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无疑是二十世纪最大的一场人间悲剧。在这场席卷全球的战祸之中，德意日法西斯势力为了实现称霸世界、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争夺世界霸权的政治野心，不惜挑起大规模侵略战争，最终不仅将战火和死亡带给他国，同时也留给了自己。
在发动实施对外侵略战争的过程中，作为法西斯轴心国两大支柱的德日两国都曾犯下过罄竹难书的屠杀罪行，欠下累累血债。无论是奥斯维辛集中营，还是南京大屠杀，都集中体现了法西斯政权践踏人权的反人类性质。
不过就屠杀问题而言，二战之中德日两国的屠杀罪行还是存在着诸多的不同，而这些不同之处有的直接关系到罪行责任的认定，因而极具探讨价值。
众所周知，德国纳粹靠煽动民族主义与德意志种族优越论起家并最终得以上台执政。按照纳粹的种族理论，德意志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等的民族，而犹太人则是应该被消灭的“ *** ”，以至于将德国一战战败的主因也归咎于犹太人的“背叛”，从而掀开大规模的反犹、排犹运动。
在纳粹种族思想的指导之下，纳粹德国在国内以及国外占领区的屠杀罪行大多是出于种族清洗的目的，屠杀对象也以犹太人、斯拉夫人、吉普赛人等纳粹政权所认定的“ *** ”为主。这也就是为何德军在西欧乃至与德国有世仇的法国所犯罪行较少，而在以斯拉夫民族为主的东线战场上罪行累累的主因。
比起纳粹德国以种族清洗为目的、以国家政权为主导的屠杀，日本法西斯在二战中所犯下的屠杀罪行多出于日军对个人悲惨境遇的泄愤。
二战前夕的日本在世界经济大萧条中遭遇重创，国内失业率高涨、民生极为艰难，而日本经济又恰为财阀所垄断，普通人难以实现阶层跨越，存在着严重的等级划分与社会不公。日本人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也让欺凌现象成为日军中的常态，军官欺凌士兵、老兵欺凌新兵的情况十分常见。
在遍及整个社会的长期压迫之下，当时的日本人自然大多难以形成健康的人格，在日本国内，他们可以在社会等级比自己高的“贵人”们面前颔首低眉，成为世界上最恭顺的顺民，然而一旦拿起武器来到侵略战场上，他们自然会变成世界上最凶恶的暴民，而将自己在日本国内和军中所遭遇到的压迫和不公发泄到占领区平民身上，从而用尽各种残忍手段制造出一起又一起惨绝人寰的血案。
譬如南京大屠杀的起因并非是日军指挥官的屠城命令所致，而是因日军的“大放假”导致日军军纪废弛，没有了一切约束的日军士兵便可在平民和战俘身上尽情发泄。
如前所述，纳粹德国的屠杀以种族灭绝为目的，因此在杀人方式上也要讲求杀人速度，以求以最快的速度对数量庞大的“ *** ”实施肉体消灭。由此第三帝国也“创造性”地发明出了工业化流水线式的屠杀方法：
在德国本土及其占领国内建立起了大大小小的杀人工厂，像制造加工工业产品一样将成千上万的大屠杀受害者通过发达的铁路运输系统送往这些杀人工厂之内集中屠杀。
在当今时代，德国人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办事态度以及高效的办事效率让我们不得不为之叹服，然而这样的严谨与高效在二战时期也同样体现在了对杀人工厂的制造上，从而产生了极为恐怖的效果。据战后历史学家统计，整个二战期间总共有1100万-1200万死于纳粹集中营，其总数是南京大屠杀死难人数的数十倍，由此可见纳粹德国对屠杀效率的重视。
对于通过屠杀平民发泄个人情绪的日军来说，比起杀人效率，他们更加关心如何让受害者在极度痛苦之中死去以此发泄个人的不满情绪，换句话说，日军并不在意杀人是否快捷高效，而更在于杀人手法是否残忍。
因此在南京大屠杀中，日军用尽了包括大规模斩首、活埋在内的各种残酷的屠杀手段虐杀南京军民，甚至还发生过剖开孕妇肚子取乐的暴行。这样的屠杀方式与古代屠城无异，基本还停留在农业社会阶段，与纳粹德国的工业化屠杀方式之间存在着极大的不同。
德日法西斯屠杀目的与屠杀方式的不同也对屠杀责任主体的划分产生了影响，纳粹德国对包括犹太民族在内的大屠杀受害者的种族灭绝行为毫无疑问是以国家政权为犯罪主体的国家犯罪行为，应当对集中营大屠杀负责的责任主体自然也是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而参与屠杀的德国军人大多是执行命令者。
反观日本，在 *** 层面并无如纳粹的“最终解决”那样的种族灭绝计划，也几乎没有直接下达过屠杀命令，然而日本侵略军却在战争中犯下了残忍更甚于纳粹德国的屠杀罪行，因此在责任认定上，德国士兵还能以“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为由为自己开脱，日军中参与屠杀的个人则根本无法否认自己的责任，这也就是在屠杀责任主体上，两国之间存在的差异。
当然，不管犯罪的原因是什么，都不能掩盖犯罪的本质。当太多人因为他们或私心、或公心的行为失去生命时，这其中参与者也该承担其中。反人道的暴虐行为，值得被世人唾弃，而作为受害者的一方，更加应该去强大自己，才能免受欺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