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凤凰变麻雀
贫民窟是维多利亚时代最大的丑闻之一。而那些丑闻往往是毁灭性的。大卫·奥卢索加(David Olusoga)揭示了19世纪社会流动性的阴暗面
1849年，《泰晤士报》的办公室收到了一封信。它的作者是一群贫穷的伦敦人，他们住在当时被称为圣吉尔斯卢克里的教堂巷和克利尔街。他们的名字，总共54人，列在信的末尾。今天的圣吉尔斯教区位于牛津街东端的中心塔楼的阴影下，包括布卢姆斯伯里富裕的街道和广场。19世纪40年代的圣吉尔斯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地方。这里居住着数千名贫穷的伦敦人，其中许多是爱尔兰后裔。这里是一个臭名昭著的贫民窟，是伦敦最肮脏、最不健康的地区之一。
这封贫民窟居民写给报社编辑的信，用的是残破的、拼错语音的英语。通过这封信，我们可以听到维多利亚时代最穷的人直接记录历史的声音，这是为数不多的文件之一。他们用自己的话描述了他们被迫生存的可怕条件。
他们哀怨的恳求这样开始：“先生，让我们乞求你的保护和权力吧。就伦敦其他人对我们的了解而言，或者就有钱有势的人所关心的而言，我们也许确实生活在荒郊野外。我们生活在肮脏和污秽之中。我们没有厕所，没有垃圾桶，没有排水管，没有水板，整个地区也没有排水管或排污管。”
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
就像今天数以百万计的人被迫在发展中世界的贫民窟和贫民区勉强度日一样，19世纪40年代的圣吉尔斯穷人深知他们的困境之深，并深知缺乏基本设施和基本卫生设施是他们健康不佳的原因。他们正确地得出结论，认为不应期望人类忍受这种情况，在表达了他们对"科莱拉"（霍乱）回归的完全合理的恐惧之后(上一次疫情发生在10年前；下一次是五年之后)；他们要求《泰晤士报》的编辑同意“让我们把我们的投诉写进你的有影响力的报纸上，并且……把我们的房子做得适合基督徒居住。
最后，他们要求：“恳求您，先生，来看看我们，我们像小猪一样生活，我们不应该遭受这样恶劣地对待。我们是在教堂巷、克利尔街和其他地方您的恭敬的仆从。”
如果圣吉尔斯的贫民窟居民在信中表现出任何天真的一面，那就是他们表面上真诚的希望：通过一份有记录的报纸的版面，向富人和有影响力的人发出呼吁，他们可以激励那些有权有势的人解决他们的关切，缓解他们的困境。
贫民窟是维多利亚时代最大的丑闻之一。自然选择进化论的共同发现者、著名的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在他1898年的著作《美好的世纪》中将英国的贫民窟视为“本世纪最可怕的失败之一”，这是一个国家的耻辱，甚至有可能破坏英国自称为伟大文明的主张。《荒凉山庄》的作者，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文学和慈善事业上的注意力通常都集中在贫民窟，他在书中哀叹道，在那个世纪中叶，“文明和野蛮共同行走在这个自吹自擂的岛屿上。”
悲惨的迷宫
和英国其他大城市一样，在伦敦，贫民窟以各种形式存在于多个地方——大大小小的、充满绝望和肮脏的阴暗飞地，散布在城市各处。例如，在今天的国王十字车站和圣潘克拉斯车站附近，矗立着琼脂镇，狭窄泥泞的街道迷宫般排列着简陋的房屋。由于琼脂镇的房屋是在租期仅21年的土地上建造的，其建造标准低得可怜。有些甚至是由当地贫穷的居民用他们能够获得的任何材料建造的。
查尔斯•狄更斯
琼脂镇实际上是一个专门建造的贫民窟。然而，如果一个现代的游客能够着手参观维多利亚时代的贫民窟，最让他们吃惊的可能是许多贫民窟房屋的规模和宏伟。改革者、记者和所谓的“社会探索者”对贫民窟的这一特征进行了评论，之所以出现贫民窟，是因为城市的中产阶级地区——街道两旁都是理想的住宅——过时了，被富人抛弃了。弗雷德里克·恩格斯在鲁克里的居民给《泰晤士报》发信的几年前访问过圣吉尔斯。他回忆说，他看到的“高大的三四层楼”，“从地窖到阁楼，里里外外都脏兮兮的，它们的外表是这样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希望住在里面。”
这种衰落和衰败的模式可以从BBC播出的两季《时光屋》中的房子中看到，我是该节目的主持人。第三季以布里斯托尔为背景，将于今年春天播出。该剧讲述了这座城市一个老城区一座优雅的大房子的悠久历史。这房子与前两个系列的明星——在利物浦的福克纳街62号，和纽卡斯尔的拉文斯沃思台地5号——一样，那就是，虽然它是为一个富裕家庭和他们的仆人建造的，但在后来的几十年里，它被细分为穷人的廉价住房。
在《时光屋》的三个系列中，也许只有利物浦福克纳街62号的房屋的社会等级低到足以被视为真正的贫民窟。但这三所房子在不同的时刻都在深渊的边缘摇摇欲坠。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英国，成千上万的类似的大房子，有些甚至更大，成为了贫民窟的住所。因为，无论一栋房子在建筑上多么优雅，设备多么齐全，只要它所在的地区衰落得够远，它就很可能被拖垮，变成廉价的出租公寓或廉价的出租房，而房东往往不在家，对它不予理睬。
1842年，维多利亚时代的伟大的卫生改革者罗伯特·罗林森（Robert Rawlinson）报道说“在我们伟大的海港和内陆制造业城镇”，矗立着“最初是为商业王子建造的”家园，但“现在已成废墟……曾经是那些拥有财富的人的居所，现在是那些即兴的、流浪的、邪恶的和不幸的人的居所”。罗林森指出，这种奇怪的效果是，穷人生活在原本为富人准备的破碎的富丽堂皇和装饰之中。“石刻上的古色古香的雕刻看起来不太合适，墙壁一半已成废墟，山墙已经破碎，表面被恶劣的天气弄得湿漉漉的污迹斑斑。楼梯昏暗无光，巨大的扶手和雕花栏杆已经残破不堪；曾经坚固的楼梯现在摇摇欲坠，十分危险；用灰泥粉刷的抹灰已经发黑，有洞……”
污染行业
从1851年到19世纪末，英国人口几乎翻了一番。随着工业城市的发展，最贫穷的居民和他们经常依赖的污染工业一起向周围的田地和农田扩张。但它们也扩展到了早前几十年修建的郊区，那里当时是城镇的郊区。房屋建在这些地区被设计为富裕的中产阶级, 这些人有能力支付远远超过穷人支付能力的租金——在许多情况下，搬到郊区的人是为了逃避污染和不干净的城市地区。当城市扩张时，这些优雅的居民逃离到更远的地方，迁移到更遥远的郊区，这些郊区通常通过公共汽车路线和后来的铁路与城市中心相连。他们留下了三室四室的联排别墅，位于雅致的街道上，当时住上了穷人。
这一过程是如此熟悉，以至于不仅卫生改革家和记者对其进行了评论，小说家也对其进行了评论。1857年，作家查尔斯·曼比·史密斯（Charles Manby Smith）讲述了草莓街的历史，这是一个虚构的伦敦地址，位于伊斯灵顿郊区。草莓街始建于19世纪20年代，由 “双排二层住宅”组成， 这很快吸引了“专业的女士和先生们，他们整洁的黄铜铭牌告诉你，他们教授绘画、油漆、法语、意大利语和德语，还有钢琴、唱歌和练习各种乐器。然后是市里受雇佣的职员、经理和负责人，他们像时钟一样准时地在晚上7点左右回到草莓街的家中。”
然而，到了19世纪50年代，伦敦的人口增加了100多万，达到了250万左右，草莓街已经完全“被巴比伦（古代巴比伦王国Babylonia的首都）的怀抱吞噬了”。 不再是内城时髦的上流社会街道，“专业的女士和先生们逐渐向北移动，他们的位置由一个新的阶层所替代——商人的办事员，工头和工场的监工，这些人……他们在夜里的任何钟点回家，在冬日的黑暗早晨，早在太阳升起之前就让自己出门了，他们让寄宿处帮着付房租……街道两旁，除了极少数的房子，变成了一条三流的商业街，原来的整洁荡然无存。”当附近的一家工厂开业时，草莓街正逐渐变成贫民窟。
所有的贫民窟都是悲惨而不卫生的，但像草莓街这样由体面沦落为贫困的地区，存在着特殊的问题。低工资意味着，与中产阶级相比，受其吸引的穷人不得不将收入的更高比例用于房租——他们是今天所谓的“住房压力”或“租房贫困”的受害者。
为了在他们有限的经济能力范围内建造住房，并希望从他们的房产中获得尽可能高的租金收入，房东们将为单户家庭设计的大房子改造成了廉价公寓和出租房。在曾经优雅的餐厅和客厅的基础上，用薄的隔墙建造了多个小房间。这些房间由迷宫般的黑暗、没有窗户的走廊连接在一起。
难免不卫生
由于从未被设计用于多种用途，这些细分的公寓的居民别无选择，只能共享供水和厕所。这种公共设施往往不可避免地不卫生，当穷人能够负担得起的房间供应减少时(往往是由于清除贫民窟计划的结果)，然而更多的人挤在为单身家庭准备的房子里，情况变得更糟。1851年，在紧靠泰恩河南岸的臭名昭著的山门贫民窟里，罗伯特·罗林森遇到了一所大房子，里面住着71个人。这种过度拥挤不可避免地使恶劣的条件变得更糟。
在足够长的时间框架内，房屋和人一样，都有能力进行社会流动。他们在社会地位的上升或下降取决于变幻莫测的命运。英国各地成千上万的房屋都有衰落和衰败的历史，而在最近，这些历史可能被我们对翻修和下层住宅高档化的热情盖过了。维多利亚时代最糟糕的贫民窟大部分早已被拆除。然而，如今备受追捧的许多住宅——隐藏在对其原貌的讨论和房地产经纪人的推销技巧背后——都有其过去的章节，它们成为了非常贫穷的人的避难所，根本不是理想的住宅。
大卫·奥卢索加是《时光屋》的主持人，第三季将于5月底在BBC2台播出
《BBC历史》20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