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杨涟弹劾魏忠贤的二十四罪，《明朝那些事儿》里面则说魏忠贤看了之后非常害怕，欺负天启皇帝不认字，让亲信挑了其中不那么重要的部分读给天启皇帝听，这才逃过一劫。
万历四十七年，天启就被万历皇帝封为皇太孙（以万历的精明会选个傻子当储君？文官也不会同意的），且天启是一代大儒孙承宗的学生，孙大师能教出一个文盲来？
首辅叶向高专门上疏称赞过天启：“朝讲时临，真可谓勤政好学之主……于燕闲游豫之时，览观经史”。天启成为储君，是严格按照储君进行教育，熟读经史子集自不必说，每天练字也不可少。说天启是文盲就成了真笑话。
杨涟弹劾魏忠贤的二十四罪到底有多么可怕？！
绝大部分跟着《明史》和《明朝那些事儿》骂魏忠贤的人，应该都没有读过杨涟的弹劾奏章，实际上整的一些不靠谱的罪名来往太监头上扣，看起来很吓人，其实空洞无物、缺乏证据。
我们仔细看看魏阉有多大的罪！！
这二十四大罪，属不属犯罪？皇帝朱由校是最高法官，当然可以裁决。但朱由校的裁决是：“次日，乃下涟疏，切责不少贷”。这就说明，皇帝朱由校对这二十四项所谓大罪，一件都不相信，朱由校不相信应该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二十四件事，几乎全都与他有关，与这二十四件事有关的情况，他比杨涟更清楚，更有发言权。其实，《二十四大罪疏》中提到的大部分事件，史籍上都有记载，与杨涟所说大相径庭。另一部分事件，史籍上则找不到一点蛛丝马迹，可说是子虚乌有。
第一项。“祖宗之制，以票拟托重阁臣，责无他委。自忠贤擅权，旨意多出传奉，径自内批，坏祖宗二百年来之政体。大罪一也。”
票拟，就是各部门、各地方的官员向皇帝提交的奏疏，由内阁大臣先拟定一个供皇帝参考的批复意见，附在奏疏上，一并呈送皇帝审批。皇帝再用朱笔批示。皇帝的批示，叫批红。在这个过程中，秉笔太监是收发文件的经手人。明朝正统皇帝朱祁镇，一则懒惰贪玩，二则偏信太监，常常叫亲信太监代为批红。有时干脆就叫太监口头传达圣旨了事，也算是多快好省吧。此后，成化皇帝朱见深、正德皇帝朱厚照、隆庆皇帝朱载垕都经常这样做。太监批红和口头传达圣旨的事例，《明史》中多有记载。朱由校照着干，只是援引惯例而已。如果要说太监批红和口头传达圣旨，是坏祖宗二百年来之政体，是犯罪，那么，首犯只能是成化皇帝朱见深。不是朱由校，更不是魏忠贤。至于“旨意多出传奉”，那是皇帝朱由校的事情。这样做对还是不对，只能由朱由校负责。魏忠贤无非是传达一下而已。“径自内批”之说，更是无稽之谈。魏忠贤不识字，不会写字，怎能“径自内批”？把太监批红和口头传达圣旨列为魏忠贤的大罪，既没有道理，也没有根据。
第二项。“刘一景、周嘉谟，同受顾命之大臣也。忠贤急于剪己之忌，不容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二也。”
天启二年，吏部尚书周嘉谟因对 *** 的政坛感到厌倦，主动辞职。大学士刘一景多次上疏，要求把朱由校的奶妈客氏逐出皇宫、免除魏忠贤的职务，招致朱由校的厌恶，被朱由校下令退休。这两件事，前者与魏忠贤无关，后者虽然牵扯到魏忠贤，但责任不在魏忠贤身上。那时的魏忠贤，仅仅是一个秉笔太监，还没有到东厂任职，其地位和权力，比刘一景、周嘉谟低得多。那时的魏忠贤，即使想“剪己之忌”，哪怕是剪除身边的一个太监，恐怕也力不从心，遑论要剪除两个顾命大臣。除了朱由校，谁能撤销顾命大臣的职务？把刘一景、周嘉谟的辞职和退休列为魏忠贤的大罪，既没有根据，也没有道理。
第三项．“孙慎行，邹元标，忠贤一则逼之告病去，一则嗾言官论劾去。亲乱贼而雠忠义。大罪三也。”
礼部尚书孙慎行天启二年托病辞职，原因主要有二。
第一个原因是，他控告方从哲谋杀光宗，被朱由校驳回。朱由校继位后，孙慎行等东林党人坚持认为，光宗之死是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红丸所致，应该追究李可灼的责任。首辅方从哲袒护李可灼，也要追究其责任。而非东林党人认为，光宗之死与红丸无关。双方针锋相对、争论不休，整个朝廷闹得鸡犬不宁。首辅方从哲居中调停，反招致双方的攻击，吃力不讨好。朱由校为平息事态，令孙慎行暂时回乡养病。孙慎行认为这是方从哲出的主意，对方从哲怀恨在心。天启元年四月，孙慎行还朝。继续拿“红丸案”说事。他给朱由校上疏说：“先帝骤崩，虽云夙疾，实缘医人用药不审。阅邸报，知李可灼红丸乃首辅方从哲所进……其罪恶逆天，万无可生之路。陛下宜急讨此贼，雪不共之仇！毋询近习，近习皆从哲所攀援也；毋拘忌讳，忌讳即从哲所布置也。并急诛李可灼，以泄神人之愤。”《明史•列传第一百三十一》
孙慎行意欲一举将方从哲置于死地。奏疏中既没有提供方从哲犯罪的证据，也没有说明方从哲犯罪的动机，却一口咬定光宗是方从哲谋杀的。并且，他要皇帝不要听别人的意见，不要去调查取证，直接杀掉方从哲了事，并杀李可灼灭口。朱由校是光宗的亲生儿子，对光宗的病状和死因，无疑比孙慎行更清楚。朱由校看了这个奏疏，明确表示：“旧辅素忠慎，可灼进药本先帝意。卿言虽忠爱，事属传闻”。明确指出孙慎行说的并不属实。
事实上，光宗在服用“红丸”之前，已经得了重病，“数夜不得睡，日食粥不满盂，头目眩晕，身体罢软，不能动履”（《明史纪事本末•三案》）。去世前的几天，一天下泻三、四十次。这样的病症，即使在今天，也早下病危通知单了。光宗死的时候，孙慎行任礼部右侍郎（朱由校继位后，升任礼部尚书），几乎没有接近光宗病榻的机会。对光宗的病因、病状及医疗过程不可能有较多的了解。光宗的死因，他是没有多少发言权的。他说“先帝骤崩，虽云夙疾，实缘医人用药不审”。“阅邸报，知李可灼红丸乃首辅方从哲所进。”这两句话，完全是想当然的，并且自相矛盾。“实缘医人用药不审”，是说医生用药不当，光宗之死可以认为是医疗事故。后面说，光宗是因服红丸而死。红丸提供者是官员，不是“医人”。这句话就可以理解为光宗之死，不是“医生”用药不当的医疗事故，涉嫌谋杀。为了把谋杀的罪责推到方从哲身上，孙慎行否定了自己以前坚持的，“红丸”是鸿胪寺丞李可灼所进的说法，改为“李可灼红丸乃首辅方从哲所进”， *** 啪地打嘴巴。
第二个原因是，孙慎行在当年廷推阁臣中落选。天启二年，正值换届廷推，东林党人推举孙慎行为内阁候选人。但没有得到朱由校录用，孙慎行最终落选。用不用他，决定权在朱由校，不在魏忠贤。就算是魏忠贤在朱由校的面前说了孙慎行的坏话，那也只是提意见，提意见也叫犯罪？何况，魏忠贤是不是提了反对意见，只有朱由校知道，杨涟怎么知道？
通过这两件事，孙慎行明白朝堂上没有自己的戏了，于是，主动辞职，“七月，谢病去”。（《明史•列传第一百三十一》）
至于左都御史邹元标的辞职，一是因为邹元标受到给事中硃童蒙、郭允厚、郭兴治等人的排挤。二是他与冯从吾建首善书院犯了朝廷大忌。史载：“给事中硃童蒙、郭允厚、郭兴治，虑明年京察不利己，潜谋驱逐（元标）。会元标与冯从吾建首善书院，集同志讲学，童蒙首请禁之。元标疏辨求去。帝已慰留，允厚复疏劾，语尤妄诞。而魏忠贤方窃柄，传旨谓宋室之亡由于讲学，将加严谴。叶向高力辨，且乞同去，乃得温旨。兴治及允厚复交章力攻，兴治至比之山东妖贼。元标连疏请（求去）益力。诏加太子少保，乘传（船？）归。陛辞，上《老臣去国情深疏》。”（《明史•列传第一百三十一》）
孙慎行和邹元标的辞职，不管出于真心还是假意，起码一点，形式上是他们自己先提出申请，并经过了朱由校亲自审查和批准。尚书和御史的人事任免，决不是魏忠贤一个人能够玩得转到。把孙慎行和邹元标的辞职，列为魏忠贤的大罪，也是既没有道理，也没有根据的。
第四项．“（王）纪为司寇，执法如山；（锺）羽正为司空，清修如鹤。忠贤一则使人交谇于堂，辱而迫之去；一则与沈隺交构陷之，削籍去，必不容盛时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也。”
王纪与大学士沈隺交恶，由来已久。《明熹宗实录》记载：“（天启二年）刑部尚书王纪劾沈隺与魏忠贤交通事。七月，沈隺劾王纪讯廷弼狱，纳贿……熹宗以王纪回奏违慢，斥为民。……向高上疏，言王纪、沈隺交攻，王纪被斥非其罪。诸臣交章救纪，不允。”
这就是说，王纪与沈隺互相攻击，都到朱由校那里告对方的状，称对方有罪，试图将对方打倒。他们谁是谁非，我们不了解具体情况不敢妄加断言。但有几个事实是不容否认的：一、王纪告状在先，沈隺反诉在后。
二、官司是在朝廷上公开打的，打了几个月。
三、双方都有人支持。
四、最后的判决和处理是朱由校作的。
最后，“刑部尚书王纪乞恩认罪，革职为民。”（《三朝辽事实录》）。
王纪被革职，官方的说法是“回奏违慢”，不是因为他弹劾了沈隺和魏忠贤。当然，这也许是一个借口，是一个委婉的说法。真正的原因，就算是他弹劾了沈隺和魏忠贤。但整个过程不是魏忠贤一手操办，是显而易见的。工部尚书锺羽正辞职的事。《明史•列传第一百二十九》这样记载：“天启三年，锺羽正拜工部尚书。故事：奄人冬衣，隔岁一给。是夏六月，群奄千余人请豫给。蜂拥入署，碎公座，殴掾吏，肆骂而去。盖忌羽正者嗾奄使发难也。羽正疏闻，因◇求罢。诏司礼太监杖谪群奄，而谕羽正视事。羽正因言：‘今帑藏殚虚，九边壮士日夜荷戈寝甲，弗获一饱。庆陵工卒负重乘高，举炎风赤日中，求佣饯不得。而独内官请乞，朝至夕从。此辈闻之，其谁不含愤？’复三疏，自引归。”
锺羽正因太监闹事并受到人身攻击，连续打三个报告要求辞职，朱由校最后同意了他的要求，让他退休。太监闹事，不排除背后有人支持和怂恿。怂恿者为什么要刁难锺羽正？从《明史纪事本末•三案》所记：“孙慎行借题红丸，诬先帝为受鸩，加从哲以弑逆，邹元标、锺羽正从而和之”来看，恐怕与“红丸案”不无关系。但并没有证据证明，怂恿者就是魏忠贤。王纪被革职和锺羽正辞职，史籍记载颇详，都是朱由校亲自处理的。说“忠贤一则使人交谇于堂，辱而迫之去；一则与沈隺交构陷之，削籍去”，并无证据。退一步说，即使“忠贤一则使人交谇于堂，辱而迫之去；一则与沈隺交构陷之，削籍去”属实，即魏忠贤在其中起了挑拨离间的作用，也只是官场上的争斗，谈不上犯罪。
第五项．“国家最重，无如枚卜，忠贤一手握定，力阻前推之孙慎行、盛以弘，更为他辞以锢其出，是真欲门生宰相乎！大罪五也。”
这是第三项的重复。枚卜就是推举内阁大臣。这里，必须先搞清楚两点。第一，是谁“力阻前推之孙慎行、盛以弘”？第二，“力阻前推之孙慎行、盛以弘”算不算犯罪？事实上，当时被推举的候选人名单呈送给朱由校后，是朱由校亲自圈定的。不存在谁“力阻”的问题。何况，就算魏忠贤在皇帝面前对孙慎行、盛以弘提了反对意见，影响了皇帝对候选人的选择，那也谈不上是犯罪。《明史•宦官传》载：“初，朝臣争三案及辛亥、癸亥两京察与熊廷弼狱事，忠贤本无预。”说明魏忠贤与这些事是没有关系的。杨涟说魏忠贤在这件事情上犯有大罪，既不符合事实，也缺少起码的理由和证据。
第六项．“去岁（廷推）南太宰、北少宰，所推皆点陪贰，致一时名贤不安位去。颠倒有常之铨政，掉弄不测之机权。大罪六也。”
此项与上一项完全相同，明朝制度比较严谨，权利划分比较清晰。任用官员，皇帝有权做决定，魏阉协助皇帝办公，可能魏阉会影响到皇帝决定，但不是大罪。核心还是抢了文官的权力，所以在杨涟看来就是大罪。什么“名贤不安其位”之类的都是扣帽子的空话，没有实际意义。
第七项．“文震孟等九人，抗论稍忤忠贤，传奉尽令降斥。长安谓皇上之怒易解，忠贤之怒难调。大罪七也。”
文震孟是天启二年的进士，殿试时，被朱由校钦点为状元，任翰林院修撰。当年十月，因上《勤政讲学疏》，被朱由校下令廷杖后开除公职。对文震孟的廷杖，在午门外当众进行。朱由校下令全体官员到现场观看文震孟受刑。此前，韩旷等人上疏为其说情，请求宽恕，被朱由校拒绝。这是一个轰动朝野的事件，不可能是魏忠贤个人操控得了的，更不可能是魏忠贤背着朱由校干的。事件的整个过程，都是朱由校起的主导作用，基本上未见魏忠贤的身影。文震孟被廷杖解职，到底是“稍忤忠贤”还是触怒了朱由校？
不妨看看《勤政讲学疏》原文：“今四方多故，无岁不蹙地陷城，覆军杀将，乃大小臣工卧薪尝胆之日。而因循粉饰，将使祖宗天下日销月削。非陛下大破常格，鼓舞豪杰心，天下事未知所终也。陛下昧爽临朝，寒暑靡辍，政非不勤，然鸿胪引奏，跪拜起立，如傀儡登场已耳。请按祖宗制，唱六部六科，则六部六科以次白事，纠弹敷奏，陛下与辅弼大臣面裁决焉。则圣智日益明习，而百执事各有奋心。若仅揭帖一纸，长跪一诺，北面一揖，安取此鸳行豸绣、横玉腰金者为？经筵日讲，临御有期，学非不讲，然侍臣进读，铺叙文辞，如蒙师诵说已耳。祖宗之朝，君臣相对，如家人父子。咨访军国重事，闾阎隐微，情形毕照，奸诈无所藏，左右近习亦无缘蒙蔽。若仅尊严如神，上下拱手，经传典谟徒循故事，安取此正笏垂绅、展书簪笔者为？且陛下既与群臣不洽，朝夕侍御不越中 *** 之辈，岂知DI WANG宏远规模？于是危如山海，而阁臣一出，莫挽偷安之习；惨如黔围，而抚臣坐视，不闻严谴之施。近日举动，尤可异者。邹元标去位，冯从吾杜门，首揆冢宰亦相率求退。空人国以营私窟，几似浊流之投；詈道学以逐名贤，有甚伪学之禁。唐、宋末季，可为前鉴。”（《明史•列传第一百三十九》）
奏疏中列数了皇帝形如傀儡、赏罚颠倒、营私舞弊、诽谤理学、打击好人等多条罪状。但没有一个字涉及魏忠贤。文震孟受处罚的真正原因，是他诋毁和侮辱了皇帝本人。别说在皇帝至高无上，神圣不可冒犯的封建社会，就是在当今世界，对领导如此指斥，恐怕也免不了“恶毒攻击”罪或诽谤罪的。把文震孟受处罚归罪于魏忠贤，显然没有根据。
第八项．“传闻宫中有一旧贵人，以德性贞静，荷上宠注，忠贤恐其露已骄横，谋之私比，托言急病，立刻掩杀。是皇上且不能保其贵幸矣。大罪八也。”
杨涟上疏的天启四年，朱由校还未满20岁，一个“德性贞静，荷上宠注”的贵人，怎么就成了旧贵人？“荷上宠注”的贵人，魏忠贤巴结都来不及，又怎么“恐其露已骄横”而要“立刻掩杀”？魏忠贤的骄横，难道别人都不知道，只有那个“荷上宠注”的贵人知道？一个“荷上宠注”的贵人，魏忠贤都要“立刻掩杀”，那魏忠贤要“立刻掩杀”多少人？该“旧贵人”姓甚名谁？是不是有这样的“传闻”？这个“传闻”是哪里来的？疑窦重重。就算有这样的“传闻”，也不过就是“传闻”而已。凭一个“传闻”，给人定罪，并且定为大罪，是没有道理的。
第九项．“裕妃以有喜得封，中外欣欣相告。忠贤以抗不附己，嘱其私比，矫旨勒令自尽，是皇上不能保其妃嫔矣。大罪九也。”
一个妃子怎么会对一个太监“抗不附己”？魏忠贤要皇帝的妃子为他干什么？皇帝的妃子什么事没有顺从魏忠贤？一个受到皇帝赐封的妃子，魏忠贤能“矫旨勒令自尽”？就算魏忠贤“矫旨”勒令她自尽，裕妃就会相信和听命？皇帝见自己的爱妃自尽，能不追查原因？能像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一样？一个因“有喜得封”的爱妃，身边没有宫女、太监侍候？宣旨和自尽之时，裕妃身边的宫女和太监全都是瞎子聋子？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朱由校都不知道，杨涟又是怎么知道的？是听说的还是想象的？能凭听说的和想象的东西给人定罪？还有张俗妃怀孕十三个月怀的是哪吒吗？
第十项．“中宫有庆，已经成男，乃绕电流虹之祥，忽化为飞星堕月之惨。传闻忠贤与奉圣夫人实有谋焉。是皇上不能保其子矣。大罪十也。”
朱由校即位不到一个月，就封客氏为奉圣夫人，提拔魏忠贤为秉笔太监。随后几年，每年对这两个人都有封赏。朱由校、客氏、魏忠贤三个人一直亲如一家，至死不渝。孕妇流产，本是常事，怎么一定是别人逼迫堕胎？并且一定是客氏、魏忠贤逼迫她堕胎？客氏、魏忠贤逼迫她堕胎的动机是什么？是因为嫉妒？一个半老徐娘、一个净身太监，会对一个女人怀孕而嫉妒？是为了夺取皇位？此前和此后的事实证明，客氏和魏忠贤既没有政治头脑，也没有政治野心。此外，客氏、魏忠贤逼迫中宫堕胎，朱由校能不知道？朱由校知道客氏、魏忠贤逼迫自己的老婆堕胎，为什么还一而再再二三地给他们加官进爵、表彰嘉奖？“传闻忠贤与奉圣夫人实有谋焉”，一无人证，二无物证，凭一个传闻就能定罪？谁能保证这个“传闻”不是杨涟自己编造的？而且崇祯给魏忠贤定罪的时候天启皇后还在，也没提过这一条，造谣的皇后头上已经很是大逆不道了。
第十一项。“忠贤以私忿矫旨，掩杀（王安）于南海子。是不但雠王安，而实敢于雠先帝之老仆与皇上老犬马，略无顾忌。大罪十一也。”
王安遇害，不排除与魏忠贤有关。是否“矫旨”，只有朱由校和魏忠贤清楚，杨涟不可能知道这个秘密。但雠王安等于“雠先帝之老仆与皇上老犬马。”就是强盗逻辑了。再说，“雠先帝之老仆与皇上老犬马，略无顾忌。”也只是个人的好恶，哪里能算犯罪？
第十二项。“今日奖赏，明日祠额，要挟无穷，王言屡亵。近又于河间府毁人房屋，以建牌坊，镂凤雕龙，干云插汉。又不止于茔地擅用朝官，规制僭拟陵寝而已。大罪十二也。”
朱由校对魏忠贤的奖赏和祠额，是朱由校主动赏赐，史籍多有记载。但这种赏赐出于魏忠贤的“要挟”，却没有证据。牌坊是奉旨建造，有据可查。“茔地擅用朝官，规制僭拟陵寝”之说，并不复杂，一查便知。但此事未见史书记载，也没有发现有关物证。民间曾传说魏忠贤在北京香山碧云寺附近为自己建坟。但迄今未见可以确认的遗迹。足见“规制僭拟陵寝”乃无稽之谈。无稽之谈也可以给人定罪？
第十三项。“今日荫中书，明日荫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诰敕之馆，目不识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等，五侯七贵，何以加兹？大罪十三也。” “今日荫中书，明日荫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诰敕之馆，目不识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等，五侯七贵”之说，基本属实。但这是皇帝的旨意。皇帝的作为，只能由皇帝负责，帐不能记在魏忠贤头上。就算是魏忠贤提了这样的建议，但得到了皇帝的采纳，就绝不是犯罪。
第十四项。“立枷之法以 *** ，枷号家人者，欲扳陷皇亲也；扳陷皇亲者，欲动摇三宫也。当时若非阁臣力持，椒房之戚，又兴大狱矣。大罪十四也。”
魏忠贤是否有立法权，“立枷之法”是否经朱由校批准，暂置不论。但这个“立枷”之法的目的是“扳陷皇亲、动摇三宫”，那就是奇谈怪论了。“当时若非阁臣力持，椒房之戚，又兴大狱矣。”说明当时“兴大狱”之事并未发生。以没有发生的事给人定罪，道理何在？
第十五项“良乡生员章士魁，以争煤窑伤其坟脉，托言开矿而致之死。赵高鹿可为马，忠贤煤可为矿。大罪十五也”。
第十六项目“伍思敬、胡遵道以侵占牧地细事，而径置囚阱。草菅士命，大罪十六也。”
这是两起民间民事纠纷案件。是不是与魏忠贤有关，是不是魏忠贤经办或处理，处理得是否公正，我不了解具体案情，不好妄下结论。退一步说，这两起案件，就算与魏忠贤有关，或是魏忠贤处理的，被魏忠贤办成了错案或冤案，在那个时代，对一个高官来说，恐怕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用今天的话来说，最多是“工作失误”、“处置不公”而已。“忠贤煤可为矿。大罪十五也”之说，未免荒谬。魏忠贤说煤是矿藏也是大罪，煤难道不是矿？而且这两个案子都没史料没有证据，只有杨涟弹劾的奏章里说，还指不定是杨涟道听途说来的在胡说八道。
第十七项“科臣周士朴执纠织监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贤竟停其升迁，使吏部不得专其铨除，言官不敢司其封驳。大罪十七也”。
第十八项“北镇抚臣刘侨，不肯杀人媚人，自是在刑言刑，忠贤以其不善锻炼，竟
令削籍，明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贤之律令不可不遵。大罪十八也。” 这两件事《明史》上均有记载。前者见《明史•列传第一百五十二》：“士朴性刚果，不能委蛇随俗，尤好与中官相搘柱，深为魏忠贤所恶。会当擢京卿，忠贤持不下，士朴遂谢病归。”
后者见《明史•宦官传》：“四年，给事中傅櫆结忠贤甥傅应星为兄弟，诬奏中书汪文言，并及左光斗、魏大中。下文言镇抚狱，将大行罗织。掌镇抚刘侨受叶向高教，止坐文言。忠贤大怒，削侨籍，而以私人许显纯代。”前者因不屑与魏忠贤为伍，自己辞职。魏忠贤讨厌周士朴，周士朴也讨厌魏忠贤。属个人恩怨，扯不到罪字上去。后者因在办案时将三个被告中的两个擅自不予追究，被撤职。汪文言、左光斗、魏大中案，是否冤假错案，结论应该在审判之后。刘侨“止坐文言”，并且是“受叶向高教”，显然是渎职行为，且涉嫌徇私枉法。上级撤销下级的职务，是行使职权，只有对错之分，也是扯不到罪字上去的。这两个人公然与魏忠贤对抗，魏忠贤却仅仅是撤销他们的职务，没有对他们采取更多的迫害行动，恰恰说明魏忠贤没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霸道作风。也同时说明“明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贤之律令不可不遵”之说完全是不实之词。
第十九项。“科臣魏大中到任，已奉明旨，鸿胪寺传单，忽传诘责，及科臣覆奏，台省交章，又再亵王言。而煌煌天语，朝夕纷更，令天下后世视皇上为何如主？大罪十九也。”
“鸿胪寺传单，忽传诘责”，不就是受到严厉批评吗？批评或责骂一个下级官员能算犯罪？即使这个批评是错的，即使这个批评不是来自皇帝而是来自魏忠贤，也不算犯罪。“煌煌天语，朝夕纷更”，那是皇帝的事情。皇帝说话不算数，朝令夕改，不管算不算犯罪，都不能把罪责安到魏忠贤头。
第二十项。“东厂原以察奸究贪为常，不以扰平民也。自忠贤受事，鸡犬不宁。野子傅应星等为之招摇引纳，陈居恭为之鼓舌摇唇，传继教为之投罟设网。词组违忤，驾帖立下。如近日之逮汪文言，不从阁票，不令阁知。而傅应星等造谋告密，日夜未已，势不至于兴同文之狱，刊党锢之碑不已者，当年西厂汪直之僭，恐未足语此。大罪二十也。”
STRONG> 东厂是明成祖朱棣设立的特务机关。由皇帝直接领导和指挥，不受内阁管辖。东厂的权力不受任何机构约束。它可以逮捕除皇帝之外的任何人。逮捕一个官员，从它挂牌的那一天开始，就是“不从阁票，不令阁知”的。“逮汪文言，不从阁票，不令阁知”完全是照章办事。魏忠贤天启三年十二月总督东厂，到这时才半年时间。汪文言被捕，是因为给事中傅櫆告他有罪。魏忠贤下令逮捕汪文言，完全是执行公务。汪文言案是魏忠贤任内的第一个大案，该案当时还没有审结。是否有罪，尚无结论。将执行公务说成是犯罪，未免过于牵强。由于这条罪太过弱智完整版只能在《明熹宗实录》里看到。
第二十一项。“前韩宗功潜入长安，侦探虚实，往来忠贤私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大罪二十一也。”
此说如果属实，就是里通国外的重罪。据东林党人说，韩宗功是清军的一个间谍，经常到北京刺探军事情报，长期住在魏忠贤家里。但是否确有其人，确有其事，没有旁证。杨涟说这个人已经“避去”，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也就无从查核。无法核实的罪行也能定罪？实际上，迄今为止，并没有发现任何有关魏忠贤与清军勾结的迹象和证据。
第二十二项。“祖制不蓄内兵，原有深意。忠贤创立内操，使羽党盘踞其中，安知无大盗刺客深谋不宄之人！识者每为寒心。昔刘瑾招纳亡命，曹吉祥倾结达官，忠贤盖已兼之。大罪二十二也。”
组建内兵不是一件小事，也不是可以偷偷摸摸干的。即使不是出于朱由校的主意，也必定得到了朱由校的批准。组建内兵本身是一项策略，历朝历代掌握大权者大多都有私兵，以此为由进行政治清算的，历史上只多不少。只有对、错、好、坏之分，谈不上犯罪，责任更不在魏忠贤身上。
第二十三项。“忠贤进香涿州，铁骑之簇拥如云，蟒玉之趋随耀日，及其归也，以舆夫为迟，故驾驷马。羽幢青盖，夹护环遮，则已俨然乘舆矣。大罪二十三也。”
“驾驷马。羽幢青盖，夹护环遮”，是魏忠贤出行的派头。凭他的地位、权力和与皇帝的特殊关系，讲讲排场是不奇怪的。“俨然乘舆”毕竟不是乘舆。讲排场能算大罪吗？
第二十四项。“闻今春忠贤走马御前，皇上曾射杀其马，贷忠贤以不死
。忠贤不自畏罪请死，且进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堤防，介介不释。从来乱臣贼子，只争一念放肆，遂至收拾不住，奈何养虎兕于肘腋间乎？此又寸脔忠贤不足尽其辜者。大罪二十四也。” 在那个年代，一个人有没有罪，是皇帝说了算的。皇帝说你有罪，你就有罪，皇帝说你无罪，你就没有罪。魏忠贤在皇帝面前骑马，皇帝不责怪他，说明皇帝认为他没有罪。杨涟偏说有罪。是不是有点滑稽？何况，这还仅仅是“传闻”呢。
综上所述，第一项、第十四项、第二十项、第二十二项，事涉国家的方针政策和制度安排，是不可能不经过皇帝批准的；第二项至第七项、第十七项至第十九项，事涉省部级以上官员的任免与处罚，只有皇帝才有权处理；第十二项、第十三项、第二十四项，完全是皇帝的个人意愿。这十二项，都离不开皇帝的存在。都是皇帝在唱主角。算犯罪也好，不算犯罪也好，都没有魏忠贤的责任。那么，是不是当时的皇帝朱由校什么事都不管，全权委托魏忠贤在处理所有的军国大事呢？不是的。朱由校即位以后，几乎天天临朝听政，与文武官员见面。他“昧爽临朝，寒暑靡辍，政非不勤”（文震孟《勤政讲学疏》），魏忠贤想瞒着皇帝干一些他皇帝不同意干的事情，是绝对办不到的。
第八项到第十项“罪行”，仅仅是传闻，又是皇帝朱由校家里的私事。是否属实，朱由校比任何人更清楚。当然比杨涟更清楚。朱由校直到去世，对这三件事都没有任何反应，说明这三件事是根本不存在的。
第十五项至第十六项，是涉及魏忠贤处理的两起民间民事纠纷案件。就算被魏忠贤办成了错案或冤案，也算不得大罪。第二十三项，是生活作风问题，不算犯罪。只有第十一项和二十一项可以将魏忠贤列为犯罪嫌疑人，但前者证据不足，后者则没有证据。可见，杨涟的《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疏》，明显存在着无限上纲、捕风捉影、张冠李戴、夸大其词的倾向。很难说是客观公允的。用今天“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来衡量这二十四项罪名，几乎没有一项可以成立。
凡此逆迹，昭然在人耳目。乃内廷畏祸而不敢言，外廷结舌而莫敢奏。间或奸状败露，则又有奉圣夫人为之弥缝。甚至 *** 之徒，攀附枝叶，依托门墙，更相表里，迭为呼应。积威所劫，致掖廷之中，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内，亦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即如前日，忠贤已往涿州，一切政务必星夜驰请，待其既旋，诏旨始下。天颜咫尺，忽慢至此，陛下之威灵尚尊于忠贤否邪？陛下春秋鼎盛，生杀予夺，岂不可以自主？何为受制幺纻小丑，令中外大小惴惴莫必其命？伏乞大奋雷霆，集文武勋戚，敕刑部严讯，以正国法，并出奉圣夫人于外，用消隐忧，臣死且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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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涟坚持一个逻辑：“我们东林党人以及我们推荐的人都是贤臣，魏忠贤打压我们、不准我们升官，就是大罪。”
杨涟的第二个逻辑是“魏忠贤处罚锦衣卫、让东厂抓人竟然不经过内阁，这也是大罪”。
第三个逻辑是：“我听说魏忠贤干了很多坏事，具体情况不清楚，也没有证据、没有证人，但这些都是大罪。”
第四个逻辑是：“根据目前的情况，如果任由魏忠贤这样发展下去，他一定会祸国殃民、弑君造反，应该趁早把他杀了”。
所有二十四条大罪，都在这四条逻辑范围之类。其中第二条逻辑是最晕的，说明杨涟已经进入了一种幻想状态，以为国家制度都已经根据东林党的政治理想修改完毕了，魏忠贤竟然不服从内阁管理，就是大罪。完全忘了司礼监、锦衣卫、东厂这些机构本来都是不归文官管的。
总结一句：二十四大罪看起来很吓人实则空洞无物、逻辑混乱、缺乏正经，无怪乎杨涟上疏之后，“次日，乃下涟疏，切责不少贷。”
而魏忠贤继续升官发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