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丰裕社会的进步——即产出越来越多的商品和个人及社会全体福利设施的增加——伴随着日益严重的“环境公害”,这一方面是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结果，另一方面在于消费结构本身。
首先，经济活动已经给我们共同生活空间带来了问题:噪音、空气和水污染、自然景观破坏、新设施(机场、高速公路等)的发展对居住区的影响。交通堵塞也在技术、心理和人为方面造引发了巨大的不满。然而，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必需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过剩、额外的汽油费用、事故受害者的治疗费用等等，都可以统计为消费额。也就是说，在国民生产总值和统计数据的掩护下，它们都将成为增长和财富的标识！蓬勃发展的矿泉水产业真的增加了我们的“丰裕”程度，还是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缓解了城市的不良水质？诸如此类。我们不必清点所有那些只是缓解了体系内部滋生小麻烦的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但应明确）一旦这些生产和消费活动超过了一定的阈值，额外的生产力会几乎完全被消耗，最终被这种以增长来医治增长的顺势疗法所吞噬。
当然，由合理化和大规模生产的技术和文化效应所造成的“文化滋扰”，严格来说无法估算的。此外，价值判断也使统一标准制订。和曝光水污染的难度一样，客观地描述一个可怕的居民区或一部“最糟糕的”剧情片(“Z feature movie”)的“滋扰效应”是不可能的。正如在最近的一次议会上，只有一位行政督察员（civil service inspector）和一个"洁净空气部"（clean air ministry）提议设立"侵犯身心健康罪"（crime of offending the intelligence），以保护民众免受媒体所制耸人听闻信息的影响！不过应该承认，与丰裕社会的成长速度同步，这种讨厌的滋扰也在增长。
产品和机器的内置性报废（the built-in obsolescence），推掉仍能满足某些需求的旧建筑，以及越来越多对我们的生活没有明显好处的伪发明，都已纳入资产负债表中。
相比产品和机械的降级性处置，也许更严重的事实是E.莱尔指出的：加速财富生产进步的代价是劳动力的流动，从而造成就业的不稳定性。人员的更替和再培训造成了极度负重的社会成本，尤其重要的是会产生普遍的不安感。社会地位的变化和各个层面(收入、声望、文化等)的竞争所带来的心理和社会压力，正在成为每个人的负担。诸如上下班的路程，人口过剩，持续性的压力和人身侵犯...这些各种各样心理上的焦虑和日久性损耗的修复，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恢复到最佳状态。简而言之，消费社会的主要代价就是它所引发的普遍的不安全感。
这导致了系统的自我吞噬:
在这种快速增长中...不可避免地引发了通货膨胀论的紧张局势……不能忽视的是相当一部分人无法适应这个速度，这些人就会“被扔在垃圾堆里”。而那些坚持到底并适应了这种被推崇为典范的生活方式的人，只好付出自我贬损的代价。其结果是，机构不得不通过将越来越多的国内生产总值重新分配到社会性投资(教育、研究、卫生)中来缓解增长带来的社会压力。但不幸的是，社会性投资首先是为增长服务的。(E·莱尔)
目前这些补偿性支出的目的，无论是个体的还是总体的，都是为了应对功能性障碍，而不是增加积极的满意度。在所有的补偿性支出的账目中，都添有一部分用于生活水平提高项目。更不用说 *** 、酒的消费和所有其他炫耀性的或代偿性的支出，还包括军事预算等等。所有这些就是增长，因此也是丰裕。
越来越多的个体“依赖于社会”，这尽管实际上并不令人讨厌(对抗疾病和死亡率下降是“丰裕”的一种表现----也是一种消费需求)，但却给增长过程本身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布尔乔亚-皮卡特（J. Bourgeois-Pichat）就指出，“可以想象，竭力维持一国居民健康的人比实际参与生产的人还要多。”
简而言之，到处都处于这样一种状况，即增长和丰裕的运转正在自我循环，自行轮转，系统在自我复制中将耗尽自身。仅自转但不前进的阈值成为一个临界点，在这个临界点上，生产率的全部增长都用来维持系统的生存。因此，唯一的客观结果是数据和资产负债表的恶性增长。然而，从本质上讲，严格地说，我们正在回到原始状态，那种绝对贫困的状态，动物或土著的状态，人们所有的精力都用于生存。就像道马尔（Daumal）所说的那样，“种植土豆为了能够吃上土豆，以便能够再次种植土豆”等等。当一种制度的成本等于或高于其产出时，它就是低效的。我们还没有到那一步。但是，通过揭示这些滋扰以及对这些滋扰进行社会性和技术性纠正，我们可以看到让系统内部功能趋于稳定的总趋势正在展现出来。不过，因为个体和总体的“功能失调性”消费比“功能性”消费增长得更快，这一体系基本上变成了一种自我寄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