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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可能是西安。
本回答全文已超5万字，列出支持文献丰镐说的各方面佐证，以及对一些发对说法的反驳，并持续更新一些关于太平遗址的新看法。相信有兴趣的朋友读完后会对文献中的夏朝有一个新的认识。也欢迎有耐心通篇读完，有自己理性思考而非感性情绪的朋友提出不同意见。
西安历史有一个奇怪的地方，西安附近关中地区有很多炎帝、黄帝活动事迹的传说和文献记载，包括距离今1万年前的最早氏族华胥氏传说。即使到了夏朝初年，还有鄠邑禹王庙等关于大禹的遗迹，遗迹与夏启大战的有扈氏。但到了夏朝中后期与商前中期，在文献里的西安，就成了一片空白。考古也是，163万年~70万年前的蓝田猿人遗址，50万到40万年前的涝池河人类肱骨化石，约30万到20万年的桐花沟人类头骨碎片化石，3万到2万年的冯家村人类下颌骨化石，1万年前的高陵渭河滩晚期智人。临时渭南大荔县有23到18万年前的早期智人大荔人遗址。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7000年前的半坡、姜寨、鱼化寨等母系氏族社会，就已经相对成熟，同期西安东南西北都发现有很多氏族村落遗迹。6000年前的杨官寨遗址，又是全世界最早的一批都会。5000年前的斗门客省庄、花楼子遗址，甚至还发现了少量的骨刻文。
从代表性的仰韶半坡类型村落，到庙底沟类型大型聚落，再到被称为陕西龙山文化的客省庄二期文化，甚至还有贯穿夏商的老牛坡遗址...西安的史前人类遗迹，可以用一句罕见的连绵不断来形容。
但自从进入客省庄二期文化之后，也就是陕西龙山文化，这支文化类型是可以确定的，就是缺乏一个代表性的大型都会级遗址。按说到夏代建立前后，关中中部应该酝酿出一个至少雄霸一方的势力，不应该太像是一片文化荒漠，衰落成真空的存在。夏商之间近千年的西安历史，用一句文献、考古双空白也不为过。直到前些年，进入夏代纪年范围，神秘的大型遗址，太平遗址被发现，并在2021年开始发掘...
太平遗址发现后，有些西安网友武断的说西安是夏，听起来挺荒唐的。但我历来关注西安城市历史，西安虽不怎么可能是夏都，却可能和夏有不小的渊源关系。这也并非我个人的论断，而是魏晋以前文献中就有的说法。首先文献中有一条完整的指向链：
一、崇在丰镐之间
1、夏禹之父崇伯鲧
《史记》：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索隐】：皇甫谧云：“鲧，帝颛顼之子，字熙。”又连山易云“鲧封於崇”，故国语谓之“崇伯鲧”。系本亦以鲧为颛顼子。汉书律历志则云“颛顼五代而生鲧”。
《竹书纪年·卷上》：(帝尧）六十一年，命崇伯鲧治河。在《国语》和已经失传的远古大书《连山易》中，称大禹的父亲，鲧，为崇伯鲧，封地在崇。这个崇在哪呢？
《史记》：明年，（周文王）伐崇侯虎。而作丰邑。【正义】：皇甫谧云夏鲧封。虞、夏、商、周皆有崇国，崇国盖在丰镐之间。诗云“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是国之地也。
《太平御览》卷一五五引《帝王世纪》云：“夏鲧封崇伯。故《春秋传》曰谓之‘有崇伯鲧’，国在秦晋之间。
《毛诗正义》引《尚书中候·雒师谋》：“唯王既诛崇侯虎，文王在丰，丰人一朝扶老至者八十万户。”是受命六年而伐崇居丰也。皇甫谧直接说鲧的封国，也同样是商代崇侯虎的封地崇国。他说，从虞夏到商周，丰镐这里都有崇国。《史记》的“而”字也显然是表因果递进，同样指向西安丰镐遗址就是崇国。
西安这个崇国如果就是鲧的封国崇国的话，那么大禹父族部落，有崇氏，就在西安。只不过鲧从唐尧开始，就在酋邦联盟任治水大臣一职。后来鲧治水不利，被尧和舜流放到了东夷羽山。《尚书》中的羽山在东夷，而不在崇国。欢兜被流放的地方是崇山，但不是崇国的崇山，而是南蛮的崇山，是今天湖南崇山。
《尚书》：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史记》：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
《国语》：昔者鲧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举之。
《国语》：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按《国语》记载，鲧被流放的羽山，就是夏郊。因此夏在东夷，不在崇国。他的儿子禹则继承了鲧的崇伯之位，继续在朝为官，接替父亲治水。后来“皇天”，也就是帝舜，为了嘉奖大禹，才把大禹封在有夏。也就是说，鲧是被封在崇国。后来被流放到夏国。再后来，鲧的儿子建功立业之后，就改封在夏国。崇伯禹就被改封为夏伯，改称夏禹。正位共主后，在夏地建都。夏禹的儿子夏启继承了夏地，建立的那个朝代，自然而然就叫夏朝。也就是说，夏禹在成为夏伯之前，是崇伯。他的家族是姒姓有崇氏，后来改了封地和国氏。
没有任何文献记载，崇国在夏商时期曾经迁移过。这种说法只是个别人理不清夏与崇关系，所作的猜测。
西安这个崇国如果就是鲧的封国崇国，意味着禹的父亲，启的爷爷，祖上的部落，就是西安丰镐那一片...那么禹的父族部族崇邑，真的很可能就是太平遗址...如果鲧没有被流放羽山下国，如果禹没有在夏地建立新的封国和都邑，改称夏后氏，正如有虞氏出身的舜，一般叫做虞舜，那么夏禹、夏启，可能会跟随父亲崇伯鲧的有崇氏部落，叫做崇禹，崇启，夏朝可能叫做崇朝...当然，历史没有如果。
虽然夏朝后来叫夏，但是作为父族部落，太平遗址如果是鲧的崇邑，那也算先夏都邑。尽管，陶寺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与陕西龙山文化都被称作中原龙山文化，但陕西龙山文化与河南龙山文化暂时来看，虽有联系但不够大，夏朝应该还是以上古夏地文化为主，多元并蓄。但既然是祖地，在夏启建立家天下的世袭王朝之后，太平遗址这座崇邑，很可能也继续得到一定的优越政治地位，类似于周朝建立后，岐邑作为祖都的辅都地位一直很牢固。只不过夏朝建立没多久就经历了长期的太康失国，各支夏代文化间走向现在很难理清。
夏朝距今大概4100年到3600年，而社科院和国家文物局在2021年的发布会，公布的太平遗址时间范围恰好是距今4150-3700年。恰好可以对应鲧禹到夏朝中后期。而且这次信息发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举办的专题是太平遗址与二里头遗址的两个遗址的最新发掘收获。二里头遗址是迄今为止最可能是夏都的遗址，但普遍认为是夏朝中后期的遗址。那么两大考古部门故意将刚刚发现不到十年的太平遗址，与已经发掘半个多世纪的二里头遗址并列在一起，或许不是无意的...如果太平遗址未来的考古能够解决有崇氏地望问题，很多线索会变得清晰。
“尤其是一件陶铃，仅在被认为是尧都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和夏代早期的河南新密新砦遗址发现过...”可太平遗址这个神秘且在文献上无法对应，显得空白的遗址，发掘尚处于起始阶段。仅结合鲧都的文献可能性，再看报告中这句仅在尧都和夏朝早期遗址中发现的陶铃，以及完备的玉器生产链，似乎也侧面印证了太平遗址与鲧、禹应当有一定的关系。鲧是尧的臣子，常年活动于尧都陶寺遗址，而夏朝早期的帝王就是鲧的儿孙。那么这些陶铃，至少代表着三王时代的酋邦联盟礼制...当然，太平遗址的神秘面纱，现在考古提炼和披露的信息还是太少太少，还需要进一步发掘和发现。但两大考古部门显然在故意内涵什么。至少是在内涵，这两处是夏代两处大型遗址。也许在正参与发掘工作的考古工作者那里，已经形成了一些初步但不成熟，尚不能轻浮地公布给媒体的推测。
西安是禹的老家，这个说法或许很魔幻...不过要说魔幻到这个程度，是不是就不该拿出来讨论？并不。鲧都这个文献线索其实是很明确的，本来就是这么魔幻，只是天天周秦汉唐喊破嗓的西安城市宣传几乎不提这些被视作细枝末节的内容。
这条文献证据链对比其他说法：
第一，出现的时间较早。《诗经》是周代文献，《史记》是汉代文献。
第二，指向直接且明确。不需要冗长的推导链。
第三，多是国史权威材料。
很多人喜欢引用地方志和地方传说，但那些更多是故事。权威史料则有史学名家之品德气节的保障。周汉《诗经》《史记》即讲崇为丰京，鲧为崇伯。三国、西晋的皇甫谧，即直接讲伯鲧之崇即侯虎之崇。这比逻辑牵强，容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其他说法，更少用到推测甚至猜想，而且不是依据容易传讹的地方志和民间传说。
其实新郑皇帝故里这条，最早也是依据皇普谧一句“或曰黄帝都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而皇普谧讲夏鲧封于丰镐之间的崇国，连“或曰”都未用到，这条文献的观点完全可以立起来，且不说定论，至少是值得讨论和探索得一条重要线索和事实可能性之一。
2、夏启立国之战讨伐有扈氏
启建立夏朝时，灭了一个反叛的方国，叫有扈氏。这是夏启建国的立威之战，其作用，大概相当于周公平定三监之乱，可以说是建立王朝时，最重要的镇压战争。
《史记·夏本纪》：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夏后帝启，禹之子，其母涂山氏之女也。有扈氏不服【集解】：地理志曰扶风鄠县是扈国。【索隐】：地理志曰扶风县鄠是扈国。正义括地志云：“雍州南鄠县本夏之扈国也。地理志云鄠县，古扈国，有户亭。训纂云户、扈、鄠三字，一也，古今字不同耳。”启伐之，大战于甘。【集解】：马融曰：“甘，有扈氏南郊地名。”【索隐】：夏启所伐，鄠南有甘亭。将战，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
《汉书·地理志》：鄠，古国，有扈谷亭。扈，夏启所伐。有扈氏，自古传下来的说法，就是西安鄠邑区一代。当然，还有一些现代学者根据地方性民间传说产生了其他观点，不过中国几乎所有的上古地名都存在多省争议，毕竟太遥远，那时候连文字都没有。可古人正史文献传下来的最悠久的说法，就是有扈氏就是在西安鄠邑区一带。由于太平遗址距离鄠邑区只有十几里，我之前还曾倾向于太平遗址应该是有扈氏的都城。
我原本觉得有启伐扈氏这里还蛮突兀的。毕竟，一般认为夏启建立夏朝，在晋南或者中原一带，不是关中。有扈氏在西安，在当时算是天高皇帝远，其他部落方国都没发难，有扈氏何必趟这浑水，带头造这个反？为什么夏启的立国之战，又要亲自去打这么遥远的有扈氏？中原到关中之间有那么多方国，有扈氏又能对夏启有多大威胁？当时偏居关中一隅，崇山峻岭之下的有扈氏又能有多强大？
但再看一些其他关于有扈氏来历的史料，发现有扈氏和夏朝的关系不简单。首先他们是同姓之国。都姓姒。
《尚书正义》：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作《甘誓》。夏启嗣禹位，伐有扈之罪。○启，禹子，嗣禹为天子也。扈音户。有扈，国名，与夏同姓。马云：“姒姓之国，为无道者。”案京兆鄠县即有扈之国也。甘，有扈郊地名，马云：“南郊地也。”甘，水名，今在鄠县西。上古之时，以家族为姓，以国为氏。夏启的时代，夏后氏的同姓之国应该是很少的。毕竟禹启的共主势力才刚刚发展起来。那么作为少有的同姓之国，血缘关系应当是很近的。
再看东汉史学家高诱提供的说法，有扈氏不仅与夏后氏同姓，还是启的庶长兄。
《淮南子·齐俗训》云:“昔有扈氏为义而亡，知义而不知宜也。”高诱注:“有扈，夏启之庶兄也，以尧舜举贤，禹独与子，故伐启，启亡之。”
《尚书孔氏传》：有扈与夏同姓，恃亲而不恭。这下有扈氏和夏后氏，很可能就成了嫡弟和庶兄的关系，都是禹的儿子。类似于西周末年周幽王庶长子伯服与嫡长子宜臼的斗争关系。那么，爷爷鲧的老家在有崇氏，有扈氏应是毗邻爷爷的老家的有崇氏。封他的人，很可能就是他们的父亲禹帝本人。有扈氏应该是崇邑在夏初时，周边重要的屏藩国家，近亲部族。大禹死后，有扈氏守着老家地盘，如果要造反，直接威胁的就是夏朝的西部根基。夏后氏作为嫡子，则继承了夏地，成为共主。有扈氏看到夏后氏弟弟做了一件违背当时禅让制度的事，于是借此为由起兵叛乱，无论是以兄弟争位还是维护禅让制，本质都是争抢权力、威望与地盘的名头。
《吕氏春秋·先己》：夏后伯启与有扈战于甘泽而不胜。六卿请复之，夏后伯启曰：“不可。吾地不浅，吾民不寡，战而不胜，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于是乎处不重席食不贰味，琴瑟不张，钟鼓不修，子女不饬，亲亲长长，尊贤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甘泽，就是启与有扈氏大战的地方，自古传为鄠邑区甘亭镇。从方位上来讲，甘亭镇在鄠邑区当初的户县县城附近。如果太平遗址是有崇氏，那么战场肯定在更西边，符合甘亭之说。否则如果太平遗址是有扈氏的都邑，夏启来关中平叛时的据点应该在更东边，战场很难跨过太平遗址，拉到甘亭那么远。
太平遗址所属的客省庄二期文化类型遗址，在沣河、泾河、浐河附近均有发现，而鄠邑区反而罕有。可见太平遗址所属国家的势力范围，应该在沣河下游及沣河以东为大，而非向西延伸到鄠邑。
这也说明，太平遗址应该不是有扈氏的封邑，而是有崇氏的都邑。夏启将战场推到太平遗址西边很远的甘亭讨伐有扈氏，很可能就是坐镇身后的太平遗址，阻止这座当时西方最大的城邑落入族兄有扈氏之手，保证夏朝西部的安定。
之所以说，战场位置很重要，是因为夏启并非一战而打赢有扈，他和有扈氏是一场拉锯战。开始夏启并没有打赢，他没有把有扈氏从沣河东岸一直挤压到甘亭的条件。他与有扈氏交战后受阻，后来休养生息，勤俭立德，一年后才最终战胜有扈。可见这一仗还真的是事关重大。正因为有崇氏是夏后氏的祖都，所以他才能在这里驻扎了足足一年多，“期年而有扈氏服”。
如果这件事真的是兄弟之间的争权，意味着成为共主的夏启可能要丢了爷爷的祖屋，老家大后方，政治影响是非常恶劣的。因此逼得夏启远赴关中，亲征有扈，倒显得合情合理。启伐有扈氏的重要性，一下就讲通了。
《墨子·明鬼》：然则姑尝上观乎《夏书》。《禹誓》曰：“大战于甘，王乃命左右六人，下听誓于中军。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有曰：‘日中，今予与有扈氏争一日之命。且！尔卿、大夫、庶人。予非尔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罚也。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若不共命；御非尔马之政，若不共命。是以赏于祖，而僇于社。”赏于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僇于社者何也？言听狱之事也。故古圣王必以鬼神为赏贤而罚暴，是故赏必于祖，而僇必于社。此吾所以知《夏书》之鬼也。故尚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语数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故何也？则圣王务之。以若书之说观之，则鬼神之有，岂可疑哉！不过需要提到得是，在先秦还有一些典籍里提到的是夏禹伐有扈。尤其是《墨子》在这里还对禹伐有扈的《禹誓》着墨颇多。不过对比可知，这其实就是夏启伐有扈所作的《甘誓》中的那个故事。
《墨子·兼爱》：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众，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即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且不唯《禹誓》为然...但在《墨子·兼爱篇》还另提到过《禹誓》，写明《禹誓》是伐有苗之作，不是伐有扈。墨子能够分得清《甘誓》和《禹誓》的区别。可见《明鬼篇》把《甘誓》错写为《禹誓》，明显是一处笔误。但是无论是启伐有扈的《甘誓》中，和这里一样，启对着士兵们大谈祖先赏僇，要在祖庙奖赏有功者，莫不是祖先就在他们身后的太平遗遗址，有崇氏？
《庄子·人间世》：“禹攻有扈。”
《吕氏春秋·召类》：“禹攻曹、魏、屈骜、有扈以行其教。”
《说苑·政理》：“昔禹与有扈氏战，三陈（阵）而不服，禹于是修教一年而有扈氏请服。”其他此类记录若不是受到《墨子》或同一个错误源头材料的影响，那说明夏禹也曾经讨伐有扈。
《左传》：“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上古时期，氏是部落，更是地名。姓代表着家族，而氏，是所统治的部落。夏国也应该是原本就有的古国，夏禹最后被徙封到那里。因此，如果夏禹也曾伐有扈氏，总不会是伐自己的儿子。夏禹伐的那个有扈氏，应该是姒姓有扈氏之前的异姓有扈氏，能够威胁禹祖部有崇氏的一个异姓邻国。禹讨伐有扈氏后，才将自己的庶长子封在这里。
不过我认为，这些记录是像《墨子》一样把启事迹搞错了，附会到禹那里更可能一些。
3、西安西南部关于鲧和禹的传说
虽说我认为民间传说不太靠谱，考证地望时不应以民间传说为依据。但如果民间传说和权威文献能够对上，至少能够增加文献的可信度。
《鄠县志》三过村，在鄠县北二十里。按地舆志，鄠古崇国也。连山易云颛顼五代孙，鲧封于崇。史记鲧治水功用不成，舜殛于羽山，举禹以代。禹痛父防功，八年间三过其门不入，今三过村旧传即其处也。户县有关于禹传说的地名三过村，禹王庙。还有首阳山的崇济大王殿等有关崇国的传说。
在西安南部，挨着鄠邑区的周至县，现在仍有关于鲧和禹的地方传说。
《史记索隐》：汉书律历志则云“颛顼五代而生鲧”。按：鲧既仕尧，与舜代系殊悬，舜即颛顼六代孙，则鲧非是颛顼之子。盖班氏之言近得其实。唐代史学家推断，鲧应该不是颛顼的儿子，而是颛顼的五代孙。颛顼是黄帝之后，具体是人还是部落，是几代人，已经很难说清。而毗邻西安鄠邑区的西安周至县，在地方志中，传说有一个古骆国。这个骆国也号称是鲧的父族部落。
《山海经》：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系鲧也。我个人认为，这些说法虽可证度不高，毕竟《山海经》本身偏传说，且骆国也没有多少国史记载。但这里民间既然有关于鲧的传说，也多少印证了一些鲧曾在关中的蛛丝马迹。西安西南部地区，有鲧和禹的一些传说，算是民间对崇伯的另一种历史记忆。
《随巢子》：“禹生于昆石”；“禹生碣石之东。”
《孟子》：禹生石纽。在先秦典籍中，反复提到禹生于昆石、碣石、石纽，后来汉朝传说石纽在四川。扬雄就在《蜀王本纪》提出四川汶川羌族同胞聚集区的石纽之说，后来不少文献继承了此说法。不过考古界一般认为即使当时各地区史前文化已经互有往来，但以晋南为中心的早期氏族部落酋邦联盟建立的统治范围绝不可能那么大。从人口史发展的角度而言，那个年代整个中国可能也才百十万人，很多古国实际上是村落，生产力和人力条件也不足以支撑这么大版图的政治动员。川西之说，更可能是秦汉之时，中原恰好和商周时期迁徙这里的古羌人开始有了联络，加上羌人地区关于禹的传说甚多，所以 *** 接纳了当地传说，产生了此说法。这块石头到底在哪，其实根本是不可考的。尽管如此，陕西也不是没有关于石纽的传说。
4、《诗经》丰京与禹之间的联系
再就是《诗经·文王有声》中，除了“既伐于崇，作邑于丰”，讲明崇与丰的关系外，还有一处蛛丝马迹：
文王有声，遹骏有声。遹求厥宁，遹观厥成。文王烝哉！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文王烝哉！
筑城伊淢，作丰伊匹。匪棘其欲，遹追来孝。王后烝哉！
王公伊濯，维丰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维翰。王后烝哉！
丰水东注，维禹之绩。四方攸同，皇王维辟。皇王烝哉！
镐京辟雍，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皇王烝哉！
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丰水有芑，武王岂不仕？诒厥孙谋，以燕翼子。武王烝哉！这篇本是称颂周文王周武王在沣水两岸，建立丰京、镐京的事迹。除了周文王“既伐于崇，作邑于丰”将崇与丰进行联系外，后面还很突兀的出现了一句“丰水东注，维禹之绩”。把沣水和大禹联系到了一起。按照一般认知，禹治理的主要是黄河中下游，如果禹能和渭河的支流沣水联系到一起，那么大概也只能是禹正式接替父亲鲧，在联盟任治水官员之前了。那么，禹的事迹和沣河关联，可能正是因为，这里曾是鲧的崇国。而禹也接替父亲做过崇伯。《诗经》作为周朝的诗歌汇总，这里又是周朝丰镐当地对禹的历史记忆的印证。
而且把禹和关中联系起来，《诗经》中这还不是孤例：
《诗经·信南山》：信彼南山，维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孙田之。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信南山》是周王冬祭祖先的乐歌。这里竟然都不是在讲禹治水，而是讲禹在这里耕作治理。周王都关中，南山就是关中秦岭终南山。丰京也就是崇国，距离秦岭只有十几二十公里，天气稍好，就可以览望终南。如果禹曾在这里耕田，恐怕更是禹作为崇伯，曾经耕耘这片土地的例证。
再看《诗经·韩奕》：
奕奕梁山，维禹甸之，有倬其道...韩侯出祖，出宿于屠...韩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为韩姞相攸，莫如韩乐...庆既令居，韩姞燕誉。溥彼韩城，燕师所完...《韩奕》中，也提到了大禹甸治理。
《十三经注疏》：韩，姬姓之国也，后为晋所灭。梁山于韩国之山最高大，……今左冯翊夏阳西北。”
《括地志》：“韩城在同州韩城县南十八里，古韩国也。”
屠：《毛传》：“屠，地名也。”《后笺》：“此即汉之杜陵，在周京之东南。”
《郑笺》：“汾王，厉王也。”大禹治理过的梁山，是关中东部，今渭南韩城市的梁山。后边还会讲到，这里还可能是大禹母族部落所在的区域。韩王被封韩城市这里，从镐京出发，经过屠地，也就是后来的西安市南的杜，到达了梁山所在的韩国。他又娶了周厉王的外甥女，燕国蹶父的女儿。并且在燕国部队的帮助下，修建起了韩城。这里的燕国，不是北方姬姓燕国，而是河南新乡卫辉市的姞燕国，一般称为南燕国。当时周厉王被国人暴动，赶出了关中，流亡到了汾水庞的彘这个地方。彘在今临汾市霍县。韩城市与临汾市是临市，而南燕国卫辉也挨着山西南部，不算特别远。因此，可以认为《韩奕》中的梁山与韩国，是今渭南韩城市。所以大禹又跑到关中治理了。
还有，诗经《閟宫》中，提到缵禹之绪。
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无灾无害。弥月不迟，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稚菽麦。奄有下国，俾民稼穑。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缵禹之绪。这里讲到的姜嫄，就是周王朝祖先，后稷弃的母亲。
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
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姜嫄是有邰氏之女。弃知其母而不知其父，被母亲养大。后来帝舜把弃封在了邰国，也就是他的母国有邰氏。《閟宫》中讲弃“奄有下国”：
《集传》：“奄有下国，封于邰也。”邰，是今天关中咸阳武功县到杨凌区一带，“奄有下国，俾民稼穑...奄有下土，缵禹之绪”就是说，弃在邰国教会人民稼穑事，从拥有了国土开始，就继承了禹的事业。这如果非要把关中邰国和禹联系在一起，或有些牵强。但既然并列，似乎也可能意有此指。
《诗经》另两处提到“禹”，是讲殷商也设在禹迹之上。这与禹后来建立夏朝的地点有关，后面我会详细分析夏与崇的关系。
5、《尚书》中周人自称有夏
还有《尚书》中一些周人自己的说法：
《尚书·周书·立政》：帝钦罚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万姓。
《尚书·周书·君奭》：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这些周人自己早期的说法，尚书中不止这两处，很有趣。立政中说，是我有夏灭商...一般认识，商统治的南部，是有夏故地，为什么周自称为有夏灭商？那时候东都都没建呢。君奭更离谱，周文王没有剪商，关东还未染指，就说和谐我有夏...没有关东地区的有夏，似乎很难说是那个东方的夏朝。这里的理解空间上下限都很大，在周人的理解中，关中至少是有夏的一部分，多的话，则可能认为关中就是有夏。这或许就是受到夏禹出身关中的影响。
都说商代那么多甲骨文，也没有出现夏这个字。但是西周的青铜器中，却有大禹的事迹。所以很多人认为，周朝和夏朝的关系可能更亲近。但如果鲧都就是太平遗址这个猜想成立，后来长期经营关中的周之所以会这么了解夏，或许不是因为姬周和夏后氏有什么亲缘关系，仅仅是存在地缘关系，一前一后同在关中，当时的关中若有比殷墟一代更多关于禹的传闻，那这些民间流传的历史记忆，更容易形成周对夏的记忆。周文王周武王都丰镐，丰镐可能有先夏、早夏的一些历史记忆。
要说周的先祖弃是夏朝分封的后稷，所以才自认为夏族，但仅仅在夏朝第三代太康失国后，周人就已经奔于戎狄之间。反观商朝的祖先契，也是大禹同时期的人物，辅佐大禹治水，被分封为诸侯商伯。而且商国后来也没有奔于戎狄，而是一直在夏朝势力范围内，从这个角度说，商朝也比周人更有资格称夏朝的继承者...
商朝对前朝夏朝无感，而隔了一朝的周反而有更多记忆的原因，或许还是和崇国作为夏宗之地位有关。周的祖先弃，出身邰国，也被封在邰国。邰国在今关中武功到杨凌一带。如果崇国被视作是夏的祖地，属于根正苗红的诸夏之宗，那么邰国出身的姬姓周人，自称为夏也就名正言顺。
商朝文明本身就更独特一些，连二王三恪都不搞，甲骨文也从不提夏。都说商代重巫周代重史，商朝敬鬼神周朝敬天人，先夏的历史记忆可能在文字技术条件不完善的夏朝晚期被遗失一些，在提都不提夏的商朝又被遗失一些，到了周朝之后，尤其是姬周外迁，秦国内迁之后，大量西部古国带着地名东移，关中对这段记忆可能又断片儿了。最后，大多人不细究这些，就误解为夏禹本身就出身于夏地。其实看殷商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商人迁到殷这个地方后，一般通常称为殷。如果夏，是夏朝建立后，或者就像商朝一样是夏朝后期的叫法，那么一切以“夏”地而论夏朝，都会显得错位。就像商朝祖先商契，在商朝迁殷后，被他的后人称为殷契，但契本人，以及契所处的时代，压根儿不知道契和殷有什么关系。如果夏朝也是这样呢？
6、秦国关中对夏的记忆
秦国的关中，仍然还有一些对大禹历史记忆的蛛丝马迹：
《秦公簋》：不显朕皇且，受天命鼏宅禹迹，十又二公，在帝之坯。秦景公的秦公簋铭文中，也提到了秦国所宅关中的禹迹。说起来，如果这里是崇国，与夏朝的直接关联的，也应该是禹帝本人。所以大部分信息都指向禹。不过需要说明的是，禹迹是一个历史上常出现的全国性的词，可以视为“禹的版图”，并非有“禹迹”二字，就一定是禹的故乡或故都。这只能视作是地方对禹的历史记忆。
《北宋内府收藏秦公钟》：秦公曰：‘不（丕）显朕皇且（祖）受天命，有下国，十又二公不坠才（在）上，严龚夤天命，保（业厥）秦，虩事（蛮）夏。《秦公钟》铭文中，秦公认为秦国是禹迹和下国。在《閟宫》中，周人也自称“奄有下国”。 “下国”“下土”“下土方”等词语，在出土文字和先秦文献对大禹的描述中都有多次出现。按学界的一种说法，“下”就是“夏”的早期写法。
左丘明记载，季札欣赏各地音乐，听到《秦风》之乐[=yue4]时就说，秦乐[=yue4]其实就是夏乐[=yue4]。关中很可能是先夏与早夏的重要组成。
还有左丘明也曾经写到过，《秦风》之乐，其实是夏声。
《季札观周乐》：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因此虽然全国都有禹迹，但在先秦权威文献中屡屡与某个明确地区，清晰联系到一起，还是不多见的。总之，关中不会是夏朝的化外之地，很可能像仰韶，庙底沟，中原龙山时代那样，依然是夏代中原文化铁三角之一。
7、夏禹的母族部落有莘氏
《大戴礼记·帝系》：鲧娶于有莘氏之子，谓之女志氏，产文命。
《史记集解》：系本“鲧取有辛氏女，谓之女志，是生高密”。鲧的妻子，禹的母亲，是姒姓有莘氏之女。但有莘氏地望历来众说纷纭。其中陕西渭南是一种说法，而且是有西周初年考古出土印证的说法。先看比较权威的史料中，莘国地望在哪。
《诗·大雅·大明》：
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涘。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大邦有子，伣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缵女维莘。
《集传》：大邦，莘国也。子，大姒也。 《毛传》：“莘，太娰国也。”《括地志》云：“古莘国城在同州河西县南二十里。”在今陕西合阳县东南。洽作“合”、“郃”，水名，在今陕西渭南合阳县。这段讲的是周文王到大邦，也就是莘国，迎娶莘女为自己的王后。而他娶亲的地方，在陕西渭南合阳县，郃水和渭水一带处。
《史记·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正义】：国语云：“杞、缯二国，姒姓，夏禹之後，太姒之家。太姒，文王之妃，武王之母。”列女传云：“太姒者，武王之母，禹後姒氏之女也。在郃之阳，在渭之涘...”文王正妃也。周文王的正妃，周武王的母族，也是姒姓有莘氏。而这个莘国，在郃阳。
《史记·周本纪》：乃求有莘氏美女，【正义】：括地志云：“古新女国城在同州河西县南二十里。世本云莘国，姒姓，夏禹之後，即散宜生等求有莘美女献纣者。”
《续汉书·郡国志》：郃阳南有古莘国，散宜生为文王求有莘氏女以献纣，即此地也。周文王被商纣王扣押后，还专门从莘国挑选美女献给纣王，最后才得以释放。这是莘国，也即周文王老伴儿的娘家，为了解救周文王献出的资源。
《太平寰宇记》卷二十八《关西道·夏阳县》：“莘城，《系本》及《诗》：‘莘国，姒姓。夏禹之后，武王之母太姒即此国之女。’有冢在焉。”夏阳是今陕西渭南韩城市，挨着合阳县。古合阳原本位于黄河西岸，洽水遗道位于黄河西岸莘里村。古夏阳则在韩城南。两县古时候时有合并。莘国应就在合阳与韩城相接一带。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应、宗区、史嚣享焉。 《路史·卷二十八》：夏阳，序之封，晋灭之。春秋时的莘地，也就是韩城，属于周平王复封的北虢国。
以上材料中的莘国，均指向关中东部的渭南市北部，与山西省隔黄河相望。
1975年，陕西渭南市阳郭镇南堡村发现了西周初期墓葬。其中出土了一支铜矛，上边铭文写着“辛邑矤”。这就是莘国制造的矛。此墓处于渭南市南部，距离合阳与韩城一带，近110km。此外，山西灵石旌介商代墓地，有些铜器上铸有“丙”型族徽器，而一件铜觯器底则有‘辛’字徽识。这里距离韩城到合阳一带，有200km上下。这里与合阳、韩城一带，同在长条形的晋陕盆地带中，通过临汾盆地可直接沟通。那么，夏商的古有莘氏应该也不出这一片，就是晋陕相接的黄河两岸这一带。这里距离被认为是尧都的陶寺遗址只有100km，也不远，应该是夏朝建立前，尧舜之都附近的一个重要的屏藩之国。
合阳距离丰京170km，与崇国同样很近。崇伯鲧与莘国结姻亲，实则是拉拢了通往唐都必经之路上的一个大邦。这些是鲧即使被帝舜流放到东夷，远离西方故土，但以崇和莘联盟为代表的整个西部势力，仍然能推举鲧的儿子禹，继续接替鲧，担任治水统领的根本原因。崇的身后是一个西部联盟，与后世周文王联姻周代莘国的逻辑相同。
值得一提的是，夏启曾封自己的庶子于莘国。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辛氏出自姒姓。夏后啟封支子於莘，「莘」「辛」聲相近，遂為辛氏。宋代史料距离上古太过遥远，姑且一看。若此条传说为真，那么姒姓莘国很可能在姒姓夏后启与姒姓有扈氏两兄弟之间站队站错，而被夺封。毕竟启与有扈氏都管有莘氏叫亲奶奶。而有莘氏与有扈却都在函谷关以西，串联的可能性不小。不过唐以后的史料，尤其是族源性质的史料，可信度打折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唐代以后的人人祖先攀高枝的情况比较多。有出土证据和文献证据的渭南古莘国，同为姒姓有莘氏。夏代莘国与周代莘国是一个莘国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在上古那个时期，交通往来不便。有莘氏距离崇国很近，能够解释通很多问题。
8、大禹出自西方
《史记·六国年表》：故禹兴于西羌。【集解】皇甫谧曰：“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传曰‘禹生自西羌’是也。”
《史记·夏本纪》：夏禹【正义】：帝王纪云：“父鲧妻脩己，见流星贯昴，梦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胸坼而生禹。名文命，字密，身九尺二寸长，本西夷人也。
《潜夫论·五德志》：后嗣修纪，见流星，意感生白帝文命戎禹。
《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鲧娶于有莘氏，……产高密（禹），家于西羌。
《荀子·大略篇》：禹学于西王母。提到大禹出身西方的不止这三则，包括《汉书》在内还有很多提到大禹是西戎、西羌的说法，但至于是在西部的哪个地方，西部哪个省份也是众说纷纭。但学者考证，陕西以西的大禹传应说是随着商周时期羌人持续西迁而产生，但总归是关于大禹祖部更多是传说在“西”。
后来，夏地被广泛接受为中原之后，很多人认为这个西方，就是指豫西一带。可是大禹是尧舜时期的人物。尧都既然在陶寺遗址，而且出土了圭表，可见当时尧都被视为当时的中土，那么豫西就不可能是以尧都为中心的“西”方。同理，夏朝建立后，也视中原一带为天地之中，那么怎么可能说这里是西戎？崇国在丰京的话，这个说法就顺了。
《说文解字》：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
《太平御览》引《风俗通》：羌，本西戎卑贱者也，主牧羊。甲古文中，羌字同姜字同源。羌人男子以羌为氏，羌人女子姜为姓。商朝时候羌字出现的多，姜字出现的少。西周开始，羌字出现减少，姜字出现增多。
《国语·晋语》：炎帝以姜水成。
《水经注》：岐水又东，迳姜氏城南为姜水。按《世本》，炎帝姜姓。《帝王世纪》曰：炎帝，神农氏，姜姓，母女登，游华阳，感神而生炎帝，长於姜水。后世主流观点认为，姜水就是岐水的一段，在陕西宝鸡。周文王的都城在宝鸡，姜太公就是在宝鸡钓鱼，愿者上钩，钓到了周文王。姬姓与姜姓在关中是长期联姻的，被称为姬姜同盟。周公亶父与后来的周武王都是与姜氏联姻。结合前面所说的，西安西部流传鲧与禹传说的周至县，在东与鄠邑区相连，在西就与宝鸡相接。大禹被称作西羌，很可能就是因为崇国与上古大量的羌人势力相连。而后来到两汉羌族形成后，和曾经的姜氏已经不同，他们继续远遁向西，他们失去了平原沃土，分布在川甘青藏一带的山区，造成了大禹出生在更加西方的一些传说。可显然，上古时期的交通条件和文明程度，还不至于把尧舜禹时代的部落联盟拉到那么大。距离唐都陶寺遗址那么远，明显不是正常的距离。但羌族同胞虽是少数民族，至今仍然自称是大禹的后代，可能的因为继续西迁的羌人，也留着这部分上古的记忆。总之，大禹其实本身就有出自西方的传说。而晋南与豫西，显然都不是当时的西方。
另外在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与出土甲骨文中，出现一个“西邑”或“西邑夏”的概念。尤其在殷墟的武丁时期甲骨文中均出现为“西邑”，商王武丁似乎很惧怕这个被神格话的城市西邑。
唐尧虞舜的都城在晋南，夏的都城也在中原一带。伊嵩一带的夏代都城遗址群在殷墟的正南稍偏西，更是在陶寺的东南方。陶寺唐尧自视为土中，华夏也号称九州之中。可无论是唐虞还是夏商，如果把夏称为西邑夏，那么这本身从方位上就很反常。对唐虞陶寺的方位来讲，豫西豫中那应该叫东邑夏。对夏自身来讲，那应该叫中邑夏。对商来讲，更应该叫南邑夏。可偏偏叫个西邑？或许，西邑夏只是讲崇夏，也就是先夏的崇伯禹之故国？禹作为三代圣君，即使到商朝也是被神格化的。如果商人是将西邑崇夏视作禹的化身，崇邑人在夏朝也一直自称西邑，那么似乎就能理得通。从岐周考古来看，纵然建朝后会择新都，但故国所在，显然也不会被平庸对待。这也许与太平遗址贯穿到夏朝中后期有关系。夏朝只要没有衰落，对太平遗址崇邑就仍然会大力保护和使用。似乎这样也能解释得通。
当然，这一处猜想较为空泛一些。西邑也可能与后边要说到的夏代西河有关。或者是指大禹最开始继承尧舜时期的都城的第一座夏都唐邑陶寺遗址。但西邑夏，与大禹出自西方，显然都把“夏”指向西方。
太平遗址作为时间上与二里头有前后衔接，且同时期罕有的超大规模遗址，加入到考古叙事中，一定会存在一定颠覆性。下面，再从文字学角度来提供更多夏代崇国在西安的证据。
二、宗周即崇周
崇国就是丰镐，最直接的证据其实就——宗与崇两个字。
1、宗字与崇字的演变
镐京，在西周的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中，除了早期称“蒿”外，后来一直称“宗周”。相对应的，岐邑在铭文中被称为“周”，洛邑被称为“成周”。当然，现在有些刻意无视考古证据，想当然进行抹黑的人认为，宗周也可能是指宝鸡周原，但《史墙盘铭文》证明了周原在金文中称作周。《大小盂鼎铭文》对举了周与宗周，《克组铜器铭文》则对举了周、成周与宗周，所以宗周应当和历代文献所记载一致，是丰镐。只是严格来说，在青铜器中“宗周”就是镐。因为丰邑和宗周在青铜铭文中也存在并举，且丰邑之称贯穿整个西周时期青铜器。而在成周与宗周两都定名之前的西周早期甲骨文中，之有“蒿”。宗周出现后，就不再出现蒿，可见宗周在青铜器中专指蒿京。蒿，通郊，其实就是丰邑之郊野的意思，与秦阿房宫一样是一个临时叫法。也许城郊蒿草多，所以郊也作蒿。后来东都新邑建成，取名为成周，蒿京也同时正式取名为宗周。人们叫惯了“蒿京”，才开始为它赋予“镐”“鄗”等字记之。到了东周，宗周也指周朝或东周王城，为了更好的区分地名方位，东周普遍称其为镐京。
通常认为，镐京之所以称为宗周，是因为“诸侯宗之”。但之所以取“宗”字，或许还有一些客观的原因。
当年周文王灭崇国后在崇国作丰邑。周文王是否直接沿用崇国的城址，不得而知。后来周武王又在沣水对岸，兴建新城——镐京，与丰邑合称丰镐。太平遗址的位置，就紧邻在镐京的旁边，只有不到五里之遥。
为什么西周文字中的蒿京，叫着叫着就不再叫蒿京，而改叫宗周呢？当时的人很看重部族，会这样随意丢弃自己的地名吗？仅仅是为了对应新建的东都成周，然后强调这里是“诸侯宗之”吗？这个蒿字，最初就不是地名，而是指蒿草丛生的丰邑城郊之地。而把蒿改称宗后，反而是捡起了真正的地名。其实只要回到崇国这个议题上，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因为“宗”，就是“崇”啊！
《说文解字》“崇”：嵬高也。从山宗聲。鉏弓切崇字是一个形声字，意符由“山”来充当，声符由“宗”来充当。因此，它的发音取自于“宗”，本就应该与宗相同或相近。崇字现在还没有两周金文的发现，最早可考字形只有《说文解字》中的秦代小篆。
《说文解字》“宗”：尊祖廟也。从宀从示。作冬切而宗字，则从商代甲骨文到小篆到隶书，有清晰的演变过程，而且变化并不是很大。
崇字的头上，就是宗字加了一个山而已。而且作为一个形声字，很可能上古时期两者的发音是相同的。
宗字的上古汉语晚期发音是“作冬切”，取“作”之声母z和“冬”之韵母ong，不过这是两汉时期的发音。现在主流的先秦上古汉语拟音并不一样。
我对古音韵学没有太多了解，只查到“宗”为精纽冬部字，读音与从相近。我只好又简单粗暴得查找先秦上古汉语中，“宗”字的发音录音，听了一下，果然类似于“cong”。我再听“崇”字的发音，略有不同，但韵母相同，类似于英文单词zone的发音。不过根据介绍，先秦汉语的发音，都只能是一个大概的推测，因为当时没有足够的音韵资料。故而我觉得“崇”字出现的比“宗”字晚，拟音或许与上古真实发音有出入。上古的“崇”应与“cong”这个音相同。有没有证据？当然有，训诂学有证据。
另外在上边崇字表中，马王堆汉帛书里，“崇”写作上边一个高，下边一个“宗”。这种写法，其实是把蒿京和宗周，又拼在一起了。是崇在西周后到西汉初的另一种变体。
2、崇国即宗国
《小尔雅·广诂》：钟、崇、府、最、积、灌、聚、朴，丛也。 《说文解字》：丛，聚也。 《广雅》：崇，聚也。这里的“丛”字，古繁体为“叢”，与“cong”同声。古字义又与“崇”字互通。更有趣的是，“丛”字在一些文献中也与“宗”字互通。
《庄子·内篇·齐物论》：故昔者尧问于舜曰：“我欲伐宗、脍、胥敖，南面而不释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犹存乎蓬艾之间。若不释然何哉！昔者十日并出，万物皆照，而况德之进乎日者乎！” 《庄子·内篇·人间世》：昔者尧攻丛、枝、胥敖，禹攻有扈...《庄子·内篇》中，写到一个故事，是尧帝想要讨伐宗国、脍国、胥敖国三个国家，但是又觉得很犹豫，所以就他的问好女婿舜。舜就说，这三个国家很偏远，您那么高尚，这没什么不能不能放下的。
注意，这里出现了一个国名，叫宗国。
结合尧帝在位时，舜请尧流放四罪，其中就有崇国的崇伯鲧。但是舜又请尧帝放了崇国的继任者禹，任用禹继续治水。这和庄子记载的事请，不得不让人产生一些遐想。
在《庄子·内篇》的另一篇中，宗、脍、胥敖三国，又被记作丛、枝、胥敖。可见庄子这里，“宗”通“丛”。而在训诂学中，“崇”也通“丛”。“宗”的上古汉语拟音又是“丛”。“崇”又是“宗”的形声字。“崇”国所在的太平遗址，又紧紧挨着被西周叫做“宗”周的城市...
《墨子·非儒》：宗丧循哀，不可使慈民。 《史记·孔子世家》：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宗，通“崇”。那么在上古史料错综流变的早期文字与发音中，仿佛一切都明白了：
“丛”通“崇”通“宗”，念cong！
宗国就是崇国，宗周就是崇周！
在上博楚简《容成氏》中，其实也提到了周文王讨伐的“宗”这个国家，被释为崇国。可见宗国就是崇国，在战国文字中尚且互通。
那段历史的脉络，似乎也整体浮出水面...
尧想要讨伐的宗国，就是反叛他的鲧的崇国。而最终舜劝说尧放弃讨伐崇国，只流放鲧本人到东部的羽山，也就是夏国，远离自己西部的部族。为了安抚西部的崇国、莘国等势力，尧和舜让鲧的儿子禹接任崇伯之职，并继续入朝担任联盟的治水统领。于是鲧放弃了抵抗，最终死在了流放地羽山。鲧到了羽山之后，对羽山夏国应该还有一些经营与恩惠。而继承了崇伯的禹，治水十三年，为了消除尧和舜对他的提防与猜忌，一次都不回到有崇氏部族，而是在治水中重新建立了自己的新根据地，也就是鲧晚年被流放的夏。鲧与禹很可能在后期共同经营羽山夏国。这里也是洪水易于泛滥之地，禹治好水患后，也取得了该地百姓的爱戴。尧死后，禹的力量最终强大起来，舜承认了禹已经拥有了夏的事实，改封崇伯禹为夏伯禹，后来禅位给夏伯禹。再后来，禹的儿子启赢得了帝君之位，建立了家天下的夏朝，继承了有夏氏。而一直在有崇氏附近的，启的庶兄有扈氏，认为同为禹的儿子，自己也能依靠反对启破坏禅让而赢得天下的敬仰，建立威望和权力，于是反叛夏启，威逼启控制下的兄弟二人共同的祖部有崇氏。夏启为了不丢失关中后方，于是亲征关中，解有崇氏之围，击败了兄长有扈氏。而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同在关中东部的大禹母族有莘氏，也站到了有扈氏一边，最终被夏启除国。夏启封自己的庶子于有莘氏，这就是后来的商代禹后的有莘氏。
其实这段时期，很可能只有简单的字符，而没有成熟的文字。所以这里的“崇”，只是一个后世人们挑出的一个发音相近的字，甚至是专门发明出来的字，去赋予cong这个地名发音一个文字上的标识。他可以是崇，也可以是丛，也可以宗。
为什么这个古国要叫宗国呢？用宗庙之“宗”这样一个地位崇高的字，给自己起国名呢？或许啊，就是反过来因为他是夏王朝的宗祖所在，“崇”或“宗”，后来“宗”字才被赋予祖意...不是因为cong国是祖国，才被叫做宗国。而是因为“宗”这个上古的发音cong，后来变成zong，是夏朝的祖国，cong在后世才开始有祖宗的概念...
夏代很可能记有崇氏为“宗”，即宗国，宗邑。认“宗”为祖。但它不是商朝的祖宗，商朝也许加山记其为“崇”，即崇邑，也或者在甲骨文中是其他的复杂字形，周朝人重新给cong国记作崇国。
不过商代的崇国，大概已经不是夏代的姒姓宗国，应该是换了贵族的。因为太平遗址到商代已经不再使用。被毁弃改封的可能性较大。上古以国部为氏，以家族为姓。也就是说，夏代宗国即使在商代换了统治贵族血统，但仍然还是叫崇国。那个时候其实是部落联盟或方国联盟，共主没有权力改变地方上的方国国名。其实把周以前的氏，国名，理解为地名是最贴切的。换统治贵族血统但不换地名是常态。直到西周开始进行莫非王土的天子封建，加上周室东迁，才开始造成显著的国名迁徙，像郑国这种就从华山附近迁到嵩山附近。周代开始，氏，国，才有现在姓的特征，代表了家族，所以贵族迁走时，往往把国名带走，也就是地名也带走。因此上远古时虽然传媒技术不行，但是地名稳定性非常强。因为换君不换国，换姓不换氏，换人不换地。即使迁徙也不会太远。比如说商朝中后期的都城在殷这个地方，商朝通常自认为殷。而在商地，还有个方国叫商方，殷商还组织过对商的讨伐...远古的氏，其实是地名，一般是不会随着改变了统治集团血统而变的。部族联盟是地缘集团。而王族国家则是血缘集团。时间越往后，血缘集团的力量越大，国号开始成为家族的私属荣誉，东周开始，张冠李戴的情况就非常多了，那时候文盲多，跟着国君迁徙三五代之后，普遍意识不到自己家乡的地名是从远处迁来的，当地关于上古的地方传说和地方的历史记忆，就很容易发生混淆。
商代的崇国即使换了家族，都邑也不在太平遗址，但应该还是在这附近，否则不会继续叫cong国。所以商崇，才能延续夏宗，而周宗，也跟着延续商崇。
《诗经·雨无正》：周宗既灭，靡所止戾。【郑笺】：“周宗，镐京也。”周文王灭商崇邑，就是灭“夏宗邑”的后身，并在河对岸建立周丰邑。周武王又回到河对岸，在商崇邑修建起了新的“周宗邑”，既宗周。那么镐京可能就是商代那个崇邑的旧址。毕竟镐京遗址与太平遗址的距离不到5里。若夏代的姒姓宗邑就是太平遗址，而商代的异姓崇邑，可能就是蒿京本身。很可能是起初把它叫蒿，因为商代崇邑这块高地处于丰邑之郊，被文王攻破，人口迁到河对岸的丰邑后，变得荒芜蒿草丛生，在蒿草中建宫殿才暂时称为蒿。
其实太平遗址所属文化类型是客省庄二期文化，客省庄就在沣河边儿，属于丰京遗址。客省庄二期文化与西周丰镐遗址的周文化可以说是直接交错叠加在一起。丰镐肯定是夏代某个西部最大城市的城址上，建立起来的。文献中只提到了丰京与崇国的关系，并没有其他说法，可见这个夏代遗址大概率是夏崇。
但最终，歧邑称周，洛邑称成周，蒿邑总归也要起个与其他两都对应的正式名称。于是周王沿用当地人一直称谓上千年的地名——宗（崇），把它叫做宗周。这个地名，与宗庙之宗同字，也恰好凸显其立朝之都的地位。
3、花楼子遗址出土骨刻辞中有字符疑似“宗”字
最后再回头看“宗”字的商代甲骨文：
最早甲骨文中的“宗”，就是一个下边空的房形框“∩”。中间则是一个T。那么夏朝的“宗”字，或者夏朝以前的“宗”字前身的字符，会是什么样呢？
1986年，考古人员在长安区斗门镇花园村西，发掘了一处与后来发现的太平遗址同时期的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址——花楼子遗址。这处遗址，发现了一些骨刻字符。
在这些骨刻辞中，反复出现一个字符，类似于现在的“爪”字形。这个字形与商代最早的甲骨文整体形势颇为相似。有没有一种可能，它就是先夏与早夏的“宗”的字符？这些器物就是宗邑贵族制造和使用的？其实古文中是有“𥘅”这个字的。
其实即使不按“宗”整体字形去看，只看“宗”字里的“示”，也能看出一些端倪。
正如郑州商城出土甲骨文中，有一片带有“乇”字的甲骨，证明了郑州是“亳”都。夏代的宗国（即崇国），也许并没有文字上部偏旁，而仅仅是一个“示”。
“示”字在甲骨文中有很多种写法，其中一种，图中前2.38.2中的示，与当下的“示”字几乎。而晋国的“示”字写法，就直接是“𥘅”字。那么可不可以认为，反复出现的“𥘅”字，本身就是“宗”字下边的“示”，在夏代也作“宗”？由于“𥘅”字在花楼子甲骨中不止一次出现，在骨笄与骨簇中出现，所以属侵蚀痕迹的可能性就很低，应该是一个当时的文字或符号。那么，这个文字或符号，显然大概率就是“𥘅”，可释为宗。是宗国，也即崇国之标识。
4、终南山即崇南山
崇山也一样，原本叫做宗山或崇山。因其在崇邑之南，也叫做“宗南山”或者“崇南山”。后来宗邑、崇邑都不存在了，人们又不太清楚宗周之“宗”最初源于地名，以为只是“诸侯宗之”。连本地人也开始不太理解这座山为什么叫做宗南或崇南，后来在《禹贡》中用通假字，最终成了“终”南。
终通崇，敬也。《尚书·洛诰》：“女惟冲子惟终。”俞樾 曰:“终读为崇。”又《君奭》：“其终出于不祥。”俞云:“马本作崇,是古字通用也。”又《诗经·卫风·河 广》：“谁谓宋远，曾不崇朝。”其注云：“言行不终朝而至也。”终字也是通“崇”的。这些都是崇国就在西安丰镐一带的语言学印证。不过西安当地人最后也搞不清楚“崇”与“宗”与“终”的关系，还以为终南山是最南边的山...其实大禹做九州，梁州就在雍州南。远古时候时候，秦岭北麓也是仰韶文化分布区，即使交通不便，古人也不至于以为秦岭就是最南边。
古代地图，上南下北，根据丰镐与终南山的位置，山在宗邑之上，即写作“崇”。“宗”“崇”这两个字，或是夏朝就已经使用。在夏朝，崇国、宗国两个字或许都在使用。也或者，宗是表宗庙，而夏朝就把崇国加“山”为“崇”，仍然和宗一样读cong，表示这个国家是自己最早的宗国。
到了商朝，肯定不准宗国继续称宗道祖，于是改变了崇的写法，当然肯定还念cong。商朝甲骨文会怎么写cong国的cong字，这个后边会讨论到。
到了周朝，周定都于cong国，起初又恢复了崇国的叫法。不过由于当时周文王专门发明了一个“豐”字，把cong改叫豐，所以这时的“崇”，只用于追述过去的夏商cong国时才用。等到了周武王建蒿京后，又去“山”为“宗”，称其宗周或周宗。
我们总以为这个“宗”字仅是因为它是周朝的立朝之宗，但没有人去细想，崇国之崇，不也是夏朝之宗吗？上古的国就是地方的意思，如果去掉这个“周”字，它不就叫宗国，与崇国发音一致吗？
至此，仿佛一切都说通了。
三、驳质疑者
从古到今，有很多学者，甚至一些民国与建国初的史学名家，都认定古崇国就是丰邑的说法是错误的。这些观点乍看起来是比较有道理的。
1、周文王伐崇国与作丰邑不是两个独立事件
他们认为崇国丰镐说的主要依据是《文王有声》中“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这句。于是质疑者认定司马迁和皇甫谧没有理解《文王有声》，是此二人误以为“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是一个因果递进关系。然后司马迁记载成“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也用一了个“而”表示因果递进。皇甫谧又错得更直接，崇国就是丰镐，误导了后人。那么司马迁和皇甫谧一定是错的吗？
这些学者认为《文王有声》这个“既”，就是“已经”的意思，只是一个表完成的副词，前句与后句仅是独立的两个事件，顶多表并列，没有因果递进的关系。“伐于崇”与“作邑于丰”，根本就是两个不相干的独立事件。
“既伐于崇，作邑于丰”中，这个“既”字到底是表独立事件的并列并叙，还是表因果事件的前后递进？这一点倒像是语言学上的难题了。
应该说这种质疑是合理的，因为从后世的一词多用的语法习惯来看，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但后世这样，质疑前代也这样就是对的？
我本人曾经为了论证司马迁记载李斯喊出的那句胡亥“自立”用过一个笨方法。有人认为不是自立为帝，是自树自强而非夺位，于是我遍差整部《史记》所有“自立”，凡一百多处，无一处是自强之意。翻查辞典中自树之意最早出现的时间晚于司马迁后，我更肯定了司马迁那句“自立”，只有自立为帝王将相而无自强之意。那么，我就再次用这种笨拙的方法，来逐一排查一遍《诗经》里所有以“既”开头的同类型诗句，排除掉明确表并列连词的“既...既...”，“既...又...”，“既...且...”，“既...亦...”等句型之外，再看看这个“既”的用法，有没有表并叙孤立事件的例子。
既见君子，不我遐弃。既阻我德，贾用不售。既见复关，载笑载言。既见君子，云胡不喜。既见君子，云何不乐。既见君子，并坐鼓瑟。既取我子，无毁我室。既有肥羜，以速诸父。既见君子，我心则降。既见君子，我心写兮。既见君子，乐且有仪。既克有定，靡人弗胜。既见君子，庶几说怿既受帝祉，施于孙子。既燕于宗，福禄攸降。既愆尔止。靡明靡晦。既之阴女，反予来赫。既成藐藐，王锡申伯。既备乃奏，箫管备举。既有 *** ，降福孔夷。既饮旨酒，永锡难老。既多受祉，黄发儿齿。既载清酤，赉我思成。很遗憾，《诗经》中所有以既字开头，而句型无连词时，与“既伐于崇，作邑于丰”同类的句例，没有一句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事件，必有或因果，或转折，或递进的前后联系，都是表示前后两件事关系紧密的意思。所有这类句首“既”字，都是作明确的衔接副词，前后句一定有关联。
所以针对这种将“伐崇”和“作丰”独立开，因而崇国与丰邑其实是两个地方的观点，我个人这里完全不赞同。《文王有声》在这里不追求对偶，加了一个“既”字，显然是有所指，有表达用处，是刻意和专门加上的。在诗经里几乎没有用“既”开头的这类句型不做前后句事件的递进衔接。同理，汉朝司马迁对周朝《诗经》的文言语感还是很准的，没有必要怀疑。皇甫谧的理解自然也是对的。
不过这种质疑，也不能说就是一定不对的。毕竟还有那么一丁点可能性，恰好就这一首诗是独立事件并列的意思。只能说，仅凭一句司马迁和皇甫谧主观上理解错了《诗经》的句意，恐怕是不能服众的。凭自己对司马迁的主观理解进行主观猜测，这更加主观。司马迁的主观如何，其实是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只能说《诗经》这处无关联的可能性很小。
2、伐国顺序上，周文王把伐崇放最后是符合现实的
质疑者称，因为周文王灭国的步骤是：
犬戎【关中西部】密须【甘肃平凉市灵台县】耆（黎）【山西长治市黎城县】邘【河南焦作市沁阳市】崇【关中中部】按说，周文王的灭国路线应该是越来往东，怎么可能最后回马枪杀回到关中中部呢？那是因为真正的顺序是这样。平定不一定是武力讨伐，也可以是和平联盟：
灭翟国【关中中北部，渭河北，《竹书纪年》记载】断讼虞国【山西运城市平陆县】断讼芮国【关中东部】灭犬戎【关中西部，岐的东边或西边】灭密须【甘肃平凉市灵台县，岐的北边】灭耆（黎）【山西长治市黎城县，殷的西北边】灭邘【河南焦作市沁阳市，殷的西南边】灭崇【关中中部，渭河南】（武王）杀恶来【甘肃西部】周文王并没有一定非要自西向东的讨伐方向和顺序...因为那个时候都是面积很小的方国，西周仅仅丰京所在长安县与户县之界不远处，就还有长安东的杜国与户县西的荣国。我们能见到文献中的古国，都是上了历史书的，没上历史书的成百上千。周文王战争真正的目标只有两个，扫清岐都周边小国，占领殷都周边小国。是两个点，而不是一条必须先西后东的线。
殷墟所在的安阳，沿着太行往南是邘国。穿越太行往西是黎国。灭邘、灭黎后，周文王就已经对殷都形成战略上的掎角之势。那个时候并不是领土国家，而是方国联盟。周文王并不是面型扩张，而是跳蛙作战。
即使后来已经形成领土国家的汉朝，汉高祖刘邦和周文王的伐国路线仍高度一致。刘邦从南郑暗度陈仓，北伐还定三秦中的二秦后，留着渭河南岸那一秦雍国不灭，继续向东略地。是先灭了魏设河东郡，又灭了殷设河内郡。然后再杀个回马枪，最终攻下关中中部渭河南岸，西安的雍国都城废丘城。他的军事路线几乎和周文王一样。如果按照那种必须自西向东的战略推演，连楚汉战争刘邦为什么最后杀个回马枪才打败章邯都解释不了。而且汉朝后续的战略动作也与周文王高度一致。周文王此前讨伐东方国家，都是走渭北。他的都城歧邑就在渭北。
《诗经·棫朴》：淠彼泾舟，烝徒楫之。周王于迈，六师及之。他应该是从泾河支流入泾河再入渭河，一直向东。所以他把崇国封锁在渭河南岸即可。周文王不必须要先讨伐渭河南岸，攻打老牌强国崇国。他是把最难啃的骨头放最后。
彼时渭河河道还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北移，其实渭河中部南岸部分比今天要狭促很多。崇侯虎不一定能沾染渭北势力。崇国也老老实实待在渭河南岸即可。
因此，汉朝的例子本身就说明那种顺序假想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对那种顺序的理解也是有选择性的，不符合真正的战略规律。其实不仅汉朝，秦国本身也是例子。秦穆公动辄打到晋国去，可是关中的大荔戎等敌对势力都并未清除。东周天子已经东迁，周边仍有陆浑戎等伊洛诸戎的存在。上古时期的国家形态偏于城邦社会，与后世完全不同，那时候是占据城池据点，控制小国城邦，不是纯粹的领土战争。不能以后世战争形态去揣度地广人稀，主要控制城邑与道路的时代。
《竹书纪年》:
（二十九年）释西伯。诸侯逆西伯，归于程。
（三十三年）密人降于周师，遂迁于程。
（三十四年）周师取耆及邘，遂伐崇，崇人降。
（三十五年）西伯自程迁于丰。
（三十六年春正月）诸侯朝于周...周文王经常待在程地。《程寤》就是周文王居程时期所作。这里是甚至是周文王与王后、太子的常居之地。
《后汉书·郡国志》：有上程聚，古程国，《史记》曰：“重黎之后，伯休甫之国也。”关中更有程地。《帝王世记》曰：“文王居程，徙都丰”。故此加为上程。
《读史方舆纪要》：上程聚，在故洛城西南，古程国故地...关中有程地，所谓文王自程徙丰者，故此曰上程。《括地志》云：安陵故城，咸阳东二十一里，周之程邑也。
《竹书纪年》：“文丁五年，王季作程邑。帝辛三十三年，文王迁于程。”程，古毕程氏之墟。应该与西周王族墓地所在的毕附近。也有做郢。
周室东迁，西周的大批古国随之东移，形成了东周与西周及上古很多古国同名异地的局面，很多古地名出现东西重名。如关中的郑国东迁到了新郑，程国也是。周室东迁造成的这类地名混淆不少。但还好程国是可考的。周文王的程，与西周的程国，应在关中。历史上的说法就在咸阳市渭城区的西汉安陵一带，离秦咸阳城不远。但2003年发现周公庙遗址10座帝王级四墓道大墓后，无论这里是周王陵还是周公墓，程国地望在岐山的可能性都变得最大。因为史载毕地为周王与周公所葬的毕地，而毕地就在程国。
周文王的父亲就已经占据了程地，周文王则长期驻扎在程邑。程邑是周国的陪都。而周的贵族仍然聚集在歧邑。周文王并非不提防渭河南岸的崇国。而是他的都城程邑与岐邑都在岐山，都在渭北，一般是走渭北东征，渭北通道通畅就行。关中中部的渭河南岸，其实并不需要完全染指。在伐崇之前，周文王的基本盘还是在关中西部，与崇国还留有一定的战略缓冲空间。因此崇侯虎是在背后进谗言构陷周文王，而不是在台面上与周国有冲突。商纣王听了崇侯虎谗言，后来又返过去传话给周文王。可见两个域内大国，面子上还是过的去的，平时可能有竞争但不是对抗姿态。
直到占领耆国与邘国之后，文王以掎角之势钳住了殷都和朝歌，然后才准备将大本营从关中西部迁往中部。这个时候是与商朝战略决战之前，为了缩短与殷商决战阶段的补给线距离，伐崇才是必要的。
于是，周文王为了迁都到关中中部，才选择崇邑作为最后伐商的大本营，正式发动对崇国的征伐，夺取崇邑的基础设施。
3、崇国在关中而非东方，更符合史料细节与情理
《逸周书·大匡解》：维周王在酆，三年遭天之大荒，作《大匡》，以诏牧其方，三州之侯咸率。
《竹书纪年》：三十五年，周大饥。西伯自程迁于丰。其实文王伐崇，还有一个客观原因，是周国遇上了三年饥荒。可见周文王伐崇的时机，除了战略考量，也有切实的物质动机和时机考量。崇国与周国不远，无论是周国此时遭灾，需要夺取崇国的粮仓，还是崇国此时遭灾，比周人更加缺粮，总之周文王选择这个时机伐崇，肯定是有天灾的时机因素，而不仅仅是出于伐商的军事战略。遭遇饥荒与讨伐崇国是可以有联系的。
可如果说崇国在嵩山，周国遭遇了三年大饥荒，周文王却劳师远征，奔赴近千里之外去讨伐东方一带的强大的商朝方国，于情于理都不合。
崇国是一个大国，不同于夹在关中各大方国城邦之间的戎人小国，崇国与殷商和纣王的关系比较亲密，否则纣王也不会听信崇侯虎的进言。崇侯是商经营西方的坚实盟友。把灭崇放在最后，恐怕是怕东方要道上的小国如果没有先平定，商朝来援时反而会毫无阻挡的进入关中。所以周文王提前从殷都的西北和西南布下棋子，对殷都一带形成掎角之势，阻断商王对崇国进行支援的可能性之后，才最后啃最难的骨头伐崇。根据《诗经·皇矣》崇墉言言的说法，崇国的城墙高大，防御能力不是一般的强，所以历代被视作是周文王军事生涯最关键的一战。此战过后，周文王才算是独霸关中。所以周文王的战略是封锁崇国，打通渭北通道先灭殷商周边小国。在依靠占据的这些小国据点，封锁殷都进入关中的道路，最后对崇国进行关门打狗之势。避免殷的力量救援崇国。总之，这和后来的领土国家的逻辑不同。周文王是先捆住殷都的手脚，再夺取崇国作为决战时的大本营。
把崇国这个高墙坚壁的大国硬骨头放到最后啃，紧接着迁丰，本身就体现着夺崇为都的战略目标。相反，如果崇国不在关中及周殷战略通道上，啃这个最硬的崇国就没有太高的战略价值，反而是劳师袭远，徒耗国力。商朝在东方的方国盟友太多了，也啃不过来。
《左传》僖公十九年：“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军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文王伐崇，再驾而降为臣。”根据《左传》的记载，文王伐崇还不是一次就成功。而是对峙一个多月，第二次才成功。
《说苑·指武》：“文王将欲伐崇，先宣言曰：‘余闻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长老，听狱不中，分财不均，百姓力尽，不得衣食，予将来征之，唯为民。乃伐崇，令毋杀人，毋坏室，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崇人闻之，因请降。”最后还是靠与民无扰的政治许诺，才让崇国人放弃抵抗。如果周文王是在嵩山一带耗一个多月都攻不破崇国，怕是商朝的军队很快就已经赶过来了...怎么看，周国对崇国都是关门打狗之势。
史记说崇侯虎谮西伯于殷，说他是进谗言。后来周文王通过集齐西部各种宝物 *** 纣王，侧面显示了多数西部方国都站队西伯，纣王于是放了周文王，并告诉他：“谮西伯者，崇侯虎也。”说明再此之前，崇候虎原本和周文王的关系，即使不是盟友，也至少不是敌对的关系。崇侯虎如果是嵩山一带的诸侯，临近商朝王畿，恐怕不会遭遇周文王这种长途奔袭式的千里追杀报复，因为崇国本身就是东方国家，应该以商朝利益为重。后来武王率领的牧誓八国，都西部第二地理阶梯上的国家，可见西部国家与东部国家的利益本就不同。相反，如果崇国就在关中，那么崇侯虎表面上与西伯和谐相处，背地里在纣王面前谮西伯，在动机上反而都合情合理。周文王的报复也合情合理。
《诗经·大雅·皇矣》：帝谓文王：询尔仇方，同尔弟兄。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郑玄笺】询，谋也，怨耦曰仇。仇方，谓旁国诸侯。诗经中，讲到伐崇这里，说应和邻国一起谋划讨伐崇墉...这里也是崇国肯定与周国以及与周国相邻的关中国家相邻的明证。如果崇国不在关中，周国为什么要与自己的关中邻国商量去讨伐远方的崇国？比如献上骊戎之文马的姬姓骊戎国，与献上美女的周文王老丈人家的莘国，它们都是关中国家。从情理上讲，“既伐于崇，作邑于丰”的因果关系，是有多处印证的。主观判定这句诗不具有因果关系，才是没有更多证据线索的突兀理解。
而且，《史记》中，崇侯虎向纣王进谗言构陷周文王时，并没有说崇侯虎是在哪里向纣王进谗言。但结合《竹书纪年》就会发现，应该就是在关中的崇国：
（帝辛）二十二年冬，大蒐于渭。二十三年，囚西伯于羑里。纣王在冬天去渭河沿岸检阅军队，没多久周文王就束手就擒，被纣王囚禁。崇侯虎应该就是在纣王“大蒐于渭”时进的谗言。如果崇国不在渭河一带，怎么那么巧，这个时间点纣王恰好在渭河一带？毕竟纣王几十年也不来一次关中...
4、上博楚简《容成氏》将丰与崇并举更像是演义之说，不可信
质疑丰邑、崇邑两地说，后来有了考古出土证据支持：
上博所藏楚简《容成氏》：纣不述其先王之道...于是乎九邦叛之，丰、镐、郍、邘、鹿、耆、崇、密须氏。文王闻之，曰：“虽君无道，臣敢勿事乎？虽父无道，子敢勿事乎？孰天子而可反？”纣闻之，乃出文王于夏台之下而问焉， 曰：“九邦者其可来乎？”文王曰：“可。”文王于是乎素端裳以行九邦，七邦来服，丰、镐不服。文王乃起师以向丰、镐，三鼓而进之，三鼓而退之，曰：“吾所知多廌，一人为无道，百姓其何罪？”丰、镐之民闻之，乃降文王。楚简《容成氏》中，列出了周文王讨伐的九邦是，丰、镐、郍、石、邘、鹿、耆、崇、密须。丰与崇并列，反对丰镐说的学者认为这已经证明了丰与崇是两个地方。
说实话，丰与镐就是贴在一起的，如果并举就不能离得近，这已经无法自圆其说了，已经双标了。丰与镐，现在考古已经确定仅隔着沣河，按这种距离如果都是两个方国，那丰、镐、崇三国紧挨在一起岂不是也很有可能？怎么能否定崇国在丰镐一带呢？而且镐京在建都前后，通常叫做蒿，通郊，本身是郊野的意思，只是个临时叫法，后来正式名称叫宗周。怎么会存在一个蒿国？这就像今天有个城市的名字叫“郊区市”一样离谱。显然作者已经《容成氏》作者已经混淆镐字的来源。这类属于司马迁所讲的“其文不雅驯”。相比而言，清华简《摄命》则属于书类出土文献，也就是古代的档案，记载的是天子册命，将镐京记载为“王在蒿京，各于大室”，基本与青铜铭文的记述是一种记录文体，才是“其言尤雅者”，是与周原甲骨文与青铜器铭文中相同的“镐”的原字。《容成氏》远称不上是是古代正式的书类文献。
《容成氏》楚简是战国中后期的简，其年代虽较汉朝略早，但可信度是要打折扣的。因为按《容》简所言，这九国是反抗商纣王的暴政，反叛商朝。而周文王认为它们背叛商王是不忠不义的，于是听从恼羞成怒的纣王调遣，攻打九国...仅就这个历史叙事而言，已经与春秋战国的诸子所讲大相径庭。
九国中郍、石、鹿不可考。丰、镐、邘、耆、崇、密须六国，丰、镐两国未见于任何文献与甲骨文记载，孤例难证。邘、耆、崇、密须四国，在《史记》《韩非子》《左传》《诗经》《毛诗正义》等文献中，各有为商朝重要同盟的记录。尤其是耆国，也就是黎国，紧邻殷墟，在商朝迁殷之初的甲骨文中，已经被商朝降服，并分封了商朝宗室为新的黎国国军，是商朝的同姓宗亲之国。在各种文献中是首要的亲商国家。黎国被周文王灭国时，连殷商宗亲大臣祖伊听说后，都焦恐得向纣王紧急禀报。但在《容成氏》中，却成了反商联盟的一员。
豐国也同样存在问题。西周时期，丰京的丰字，繁体是豐。但是这个豐其实是西周首创的新字。之前商代甲骨文中出现的豐，上边并不是从壴从二丰的西周丰京之“豐”字，而是从壴从二亡，丛壴从二木的另两个相近不相同的豐字。古文字专家林沄教授，认为“豐”字是西周为都城丰邑专门新创的字。此前殷商甲骨文并无这个豐字，只有从二亡，从二木的商代豐字。这两个字到了西周金文，仍然有其对应的具体的金文，并不对应丰京的豐。
西周《方鼎铭》与《丰伯车父簋铭》中，都记载着“东夷丰伯”。这个丰就是从二亡的丰字，在东方，也就是刘邦故乡丰沛的那个丰。由于后来汉字形成后，这些字都统一为“豐”，以及现在的简体“丰”，所以难免让今人混淆。刘邦在西安临潼区为太上皇所建的新丰，倒是与这个东方丰国同源。《容成氏》用到一个孤见的后创字“豐”，而称之为一个不见其他任何史料所在的国家，又描写了一段周文王对商纣王忠心耿耿，镇压叛乱的故事，显然像是小说家之言。
而且按《古本竹书纪年》所载，周文王在“（帝辛）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说明周文王在纣王前期就已经与纣王宣战过，后来又重新臣服于纣王。那么，《容》简把周文王描述成一个忠于纣王的形象，显然与《竹书纪年》也不符。其实看这九国中可考的六个地名就知道，丰、镐、邘、耆、崇、密须六国，邘、耆、崇、密须是周文王确实讨伐过的国家，但讨伐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都是商纣王的盟友。而丰与镐，大概是因为作者实在凑不够九个国名，就把周王朝的两个都邑，丰邑与镐邑，也当成是灭掉了两个国家所建的城邑。这九国的名字，恐怕有战国小说家硬凑之嫌。
《史记-殷本纪》：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熹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辩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闻之，窃叹。作者很可能是把历史上的九侯，也就是鬼方建立的媿姓侯国，也作仇国，误认为是九个国家的九个侯。与北大简《赵正书》一样，《容成氏》也无署名，只以记述第一个帝王之名草草题于简背作为书名。终归是无名氏一家之言。史料本身就纷繁复杂，魏晋以前，流行托古附会，妄造谶言，兜售私货，纵然都是战国流传下来的文献或战国的出土文献，也需看是否有史家的节操。公正作者与否，比是否是出土，甚至是否更早，更重要。否则我们今人要是胡乱写点东西埋到地底下，一千年后挖出来也是石破惊天的考古发现？我们挖出出土版《三国演义》也要当历史？《容成氏》更像是一部表达个人主张的历史演义，很明显是把“仇侯”误作“九侯”，作为信史充当证据恐怕过于牵强。
不过，即使丰、镐、崇，真的是三个古国，他们也不一定就是分隔很远的国家。因为西安除了丰镐之间的太平遗址为夏代外，还有东郊灞桥区的老牛坡遗址，更是从夏代早期贯穿到商朝晚期的遗址，商代的遗存比较丰富。李学勤、刘士莪、岳连建等学者及该遗址考古工作者都认为，老牛坡遗址可能为商代的崇国遗址。现在太平遗址公布信息很少，还不能说太平遗址和老牛坡遗址之间有什么关系。而且在关中的中东部，也零星发现一些与老牛坡同类型的小型夏代早期遗址。老牛坡遗址是商代古崇国遗址，的确是有这种可能的，但也不好说。
西安东部的老牛坡遗址和西安西部的太平遗址距离如此之近，太平遗址贯穿夏朝大部分时间，是客省庄文化的集大成者。客省庄文化是围绕陶寺的中原龙山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组成，二里头文化也有一些客省庄文化元素。但发现太平遗址前，客省庄文化的最终去向不明。考古工作者发现，关中地区一些零星的小型夏代遗址，其客省庄陶器传统突变为老牛坡传统，也许是商代崇国与夏代崇国的改国换代。这个时候太平遗址似乎在与老牛坡遗址的竞争中突然落入下风。老牛坡是东龙山文化类型，地处白鹿原与骊山之间的灞河谷口，似乎晚于太平遗址代表的关中本土逐渐形成的客省庄文化，是从商洛一带东龙山文化进入关中的新势力。而且老牛坡遗址到了商代，规模等级也扩大为中心聚邑，深受商文化的影响...老牛坡像是商王在亲夏的崇国不远处，培植起来的一个新的势力，取代了太平...似乎这两个遗址应该是关中内部的对立阵营。
夏代晚期，太平遗址就已经衰落。太平遗址在2013年最早的测年是夏代到商代前期，而后来2021年的测年，则只截止到夏代晚期。那么，其实太平遗址只能对应为夏代的崇国都邑。商代的崇国都邑，很可能仍然在太平遗址旁边某片未知区域。或者，真的就是老牛坡。这个崇侯虎的商代崇国，甚至不一定是夏朝姒姓有崇氏，而是换了统治家族。
当然，夏商周的崇邑大概率仍是“丰镐之间”或“秦晋之间”。
《左传》：赵穿侵崇是也。
《左传》：秦师伐晋，以报崇也，遂围焦。直到周文王灭了崇国，建立丰京后，春秋时期秦晋之间还有个崇国。丰京可以确定就在西安西南部，属长安区，临近鄠邑区。而老牛坡遗址在西安的东部。春秋的秦晋之间，不就是关中中东部？
退一步说，春秋的崇国在关中，不在关东。如果周灭崇后，肯定会像灭殷后迁殷人于洛邑一样，多少迁徙一些崇人到周边不远的城邑。春秋的崇国肯定在西安到渭南一带，那么被周朝伐灭的那个崇国，怎么会在更遥远的崤函以东的中原地区？而且平王东迁，不少畿内古国都是随平王东移中原，怎么还会发生中原古国西移入犬戎攻占的关中的现象？这一点，侧面印证着，崇国更可能本来就在关中。
总之，太平遗址现在是解开夏代崇国归属谜团的关键。因为以往所有依据考古信息进行的上古历史叙事，都忽略了太平遗址这个陶寺衰落后，二里头兴起前，当时最大规模的中心聚邑。这可能意味着，在我们讨论尧舜禹时代的华夏圈时，就像众人讨论一一支篮球队是如何打战术时，却忽略了五个队员中的一个人的存在，那得出的推想，肯定是歪的。
太平遗址从获得国家批复，成立联合队考古进驻后，不到10个月，就挖出了被认为是尧都与早期夏都这类高等级中心聚邑才有的陶铃。如果它和其他遗址一样挖上三五十年，出来个百篇论文，数本著作，那么陕西除了陕北石峁遗址能搅乱了上个世纪既有的考古叙事，恐怕太平遗址也要对夏代前后的既有考古叙事形成一定幅度的颠覆。
四、驳嵩山说
质疑丰镐说者当然不仅仅是质疑，还要拿出他们的主张。他们主张的说法是，崇国在嵩山脚下。
1、嵩山非崇山
《诗经·魏风·谱》：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址，在禹贡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
《孟子·万章上》：禹避舜之子于阳城。
《世本》：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
《史记·夏本纪》：禹辞避舜之子商均于阳城。类似这些可以pass掉。与我的观点并无冲突。因为我认为崇国与夏国不在一个地方。夏国是大禹入朝治水后，走南闯北，新经营的区域。禹可能是靠治水时调动人力，形成了一个军事集团，最终择夏地立国。崇国应当只是祖部故国之地，与定鼎之地的夏国并不在一起。
也许正是因为禹称帝后的都城和地盘在夏，所以崇伯鲧在关中的这段历史，后来在夏商漫长时间中被渐渐错位。如同两周之间不少古国东迁，造成地名混淆一般。忽略两地不一定是一地的人，很容易倒果为因，以后度古，把鲧的封国也附会到禹建夏后，夏所在地附近。
至于夏地在哪，当然有晋南夏墟说与嵩山河洛说。在文献中，它们各有支持者。从情理上讲，禹继承了舜，因此继承尧舜都城的可能性很大。陶寺遗址所在的晋南地区，在那个时期超200万平米的超大型遗址就好几个，此说有理。但从考古上看，夏代晚期的都城在二里头，而二里头的文化谱系，上乘新砦遗存期，与夏代早期的新砦遗址和王城岗遗址有明显传续关系。因此从二里头倒推，夏朝最可能在嵩山一带。其实夏朝本身就被断成两截，像西汉与东汉一样。所以地名混乱也是可以理解的。这点我不做过多评论。
由于自古认为夏在嵩山一带的说法比较强势，因此鲧封于崇的另一种观点，就是崇国嵩山说。甚至在近代逐渐成为多数派，直接说司马迁与皇甫谧理解错诗经，否定司马迁间接与皇甫谧直接的丰镐说。
《史记·夏本纪》：夏禹，【正义】：夏者，帝禹封国号也。帝王纪云：“禹受封为夏伯，在豫州外方之南，今河南阳翟是也。”《史记正义》中这则史料引皇甫谧的《帝王世纪》，皇甫谧一边说崇国在关中，又一边说夏在河南阳翟。可见皇甫谧本人也和我观点类似，认为崇伯的崇国和夏伯的夏国，并非是一个国家，不在一个地方。他坚持崇国在丰镐的同时，倒没有否定夏国在嵩山之南。而且他在这里明确了大禹后来是被从崇伯改封为夏伯，而不是从鲧手中继承夏国。因此这种改封应当是徙封。
嵩山说的支持者，最初的证据是三国韦昭的《国语注》。
《国语注》：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韦昭注曰：崇，崇高山也。夏居阳城，崇高所近】；其亡也，回禄信于聆隧。商之兴也，梼杌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兴也，鸑鷟鸣于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于鄗。是皆明神之志者也。《国语》仅讲崇山是龙兴之地，并没有讲崇山具体在哪里。三国韦昭所注，是把崇国与夏国视作一国。因为它提到了崇高山就是崇山，距离夏很近。
针对“崇”与“嵩”两个字关系，最系统的阐述莫过于《说文解字》及其注：
《说文解字》： 崇：嵬高也。从山宗聲。鉏弓切
清代段玉裁【說文解字注】：
山大而高也。各本作巍高也三字。今正。大雅。崧高維嶽。釋山，毛傳皆曰。山大而高曰崧。孔子閒居引詩崧作嵩。釋名作山大而高曰嵩。崧嵩二形皆卽崇之異體。韋注國語云。古通用崇字。太平御覽及徐鉉皆引其語。詩序曰。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此崇之故訓也。河東賦。瞰帝唐之嵩高。眽隆周之大寧。嵩高卽崇高也。漢碑曰。如山如岳。嵩如不傾。謂崇而不傾也。中嶽，禹貢謂之外方。秦名大室。漢武帝始謂之崇高山。因以山下戸三百爲之奉邑。名曰崇高縣。武帝紀，郊祀志，地理志，封禪書可證。崇字地里志作崈。體之小異耳。史，漢或崇嵩錯出。要無礙爲一字。惟後漢書靈帝紀。熹平五年復崇高山爲嵩高山。語大可疑。證以東觀紀。堂谿典請雨。因上言改之。名爲嵩高山。是則非復崇高爲嵩高。乃改崇高爲嵩高。葢其時六書之學不明。謂嵩與崇別而改之。沿至今日。尚仍其誤。李賢注云。前書武帝祠中嶽。改嵩高爲崇高。前書未嘗有此文。武帝改大室爲崇高。武帝以前但曰大室。不曰嵩高也。崇高本非中嶽之專偁。故淺人以崇爲氾辭。嵩爲中嶽。强生分別。許造說文不取嵩崧字。葢其時固憭然也。崇之引伸爲凡高之偁。大雅。福祿來崇。傳曰。崇，重也。禮經崇酒注。崇，充也。邶風。崇朝其雨。傳曰。崇，終也。皆音近假借。○或問釋山嵩高爲中嶽。非古名嵩高之證與。曰嵩卽崇字。封禪書曰。秦有大室。祠大室嵩高也。此謂秦之大室卽漢之崇高也。釋山之嵩高葢漢人語。非本經。故許嶽字下言大室。不言崇高。从山。宗聲。鉏弓切。九部。此篆舊在岊篆之後。解云嵬高也。必轉寫之誤。今依玉篇移其次。依毛傳，釋名易其解。列举很全面。不少历代史学家认为嵩是崇的文字变体。上古时期文字没有嵩这个字，都写作做崇，后世才发明的嵩字来专门指中岳。他们认为嵩就是崇，那么上古时候的崇高山应该就是现在的嵩山。
但问题是，这只能证明嵩高山曾经叫做崇高山，但不能证明其他的山不叫崇高山，或者不叫崇山。段玉裁在最后就引出很多反对说法，说汉朝以前，嵩山叫大室山，并非崇高山或嵩高山。
《山海经·中山经》：再往五十里，少室山...再东三十里，泰室山...
《天亡簋铭文》：（周武）王祀于天室。
《逸周书·度邑解》：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无远天室...
《史记·周本纪》：毋远天室。
《左传·昭公四年》：四岳、三涂、阳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险也。
《左传·昭公四年》《史记·楚世家》：周幽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
《史记·夏本纪》：熊耳、外方、桐柏至于负尾；【索隐】：...外方山即颍川嵩高县嵩高山，古文尚书亦以为外方山...【正义】：括地志云：...嵩高山亦名太室山，亦名外方山，在洛州阳城县北二十三里也。在传世的先秦典籍中，也并没有找到记载后世的嵩山就是崇山。嵩山在上古叫做大室、太室、泰室、外方山。
嵩高山即崇高山，主要还是三国时韦昭注解国语时的一家之言造成的影响。他认为古崇字与古嵩字互通。当时的古嵩字作崈，与崇字刚好反过来，两个字是互通的。因此嵩高县就是崇高县。但韦昭的嵩山即崇高山之说，应是受汉武帝到汉灵帝之间，汉朝改中岳嵩高山为崈高山，改嵩高县为崈高县的影响。但这个嵩高，是记作崈高，而不是崇山。即使也曾写做崇高山，也很难说就是崇山。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难道可以随意省略么？那么泰山岂不成了泰室山了？嵩山在汉朝叫做崈高山，不代表上古也叫崇山。韦昭是把两汉的崈高山当做古称了。
另外，嵩山说支持者认为这里是崇高山，显然是也受诗经中“崧高維嶽”之说的影响。他们认为嵩的古体“崧”也通“崇”，所以崧高山就是崇高山。
《诗经·崧高》：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由于后世将中岳简称为岳，就认定崧高肯定是讲中岳。但是西周的岳不一定是指中岳。
《尔雅·释山》：泰山为东岳，华山为西岳，霍山为南岳，恒山为北岳，嵩高为中岳。尔雅中，分封五岳后，中岳的确是嵩高。但分封五岳之前，华和岳可能是反着的。
《尔雅·释山》：河南华，河西岳，河东岱，河北恒，江南衡。
《周礼·夏宫·职方氏》：河南曰豫州，其山镇曰华山...正西曰雍州，其山镇曰岳山...可见在上古到夏朝，华与岳与后世可能是反过来的。也就是说，“崧高维岳，骏极于天”，那个岳，也可能是雍州的“岳”，也就是陕西关中附近的山。如果按此夏代之说，中岳太室山显然和崧高之岳，是两座山。那么崇高山在丰京附近反而合理了。
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岳”是指山西的陶寺遗址附近的太岳山。
《禹贡》：既修太原，至于岳阳...壶口、雷首至于太岳...总之，仅就崧通崇，就认为定，嵩也通崇，本身可能也是乱配的。上古的崇高之岳，是否对应后世的中岳之嵩高，又是一个推测环节。其实，上古崇高山或者崇山很可能有很多，所以不能将嵩山与崇山对应。
《尔雅·释山》：山大而高，崧。【郭璞注：今中岳嵩高山，盖依此名。】山小而高，岑。锐而高，峤。按《尔雅》中所讲，凡是大而高的山，都可以叫崧，也就是嵩。它是泛指。就像后边的岑与峤一样。所以不能证明崇山在上古是唯一特指的某座山，就不能证明嵩高山以外的其他山不叫崇山。
《史记·五帝本纪》：放驩兜於崇山，【集解】马融曰：“南裔也。”【正义】：神异经云：“南方荒中有人焉，人面鸟喙而有翼，两手足扶翼而行，食海中鱼，为人很恶，不畏风雨禽兽，犯死乃休，名曰驩兜也。”以变南蛮；显然，在唐尧之时，还有其他的崇山。比如这段流放驩兜到崇山。驩兜是与禹父鲧一起被流放的，当时是四罪中的两个罪人。如果鲧的老家崇国是个治水统领的封国，肯定比较繁华，驩兜怎么会被流放到那里？注解中都明确写道，驩兜是被流放到很南方的荒芜地带，那么这个南方崇山显然不会是禹老家的崇山。这里更可能是现在湖南省的崇山。也许当时很多地方的山只要大而高，都可以叫崇山。那时候说崇山，就像我们今天说深山、高山、大山一样。
再退几步说，即使嵩山叫崇山，也临近夏国，又如何证明夏国就是崇国，崇山一定是在禹的老家崇国呢？禹后来做了夏伯，已经不再是崇伯。万一是夏禹把新的封国所在的山，起名为家乡那座崇山之名，来纪念自己的家乡，造成地名重名呢？用崇山来硬性对应崇国，似乎也值得商榷。
在这条推理链上：
即使“嵩”真的通“崧”“崈”“崇”，就一定是“崧高”？即使“崧高”真的就是“嵩高山”，嵩高山就一定曾叫做崇高山？即使嵩山真的叫崇高山，崇高山就一定叫崇山？即使嵩山真的叫崇山，这个崇山所在一定是崇国？即使嵩山真的叫崇山，其他的山就不能叫崇山？即使这个崇山真的是夏国崇山，他就不能是大禹纪念家乡专门命名为家乡崇国取名的崇？...
这条推导链其实很脆弱，中间假设层次太多，厄长且曲折，破绽就很多，哪一个推理环节出现问题，都会直接导致结果南辕北辙，得出张冠李戴的结论错误。暗藏的假设前提未免也太多了...
而且这个说法有一堆的假设前提：崇国肯定是夏国，崇山肯定在崇国，崇山肯定在夏国，且崇山肯定只有一座...
然后，通过认定“嵩”“崇”古字互通，嵩山接近禹都、启都，禹都、启都应该也是鲧都，然后推出崇山就是后来的嵩山，崇山也一定在崇国...这中间还有一层假设是崇高山就是崇山。基于推想假设来自我互证，未免有点倒果为因，先立论再强行找证据之嫌。
显然，崇国很可能不是夏国，崇山不一定在崇国，崇高山不一定是崇山，而且崇山不止一座，文献中明明就记载着同时期的南方崇山。夏禹称帝后的封国，和父族崇国并不在一个地方。如同舜称帝后的都城，并不是他父族部落所在的有虞氏部落。唐尧以前也有异姓陶唐氏。而文王、武王的都城，也不在兴周之地岐山。用基于假设的推想，来推翻伐崇作丰的因果关系，理由是质疑者主观上认定司马迁和皇甫谧两个人在主观上理解错了诗经的词义，可其实自己主观上理解错词义的可能性更大...这条证据链明显很单薄。因此，史料中的西安崇国，在没有比现有史料更直接的考古证据出现前，根本没有被直接推翻的理由。
何况前边已经说了，在周朝人那里，“终”通“崇”。终南山又是《禹贡》中就出现的自远古就有的山名。那么崇南山，可比嵩高山的推导链要短多了。这里叫崇南山，陕北记载有崇邑或同音同源文字的宗邑。韦昭注解时一句“嵩通崇”，就敢说崇国在嵩山。那么在众多先秦文献中，宗通崇，宗通终，终通崇，不仅镐京的正式城名通崇，镐京南边的自古山名也通崇...双通岂能否掉三通？在先秦文献中，宗、丛、崇、终，无论字义还是发音都可以互通，难道只是巧合吗？三国人韦昭认为“嵩”和“崈”互通，然后将嵩高山和崇山强行附会挂钩。可是宗和崇也互通，而夏宗，商崇，周宗，这难道不是更直接的语言证据吗？
嵩山南边有王城岗、新砦等疑似夏朝前中期都城。崈高山或许临近夏。但夏国的都邑是在山的南边，于是与崇国的崇上下反过来，记为“崈”，这可能也是夏朝依据夏国与崇国的关系，发明的另一个崇字。说可崇国与崈高二字并一后，人们遗忘了夏朝的地名历史记忆后，又让后人发生了混淆。竟因一个注解者主观上认定崇国肯定是夏国，进而把崇国给带到了夏国之地...整个历史，都乱了...
2、崇国非夏国
《史记·夏本纪》：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其实读夏禹过家门而不入，十三年不回家这里，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首先，鲧受诛对禹造成了一定困扰。然后，禹在朝十三年却不回家，而且是“不敢”回家。用道德解释，十三年不回家好像是勤政的表现，但在原始社会，身为崇伯，十三年不回自己的部落封国，意味着已经放弃了对祖部的治理责任。这条信息背后，可能已经反映着，禹在鲧死后，忌惮于舜，就像刘秀在作为首领的哥哥刘演死后，韬光养晦，毅然离开南阳集团和颍豫一带，渡河去了河北，以麻痹玄汉皇帝刘玄对他的戒心。禹也许在当时，已经事实上不敢再继续经营父族有崇氏与母族有莘氏的西方地盘，以打消舜帝的戒心。鲧是尧臣，尧却提携舜，舜贬杀鲧时，尧还活着，舜是他女婿，左膀右臂。而禹隐忍十三年，放弃经营故国势力，以极低的姿态获取了尧与舜的放心。禹通过治水，后来掌握了另一方土地，就是夏国。最终，禹依靠夏的力量，让舜禅位于自己。
《史记·夏本纪》：禹曰：“然，如何？”皋陶曰：“于！慎其身修，思长，敦序九族，众明高翼，近可远在已。”禹拜美言，曰：“然。”夏禹疏远亲族在《夏本纪》中还有蛛丝马迹。他与皋陶这段对话中，皋陶对他说要“敦序九族”，似乎是在提醒他不应该和自己的族人太疏远。
《史记·夏本纪》：帝曰：“毋若丹朱傲，维慢游是好，毋水行舟，朋淫于家，用绝其世。予不能顺是。”禹曰：“予（辛壬）娶涂山，（辛壬）癸甲，生启予不子，以故能成水土功。舜帝有一次恼怒于丹朱的放荡，禹就赶紧向舜帝表态说，他结婚才几天就离开了自己家，儿子启出生后都没有亲自抚养过，所以才能治水成功...如果不用道德视角去审视，这似乎是说，我虽然控制着治水的巨大人力，但我连家族都不怎么关照，是不会营私结党，不会总记着杀父的私仇私怨。禹善于韬光养晦。
《逸周书·世俘》：克殷谒祀，籥人奏崇禹、生开，三终。禹曾被称为崇禹，也就是崇伯禹。
《国语·周语·太子晋谏灵王壅谷水》：有崇伯鲧，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在《周语》中，周灵王的太子晋提到过禹的生平。其父是崇伯鲧，后来他是伯禹，这个伯禹就是崇伯禹。他是先做崇伯禹之后，最后才被封到有夏，赐姓为“姒”。因此，崇国不应当是夏国。这和皇甫谧的“崇国盖在丰镐之间”与“禹受封为夏伯”的并行说法是一致的。因此在崇国是否夏国这个问题上，皇甫谧是区分得最准的。
皇甫谧与韦昭基本上是同时期的人。韦昭早死了几年，恰好没有熬到原版的竹书纪年在西晋出土。而皇甫谧恰好多活几年，可能等到了汲冢书出土。当然，皇甫谧晚年能否看到破译的竹书纪年另说，但不少人认为他的观点与汲冢竹书有相似，而且晚年可能修改过自己早期的著作。
基于这些推想，禹十三年不归家，背后透漏出禹放弃家乡故国的信息。因此将改封后的夏国等同于故国崇国，其实是和文献反应的信息并不契合。禹后来由崇伯徙封夏伯，是徙封。他与家乡崇国，已经疏远了很久。禹父禹母禹本人，都有西部出身的文献或传说。唯有禹的妻子，涂山氏，并没有西部出身的传说。她的涂山氏应该出身在中东部。后来禹“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可见禹在后期，经略重心已然东移，他在涂山会盟时，杀防风氏立威，可见东部姻亲力量是他的重要支撑力量。大禹其实最终不是以西边的崇国力量成就事业，而是另依靠东边的夏国。
《吴越春秋》：禹三十未娶，行到涂山，恐时之暮，失其度制，乃辞云："吾娶也，必有应矣。"...禹因娶涂山，谓之女娇。《吴越春秋》里的说法是，禹到三十岁还没娶亲，然后走到涂山氏就娶了涂山氏的女娇，最后生下启。但以禹之地，三十不娶恐怕很难说得过去。有可能禹此前是崇伯鲧时，娶的是西部氏族的女子，生下了西部庶子有扈氏。后来禹要在东方建立自己的基本盘。然后要与东方集团联姻，于是改娶涂山氏之女，册立为正妻，于是有了嫡子启。因此，东方的涂山氏与夏国，才是禹真正的基本盘。禹在涂山会盟，杀防风氏。禹东巡死在会稽，无不透露着禹晚年向东征伐的方向。
环绕嵩山一带的夏国，禹和启也是外来集团入主。二里头文化，是同时吸收了三支中原龙山文化：以太平遗址为代表的关中客省庄二期文化，即陕西龙山文化；以陶寺遗址为代表的晋南陶寺文化，即山西龙山文化；以王湾遗址为代表的王湾三期文化，即河南龙山文化的豫西类型。它们恰好也是仰韶文化的三大继承者。另外二里头还兼畜了河南龙山文化的豫北后岗类型和豫东的造律台类型。并且二里头一直存在东进势头，与东方融合加速。
二里头遗址作为夏代中晚期都邑遗址，是中原龙山文化的集大成者。但其文化上的直接继承方，应是新砦期遗存。也就是传说中的启都。传说的禹都王城岗遗址，是王湾类型，也就是河洛本地文化的继承方。而新砦遗址是豫东造律台类型西拓，与王湾类型融合后的类型。这说明，禹、启父子，应该更多依靠的是启的母族，豫东到皖北一带的涂山氏，也就是东夷集团的势力，加上已经取得河洛势力的拥戴，然后在中原建立了夏国。但是到了启时期，禹的亲族却普遍出现在关中，并且反动叛乱，这说明禹和启虽然出身西羌集团，但仰仗的却是东夷集团。所以在中原建立夏国后，在启一朝，不断的镇压西部叛乱，也同时大量向西分封自己的儿子。启死之后，东夷集团也不再归附，后羿便推翻太康，这就是太康失国...
太平遗址没发现前，山西有陶寺，中原有王城岗、新砦，唯独关中没有大型城址，虽然已经发现客省庄文化是一支与晋南、中原关系不浅的同时期独立文化，但规模太小太散，去向不明。仰韶与庙底沟时期，黄河金三角区的晋南豫西关中三足鼎立的势头，到了夏代建立前后其实是两足跛脚。现在太平遗址发现后，必将重塑这段考古层面的历史叙事。
3、禹城非鲧城
登封王城岗遗址发现战国时期带“阳城”的陶文，加上这里与文献记载的阳城方位接近，测年也是夏代，因此被认为是禹都阳城。这还是如我前面所述，我反驳的不是禹都阳城，而是阳城是否在崇国。对王城岗遗址是否禹都，我不做探讨。
不过，王城岗发现了城垣遗址，而且是一个小城和一个大城。文献中一般认为鲧是第一个发明城墙的人。所以一些专家就认定这里是鲧城，我觉得结论下的太快。
《世本》：鲧作城。
《吕氏春秋·君守篇》：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
《淮南子·原道训》：昔夏鲧作三仞之城。王城岗先发现小城，支持者就说小城是鲧所筑，后发现大城，支持者就说大城是禹所筑。这样强行去解释，我觉得就不客观了，这是为了给考古找对象，强行脑补历史。因为文献中压根儿也没提过鲧和禹在一个地方筑城。
《吴越春秋》：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吴越春秋》给出的鲧筑城说法，是“卫君”。鲧做过帝尧的臣子。所以鲧筑城卫君，不是给自己家的部落，而是给帝君。尧都陶寺遗址是有城墙的。如果说鲧作为重卿在朝不在国，他筑城，也应该是集部落联盟之力筑这座联盟都城，而不是他的部落都城。
当然，禹后来成为帝君，那么禹是有能力给夏都筑城的。但如前所述，禹起初是崇伯，后来才被封为夏伯，因此夏国不是崇国。那么鲧城与禹城挨在一起就不大可能了。当然，如果鲧在流放期间，也有能力给羽山修城，也可以解释通。但未免是以论带史。
且不说鲧是否为崇国修筑过城墙，关于夏都阳城城墙作为最早城墙来佐证是鲧所筑之城这一条，也值得商榷。因为鲧显然不可能是最早筑城墙的人。
《汉书·食货志》：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
《汉书·郊祀志》：黄帝为五城十二楼，以候神人于执期。
《黄帝内经》：帝既杀蚩尤，因之筑城。还有很多文献说法是，黄帝甚至神农时代就已经有城池了。除河南外，山东、湖北、湖南、四川等省份，新石器时代城址就发现数十座之多。包括最近十余年发现的与鲧和禹同时代的陕北榆林石峁遗址，是现今发现的史前最大且最完好的城池。鲧应当是知道同时期石卯古国的存在，自己恐怕也不好意思说他最先筑城。那么，以有城池和无城池作为判定是否鲧城，其实就没有意义了。当然，也有人以此说石峁古城就是鲧的崇国...这是纯考古话语系统下的猜想，几乎没有任何文献线索的支持。
《诗经·皇矣》：与尔临冲，以伐崇墉。临冲闲闲，崇墉言言。按照诗经的说法，商代的崇国是有城墙的，而且高大。太平遗址现今也并未发现城墙遗迹，只是两重环壕。这个截止到夏代晚期的遗址，是否有宫城城墙，还需要后续持续的考古探索和发掘，如果没有商代城墙，就不大可能就是商代崇国的都邑。毕竟太平遗址才刚刚发掘了九牛之一毛。不过太平遗址在周朝和汉朝，就被镐京建设与汉昆明池挖凿所破坏，因此有昆明劫灰之典故。所以太平遗址到底被破坏到什么样的程度，也需要后续的考古信息来证明。
太平遗址起初测年为夏商两代，后来缩小到夏代一代，其实说明了，西安的上古历史拼图，仍然还差商代这个环节。那么商代的关中真的就已经衰落了，已经没有什么强大势力了？应该也不是。毕竟关中西部的先周文化，关中东部的老牛坡文化，都在关中盘踞。“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拥有高大城墙的商代崇国，可能是老牛坡，可能被镐京叠压破坏，可能在汉昆明池池底，也有可能还是在关中中部某个不起眼的地方，等着人们去发现。
五、太平遗址的命运推演
1、夏代西河地望
《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代中后期都城之一的西河，后世多认为是河内地区的卫县。但也不能排除关中。
尧都在晋南，黄河北岸，所以与尧都相对应的，尧时代还有南河之概念，当为豫西三门峡一带。西河，应该是在南北走向的黄河的西岸。
早期夏都最可能在中原，那么西河概念就不太好说。因为当时黄河河道在下游不像现在偏正东而行，而是向东北斜上而行。古黄河是斜向东北入海，所以西河，在N字形的黄河西岸，可以有三块，上游西岸即后来的河西走廊，中游西岸即陕西沿黄一带，下游西岸即沿太行的河内一带。西河可以是河西走廊。也可以是郑玄注诗经所指“自龙门至华阴之地”即今渭南市的黄河西岸。也可以是《今本竹书纪年》所注的卫县，即太行与黄河所夹的河内区域。
但夏启距离唐尧不过三十多年时间，距离夏禹也不过十几二十年时间，此时的南河、西河，仍应是以晋陕豫黄河金三角为中心坐标来定位，龙门至华阴的可能性更大。到了夏朝末期，夏桀迁都河南，那时候出现的就是与后世一样的河南概念，而不是指三门峡一带的夏初之南河。
其实从文献加当下考古成果来看，也很容易推翻卫县这一说。《尚书·夏书·五子之歌》中，“惟彼陶唐，有此冀方”，讲明尧都在冀州。《尚书·夏书·禹贡》中，“ 黑水、西河惟雍州 ”，讲明西河在雍州与冀州的边界上，属雍州。雍州不可能在冀州的东边。
现在被视作尧都的陶寺遗址，所在的山西是冀州的话，那么这个西河就可以排除是黄河下游黄河西岸的河内卫县，且靠近雍州东界，就只能是陕西沿着黄河这一边。卫县说，其实是把周代的观国，和夏启的儿子武观这个人名混淆到一起了。这样解释地名，就像是周文王叫姬昌，那周国就叫昌国，宝鸡在古代应该叫“昌”一样牵强。
至于西河是哪座城，其实石峁遗址也有一定可能性，但石卯的年代范围，与后来胤甲、孔甲定都西河不符。所以也可以排除石卯。《禹贡》中，“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 ”西河的位置，应该是在渭南沿黄一带，与渭河口相距不远。关中东部应该还有一些夏代重要大型聚落没有发现才对...
夏启时，夏启的儿子武观被流放到西河，后来在西河叛乱。如果西河是在关中，那么姒姓有莘氏，也可能与武观西河叛乱有关。可见夏启始终是重视经营西部，对西河有一定控制，但西方的问题却不少。平定有扈氏之乱，改封有莘氏，平定武观西河之乱，很多线索显示都发生在关中一带。而且都是亲族。这些也侧面印证着，关中可能是禹和启亲族力量庞大的地区。
后来，夏朝在中后期衰落后，曾经有胤甲、孔甲迁都西河的事情。二人一共在位仅十几年时间，所以夏都西河的时间可能更短，是临时性的。但正这十几年“都西河”的时间点，与太平遗址的废弃，二里头的兴起，产生了微妙的关系。
2、太平遗址与二里头遗址在使用时间上的高度衔接
太平遗址的纪年范围，有一个不小的乌龙。那就是去年陕西文物局发布范围为距今约4600~4000年前，而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国家文物局发布的范围为距今约4150-3700年。
但在央视节目《考古公开课》中，太平遗址考古队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小庆介绍时也以距今4150-3700年为准。太平遗址联合考古队获得国家最高领导批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牵头，联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共同组成。因此社科院与太平遗址考古队队长的说法无疑是权威的。陕西省之所以会出现时间发布上的纰漏，大约是因为此前客省庄二期文化是延续到4000年前。但太平遗址的出现，无疑证明了客省庄二期文化的去向，贯穿到了夏代后期。
太平遗址在2016年的初期勘探后，发现大约有200平万方米的规模，而且部分被汉代人工湖昆明池与秦皇家园囿上林苑，以及隋唐的京师周边建筑所叠压，近代又是西安郊区的村镇，历史上已经有局部毁坏。现在的遗址勘探面积为40万平方米，联合考古队在2021年3月才进驻。一年左右的突击发掘面积，也仅有不到3000平方米。这与像陶寺、二里头一类已经发现和发掘了半个多世纪，至少几万平方米的发掘面积的遗址相比，才真正是刚刚触及其冰山一角。
早在2013年最初发现太平遗址的存在时，北大对遗址出土的人骨与兽骨就进行过碳十四测年，这些标本的年代范围是4060年到3400年前，和考古队测年趋近，但也有不小的范围差。这个3400年前，可以直接延续到商代。不知道后续持续挖掘几十年后，会不会有在商代仍有使用的新发现。
二里头遗址的时间范围，则是距今约3772年~3542年前。但二里头发掘逐渐成熟，遗址可以至少细分为四期。2015年的分期为：
二里头一期：约3772年~3702年前二里头二期：约3702年~3632年前二里头三期：约3632年~3582年前二里头四期：约3582年~3542年前二里头通常被视作最可能的夏朝都城，但其真正具有都城特征，是从二期开始。四期则是被认为是失都之后的衰落阶段。所以作为都城，应当是约3702年~3582年前。
但二期到三期，仍然可以分为两派观点，一是二期、三期均为夏都，二是二期为夏都，三期为商都。
二里头二期到三期，虽然几乎仍是无缝衔接的都城设施，遵循都城的轴线理念，但建筑布局以及一些二期的礼制文化特征，发生了迅速的突变。显然发生了一些重大的政治变局。而学界现在认为二里岗并非最早的商朝文化。因此，二里头二期夏都，三期商都，其实是很可能的情况。没有理由认为二里头必须只是一个朝代的都城，必须随着夏朝的灭亡而毁灭。就像明清的北京一样，一脉相承，却是两个朝代的首都。
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推算，夏代现在被普遍接受的推测纪年范围约是公元前2070~前1600年。即距今4092~3622年前。这些测年都会有时间范围误差，如果加上二里头夏商两朝都城说，就会显得这几个时间点十分有趣。
太平始建于约4150年前，夏朝建立于约4092年前。太平遗址早于夏朝约60年。恰好可以对应尧舜两帝，与崇伯鲧、崇伯禹的时代。这可能就是鲧，或者是鲧的父辈、祖辈所兴建的崇国都邑。夏朝建立之后，经历了太康失国，少康复国，但太平遗址一直没有受到影响。也就是环嵩山的夏国遭遇变故，但崇国没有。约3700年前，太平被废弃。同一时期前后，二里头被大规模兴建为宏大的都城。就在这个时候，约3622~3632年前，夏朝灭亡，二里头从夏都变为商都。而关中具有客省庄二期文化特征的陶器传统，均在此时突变成了与老牛坡类型及二里头三期一致的二里头特征。而此前文化相对独立的“老牛坡类型”遗存，二里头文化三期开始属于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区。从陶寺覆灭的3900年前到二里头兴起的3770年前，中原地区当下已经发现的大型聚邑中，太平遗址似乎是为当时最大的遗址。可见太平遗址之重要。这个这些时间节点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历史？都只是巧合吗？
3、崇都太平是谁灭的？
太平遗址可能从夏朝建立之前半个世纪，作为崇国都城，是禹和启生活过的祖部。因此启将儿子和近亲大量分封到西部，今陕西境内。包括有莘氏、有扈氏、彤城氏、褒氏、崇、武观西河...
老牛坡在夏代，是齐家文化进入陕西后，形成的商洛东龙山文化，从丹江流域沿灞河进入关中后形成的据点。它本身是夏代初期东龙山文化的关中类型。在夏代规模不大。且到二里头三期开始，才明显接受二里头文化影响，应是从此依附于二里头。后来，老牛坡文化在可明确的商代，迅速形成规模等级较高的中心聚邑。从二里岗一直到殷商灭亡，都是商文化在关中的主要代表类型。它的时间范围，与商朝基本重合，应该是忠实于商朝的重要方国。不过老牛坡在商代晚期也融入了先周等关中其他文化元素。可见，二里头二三期之交，商朝灭亡夏朝，老牛坡就在西部策应商朝，加入了推翻夏朝的行列。老牛坡应是借助于商朝的力量，才在关中占了上风。
那么，作为夏的宗国“崇”，原本强大的太平应是亲夏力量。而老牛坡是亲商的商扶植的力量。这样看来，太平遗址的覆灭，恐怕与老牛坡有不小的关系。老牛坡在商代，先周崛起前，一度独霸，恐怕也是商朝给予的奖励。
崇伯禹改封夏伯禹，他娶的是涂山氏女，涂山氏应该是在豫东到皖北一带，属豫东的造律台文化。禹是西戎客省庄文化与东夷造律台文化相结合的标志。禹建夏后，在涂山会盟并杀防风氏，可见造律台文化的娘家姻亲支持力度非常大。王湾三期文化则是中原环嵩山的本土文化。环嵩山的王城岗被推测为夏禹都城。夏禹后期是远离崇国亲族，更多依靠东夷。可见夏禹建夏后，豫东造律台集团进入了嵩山王湾集团的地盘定都，算是占据了当时三河一关与东夷的中间地带。如此看来，夏禹是一个长期在晋南任职，又出身关中，最终联姻了东夷，并在中原建立夏朝的，一个千古不遇的纽带式领袖，他能够捏合中原龙山文化三大类型分区..
新砦被广泛猜测为夏启的都城，是二里头夏文化的前身。夏启则是进一步让王湾与造律台进行融合，但儿子有封在关中有莘，有封在关中西河，而且还亲自平定了第一、二代的近亲，关中姒姓有扈。
可见，夏启继东西枢纽人物夏禹之后，虽然尚能够控制局面，但环嵩山的夏国与西部的崇国有山川相阻，西部的离心力是越来越大的。但只要东边父系、母系两大集团稳定，夏启仍然压得住祖系的西方。而到了太康时期，且不说西方是否还归心，羿代表的东夷集团已经开始掀桌子了。东西都控制不住，这个东西制衡性的王朝肯定就会垮台。“夏”字在金文中，就是“热”的形象。所谓后羿射九日留一日，应该就是拔了夏九大屏藩，占据了夏国，像夏后一样称后。
这段时间，太平遗址作为西部的一个大邦，夏的宗国，应该已经不折腾了，但估计也没怎么帮忙。崇国应该是脱离了夏朝祖部，独立发展了一段时期。帝相与帝少康，主要还是在东夷圈子四处经营，靠重新笼络游说东夷集团，最后夺回夏国和共主之位。少康之后，需要巩固东夷的支持，所以重心转移向东方。重点经略豫东一带，忽略了对西部的经营。后来夏朝中后期，胤甲、孔甲在位时，西部应该出现重大变故，二帝被迫临时前往关中，西河一带平叛。这可能是太平遗址最后的光景。
再回到那几个时间点，3700多年前，太平遗址被废弃的时间，按《今本竹书纪年》的时间，大概是帝不降到帝扃这段时间。但这是因为胤甲的在位时间只有八年来算。
但按《路史》引《古本竹书纪年》：
“胤甲在位四十岁，后居西河，天有祅孽，十日并照于东阳，其年胤甲陟。”胤甲在位四十年，是他后来迁都到西河。那么，太平遗址的废弃时间，应该是在胤甲时期。
而时间点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帝扃之后的帝胤甲、帝孔甲，都是都西河...
也就是说，就在太平遗址被毁弃之后，原本一直活跃在中原到豫东一带的夏帝，突然出现在了关中西河...这恐怕与太平遗址的末日有关。
如前所说，西河是渭南一带的某个都邑。太平遗址距离黄河很远，而且周边有渭河一类的大河，不太可能是西河古城。西河在渭汭附近，应该是今渭南一带。
太平遗址的末日之时，胤甲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西河？我此前曾猜测，太平遗址的崇国，很可能是夏帝所灭。但后来一想，崇国既为宗国，应该是亲夏的。而且史料并未提及夏灭崇这样的戏剧性事件。而商代对夏朝宗国崇国的记忆过早消失，恐怕于太平遗址早于夏朝几十年覆灭，商朝成为共主时，早已没有夏崇的缘故。这个崇国恐怕就不是商朝所灭。很可能，就是替代了客省庄陶器传统的老牛坡所为。那么，胤甲突然出现在西河，不是灭崇，而是救崇。
但显然，胤甲坐镇渭南，没能救得了西安西部的崇国，西安东部的老牛坡顶住胤甲的压力。胤甲没能平定老牛坡的叛乱，太平遗址被攻破和占领。老牛坡继续与胤甲对峙。胤甲死在了西河，孔甲在西河继位。
胤甲作“西音”，而孔甲作“东音”。孔甲居西河，应该是继位之初。后来的史书评价孔甲为“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 *** 。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孔甲乱政”。跳开道德层面的批判，孔甲时期，夏朝衰落应该是当时公认的。这恐怕与太平遗址的覆灭也有关。
当老牛坡崛起，太平覆灭，崇国不保后，夏朝的西部基本就已经失控。之后的夏帝，就回迁到了中原夏国一带。二里头都邑开始大规模兴建。
太平遗址覆灭，夏朝到最后一阶段的过渡期，从豫东到西河，再回到嵩山...这次夏后临西河，伴随得就是太平遗址的毁弃。恐怕胤甲、孔甲在西河的时间，也就十年左右，西部大患已然无法压制，夏帝就回迁中原。西安蓝田有昆吾山、昆吾亭。据考，昆吾最早活动区域很可能就在关中。而昆吾在夏朝是夏帝的铁杆方国。加上《古史考》载“夏时昆吾氏作瓦”，现在考古发现的最早的瓦出土于西安东南部马腾空遗址，靠近蓝田。而最早的烧制陶砖出土于蓝田新街遗址，和“昆吾氏”作陶也有一定关系。现在发现的早期瓦，从仰韶到周，都在西安、宝鸡、延安一带，说明烧制技术比较发达的昆吾氏在西方，而且在关中一带的可能性不小。就在胤甲时，昆吾国东迁，这也许都与夏朝晚期的西部战略全线崩盘有关。关中的新霸主老牛坡这个时候已经投靠商了。
另外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公刘率领豳地人民到渭河南岸伐木，运回豳地，然后建立豳国...其实公刘的时代，大概对应的就是太平遗址覆灭的时间。
由此我产生了一点联想。老牛坡干掉了太平，为了收买关中各方，开放崇墟所在的渭河南岸区域，让大家一起来劫掠点什么...
最有意思的就是商朝迁殷之前的周国，此时还不是姬姓，姬姓先周此时是豳国，豳侯。此时的周侯是妘姓。还有谁姓妘姓呢？就是夺取后羿有穷氏的寒浞，被夏王少康复国时干掉的那位。这和夏朝是有仇的姓。
这就有意思了。商朝的周国本是妘姓。妘姓古国，一般都分布在郑州以东，属东夷集团。妘姓古国肯定亲寒浞的。商朝推翻夏朝时，妘姓作为和夏朝一直有世仇的部落，恐怕也是出了一份力。于是原本姒姓较多的西方，突然冒出来一个妘姓周国。那么，这个妘周可能也是颠覆崇国的亲商力量。崇国的覆灭，象征着夏朝西部秩序的崩塌，亲商势力全面渗透西部。
如果太平遗址真的是老牛坡所灭，那么老牛坡为什么没有继续使用太平遗址？商代的崇国难道真的是老牛坡？还是商代有另封的崇国，就在丰镐与太平遗址附近没有被发现？
4、老牛坡遗址到底是谁？
老牛坡遗址发现后，有学者提出老牛坡很可能就是崇国遗址。同时也有提出唐杜氏、骊山氏等说法。
但我认为老牛坡遗址，不大可能是崇国都邑。从地缘上来讲，老牛坡遗址和丰镐遗址是两个板块，周文王没理由是打败老牛坡才做丰邑。相比而言，太平遗址是关中本土的陕西龙山文化，即客省庄二期文化的集大成和最终走向。发现了与中原龙山文化陶寺类型，以及融合了河南龙山文化三大类型的二里头文化前身的新砦一样的礼制器物。它们作为仰韶圈、庙底沟圈、中原龙山圈的相近文化，显示着鲧禹与尧舜的君臣关系。怎么说，崇国都应该是太平遗址。老牛坡与太平在夏代应该是关中地区内部，竞争的邻国关系。
有人说在商代殷墟甲骨文中，也有大量崇侯虎的记载。所以很多人说《史记》记载的周文王时期崇侯虎是记错了。不过这个甲骨文中的字不应该被释为“崇”，崇字一说只是《殷本纪订补与商史人物徵》一家之说。现在普遍认定，这个字应该释作“倉”最合适。武丁时代的这个侯虎，应该叫仓侯虎。仓国地望，即《左传》哀公四年：“左师军于菟和，右师军于倉野”之倉野。 据《清一统志》，倉野在今陕西商州东南140里。
这个仓侯，经常跟随商王在西部作战，应是西部方国无疑。而且这个仓国地望是商洛，直接和与老牛坡同类型文化的商洛东龙山遗址也对应上了。但仓国和周国经常一起出现，说明仓国与周国相距较近，从商洛已经进入关中的可能性很大。老牛坡很可能就是东龙山仓国势力沿灞河北上关中后建立的新都邑。可见商人支持仓国势力，是从丹江一线的武关道，绕开中原的夏朝，进入关中与太平遗址的崇国进行战略对抗。并非是在豫西崤函道或河内晋南的轵关道渗透进关中。从地缘上讲，商国绕开中原夏国与亲商的关中老牛坡仓国势力结盟，反而具有极强的可行性。
真正的崇国，在商代，肯定不会叫宗国。而且字也不一定就是“崇”。在殷商甲骨文中记录的大量方国中，哪些有可能是商代崇国呢？
5、商代崇国可能被记作什么字？
①仓国
上述老牛坡很可能是仓国。但是仓国也可能是崇国。因为仓字的上古音虽然不甚清楚，但在粤语、赣语等方言中，念cong，与宗的上古音一致。仓与丛的发音本就相近。
但需要说明的是，老牛坡仓国的“仓”甲骨文写法，中间是一个“爿”字，而正常的仓库的仓，也就是繁体倉，在甲骨文中中间应该是个“户”字。两个字的甲骨文字形相近，但是写法略有不同。虽然现在学界一般仍然将这个国名释为仓，但这个字在商朝到底念不念仓，是不是倉，还是另说的。
如果它不是仓，而是商朝为cong国新发明的崇字的商代转体的话，那它就是崇国。只不过，商代的崇国记载有高大的城墙，老牛坡遗址还未发现城墙遗迹，所以当年老牛坡打败太平之后，占据了崇国，但很可能崇邑被短距离迁徙了。
在距离太平遗址东南仅几里的地方，现在有一座仓颉造字台遗迹。仓颉是黄帝时期的传说人物，比夏商要早很多。全国有很多仓颉庙和造字台，仅就关中区域，商洛有，渭南有，西安也有。它们是连在一起的三个市。可见，这里或许曾经存在过仓国文化，将仓颉传说带到了这片区域。商洛是东龙山文化，西安有老牛坡文化，也许，那个字在商代就既是崇，比较像仓字，同音，所以也念仓。后来人们将这个崇字又转写为仓，慢慢的就被遗忘了崇和宗的源头写法。
如果仓国也是崇国的另一种叫法和写法，那么商代崇国很可能不在老牛坡，而是丰京的周边。比如镐京本身，或者也同属丰京区域的秦渡镇一带，现在还没有被发现。
②虫国
周原甲骨中，有一片卜骨上面，刻着“虫伯”二字。有人推测，这个虫伯，就是崇伯。
先看“虫”字演变：
开始就是一条虫子的形状，这个没什么问题。再看曾为崇伯的大禹的“禹”字：
《说文解字》：“禹，蟲也。从厹，象形。𥜼，古文禹。”【段玉裁注】蟲也。夏王以爲名。學者昧其本義。从厹。葢亦四足。象形。王矩切。五部。很早就有学者提出，“大禹是一条虫”。因为禹字的早期写法也像是一条虫。
再看大禹的姓，“姒”字：
金文“姒”的女字旁是在右边。左边的“以”，其实也像个虫子。
再看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就知道，禹和虫，肯定是有些关系的。
或许夏人把崇国做崇国或宗国。而周人把崇国作虫国或崇国。
庚午卜，缶弗□䖵...(《合集》7010/1）殷墟甲骨文中，有一处记载，缶国曾经攻击商朝控制的䖵地。
古字中，虫、䖵、蟲是互通的。那么这个䖵，很可能就是虫国。缶国的位置临近于郇。郇地在今山西临猗县西南的郇城，这个地方就在关中东部的渭南市合阳县的黄河对岸。若假设虫国就是崇国，那么关中中部的虫国与跨过黄河就进入关中的缶国发生战争，是完全可以解释通的。甚至说，当时缶国的地盘已经伸到黄河西岸。
③亚国
有学者将甲骨文与金文中的亚字，释为“琮”字，也就是远古比较多的玉琮的形象。并从上古拟音推导出，这个“亚”字在上古，通“从”“宗”“终”“崇”，与我前面所讲相似。
亚字字形，在商代甲骨文有多种用法：为官名；为宗庙名；为方国名，也有“次”的意思。其中，宗庙名也与我对宗国、崇国的解读能对上。这个字后来在金文和秦代陶文中还衍生出：
加了宝盖头后，和宗字甲骨文和金文还尤其像。后面这个在秦国陶文中出现的宝盖亚，是“咸屈里亚”，意思是住在咸阳城屈里的叫亚的陶工制作的陶器。说不定这个宝盖亚，就是在当时咸阳县南部丰镐一带的一个古老家族，给孩子以崇为名。
甲骨文中关于亚侯的记载有三十多条。也许，这个亚侯，在当时念cong侯，就是崇侯。学界将其大致归类为商朝的西部方国，具体地望未能考，所以也很难说到底在哪里。
④垂国
其实这个甲骨文中的字，应该是不念垂的。但是没有人能考证它的读音。它仅仅作为国名出现。
我之所以将这个方国也列入可能性，原因有几个：
第一，甲骨文中的“宗”字字形，像个“爪”字。花楼子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址中，也反复出现过一个类似“爪”的字。那么，甲骨文中，这个字虽然不是那么像“爪”，但与后期甲骨文和金文的宗，却有点点神似。当然，这个很主观，未免牵强。
第二，这个字的字形是垂下的树枝。因为《公羊传》在注解春秋时：“以晋比侵柳围郊，知王师讨晋而败之”“冬，晋赵穿帅师侵柳”，写的是柳国。也就是说，春秋的那个崇国，也可以通柳国。而这个垂柳字形的方国名，也就有可能是“崇”的商代写法。
第三，甲骨中，这个垂柳国出现二十多次，总是和周国、仓国一起出现，不是它们互殴就是去它们那要互相借道。比如商王在西部有一个叫夷廪的地方，应该是商朝在西部储备粮食的仓库或者据点，大概在周国附近。但商王或商使每次去这里，都要借道这个垂柳国。而每次如果去仓国，也会途径这个垂柳国。这样看来，这个垂柳国也很可能就是崇国。毕竟关中地方说大不大，周、崇、仓三个能在甲骨中出现几十遍，而且经常是一起出现，也许他们就是关中三大势力...那么其中一个是崇国的可能性就很高了。
商代的崇国到底记作什么...还是交给时间吧...太平遗址总会给出一些答案和结果的...至于商代崇国的具 *** 置，应是在丰镐附近。也就是长安西，鄠邑东一带。我认为很可能在鄠邑区。因为鄠邑历代的县志也记载鄠邑秦渡镇一带，是周文王丰邑所在，相比现在丰京遗址，要更靠南。而灵台遗址，确实在丰京遗址与秦都之间，靠近秦都镇。按一些研究园囿制度的学者的说法，丰京应该是包含了丰邑和灵台、灵池的整个园囿区在内。而今天的秦渡镇滹沱村一带，也发现了西周滹沱村遗址（扶托村）。如果这里是丰京营建范围，那么很有可能，崇邑的商代城址，就在秦渡镇附近，至今还未被发现。
六、结语
也许，受夏朝在东方的影响，由于人类原始社会的历史记忆不够清晰，文字成熟之后的世人后入为主，将文献中的先夏，也就是崇国地望和文化，大都被张冠李戴到关中以东的地区。而考古上，由于西安历代至今的城市规模颇大，叠压和毁坏严重，现代城市建成区考古难度也大。直到也曾被汉代昆明池叠压毁坏的太平遗址发现，夏代时期的关中历史遗迹才算是有了些眉目。
也许，就是因为夏朝在关东，造成了古人对古崇国发生了以果定因，以子论父的张冠李戴，以至于关中的夏商时期历史，很容易被错位到关东。考古上又迟迟无法发现大型遗址。可能形成了一个对关中历史，和文献考古二重证据法恰好相反的，二重忽略的情况...
如何直白的看懂太平遗址被发现的意义？
夏代纪年推测范围是【4090~3620年前】2021年是中国考古学建立一百周年，所以做了一个“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的评选活动。初评选上的有160项，但与夏代同期的，在中原地区的仅仅有：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3770~3540年前】【1959年开始发掘】【300万平方米】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4220~4040年前】【1975年开始发掘】【50万平方米】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3920~3520年前】【1974年开始发掘】【25万平方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批重点六大都邑中还有一个夏代时期的：
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4070~3920年前】【1979年开始发掘】【100万平方米】终评最终选出的“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中原地区夏代遗址就入选了一个“二里头”。
上承仰韶核心区和庙底沟的中原龙山文化区，晋陕豫三省的有分量的夏代遗址，就环嵩山两座和一个晋南规模较小的东下冯。考古学界把这叫做月明星稀...但实际上，是除了二里头最可能是夏都，居然找不到一个大规模的方国都邑。新石器时代是满天星斗，两周诸侯也是满天星斗，而夏商时期尤其是夏，就像是有首都却连省会都没有的状态。即使中原文化区以外的像三星堆，也是凤毛麟角独一份。
但也是2021年，太平遗址终于浮出水面：
陕西西安市太平遗址【4150~3700年前】【2021年开始发掘】【200万平方米】这个面积，上来就第二。虽然是天子都城的可能性较小，也绝对是值得夏代考古界长期瞩目的级别了。当然，发现太晚，才挖了一年，进度是其他遗址的百分之几都不到，到底是什么遗址也完全处在迷雾中，2021年根本不可能报送什么百年百大。
我近来看自古及今的上古地名考据，从西晋开始，可以说学者们都不约而同绕开关中中部以西。似乎这里在夏商就是一片文化沙漠。但是显然，从半坡时期到庙底沟时期再到龙山时期，关中都是中原文化区重要的组成部分，西安屡屡出现代表性的人类聚落遗迹，为什么会到了夏朝，众多文化开始汇聚成一个广域国家文明时，关中成了文化沙漠？
包括纪年范围进入夏朝前期的石峁遗址，在文献中连个传说都没留。太平遗址更是以当下夏代面积第二的聚落规模，在人类的历史记忆里，连个渣都没剩。这样一个大规模的聚落，肯定不会是小邦小邑，在历史中完全不存在就很奇怪。有理由认为，不是历史记录有问题，而是历史解读有问题，与太平一致的上古地望被搞错到其他区域了。
太平遗址贯穿了夏朝建立前后到夏朝晚期，而且与二里头成为都城规模的二里头二期在时间上几乎是衔接的...这样一个遗址，就算是先秦史与考古界最权威的大师，恐怕都是一头雾水...现在甚至没有一篇论文、文章，敢提一句这个遗址的可能性，所有关于夏商西部方国地望的猜想，大概都会暂时中断，因为太平是谁，是一个地望考据绕不开的问题。我觉得当这个遗址的初步结论出来的时候，很多学者应该是既兴奋又失落。兴奋是因为夏代的一块丢失的重要拼图突然找回来的。失落是因为，很多绕开关中的历代考据，肯定出现大量错乱，成了废话。
太平遗址现在的面积是200万平方米，但是在汉代修建人口湖昆明池时，被叠压毁坏了一部分，即有文献记载的“昆池劫灰”之典故，现在也在修斗门水库时机缘巧合发现这个遗址后，得到了考古支持。加上西周毗邻都城镐京，秦汉属皇家园囿上林苑，唐代也是人口密集的区域，初步发掘时，隋唐时期的房址、灰坑、水井等，与客省庄文化时期交错，可见在隋唐时，由于作为首都人口密集，还在遭到一定程度的持续破坏。太平遗址的考古，可谓任重而道远。那么，夏代的宗国考古，恐怕比较艰难。如果夏代宗邑旁边的镐京，真的是商代的宗邑，镐京遗址其实也由于处在西安建成区，而且在周秦汉隋唐都被不断的叠压，虽然也是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但终归相较于在小城市郊县荒野之中的古遗址，考古难度也特别的艰难。考古的进度是比较慢的，不知道何年何月，是否我们这一代人，才会拨开这个历史的迷雾，揭开这些遗址的面纱。
也许，太平遗址，真的是先夏文化与早夏文化的代表。当然，这个身份，并不能认为西安是夏都。因为这是在讲夏朝建立前的夏禹祖部方国崇国的都城，仅靠这些史料线索，还远远不能立夏都的结论。这些也都只是依据这些史料线索，所作的有限推论猜想。但这部分史料实际上可以从文献的角度提供一个较为明确的自古以来的先夏区位指向，不失为一种可能。可似乎西安从来没有人去整理这些。西安对本地上古历史的挖掘非常有限。以前倒也罢了，现在太平遗址重现于世，要弄清那段时期，夏朝建立前后的西安以及太平遗址到底是谁，这些线索就变得至关重要。
我这里仅做基于文献的推导和畅想。有没有可能性，可能性有多大，逻辑立不立得住，有没有知识硬伤，细节有没有疏漏，请读者自辨。考古学现有的历史叙事架构，太平遗址出论文，正式加入考古学的上古叙事后，如何进行重构，又会出现哪些新的难解之问题，只待后来再看。
“太平遗址的文化内涵已经出现了以礼制为核心的早期文明特征。”太平遗址的考古，还在悄无声息的进行，不知道今年会不会有新的信息披露，不知道明年会不会有第一篇报告或论文，不知道哪一天，它会给西安人，乃至世人带来什么样的惊喜...感兴趣的朋友们拭目以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