的远古时代始源，经炎、黄时的“蚩尤”、“九黎”到尧、舜、禹时的“三苗”、“有苗”，又经夏、商、周到春秋战国时的“荆蛮”或“南蛮”，再经秦汉到南北朝时的“武陵蛮”或“五溪蛮”，最后到唐宋时的“苗”。

瑶族的源流与苗族基本相似，从17000万年前到5000年前的远古假想, 再到开天辟地创世神话反映的瑶族远祖史影, 从瑶族远祖盘瓠到瑶族的远祖九黎与三苗, 再到瑶族的先民武陵蛮与五溪蛮。

畲族始源约在9000年前,后从炎黄及尧、舜、禹的传说时代开始，一直与苗、瑶同流发展到战国及秦汉之时, 汉晋之际才从苗瑶中分流出来。分子人类学研究表明，畲族的祖先可能住在东支瑶族的北面，至迟在隋唐之际，畲族北迁到福建和浙江一带。这项成果从历史文献和基因分析两个层面，证实了苗、瑶以及畲族的同源关系。

这项成果通过历史文献总结和基因分析指出，客家人的主要成分是中原 *** ，畲族是对客家人影响最大的外来因素。经过与客家话中的苗瑶语特征相印证，这项成果还推断，客家人可能是古代荆蛮族的核心成分不断加上中原 *** 移民形成的。具体地说，客家人的形成始于宋元，形成于明代中叶。

潮汕人，分子人类学研究显示，其与广东汉族、广西汉族类似，与广西的壮、苗、侗等民族也接近。这项成果推断，自东晋至唐及至两宋在闽南形成的福佬人，是因闽南泉州、漳州人多地少，资源不足, 不断南下“走广”,逐渐迁入潮汕、雷州半岛和海南岛而形成的。

平话人，无论是在父系还是在母系遗传结构上都接近于南方少数民族,体现出他们不是汉族人口扩张形成的分支，而是其他少数民族被同化形成的汉族人群。这项成果认为，平话人的起源有两个，一是秦汉至隋唐形成的桂北平话人，二是宋代形成的桂南平话人。

==================================================================

越国（中国先秦时期诸侯国）

越国（公元前1932—公元前110年），处东南扬州之地，是中国夏商、西周以及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东南方建立的诸侯国。越国是于越族以会稽(今浙江绍兴)为中心建立的国家。越国的历史充满了神秘和传奇的色彩，地处中国东南一隅的越国，曾一度战败，濒临灭亡，但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覆灭强吴，一跃而成为春秋战国之际的霸主。

在新石器时代,越地的人群经历了多次的整合与嬗替。於越民族至迟在马桥文化时期在越地形成,他们是越国文化的创造者。

秦始皇用兵东南之后,迁徙越文化中心地的人群,此事当有一定事实根据。

而说越文化中心地的於越民族自此绝迹,却与事实不符,越人的特征性遗传因素在今天的江浙一带仍有不小的比重,只不过已经完全融入汉族。越地的人口发展,总体来说是逐步上升的,其波动的趋势又与越文化的发展趋势大致同步。越地历史上各时期的人口发展并不平衡,初唐至天宝年间等阶段的人口增长引人注目,在清朝更臻于大盛。

《山海经》就是古代巫祝占卜时有意无意当中记述夏、商、周时代历史和神话的一部“史学巨著”。良渚先民因洪水北迁中原，在《山海经》中就有记载，说明在4000年前，当时的人们就把这件事记录在《山海经图》中。

由于先越之民的后裔壮、布依等民族把“鸟”叫做“洛(骆)”，故可探知北迁中原的良渚先越之民也把“鸟”称之为“洛(骆)”。河南“洛水”因北迁中原的崇鸟部族——良渚先越之民对鸟的称谓而得名。所谓《洛书》，就是《鸟书》。细读《山海经》，全书讲的都是鸟的故事。屈原在《天问》中提到的《雉经》，实际上指的就是《山海经》，可证《山海经》是一部以鸡(鸟)占卜为主的巫祝之书。在《山海经·海内经》中写为“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该经中的“骆明”之“骆”是“洛水”之“洛”的同音异写，代表的都是“鸟”的意思。“骆明”之“明”，是为百越民族后裔壮族语言中“飞”的意思。“骆明”，即百越民族语言“飞鸟”的意思。

山海经》中“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是汉字注先越语音的表达方式。其中“白马”是先越语言，是汉语“占卜”的意思。

据《新唐书》、《吴越备史》等有关文献典籍，江浙一带的越人后裔有《圣经》或《越中秘笈》，讲述的都是越人及其后裔依托神鸟图建立“罗平”国的事。这里的“罗平”，就是《山海经》中“骆明”的同音异写，是汉语“飞鸟”的意思，建立“罗平国”，就是建立“飞鸟国”。整部《山海经》所讲述的就是以“鸟(鸡)”占卜的故事。所谓《洛书》，就是鸟占卜之书，盛行于良渚先越之民，发扬光大于夏、商时期，而传承于越人聚居区。至今，鸡卜仍在越人后裔的壮族当中盛行不衰。《洛书》，是《易经》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易经》之“易”，本身就是飞鸟的形象。

关于越国的名称，以前学者认为越国都自号为“越”，从不自号为“于越”，但新的考古学资料证明，“于越”之称亦见之越国青铜器铭文。又如，越国的“嗣王”制度虽未见文献记载，但在传世和出土的刻有鸟篆铭文的越国兵器中，屡见“越王嗣”或“越嗣王”的铭文。

越国是否有铜鼓的问题，书中引据文献如《吴越春秋·句践伐吴外传》、《国语·吴语》、《墨子·兼爱中》、《越绝书·记地传》等记载，证明在越国鼓用之于行军列阵、指挥作战、宴享祭祀；又以考古资料如绍兴306号越墓出土的铜房屋模型中，有乐俑所击之鼓，为越国使用铜鼓提供重要证据；再从民俗资料看，今绍兴地区所使用的鼓虽然都是木腔皮鼓，但绍兴人均不称“皮鼓”或“大鼓”，而一概称之为“铜鼓”，亦可证越地使用的鼓原系铜质制器，即铜鼓。

关于越国的灭亡，目前学术界大致有两种看法：一说亡于楚，一说亡于秦。关于越亡国的时间较有影响观点的有楚怀王二十三年(西元前306年)与秦始皇二十五年(西元前222年)两种。

越国“亡于楚”，李学勤认为在西元前306年，同时又指出“越始终未被楚完全吞灭，越君的统系在先秦从未断绝”，“按照《越绝书》、《古今人表》之说，可以讲西元前333年楚威王业已灭越，而就越世系而言，应当说直到秦吞并关东，无诸被废时，越国才真正灭亡。”

陈伟则认为楚灭越在考烈王时期，同时指出楚在威王时败越，怀王时取地于越设江东郡，考烈王之后越仍有分散政权存在。

“燔燎其祖庙”与“迁其重器”，灭国之“灭”的一个重要标志。楚国曾降服许多小国，其中有些是降而不“灭”，不灭在很大程度即体现在保留其祖庙重器上。越乃禹之苗裔，世为禹守冢于会稽，故会稽是越人祖庙重器所在地，虽勾践曾迁都于琅邪、翳回迁于吴故都，然会稽之发源地、根据地地位始终未变。因此，会稽不破而越灭之说，恐难成立。

《秦始皇本纪》载：“二十五年 ……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会稽置郡，可见越君降秦是在会稽被破之后，因此越国灭当在此时。

一怀王城广陵、杜赫言楚“有越累”及越献物资于魏来看，越王翳于西元前397年迁都于吴后，越至少在西元前319年、西元前318年据有广陵以南大片土地，具有相当实力，尚能牵制楚，并主动联魏抗楚；

二楚怀王恼于越对楚的拖累及越联魏抗楚，楚怀王于西元前311年对越有过攻伐，“五战三胜而亡之”，此处“亡”不是“灭亡”之“亡”而应是“逃亡”之“亡”，楚虽令越“逃亡”，自身也损失惨重———“阵卒尽矣”；

三楚怀王伐越损失惨重中吸取教训，怀王遂派召滑于越，从内部扰乱敌人，再寻有利时机施以外部打击。越伐齐，齐唆使越伐楚。怀王见时机成熟，遂于西元前306年一举破越，杀越王无彊，逼越南移，占领越北部土地，置郡江东。可能在破越杀无彊后，楚怀王伐齐徐州，报齐唆越伐楚之仇。

西元前306年楚怀王杀无彊郡江东后，越并非是从此朝服于楚，越仍屡见于史籍。楚怀王杀无彊郡江东之后，越人势力并未完全消失。陈伟认为在楚怀王郡江东后不久，江东可能又被越人所得。越可能在怀王末年乘楚内乱而有所活动，怀王或顷襄王曾欲再次伐越，但苦于实力不支而作罢；楚顷襄王时期，越以会稽为据点，“专用其兵”，仍是楚欲剪灭的对象之一；楚考烈王时期，“楚复强”，楚乘越君“失众”之机，再次伐越，逼越君龟缩于会稽山(南山)。

楚怀、顷襄王时期，楚一直据有淮北之地，故考烈王元年方能将之封予春申君；而江东之地(吴故地) 虽在怀王二十三年楚一度从越手取得，但不久越又乘楚乱而夺回。楚考烈王时期(可能在楚伐鲁徐州、灭鲁后不久)楚又乘越内部矛盾而伐越，复取江东之地。楚越在江东吴故地的争夺是异常激烈的，以致吴故都破坏成墟。

《越绝书．记吴地传》云越君亲“失众”，推测当时越统治集团内部可能出现很大的分歧，楚破越后，越君集团据保于会稽山，而越国其他势力集团则“以此散，诸侯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有的还“服朝于楚”，当然还有的继续与楚对抗，《后汉书．郡国志．吴郡》“安”县 *** 引《越绝书》：“有西岑冢，越王孙开所立，以备春申君，使其子守之，子死，遂葬城中。”是其时越王孙开还在安地拒抗春申君。

战国末期，楚考烈王之所以能灭郯、邳等国并破越夺江东，是因为于内有春申君为相，更重要的是，于外强秦此时正忙于攻三晋，无暇攻楚，是以楚能腾出手来，在江淮、江东等地大肆灭国扩土。

秦相继于西元前230年灭韩、西元前228年破赵军虏赵王、西元前225年灭魏后，楚也于西元前223年亡于强秦。秦将王翦入寿春亡楚后，旋即定江南，降越君灭越，置会稽郡。

勾践之后的越国历史轮廓如下。

　　 西元前 465 年，勾践卒，子鼫与(鹿郢)立。

　　 西元前 459 年，鼫与卒，子不寿(盲姑)立。

　　 西元前 449 年，不寿被杀，子朱勾(翁)立。

　　 西元前 415 年，朱勾灭滕。

西元前 414 年，朱勾灭郯。

　　 西元前 412 年，朱勾卒，子翳(授)立。

　　 西元前 405 年，翳灭缯

　　 西元前 397 年，翳迁都于吴。

　　 西元前 376 年，七月，太子诸咎杀翳；十月，越人杀诸咎；吴人立孚错枝为君。

西元前 375 年，大夫寺区平定越乱，立无余之为君。

　　 西元前 364 年，大夫寺区弟杀无余之。

　　 西元前 363 年 —— 西元前 361 年，越三年无君。

　　 西元前 360 年，越人强立无颛(王子搜)为君。

西元前 343 年，无颛卒，无彊立。

　　 西元前 333 年，楚威王伐徐州，时无颛死后十年。

　　 西元前 319 年，越为楚“累”，楚怀王城广陵以拒越。

　　 西元前 312 年，四月，越派公师隅献舟箭于魏。

西元前 311 年，楚怀王伐越，“五战三胜而亡之”，然楚亦损失惨重，怀王遂派召滑于越。

　　 西元前 306 年，越伐齐，齐唆使越转攻楚；楚怀王乘机伐越，杀无彊，取而郡江东；越暂退据会稽。

约西元前 301 年 —— 西元前 261 年，楚庄跻起义后，越乘楚乱而反攻，复取江东之地；其时越“专用其兵”，仍对楚构成威胁，是楚欲剪灭的对象之一。

约西元前 261 年 —— 西元前 248 年，考烈王于西元前261年取鲁徐州，不久，乘越君亲与越国其他势力集团不合再度伐越；越君亲退保于会稽山，而越国的其他势力集团则“以此散，诸侯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有的臣于楚，有的继续与楚对抗。

西元前 222 年，秦王翦灭楚后，破会稽，降越君，置会稽郡。

前306年，越王无疆欲效法列国征伐中原，于是发兵向北攻打齐国。时齐威王在位，于是派遣使者劝说越王西征楚国。齐使以楚国分兵在列国争胜，国内空虚为借口诱引越国伐楚。越王无疆听从齐使计策，转头讨伐楚国。楚威王早有灭越之心，曾派大臣

昭滑

到越国去调查了5年，准备充分。于是楚威王领军进攻越国，大败越军，杀死无疆，北边在徐州大败齐军。由于越王无疆生前未曾明确指定王位继承人，导致他的长子次子各以正统自居，纷纷建国。闽越王无诸同越东海王摇，他们分别是越王无疆长子玉与次子蹄的后裔。

前221年，

秦始皇

统一天下后，都自去王号，成为郡长，秦朝把他们这地方设置为闽中郡。待到诸侯反叛秦朝，无诸和摇便率领越人归附鄱阳县令吴芮，就是人们所说的鄱君，跟随诸侯灭亡了秦国。在当时，

项籍

把持向诸侯发布命令的大权，没有立无诸和摇为王，因此，他们没有归附楚王。汉王攻击

项籍

，无诸和摇就率领越人辅助汉王。汉王五年（前202年）时，

汉高祖刘邦

重新立无诸为闽越王，在原先的闽中这地方称王，建都在东冶，继续越国的奉祀。

汉惠帝

三年（前193年），列举高帝时越人的辅佐之功，朝廷认为闽君摇的功劳多，他的百姓也愿意归附，于是就立摇当了东海王，建都在东瓯，世俗之人称他为东瓯王。

汉武帝

建元三年（前138年），东瓯请求把全国都迁徙到中原去，于是就率领全体民众到中原来，居住在江淮一带。

汉武帝

元鼎六年（前111年），闽越余部完全归入汉朝，民众迁徙到了江淮一带居住。

闽越王无诸，姓驺氏，生卒年不详，越王勾践后裔，西汉时期诸侯国闽越国国君。越国解体后，无诸移居闽地，占有福建及周边地区，自称闽越王。

秦末，无诸率闽中士卒举师北上，协同诸侯灭秦。楚汉分争天下，无诸出兵辅佐汉王刘邦打败项羽。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二月，复立他为闽越王，封管闽中故地。无诸仿效中原，于现今福州的冶山之麓筑城建都号“冶城”。由于他创建冶城，开辟闽疆，因而成为中国历史上闽越族的第一个卓著人物。

远古时代，居住福建的原始人类属于海洋蒙古利亚人种。这些原始人类在距今3000年以前（相当于中原的夏商时期），已经创造出灿烂的独具特色的原始文化——闽文化。到了周朝，形成七个大部落，史称“七闽”。与“七闽”关系较密切的是浙江的于越族。在越王允常时代，于越族有人进入福建定居。于越首领无诸统一“七闽”，自称闽越王。原先比较落后的七闽迅速发展成为百越诸族中最强大的一支。七闽和于越族融合而形成闽越族；七闽的分布，除今福建、台湾外，还包括浙江南部（古代温、台、处三州）以及广东的潮梅地区。

“七闽”起初是专指周朝时散居在今福建和浙江南部的七支以蛇为图腾的闽族后裔部落，后来演变成泛指福建。“八闽”之称始于南宋。北宋雍熙二年（公元985年），太宗置福建路，辖福州、泉州、漳州、汀州、建州、南剑州和兴化、邵武两军，共六州两军。由于州、军同级，到南宋时便有人开始称福建为“八闽”。最早称福建为“八闽”的当属南宋状元、乐清人王十朋和南宋大学者朱熹。

福建早在夏禹、伯益时就称“闽”，周朝时又称“七闽”。“闽”的出现至少有4000年的历史了。福建之称始于唐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当时，唐玄宗为了加强边防武装力量，在闽设立军事长官经略使（相当军区长官），并从福州、建州各取一字，名为“福建经略使”，与福州都督府并存，起初专管军事，后发展为福建观察使、福建节度使，统辖福建各地的军事、民政、财政等，取代了道一级，变成了地方最高长官。福建之称至今已有1273年了。

无诸复国后，在福州和武夷山建起完全表现汉代风格的宫殿官署。铁器使用已很普遍，器形和中原汉代铁器遗物相似。农业和手工业得到发展。

闽越国社会以宗族为纽带，族权是王权的支柱。王位是继承的，并获得汉王朝的认可。王以下有将军、侯、户将和队将等封建职官。在无诸时代，注意休养生息，发展经济，于是国势日渐强盛，成为东南地区最强的一支。

汉文帝初年，属于闽越族一支的南海王反汉，汉淮南王刘长派楼船将军讨伐，南海“以其军降”，举国被迁于江西上淦。南海之地遂归闽越王所有。

汉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以吴王濞为首的七王国叛乱，不久失败。吴王逃到东瓯，汉廷收买东瓯王将其诱杀。吴太子驹逃入闽越，“怨东瓯杀其父，常劝闽越击东瓯”。闽越王郢和余善自恃强盛，终于公开叛汉。

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闽越举兵围东瓯，东瓯向汉廷告急。武帝派中大夫严助征调会稽郡(治在苏州)的水师救东瓯。汉兵未至，闽越王郢即自动撤兵。东瓯王因怕闽越军再次骚扰，便主动向汉廷请求，举国4万多人迁移于庐江郡，东瓯地盘也为闽越占有。

建元六年(前135年)八月，闽越王郢举兵于冶南(今漳州地区)，进犯南越边邑。南越王上书汉廷告急。汉武帝即命大行王恢出豫章(今南昌)、大农韩安国出会稽(今苏州)征讨闽越。闽越王即派兵扼险抗汉。郢弟余善遂与宗族合谋杀郢，请求免战。武帝即命王恢、韩安国退兵，封未参与谋乱的无诸孙繇君丑为越繇王。后因余善在王国内威望高，“国民多属”，繇王无法节制。武帝不愿再次兴兵，就封余善为东越王，“与越繇王并处”。

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年)，南越相吕嘉反汉，武帝兴兵灭南越。不久，余善于元鼎六年(前111年)秋起兵反汉，自立为武帝。汉武帝发四路大军入闽。到元封元年(前110年)冬，横海将军韩说的水军首先进占东冶，被余善“劫守”到闽北前线的繇王居股和建成侯敖，合谋杀死余善，降于汉军。汉武帝以“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复”，“终为后世患”为由，下令将闽越民众全部迁往江淮间安置。

闽越王城遗址位于福建省的武夷山的武夷宫景区南24公里处的兴田镇城村南部。建于公元前202年，系闽越王无诸受封于汉高祖刘邦时营建的一座王城，面积48万平方米，夯土城墙2896米，轮廓依稀可辨。是中国南方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多的重要考古遗址，

闽越古城遗迹，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古城平面似长方形，南北长约860米，宽约550米，总面积48万平方米。在已发掘的高湖坪，出土了一个大型的宫殿建筑群，布局严谨，结构完整，底下还铺设了流畅的排水系统。在城内外还发现了多处居住遗址和冶铁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铁器、陶器、建筑材料和铜器。其中的陶器，无论是形制或纹制，皆与中原的“汉式”陶器截然不同，具有浓厚的地方风格。

2000年，在闽越王城遗址东南3公里处，又发现了一处古墓。2002年10月，研究人员开始了探索性的挖掘，经考察后，发现这是一处闽越王时期的贵族古墓。

------------------------------------------------------------------------------------------------------------------

东瓯国是越王无疆次子蹄所建立的国家，又名东越国，无疆伐楚失败后，由于其生前未曾指定王位继承人，长子玉在福建地区建立闽越国，次子蹄（欧阳宰勋）在欧余山之南建立瓯越国，以欧阳为国姓。据历史记载，温州古称瓯越，东瓯王驺摇是越王勾践的十三世孙。公元前192年，汉廷封欧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称“东瓯王”，成为温州历史上第一位被朝廷封王的首领。

越封东瓯国（又叫东越国亦称瓯越国），分前东瓯与后东瓯。后东瓯是民俗称东瓯国，西汉官方册封的名称是东海国，古代王邦国家，统称为东瓯国。即今温州，包括浙江台州与丽水地区，东瓯国都位于温州市区。当时东瓯王的府邸“瓯王府”作为温州文化和行政中心，

西汉七国之乱

时，

东瓯国

与

七国

是盟友。

吴王刘濞

[bì]被

太尉周亚夫

与大将军

窦婴

在丹徒击败投奔东瓯国后，汉廷密使游说东瓯王欧贞复，于是东瓯王弟“夷鸟将军”欧贞鸣，趁劳军之际杀了刘濞将功折罪。事后东瓯王欧贞复被改封为“彭泽王”，夷鸟将军欧贞鸣封为“平都王”。

刘濞之子逃到与东瓯王国的邻国闽越王国，唆使

闽越

王攻打东瓯国。

东瓯王

向汉朝求救，

汉军

兵至，闽越撤兵，汉军兵退，闽越复扰。

汉武帝

建元三年

东瓯王欧贞鸣战死，其子欧望不堪数番折腾，遂向汉朝请求纳地全国迁徙中国。汉武帝准许后，东瓯王欧望率领族属军队四万多人北上，被安置在

江淮流域

的

庐江郡

（今安徽舒城地区），并被

降封

为“广武侯”，

东瓯国

从此被并入中央王朝

------------------------------------------------------------------------------

会稽郡（会，kuài），中国古代郡名，位于长江下游江南一带。秦朝置，郡治在

吴县

（今江苏苏州城区），辖春秋时

长江

以南的

吴国

、

越国

故地。

西汉初曾先后为楚王

韩信

、荆王

刘贾

、吴王

刘濞

的领地。

七国之乱

后复置，又名

吴郡

。

西汉末年，会稽郡辖境大致相当于今江苏南部、上海西部、浙江大部以及福建部分地区，是当时辖境最广的郡之一，隶属于监察区

扬州刺史部

。

东汉中期，分会稽郡浙江以北诸县置吴郡。会稽郡治所移至

山阴县

（今浙江绍兴城区），领十五县。

三国吴时分会稽郡置

临海郡

（今浙江东南）、

建安郡

（今福建）、

东阳郡

（今浙江

金华

、

衢州

一带）。

西晋至

南朝

末年，会稽郡仅辖今绍兴、宁波一带。会稽郡

东晋行政地图

隋文帝

灭

陈

，废会稽郡，置

吴州

。

隋炀帝

改吴州为

越州

，后又改为会稽郡。

扬越人是中国境内

古代民族

越人一个分支。扬越之名最早出现于

战国时期

，扬越最初的分布区域，北至淮河，东南至海，西与荆州以都阳湖为界，包括今江苏、安徽南部、江西东部和浙江、福建及广东等省，包括今湖南、湖北等地。其后多对居于湖南、湖北、江西之越人称为扬越。扬越人居住地以山地、丘陵、盆地、河谷为主，分布于长江流域，包括汉水、湘江、资水、

沅水

、

澧水

、赣江及洞庭湖、鄱阳湖等地域；以农业为主，过定居生活，主要依靠种植水稻。

在此广大区域内，实际上存在众多的部、族，各有种姓，故不同地区的原住民又各有异名，或称“吴越”（苏南浙北一带）、或称“闽越”（福建一带）、或称“扬越”（湖北江西一带）、或称“南越”（广东一带）、或称“西瓯”（广西一带）、或称“骆越”（越南北部和广西南部一带），等等。因此，“越”又称被称为“百越”。百者，泛言其多。[1] 而扬越后期，因为荆蛮的入侵，主要生活区域逐渐缩减到鄱阳湖周边区域，也就发展成了后来的魏晋时期南方的溪族。

大冶古先民先秦时期主体是百越族团中的扬越氏族，位于百越北疆扬越区域中心。到公元前671年（楚成王元年），周惠王授予楚成王特权，“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楚国名正言顺地占有了南方大片蛮荒之地。楚成王时，古大冶纳入楚国版图。大冶古铜矿，商中、晚期，西周、春秋早期主要是扬越氏族，氏族酋长便是矿老板。扬越及扬越氏族中的越嶲、角雉、黄洞蛮等为开矿，冶炼工人。春秋中期，楚成王占有了大冶铜矿区，派员管理，楚人当老板，工人仍是扬越人。

大冶古先民先秦时期主体是百越族团中的扬越氏族，位于百越北疆扬越区域中心。到公元前671年（楚成王元年），周惠王授予楚成王特权，“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楚国名正言顺地占有了南方大片蛮荒之地。楚成王时，古大冶纳入楚国版图。大冶古铜矿，商中、晚期，西周、春秋早期主要是扬越氏族，氏族酋长便是矿老板。扬越及扬越氏族中的越嶲、角雉、黄洞蛮等为开矿，冶炼工人。春秋中期，楚成王占有了大冶铜矿区，派员管理，楚人当老板，工人仍是扬越人。

干越活动于江西,今鄱阳湖滨的余干县。早在西周时期, 干越首领建立方国,主要活动于今安徽，江西及江苏相邻地区。

干越族最初成立干国之处当在余干一带。 有专家认为，大约在西周初，干越人亦和其他越人部族一样，在自己的活动范围里，成立起自己的方国，并以干为国号，史称干国。它的大致地域是，东至越国西界，即今浙江龙游县境；西、北与楚交界，即今江西德安、修水及安徽贵池、潜山；南与闽越为界，今福建建阳一带。 对干国的存在，史籍上亦有记载。《荀子·劝学篇》注：“干、越古国名。”《管子·内业篇》：“昔吴、干战、未龀，不得入军门。国子擅其齿，遂入，为干国多。”王念孙《读书杂志》也说：“干、越皆国名，故名戊翟之与干越。”郭沫若在考据西周干氏叔子盘金文时也说过：“有母国与干国，面其国与周毗邻。”然而，在诸侯混战、弱肉强食的年月里，干国逐渐没落。后来文化逐渐落后于吴、越、楚等邻国，实力日趋衰弱，因而经常遭到各邻国的进犯。《管子·内业篇》所提到的吴干之战，可能就是吴灭干的一场生死之战。 时间应在吴王僚三年(公元前524年)。

据载，干灭亡后，干国王也被俘至吴地，安置在马安溪的干王城。干人的生性强悍，其实不屈服于吴的统治，始终以干相称。直到吴王夫差二十三年(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灭吴，干国故地归于越地。 还有一种说法是，三国时期，干越人演变为山越人。山越自东汉以来即被称为“深林远薮、椎髻鸟语之人”山越的酋长，史书习惯上称为宗帅、大帅、渠帅、名帅。他们统率的人数，少则千人、数千人，多则万人。直到两晋南朝时，山越人才慢慢融合为汉族，

华南土著民族最古老的崇蛇现象出现于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陶器装饰、青铜纹样与雕塑、岩画艺术中的蛇形图像，从大陆的江苏、浙江、江西、湖南、福建、广东、广西到台湾，以及中南半岛都有发现，大致分布于汉文史籍所记载的“南蛮”、“百越”地带，反映了远古时代“南蛮蛇种”的文化起源。

陶器纹样的选择、组合应该有很复杂的工艺史、艺术史、宗教史等多方面的原因，特殊陶器纹饰与特定原始宗教信仰的关系，是不可否认的一种因素，已为许多民族志材料所证实。

几何印纹陶是华南百越及其先民的早期古文化区别于其他民族物质文化的一种重要因素，许多人认为拍打陶胎的工艺功能和图案装饰的美观功能是印纹陶纹饰产生的原因。

陈文华先生则认为，他认为，考古学和民族学上的纹身花纹和印纹陶上的纹饰非常相似，推测印纹陶的纹样所代表的意思就是蛇和蛇皮的花纹，几何印纹陶的纹饰是起源于古越族的蛇图腾崇拜。他逐一考证了印纹陶中常见的云雷纹、S纹、菱回纹、波状纹、曲折纹、叶脉纹、三角纹、编织纹、篦点纹、圈点纹、方格纹等11种纹样，分别是由蛇身盘曲形状的简化、蛇身扭曲简化、蛇身花纹图案化、蛇身爬行状态、蛇脊骨形状模拟、蛇身斑纹或蛇皮鳞纹的简化等。

将几何印纹陶纹样完全等同于蛇的形状和斑纹的模拟、简化和演变，是有一种有益的民族考古学探索和合理的推测，已获得一些民族史、文化史学者赞许。但遗憾的是，印纹陶纹样的几何形状作为具体、写实图案的一种简化、抽象的艺术形式，与蛇的真实形状和斑纹间还有不同程度的差别，因此将华南先秦印纹陶上拍印的几何纹样等同于蛇形、蛇纹并为史前土著蛇图腾的证据，学者间还有不少疑惑。

实际上，在主要盛行于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印纹陶文化之前，东南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陶器装饰内涵中，有不少写实或接近写实的蛇形、蛇纹图案，

良渚文化的蛇纹陶器就是最明确的一组，先后发现于浙江余杭良渚、庙前、奉化名山后、海盐龙潭港、江苏吴县草鞋山、上海金山亭林、青浦福泉山等遗址。这些良渚文化遗址中的蛇纹常见于扁腹盘形鼎、高足浅盘豆、圈足壶的外腹部和器盖上，刻画繁缛而有致的螺旋状盘蛇纹，间或与卷云、飞鸟共出，形成一组稳定而特殊的陶器装饰艺术，尚未见于其他史前文化中，是探索史前时代“南蛮”、“百越”先民的崇蛇习俗渊源的重要线索。

1.福泉山M65：90；2.福泉山M74：166；3.福泉山M101：90：4，名山后H14

图二　皖南商周铜器中的蛇形象

1.蛇纽盖盉；2.鱼蛇纹盘；3.牺首蛇纹尊；4.蛇纹矛(1繁昌汤家山；2.青阳汪村；3.芜湖；4.繁昌)

图三　东周吴国墓葬的刻划蛇纹铜器

1. *** 程桥；2～3、7～9.淮阴高庄；4～6.镇江王家山

进入青铜时代以后，在华南越系、濮系等“南蛮”系统民族文化中，装饰蟠螭纹、蛇纹、蛙纹、鸟纹等动物纹样的青铜器成为土著青铜文化区别于“商周文化”的重要特点。

在苏南、浙北、皖南的吴越文化区，青铜文化的造型组合和纹饰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原“商周文化”的直接影响，但周代以来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的各式几何纹和蛇、鸟、鱼等写实的动物纹样，成为“吴越青铜文化”的重要特点。

在皖南，繁昌汤家山的蟠蛇纹纽盖盉、蟠蛇纹矛，汤家山与青阳庙前汪村的鱼蛇纹圈足盘，芜湖的牺首蛇纹尊等(图二)，都是几乎写实的蛇形象，与中原北方史前玉器、商周青铜器等常见的兽首、鱼鳞身、带鹰爪足并被人格化的华夏“龙”是完全不同的。

在江苏 *** 程桥、镇江王家山、淮阴高庄等地先后发现的一批东周时期吴国贵族墓葬中，还发现了一组精美、繁缛的刻纹铜盘、鉴、匜、盆、薰炉盖、箅形器等器物，蟠蛇纹、爬行四脚蛇(蜥蜴)纹是其中的主题纹饰(图三)。

类似的蛇纹也见于福建武夷山闽越王城的一件铜铎舞面上。

东周吴越文化中另一处重要的“蛇”图腾考古发现见于江苏无锡鸿山越国墓地，2003-2005年在邱城墩、万家坟等发掘的7座贵族墓葬出土的1800多件青瓷器、硬陶器和玉器等，其中一大批仿青铜器的青瓷和硬陶乐器和玉器上，都装饰堆塑、浮雕和刻划的蛇纹与蛇形象，诸如堆塑6条或9条蟠蛇的青瓷鼓座、堆塑蛇形悬虫的青瓷甬钟、堆塑蛇形纽的青瓷镈钟与振铎、以8条蛇盘成的琉璃釉玲珑球形器、雕刻蟠蛇的玉带钩与玉佩饰等，成为鸿山越墓最大特色之一，被视为越人蛇图腾的重要物证(图四)。

图四　无锡鸿山越国墓葬出土蛇形器物

1.万家坟M1：169硬陶鼓座；2.邱城墩M1：1053青瓷鼓座；3.邱城墩M1：1011青瓷鼓座；4.邱城墩M1：1063青瓷振铎；5.邱城墩M1：21.玉带钩；6.邱城墩M1：14盘蛇神兽纹玉管

图五　古扬越人青铜器中的蛇纹装饰

1.衡阳赤石提梁卣；2、3.湘潭荆州金棋提梁卣器盖与腹面；4.恭城秧家铜尊

图六　古扬越地带青铜器蛇纹图像

1、4.湖南衡阳赤石村春秋卣；2、8.湖南岳阳莄口春秋卣；3、6.广西恭城秧家春秋尊；5.湖南衡山霞流春秋尊；7.湖南湘潭金棋村春秋卣(依前引傅举有文修改)

青铜时代的湘江流域是古代楚、越文化杂居的地带，古扬越人的考古文化也以大量装饰蛇纹、蜥蜴纹、蛙纹的青铜器为特点。湖南衡阳渣江区赤石村春秋时期土著越人或越文化特点的墓葬中，出土了一件“蜴形动物饰提梁卣”，造型与中原同类器相似，但卣腹部、器盖满布突起的20条蛇纹及若干蜴(四脚蛇)形动物形象，突显湘江流域越人青铜器装饰艺术中的独特风格。

岳阳莄口的一座春秋时期具有墓地铺设河卵石、土坑墓设置壁龛等越文化因素的楚墓中，也发现一件类似的“人像动物纹”铜卣，器盖及卣腹均装饰阳凸的蛇纹。

湘潭荆州乡金棋村有一件“动物纹提梁卣”，腹中部几何形地纹上突起双肩越式钺图案和12条蛇纹，器盖上也满布8条蛇及蜥、蜈蚣、蛙类、四脚小爬虫等动物纹样。类似的装饰还见于衡山县霞流出土的一件春秋时期的蛇纹垂腹尊。

广西恭城秧家的春秋时期的铜尊，颈部和腹部分别装饰四组由蛇斗青蛙纹为主、云雷纹为底的纹饰带，风格与湘江流域所见非常相似，被认为是湘江流域扬越文化的扩展(图五、六)。

这些装饰几何纹和包括蛇纹在内的动物纹的青铜器群，是湘江流域青铜文化不同于中原传统的主流特点，是中原青铜文化在湘江流域“土著化”、“地方化”的反映。

图七　滇文化青铜器中的蛇崇拜图像

1.编钟；2.蛇纲网状器；3.储贝器纹饰；4～6.扣饰；7～9斧、锛；10～11叉；12.铲；13～14.矛形仪仗器；15.凿；16、18.卷刃器；17.啄；19.剑鞘饰；20.戈；21～22.剑；1、2、9～10、22.石寨山；2～5、6、11～12、19～21.李家山；4、7～8，13～

云贵高原是古代百濮系之滇、夜郎以及滇越等土著族群的活动空间，土著的考古发现中蛇崇拜资料是最大的特色之一，仅云南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昆明羊甫头、曲靖八塔台等东周至秦汉时期滇文化墓地的考古发现中，从生产工具的斧、锛、凿、铲、凿、锄到兵器的戈、矛、剑、剑鞘、啄、叉、钺、匕首，礼乐器的钟、储贝器、仪仗器及装饰品、马具等，均有大量的蛇图像，表现出滇人对蛇的特别宠爱和崇拜。

石寨山多件储贝器上的蟠蛇立柱的雕塑，如M1:57A“杀人祭铜柱储贝器”器盖雕刻的祭祀广场中心表柱，柱顶为立虎，柱身蟠绕两条攀爬向上的长蛇，M12:56的同类器，柱身蟠绕一条巨蛇，口内正在吞吃一人。各墓地还常见透空浮雕人物和动物形的铜扣饰，每一件底部都有蛇，两蛇首尾相交蛇身缠绕，或蟠卷于动物、人物形象之下。

石寨山的一件两鼓叠置储贝器(M71:142)两鼓从胴部、腰部到足部均布满刻划的动植物景象，就有一组蛇咬飞鹰、蛇咬蜈蚣的图像。工具、兵器的柄、銎、茎部常铸有蟠蛇或立体蛇头，立体蛇头张口露牙，透露出一股逼人的气势。石寨山“滇王之墓”(M6)发现的6件环纽编钟，每件的器身两面各装饰4条龙首(兽形带角、耳)蛇身(无足)图像，这是滇人蛇纹铜器中少有的龙化的蛇形象，是秦汉时期滇汉融合的结果(图七、八)。

图八　石寨山M1：57A“杀人祭铜柱储贝器”蟠蛇立柱

图九　东南沿海的蛇形岩刻画

上，浙江仙居西塘村；下，香港长洲

此外，在华南沿海的史前岩画图像中，也有一些蛇崇拜的历史线索。浙江台州仙居县上张乡西塘村就有多处蛇形象岩刻画，其中最大的一幅2米多长的蛇画，蛇眼圆张，蛇信外吐，蛇身三角花纹雕刻很深、清晰，活力显现。

在闽南华安县马坑乡草仔山，也有一幅蛇形岩画，分别是交叉的蟠蛇、母蛇、短幼蛇、蛇蛋等，最大的长达140厘米、宽9厘米(22)。

香港长洲岩刻画，展现了四蛇缠绕一起的画面(图九)。

台湾高雄县浊口溪上游的万山岩雕群中的孤巴察娥岩雕，题材有蛇纹、人像纹、重圆纹、圆涡纹，其中的蛇形象表现为三角形头部、蟠卷的尾部，与鲁凯、排湾族的艺术一致。

华南早期考古遗存中这些客观存在的大量写实或近乎写实的蛇形象，与汉文史籍记载的华夏视野中对“南蛮蛇种”的认知相吻合。华南蛮、苗、越、疍各族不具有自身的文献历史，“南蛮蛇种”是上古华南土著蛇神祭祀、蛇神禁忌等特殊的“他文化”景观先后映入华夏人文视野后汉文史籍的“话语”。

前引《说文解字》卷十三篇(上)“虫”部“南蛮，蛇种，从虫、亦声。”“闽，东南越，蛇种，从虫、门声。”

《山海经·海内经》载:“南方有赣巨人，……又有黑人，虎首鸟足，两手持蛇，方啗之。……有人曰苗民，有神焉，人首蛇身，长如辕，左右有首……。”

又《山海经·海内南经》载:“伯虑国、离耳国、雕题国、北朐国，皆在郁水南。”晋人郭璞注雕题曰:“点涅其面，面体为鳞采，即鲛人也。”

《淮南子·原道训》载:“九嶷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人民披发纹身，以像鳞虫。”高诱注:“文身，刻画其体内，点其中，为蛟龙之状，以入水蛟龙不伤也。”

《越绝书·九术传》云，“于是作为策楯，婴以白璧，镂以黄金，类龙蛇而行者，乃使大夫种献于吴。”

《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子胥)造筑大城，……立蛇门者，以象地户也。阖闾……欲东并大越，越在东南，故立蛇门，以制敌国。……越在巳地，其位蛇也，故南大门上有木蛇，北向首内，示越属于吴也。”

明邝露《赤雅》“上篇”说:“疍民神宫，画蛇以祭，自称龙种。”

清陆次之《峒溪纤志》也说:“疍族，其人皆蛇种，故祭皆祀蛇神。”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潮州)疍人，有姓夷、濮、吴、苏，自古以南蛮为蛇种，观其疍家，神宫蛇像可见。”

因此，华南史前、上古考古遗存中的大量蛇形象内涵，应就是“南蛮”土著自然崇拜、图腾信仰中崇蛇文化的证据。

　黎族是华南最重要的文身民族之一，蛇图腾的文化内涵也表现在文身形态上。

在近代民族学上最早对黎族文身调查的是民国时期的刘咸教授，他看到的黎族文身的“斜形文素”甚似蛇身纹样。

从海南文身的图式来看，跟蛇纹类似的文样主要是复线添点状纹样，身上有斑点的蛇很多，如中国水蛇、草游蛇、丽纹蛇、点白蛇、麻斑游蛇、草花蛇、红头锦蛇、蟒蛇等，“美孚黎”的妇女在脸部和四肢均刺上蝻蛇状纹样，因而得名“蝻蛇美孚”(图一○，1～2)。

畲族的“蛇仙”崇拜

闽东福鼎县双华畲族的蛇崇拜表现在“二月二”歌会，又称为“会亲日”。相传这里的畲民是清初迁界时从浙江苍南迁入福鼎的。一天晚上，突然狂风暴雨，在他们祖先开基的石洞中先后爬出两条赤黄、青蓝的大蛇盘在厝基上，人们两次将蛇放到水中，两条蛇一次次返回到厝基上。第三次，祖头公亲自把蛇送到水口放生并点香祷告，当天晚上，两只蛇没有再回来，但祖头公在夜里却梦见双龙的化身红面和青面两位将军向他致谢。祖头公醒来后，就召集当地畲民，择二月初二日在水口盖起石板宫，塑红面和青面将军两尊蛇神像以奉祀，从此双华畲民人丁兴旺。于是二月初二的畲民“会亲日”成为当地最大的节日，每逢该日，众多畲民回到双华村祭祀二神。

图一一　排湾族器具装饰上的蛇纹

(引自台北十三行博物馆2008年“排湾族特展”)

台湾原住民各族群社会中保存了丰富的蛇图腾文化，南部山区的排湾族、鲁凯族最盛，中部山地的泰雅族、布农族也有。从创始神话到器具装饰，从建筑雕饰到文身图案，蛇图腾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排湾、鲁凯等族的蛇图腾偶像最鲜明地表现在建筑形态上，头目家屋、青年会所、骨头棚、祖灵屋等建筑上都不同程度地使用蛇形象的装饰和标志。根据笔者之一2008年暑期在屏东县雾台乡鲁凯部落、来义乡望嘉村排湾部落的考察，传统的头目家屋多以石板构筑，一般都有宽阔的前庭广场，中植一棵老榕树，并树立一方表示权威地位的祖像、百步蛇纹和蛇纹陶壶图像的石碑，家屋正面的屋檐、横梁、门楣、门窗、大门上也都刻划猎首与盘蛇形象，室内的中厅的雕刻柱以及摆设的屏风、陶壶、木盘、占卜箱、刀剑鞘等也都不同程度装饰蛇纹和人像(图一一、图一二)。

云贵高原是古代濮、越各族杂居之地，汉晋以来又有西迁的部分骆越、西瓯及汉晋间云贵高原上故有的越人后裔，发展成唐宋时期的越系“黑齿”、“金齿”、“银齿”、“绣脚”、“绣面”、“茫蛮”、“棠魔”、“白衣”等族，在不断迁徙中发展成西南边境的傣族、老龙族等族群。蛇图腾是傣族多样图腾文化之一，表现在傣族民间众多的蛇、龙图腾传说，以及蛇纹文身形态上(图一○，3、4)。根据傣文历史记载，傣族部族神为人身蛇尾的猛神，“傣族的祖先是龙，世世代代都是龙变的。经书上说爱在河边水边生活的人是龙，为了不忘记老祖宗是龙，总是要把两条腿纹成龙壳(龙壳即鱼鳞状纹)，镶金牙是龙齿”

图一三　广西武鸣两江龙母村龙母庙明代蛇形石刻

(照片由广西考古研究所覃芳提供)

广西武鸣、上林、马山、宾阳一带的大明山地壮族社会，流传着一个龙母传说，说遥远的古代，大明山里住着一位贫穷的老婆婆，她在进山采集野菜的路上救起了一只快死小虫，并像亲生儿子一样把小虫抚养成一只可爱的小龙，称为“独龙”。独龙越长越大，养母的茅棚都不够住了，她就告诉独龙只有切掉一段小尾巴才不会越来越长，剪了尾巴的独龙在壮语里称为“特吉”。特吉的尾巴不再加长，身体却仍然越长越大，养母终于养不起要放它自己谋生，特吉呼啸一声变成一只腾空巨龙飞向深潭龙宫。养母死后，特吉将她葬在龙头山顶的一座高冢，每年都夹带着一阵风雨前来祭祀龙母。迄今，在大明山地的武鸣、上林、马山、宾阳等县，都分布大量的龙母村和龙母庙，其中武鸣县两江镇的旧龙母屯还保留一尊明代以前的石雕蛇头图腾石，突显龙母文化的蛇图腾性质(图一三)。

在江南地区，崇蛇文化可以明确地分成两种不同的形态，第一类是具有底层特征的原初意义上的蛇神崇拜，第二类是汉越文化融合背景下被“文化改造”的蛇神故事。

作为历史文化底层特征的蛇神崇拜，反映在十分兴盛的蛇神崇拜上，迄今江南各地的“蛇王庙”及蛇神偶像崇拜随处可见，如南京太仓、苏州娄门内的蛇王庙，宜兴城隍庙、太仓土地庙中的蛇神偶像崇拜，这些蛇神塑像或为蟠蛇形态，或为人首蛇身，或为蛇郎君手中握蛇，或蛇娘子佩蛇形发簪。各地把遇到蛇看成是吉利的好事，是祖宗回家或财神将到，于是旧时太仓、常州、宜兴一代还常见“召蛇”或“请蛮家”的巫术，即在遇到天灾人祸和巨大灾难时，举行仪式，请求蛇神“蛮家”保护，祭祀时使用人头蛇身像和蛇形、蛇蛋形的食物。这些民间崇蛇习俗，基本上都是原汁原味的蛇图腾文化。

江南地区家喻户晓的“白蛇传”故事就透露出了蛇被“文化改造”的历史进程。汉话文本的白蛇故事出现于唐宋小说中，反映了汉民人文视野下“南蛮蛇种”被诬蔑为“妖”的文化境遇，此时的“白蛇”时以白衣女子现身、时又蛇形毕露，是专门掠杀男人的“蛇妖”。

明清小说中的白蛇故事又被发展成为蛇妖的白娘子与徐公子的爱情遭遇，不管是“白娘子永镇雷锋塔”还是她最终被“改造”成“蛇面人心”好女子，进一步折射出汉民人文面临“非我族类”的“南蛮蛇种”时民族心理上所暗藏的“文化改造”心态。

从文化史、民族史的角度观察，唐宋、明清历代的汉话文本下“蛇妖”白娘子故事的跌宕情节，反映了华南越、汉文化更迭过程中，“南蛮蛇种”面对“华夏文明”所遭遇的被征服的文化命运，华夏视野中的“南蛮蛇种”是坏的“妖孽”，需要被“改造”成符合华夏文化(伦理)的“好人”。可见，汉民时代“重新表述”的“白蛇传”故事，折射出的是江南文化史底层的“蛇种”文化内涵。

在传统史学的论述中，汉晋以后的“大移民”事件是华南民族更迭、华南 *** 形成的根本原因。

华南汉民人文的百越文化基础，主张长江下游以南操吴、闽、粤、赣、客家等方言的“汉民”人群的形成，不能简单地依据汉文史志的记载而全部归为汉晋以来“中原板荡”、“衣冠南渡”，而应该综合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等的新发现，充分认识百越土著文化在华南“ *** ”社会文化形成中的作用，甚至要重新研究被认为“最纯种” *** 后裔的“客家”文化的真正源头。

华南“ *** ”包括了“汉化”的越人和“越化”的 *** 两类，民族志上华南各族的崇蛇文化生动地反映了南迁汉民与华南土著民族的文化融合史。

黎族、壮族、侗族、傣族、苗族、畲、排湾、鲁凯各少数民族的崇蛇习俗，基本上保留了“南蛮蛇种”蛇图腾文化的原初形态，是作为史前上古华南土著直系后裔的重要证据。

岭南 *** 的龙母、蛇母信仰雷同于壮族社会，不管他们是越人的汉化还是越化的 *** ，抑或就是“民族识别”中“弄错”了的非汉民族，恐怕还得深入的研究，但浓重的崇蛇文化，表明他们并不是“衣冠南渡”的直接传承。

东南 *** 社会的两类崇蛇文化形态，是东南地区汉越文化复杂融合进程的反映。具有“南蛮蛇种”图腾原初形态特点的蛇神、蛇王崇拜，从这一点上说，这些“汉民”要么是本质上尚未真正汉化的越人，要么是彻底越化了的“ *** ”，否则难于理解蛇图腾文化在“ *** ”社会的如此直接传承与积淀。

从“白蛇传”到“李寄斩蛇”、“侍者公”等大量“改造蛇妖”的传说故事，作为汉文化强势氛围下遭遇的“南蛮蛇种”故事的“重新表述”，生动地反映了这部分“ *** ”作为“汉化越人”的民族史性质。

===========================================================================================

哀牢

傣泰民族源于澜沧江、怒江中上游地区的古族群,多次在云贵高原建立政权，后因中原王朝及其他民族的挤压，逐步向中南半岛及南亚次大陆迁徙，分布在泰国、老挝、 *** 、越南、柬埔寨、印度、中国等多个国家，总人口约6800万左右，中国境内有126万左右。傣泰民族先后被中国史籍称为“哀牢”（或“掸”）、“乌蛮”（或“白蛮”）、“僰人”（或“白人”）、“僰夷”（或“白夷”）、“百夷”、“摆夷”等名称；国际社会把分布于各国的傣泰民族统称为“泰族（Thai）”；

在三千多年前，傣泰先民已经在澜沧江、怒江中上游地区形成一些部落小国，其中以“勐掌”（“勐”意为“地方、城邦、国家”，“掌”意为“象、大象”，“勐掌”即“象之邦”、“大象之邦”；“勐掌”包括澜沧江沿岸的保山盆地与彬阳盆地，即保山市隆阳区东部、大理州永平县西部）最为出名。汉朝史学家司马迁在其《史记》中将“勐掌”记述为“乘象国”。“乘象国”，是汉武帝派使者寻找蜀地（四川）通往身毒（印度）的民间商道过程中，使者在途中了解到的国家；司马迁按照汉朝使者的报告描述记录在《史记》中。根据《史记》中记载的方位、距离推测，应该就是傣族先民在今保山盆地建立的部落国家“勐掌”；傣语的“勐”意为“地方、国家”，“掌”意为“象”，“勐掌”即“象之邦”或“象之国”，汉朝使者将“勐掌”说成“乘象国”也比较接近其本意。

公元前五世纪，澜沧江、怒江中上游地区的傣泰先民以“勐掌”为中心形成联盟国家“勐达光”，“勐掌”首领成为“勐达光”所属各“勐”（邦、国）的共主，各“勐”百姓称其为“诏隆”（即大王）、各“勐”首领称其为“哀隆”（即大哥）。《华阳国志》、《后汉书》将“勐达光”记述为“哀牢国”。

“哀牢国”或“达光国”，是傣族先民在怒江、澜沧江流域地区建立的联盟国家。公元69年，哀牢王柳貌率77个属地邑王、5万余户、55万多人归附汉朝；公元76年，哀牢王类牢与汉朝决裂，起兵反汉；公元77年，哀牢王类牢反汉失败后，其残余势力西迁、另组联盟国家“掸国”。

哀牢国鼎盛时期，疆域辽阔，号称东西3000里，南北4600里，国土约138万平方里，范围大半与东汉所设全国第二大郡的“永昌郡”辖地基本一致，即东起哀牢山脉，西至缅北敏金山，南达今西双版纳南境，北抵喜马拉雅山南麓。

云南是世界铜鼓的起源地，迄今发现六种类型共二百多具，而在古代哀牢地区传世和出土的占了半数，其中包括5具长幼有序、大小齐全的万家坝型铜鼓和云南这类铜鼓的“长兄少弟”。

哀牢一词，是从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 其首领贤栗诣越嶲太守郑鸿“求内属”时才载入中国史册的。考—哀牢在战国时已立国，在战国而已显，至光武而内属， 至明帝而置郡， 世系绵绵数百年哀牢兴盛时内属大汉，应该至少有几百年.

公元一世纪中后期，“勐达光”在汉朝的挤压下将王城由怒江东面的“勐掌”迁到怒江西面的“勐缅”（今腾冲市），怒江东面的领土被汉朝占领。

傣泰民族被怒江分割为两部分，怒江以西的傣泰民族属“勐达光”，怒江以东的傣泰民族属汉朝。之后，西迁的“勐达光”不断向南发展，王城也不断南移，从“勐缅”移至“勐底”（今梁河县）、从“勐底”移至“勐腊”（今盈江县）、从“勐腊”移至“勐卯”（今瑞丽市），再次崛起并称雄于伊洛瓦底江流域，同时期的汉朝将此时的“勐达光”称作“掸国”。

公元三世纪初期，“勐达光”（掸国）为抵御骠人的进犯，将王城从“勐卯”南移至伊洛瓦底江中游的“蒲甘姆”（今 *** 境）。此后数百年，傣泰民族势力不断向南伸展，伊洛瓦底江流域地区的很多部族被“勐达光”兼并。

公元六世纪中期，“勐达光”王城“蒲甘姆”被骠人攻陷，傣泰各“勐”不断被骠人侵扰。在“勐卯”组织傣泰民众抗击骠人的混鲁、混赖兄弟很快获得其他傣泰“勐”的支持，以“勐卯”为中心形成了新的联盟国家“勐果占璧”（前果占璧国）。

公元七世纪，怒江以西的“勐果占璧”变得越来越富足、越来越安定；怒江以东的傣族也在中原势力退出后形成大大小小数十个傣泰小邦，以“勐掌”、“蒙嶲”（漾濞江谷地）、“蒙舍”（巍山盆地）、“猛谷”（景东盆地）势力最大。

公元八世纪，“蒙舍”（巍山盆地）的傣泰入主洱海盆地建立“蒙舍龙”（南诏国），吞并云南高原各大小部族及怒江以西的“勐果占壁”（前果占璧国），建立了以傣泰民族为主的多民族国家。傣泰民族也伴随着南诏势力的扩张、分布到更广阔的地区， *** 江沿线、红河下游、澜沧江（湄公河）下游、怒江（萨尔温江）下游、伊洛瓦底江下游都出现了傣泰村寨。南诏和唐朝、吐蕃之间数百年的战争与结盟，客观上也促进了傣泰民族政治、军事、文化等各领域的发展。

公元十世纪，傣泰失去“蒙舍”（南诏国）政权，所属各部分崩离析。怒江（萨尔温江）以东的傣泰归附了新崛起的大理国；怒江（萨尔温江）以西的傣泰恢复了“勐果占璧”（后果占璧国），但名义上还是尊大理国为“勐货相”（傣泰意为“大哥之国”）。

公元十二世纪末，“猛谷”境内的傣族头人诏真率部南下，收服了澜沧江（湄公河）中下游地区的傣族“勐”，形成联盟国家“勐泐”（景陇国），开始尊大理国为“勐相”（傣语意为“大哥之国”），后期逐渐疏远大理国。

公元十三世纪初，“勐雅”和“勐卡”（今昌宁县）的傣族王子苏卡法率部分族人西迁到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地区，收服摩兰、那加、勃拉等土著民族，建立傣族国家“勐顿顺罕”（阿萨姆国）。

公元十三世纪中期，蒙古大军征服大理国后，毗邻大理国的“勐果占璧”（后果占璧国）和“勐泐”（景陇国）先后被蒙古大军占领，导致大量傣泰民族再一次南迁西徙，湄公河中下游、湄南河流域、萨尔温江中下游、伊洛瓦底江流域、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的傣泰“勐”因接收了大量傣族人口，势力得到增强。“勐顿顺罕”（阿萨姆国）统治了今印度东北部的广大地区；“勐庸”（兰纳国）统治了今泰国西北部、 *** 东北部、老挝西北部分地区；“勐泰·素可”（素可泰国）统治了今泰国中部地区， *** 中部的傣族控制了缅族创立的蒲甘王国，成为今 *** 中部及北部的实际统治者。

公元十四世纪，“勐卯”（瑞丽江河谷盆地）傣族收服了原属“勐果占璧”（后果占璧国）的“勐”，形成联盟国家“勐卯弄”（麓川国），在与蒙古人的战争中逐渐占据优势，统一了今云南西部、西南部及 *** 西北部等广大地区；“勐佬”傣族借助高棉势力统一了今老挝大部分地区，形成联盟国家“勐澜沧”（澜沧国）；控制蒲甘国的傣族分裂后又再次统一，建立联盟国家“勐阿瓦”（阿瓦国）治着今 *** 中部及北部地区；“勐泐”（景陇国）也在蒙古人衰败后，恢复对云南南部及老挝北部、 *** 东北部的统治。

公元十五世纪至十六世纪，各地傣泰政权开始走向衰弱。汉族明朝三次出兵“勐卯弄”（麓川国）；之后，缅族东吁国吞并了傣族的“勐阿瓦”（阿瓦国）、“勐兰纳”（兰纳国）、“勐澜沧”（澜沧国）、“勐泐”（景陇国）以及继承“勐泰·素可”（素可泰国）版图的“勐阿瑜陀耶”（阿瑜陀耶国）；“勐顿顺罕”（阿萨姆国）则开始了印度化的进程。

公元十六世纪中至十八世纪中，北部傣泰“勐”完全被汉族明朝控制，之后又被满族清朝控制；南部的“勐阿瑜陀耶”（阿瑜陀耶国）则脱离缅族东吁国再次崛起，“勐兰纳”（兰纳国）、“勐澜沧”（澜沧国）成了“勐阿瑜陀耶”（阿瑜陀耶国）的属国。

公元十八世纪中后期，缅族贡榜国兴兵入侵阿“勐阿瑜陀耶”（阿瑜陀耶国），占领“勐兰纳”（兰纳国）、“勐澜沧”（澜沧国），南部傣泰再次陷入缅族统治。1767年，披耶郑信将军赶走缅军，在“勐吞武里”继承了“勐阿瑜陀耶”的版图，“勐兰纳”（兰纳国）、“勐澜沧”（澜沧国）也趁机脱离缅族独立。

1782年，披耶却克里推翻吞武里政权，在曼谷建立“勐暹罗”（暹罗国），统一了“勐吞武里”（吞武里国）、“勐兰纳”（兰纳国）、“勐澜沧”（澜沧国）等傣泰政权。

公元十九世纪，傣泰民族建立的“勐顿顺罕”（阿萨姆国）因宗教冲突元气大伤，逐渐衰弱。1822年，缅人趁机出兵攻占“勐顿顺罕”（阿萨姆国），两年后，英国人又将缅人赶走，将“勐顿顺罕”（阿萨姆国）占为自己的殖民地。1885年，英国征服下 *** 后，北进占领向缅人称臣的上 *** 诸傣泰城邦小国。 1893年，法国强占了“勐暹罗”（暹罗国）的属国“勐澜沧”（此时已分裂为琅勃拉邦、万象、占巴塞三部分）。

公元二十世纪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企图统一傣泰地区的“勐暹罗”（暹罗国）与日本国结盟，出兵占领 *** 北部的傣泰地区。

原“勐佬”（澜沧国）分裂出的琅勃拉邦王也利用日本势力，宣布法属印度支那联邦治下的傣泰民族独立，建立新的“勐佬”（老挝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 北部的傣泰与 *** 南部的缅族联合组建了“ *** 联邦”，并由傣泰贵族苏瑞泰出任 *** 联邦第一任总统；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地区（印度东北）的傣泰被独立后的印度统治；

印度东北邦历史上并不属于印度

印度东北部是指印度最东部的区域，包括互相毗邻的七个邦（阿萨姆邦、阿鲁纳恰尔邦、曼尼普尔邦、那加兰邦、梅加拉亚邦、米佐拉姆邦、特里普拉邦）和锡金邦，其中阿鲁那恰尔邦与中国有领土争议。印度东北部与尼泊尔、不丹、中国、 *** 和孟加拉国接壤。它们与印度其他部分之间以宽度只有21千米的西里古里走廊相连。

以上7个邦总面积262,222平方公里。除去阿鲁纳恰尔邦、锡金邦的大阿萨姆地区面积为171,383平方公里。不包括阿鲁纳恰尔邦的印度东北部面积为178,479平方公里。

印度东北部在行政上属于印度的时间较晚，而印度自身在其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统一的时间很短(人种上多数是黄种人)。

阿鲁纳恰尔邦是印度于东北部边境地区设立的一个邦，面积83743平方公里，人口100多万，位于中国 *** 南方、印度阿萨姆邦北方。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拥有对该邦的绝大部分地区之 *** ，称之为藏南地区，并将该地区划入 *** 自治区的错那、隆子、朗县、米林、墨脱、察隅六县的管辖范围之内，也不承认印度拥有该地区的 *** 。

阿萨姆邦位于印度东北部，是国家文化和地理上最独特的地区之一，也是阿萨姆红茶的产地。阿萨姆邦以自然风光而闻名。景观包括茶园，雅鲁藏布江，古迹和寺庙，维韦卡南达曾经说：“仅次于克什米尔，阿萨姆是印度最美丽的地方。”

阿萨姆地区在第一次英缅战争中被英军占领。在1826年英缅签订的“杨达坡条约”之后阿萨姆及其周围地区归英属印度统治。1947后成为印度的阿萨姆邦。

阿萨姆地区与不丹和孟加拉国接壤，文化、居民及气候等均与中国云南及包括 *** 在内的东南亚诸国接近。因而该地区是印度推行旨在制衡“中国影响”的“向东看”政策（Look East policy）的重要起因（这地方也被认为是野生水稻出现的地方）。

因民族问题，阿萨姆邦一直存在掸族独立组织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寻求独立建国。

曼尼普尔邦是印度东北的一个邦。该邦成立于1972年，东以 *** 为界，西与阿萨拇邦相连，南以米佐拉姆邦毗连，北同那加兰邦接壤，过去曾经是阿萨拇邦的一部分。在曼尼普尔语中，该邦名称（音译：mnipur）本意为“珍珠城”。主要宗教为印度教和基督教，少数人信仰 *** 教。

曼尼普尔以前一直都是独立的王国，有着2000年以上的历史，印度和 *** 的主要通路经过曼尼普尔邦，以前土邦大君征收关费，曼尼普尔比印度东北的其他地区富有，因此维持了几百年的独立。当大英帝国占领了印度后，曼尼普尔当然也不能幸免。英国介入曼尼普尔王室之争，将曼尼普尔并入英属印度。

当地 *** 1947年摆脱英殖民之后，1949年重又被印度统治，为中央的直辖区，于1972年从阿萨姆邦分出建立。曼尼普尔邦居民在近几年时间内一直在寻求脱离印度独立建国。

梅加拉亚邦是印度东北部的一个邦，东西约三百公里，南北约一百公里，总面积22429平方公里，2011年人口约296万人，首府西隆2011年人口约14万人。主要民族为加罗族（Garo）以及卡西族（Khasi），而该两个民族分别使用加罗语（属于汉藏语系下藏缅语族的萨尔语群）和卡西语（属于南亚语系）这两种语言。主要宗教为基督教，少数人信仰印度教、原始宗教或 *** 教。梅加拉亚邦是印度三个以基督教为主的邦之一。其邦名源自梵语，意思是“白云停留的地方”，暗示该地多雨的气候特点。

米佐拉姆邦是位于印度东北部的一个邦。于2001年人口普查中邦人口约为890,000。面积21081km²。米佐拉姆邦的识字率高达89%，于印度各邦中仅次于喀拉拉邦。

那加兰邦是印度的一个邦，位于印度东北部的喜马拉亚山脉，西连阿萨姆邦，南接曼尼普尔邦。该邦名称“那加兰”字面意为“那加人（居住的）地方”。作为在1963年12月1日从阿萨姆邦里面划出来的一个新邦，那加兰邦是印度的第16个邦。那加兰邦是印度三个以基督教为主的邦之一，超过90%的人口为基督徒，少数人信仰印度教。

特里普拉邦是印度的一个邦，位于印度东北部，邦的南边与孟加拉接壤。现特里普拉邦首府为阿加尔塔拉（Agartala），官方语言为孟加拉语和廓博罗克语（Kokborok language，或直接称特里普语）。特里普拉邦的一个内陆邦，地理特征是由几个南北山脉中间的山谷，与西部平原的状态。主要宗教为印度教性力派，少数人信仰 *** 教、基督教或佛教。

原“勐泐”（景陇国）、“勐卯弄”（麓川国）的傣泰，成立了西双版纳傣族民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及各级地方自治 *** ；“勐佬”（老挝国），成为东西两大阵营角力的场地，；已改名为“勐泰”（泰国）的“勐暹罗”（暹罗国）成了美国最主要的盟友，君主立宪制得到巩固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