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不仅是一部科学严谨的历史巨著，也是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被称为东方的“荷马史诗”。司马迁写这部史书的宗旨非常明确，一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思想；二是“发愤著书”说。但是,当时文史尚未“分家”,司马迁关于文学的见解，往往和史论结合在一起，从他对历史问题的见解中,从他对文学家和文学作品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对于文学的明确观点。

司马迁深受汉世文化精神的影响，尤其是汉儒经世治用文学观的浸润，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之进取精神为主体，兼取各家之长为我所用的治世思想，树立起文为世用的强烈责任感。具体表现在他的创作思想上，就是自觉地用儒家思想去观照历史，去评价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自觉地以史的述作来反映社会现实，为社会服务，为政治教化服务。

司马迁画像

另一方面，司马迁因遭逢厄运，创作的目的和动机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的“发愤著书”说突破了汉儒的美刺文学观，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自觉而明确地对著述寄予了深切而丰长的生命，他饱蘸血泪、满怀真情的倾诉，超越了汉儒“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教条束缚。司马迁的文学思想中既有对汉儒文学观的传承，又有对汉儒文学观的超越。

他持“讽谏的辞赋观”,对辞赋的讽谏作用极为推崇。他写作《史记》的基本原则是他的“考信”和“实录”精神，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批判现实的文学精神。他的这些文学见解和主张主要散见于《史记》中的《报任安书》、《屈原贾生列传》、《司马相如列传》、《太史公自序》,以及散见于其他篇章的章节和片断如《伯夷列传》第一的序论部分、《儒林列传》第六十一的序论部分等。

陕西韩城市司马迁祠

在汉代，历史与文学的界限并不是分得很清楚，但有一点司马迁是比较清楚、比较自觉的，这就是他很注意讲究作品的艺术性。正因为如此，从今天的文学观点来看，他的《史记》是汉代艺术水准最高的文学著作，在我国散文和小说发展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开创意义。

司马迁十分喜爱和重视文章家、不惜为他们立传并介绍他们的作品

在先秦时期，“文学”的含义是指学术、学问，它是与“德行”“政事”“语言”等并列使用的，在西汉，“文学”的含义略等于“儒术”。当时人们把那些有文采、有艺术性的作品称为“文章”，把它们的作者称为文章家，明确地与经术、学术分道扬镳。这对于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发展是有促进意义的。而司马迁的《史记》在明确这种“文章”与学术的界限、强化人们对“文章”的认识上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司马迁十分喜爱和重视文章家，不惜用大量的篇幅为他们立传。如屈原其人不见于先秦任何史料，但在《史记》里屈原成了光辉的形象之一，他是司马迁理想的英雄，也是司马迁意志信念的化身。像《屈原列传》这样通篇充满着无限钦敬之情的作品，在《史记》里并不是很多；再如司马相如，他在汉代统治者的心中只不过是个玩物，“等同俳优”。但司马迁不但为其列传，而且大量收录其文章，使之成为《史记》中收录文章最多的篇章，全传9200多字，比《项羽本纪》还要长。

司马迁蜡像

司马迁在《史记》中尽量录入有感情、有文采的艺术作品。例如在《李斯列传》中他录入了《谏逐客书》《论督责书》；在《乐毅列传》中他录入了《报燕惠王书》；在《贾谊列传》中不收贾谊的《论积贮疏》和《治安策》，却收入了《吊屈原赋》和《鸟赋》，明显地表现出了司马迁更加喜爱那些具有文学色彩的作品，

司马迁甚至可以为了一篇文章而特意立一个本来可以没有的列传。例如《鲁仲连邹阳列传》。鲁仲连是战国时期的一位奇人，司马迁为他立传可以理解，而为邹阳立传，除了说明司马迁极其喜爱邹阳的那篇《狱中上梁王书》外，不能再作任何别的解释了。明代茅坤就说：“邹阳本不足传，太史公特爱其书之文词颇足观览，故采入为传。”这个说法应该是成立的。

司马迁认为政治和生活决定了诗歌、音乐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

关于文学的功用，司马迁首先强调要能讽谕政治的得失，成为促进政治改革的手段和工具。强调怨，强调愤，强调讽谏，这是司马迁对文学功用的最核心的认识。唐代杜甫、白居易的诗歌理论是与此一脉相承的。白居易在《寄唐生》中说自己的诗：“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功高虞人箴，痛甚骚人辞。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这种文学观点从司马迁以来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

陕西韩城市司马迁祠

在文学与现实生活、现实政治的关系上，司马迁在《吴太伯世家》中全文引入了《左传》中的季札论乐一节，表现了他对于现实生活、现实政治决定着诗歌、音乐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这一问题的认识。他在《屈原列传》中说《离骚》“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就是指《离骚》反映了楚国的政治现实和屈原社会理想。

司马迁认为作家的思想人格和作品的内容好坏是一致的。他在《屈原列传》中说屈原与《离骚》的关系是：“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明确提出了作家的思想人格对作品内容的决定作用。鲁迅在《革命文学》中形象地说这两者的关系是：“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说法不同，所表述的基本意思是相同的。

司马迁提出了忍辱发愤说。他认为许多文学家的成功，许多名著的出现，往往都与文学家个人的受辱发愤分不开。他在《报任少卿书》中说：“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厎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陕西韩城市司马迁祠司马迁雕像

“忍辱发愤”是司马迁生死观的表现之一。司马迁认为：“死有重于太山，有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他认为人要死得有价值，不然就要暂时隐忍，以求干成一份大事业。正是由于遭受了宫刑，才使司马迁的头脑更清醒了，眼光更明亮了，才使他更多地看到了下层人民的美德，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种种黑暗、腐朽与阴私。受宫刑对司马迁的肉体与精神的摧残是严重的，但这却是使《史记》的思想内容产生巨大飞跃的重要条件。

司马迁强调文学要有艺术性和审美价值

先秦文学理论的主要倾向是讲究实用，并不提倡艺术上的美。孔门也是读《诗》的，但他们不是把《诗》当作文学作品来读，而是把它当成生活的教科书来念。整个先秦并没有人从理论上提出可以不太重视内容地讲究文采，可以独立地讲究艺术美的主张。首先提出这种要求、这种主张的正是司马迁。

司马迁要求文章要有美的语言、美的形式，要能给人以美的吸引。他之所以要立《三王世家》，就是因为看中了其中几篇文章“文辞烂然，甚可观也”。他在《儒林列传》中引群臣的上书说：“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他在《屈原列传》中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所谓“好色”，即指其中描写了许多美丽的风光景物和许多窈窕淑女而言，它感情强烈，色彩浓艳。司马迁欣赏它，并把它看成一种极其完美的艺术境界。

陕西韩城市司马迁祠

司马迁对文章艺术的另一个要求是隐约、含蓄，语言精炼而包容深广。他在《孔子世家》中说孔子的《春秋》是“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在《儒林列传》中又说：“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在《太史公自序》中他说：“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在《屈原列传》中他称道《离骚》：“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

司马迁主张文章的形式要为内容服务，文章一定要关系于社会政治与世道人心。他反对“虚辞滥说”，华而不实。他所欣赏崇拜的是屈原那种形式与内容高度统一、文章的艺术性与人格高度统一的作品，不赞成宋玉、唐勒、景差诸人只会“从容辞令”而不敢表达自己对国家政事的思想见解。

《史记》代表了两汉文学艺术的最高成就，司马迁的文学实践经验是非常丰富的。司马迁在《史记》中进行了一系列的文学实践。如以人物为中心、通过人物塑造来表现主题的问题；历史史料的基本真实与局部、细节夸张虚构的关系问题；典型材料的选择与篇章结构的安排问题；描写心理和为人物设计个性化语言的问题；描写场面、渲染气氛和加强文章的气势感、抒情性的问题等等，文学成就都非常突出。许多方法、原则是具有开创性的，它为后世的散文、小说创作奠定了基础，开拓了无数法门。只是由于时代条件的局限，司马迁未能更多地从文学理论上对其加以概括形成体系。

陕西韩城市司马迁祠大殿

到了魏晋时期，曹丕明确提出了文章诗赋要“雅”、要“丽”的文学理念，又过了几十年，西晋陆机更为明确地提出了文章要“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但是如果我们去检阅一下，两汉四百年间的文学理论，司马迁才是魏晋新文学理论的先驱者，曹丕、陆机的文学观点是与司马迁一脉相承的。

司马迁在中国历史上的文学贡献

司马迁文学修养深厚，艺术手法高妙。往往极其复杂的历史事实，他都能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再加以视线远，见识高，文字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容斋随笔·史记简妙处》）。

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成熟以《史记》为起点。《史记》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历史著作，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史记》首次运用丰富多彩的艺术手法，描绘了众多历史人物，凸显了传记文学这种文体的基本特征和不同于普通人物传记的强大艺术感染力。

陕西韩城市司马迁祠

梁启超推荐最值得一读的史记“十大名篇”是：“大江东去楚王流芳”——《项羽本纪》；“礼贤下士威服九州”——《魏公子（即信陵君）列传》；“文武双雄英风伟概”——《廉颇蔺相如列传》；“功成不居不屈权贵”——《鲁仲连邹阳列传》；“旷世奇才悲凉收场”——《淮阴侯列传》；“官场显形栩栩如生”——《魏其武安侯列传》；“戎马一生终难封侯”——《李将军列传》；“汉匈和亲文化交融”——《匈奴列传》；“商道货殖安邦定国”——《货殖列传》；“史公记史千古传颂”——《太史公自序》。可见在梁启超的眼中，司马迁的文学成就是多么的了不起!

对后世小说创作的影响巨大。中国传统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式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以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一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渊源于《史记》。后世小说多以《史记》为取材之源，其中比较典型的有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孙皓晖的《大秦帝国》和寒川子的《战国纵横》。

陕西韩城市司马迁祠

成为后世戏剧创作的取材宝库。由于《史记》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自然而然成为后代戏剧取材的宝库。 例如宋元戏文有《赵氏孤儿报冤记》、元明杂剧有《冤报冤赵氏孤儿》（元·纪君祥）、《卓文君私奔相如》（明·朱权）、《灌将军使酒骂座记》（明·叶宪祖）；明清传奇有《窃符记》、《易水歌》（清·徐沁）；地方戏及新编历史剧有《搜孤救孤》（京剧）、《卧薪尝胆》（汉剧越剧）、《和氏璧》（同州梆子）、《完璧归赵》（京剧）、《鸿门宴》（京剧、川剧、汉剧、秦腔）、《萧何月下追韩信》（京剧、川剧、汉剧、秦腔）、《霸王别姬》（京剧）、《大风歌》（话剧）等。

鲁迅曾经在《汉文学史纳要》一书中专篇介绍了司马迁。鲁迅认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司马迁写文章“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因而《史记》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的评价也因此成为了《史记》评论中的不朽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