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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来源：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转自： 最高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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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海棠
2020年全国先进工作者
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11月24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 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受到表彰的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示热烈的祝贺。法院系统有20位干警获得“2020年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肖海棠便是其中之一。
肖海棠，女，汉族，广东大埔人，1977年6月出生， *** 党员，2003年7月参加法院工作，现任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审判员。曾荣获全国法院办案标兵、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
一个大案就是一场挑战
2013年10月28日，一场跨越太平洋的较量落下帷幕。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美国IDC公司在专利许可谈判中实施了不公平的高价销售行为，构成垄断。这场备受瞩目的拉锯战，以IDC公司赔偿华为公司2000万元告终。
案件主审法官，就是肖海棠。
此时，广东法院正经历着知识产权案件的持续井喷。民三庭资深审判长邓燕辉回忆说：“2009年全省新收一、二审知产案件还只有7000多件，2013年就已达到了3万件左右，而且我们还首次接到了一审案件。”
与此同时，重大、新型、疑难案件持续增加，知识产权日益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家喻户晓的3Q大战、锦兴微软互诉案等，都折射出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以及市场主体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强烈期望。
就是在这个时候，肖海棠接到了华为公司与美国IDC公司滥用市场地位垄断纠纷案。
7年后提起该案时，肖海棠坦言：“这是我职业生涯中的第一大难关。真是完全陌生的领域，当时连标准必要专利这个词，很多人都念不顺溜。”
全球电信巨头之间的交锋，不仅涉及当时知识产权领域最前沿的法律问题，更对世界通信领域裁判标准的确立有着重要影响。
国内当时并没有相关的案例，一审参照国外某些个别案例，认定标准必要专利构成天然的垄断地位。这个论证逻辑放在国外或许没有问题，但无法说服国内同行。被同事称为“海绵学习状态”的她，一头扎进了书堆里，查资料、找案例，从我国现有反垄断法框架中，对通信领域市场界定、超高定价判断标准、反垄断法域外管辖等多方面，对垄断地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法律问题进行深入探索和详细论证。
那年国庆假期，肖海棠一直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看行业背景，看类似案例，看国际商业惯例和规则，中英文各类材料、案例、报告摊了一地，反反复复论证验证。“呆到第五天的时候，突然感觉，通了！”直到现在，她还止不住地兴奋，“当时案卷满桌满地，坐在地上环视的我，犹如得胜的将军！”
案件宣判后，国内外同行高度赞赏。该案作为唯一一个民商事案件，入选“2013年度全国法院十大热点案例”，有世界知识产权界“福布斯”之称的《知识产权管理》将之评为“全球年度案例”。2018年，周强院长在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工作报告时，将此案作为过去五年审理的25个典型案件之一进行推荐，高度评价其“证明世界知识产权领域最前沿的法律问题人民法院也能审理”。六年后，“改革开放四十年40件重大司法案件”评选出炉，唯有四件知产案入选，该案仍旧榜上有名。
一份未面世的判决
如果说一名法官的成就，在于审理的案件被历史铭记，那判决书就是最好的载体。
翻开肖海棠办过的知名案件：微盟诉泉芯侵害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案、“非诚勿扰”商标权纠纷申诉案、捷豹路虎诉奋力公司商标侵权纠纷案、小肥羊商标侵权案……无论是维持原判，还是改判，说理论述都条理清晰、逻辑严密。
2020年1月，广东高院召开首届粤港澳三地司法案例研讨会，肖海棠任内地模拟法庭主审法官。
她，有自己的坚持。
时代发展下，知识产权的价值日益得到市场、行业、公众的认可，在全新的领域和行业，当事人很多时候希望通过司法厘清权利边界，确立规则秩序。“对可能紧盯着案件审理的从业者和公众来说，判决往往能起到更好的效果。”
2018年，华为与三星专利侵权纠纷案上诉至广东高院。
当时正值世界通信领域战略布局和市场博弈阶段，华为与三星就专利交叉许可问题进行多轮谈判，并在全球范围内提起互诉达44宗。此案国内一审宣判后，美国法院即作出禁诉令裁定，要求华为不得在美国法院作出裁决前申请执行一审判决。暗潮涌动下，全球不少眼光盯在这个案子上，各怀心思。
但令更多人没想到的是，2019年5月，该侵权纠纷系列案在广东达成全球和解，不仅如此，双方还就全球范围内的标准必要专利交叉许可问题，达成框架性的《专利许可协议》，全球范围内的有关诉讼得以一揽子解决。
案件的主审法官，仍旧是肖海棠。
一审以判促调在前，二审将调解工作做到最后一刻，全球和解成果获国内外高度评价。
然而，在至今仍未平息的讨论声中，很少有人知道，此案背后，还有一份未面世的长达40多万字的判决书。
“加了六十多天班。”书记员孙燕敏回忆，“没日没夜地分析论证，但最终，这份裁判文书还是被锁进了抽屉。”
周期短、成本低、定分止争，调解的优势毋庸置疑。而在知产领域，肖海棠却感受到了更深一层含义。“知识产权具有专有性，大部分时候，判决确实可以实现案结事了，但如果能以调解促成双方合作，在实现企业互利共赢的同时，将推动新技术、文化普及更多人，更好地实现知识产权价值。”
当再提起那份未面世的判决，肖海棠心里还有些五味杂陈。“说实话，现在想想还是有点心痛，因为裁判文书下了很大的工夫，我自己也很满意。”但她说，经此一役，同样是一次成长，“对于行业标准和规则树立来说，个案判决固然很重要，但从更高层面来看，调解与禁令救济制度的宗旨本身都是促使当事人诚信谈判，而且在实际纠纷的化解、后期合作的促进和更广阔前景的形成方面，调解确实具有判决不能达到的作用。”
而对庭里后来津津乐道的“三个案例促调解”传说，她听闻后笑笑：“其实没那么玄，就是摆出多种可能，共同寻求一个最有利的结果。调解和判决无所谓优劣，最终都是为了追求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