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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摘
要
诸夏的第七位罪人是朱元璋。他的作用其實是沒有任何爭議的，所有人都知道他是專制主義的集大成者。他來取代蒙古人的封建主義和殖民主義，是對東亞歷史的最後一擊。哪怕是忽必烈這樣的蒙古人，即使他想要得到絕對君權，他身上還是有一些殘存的貴族傳統的。例如在忽必烈企圖登基的時候，他周圍的那幫謀士就像他在分取關中領地的時候那樣給他講了一些劉邦的故事，暗示他說，他應該根據劉邦的先例去當上皇帝。而忽必烈聽了這些故事以後卻表示說，他對劉邦十分不屑。劉邦算什麼呢？他是一個眼孔很小的人，如此之小家子氣。從歷史上記載下來的他的各種動作，都說明他是一個平民出身的暴發戶。好不容易得到一個皇位，就像一個匹夫匹婦一樣，貪圖的都是一些低級趣味。
後世的歷史學家一直沒有搞清他這句話的意思，其實從貴族政治的角度來講這話的意思是很清楚的。忽必烈不一定能當上大可汗，但是他天生就是王子，他天生就是貴族。在蒙哥可汗在位的時候，他怎麼說也是擁有自己封地的人。他不一定以後能當上皇帝，但是他天生的貴族特權是別人剝奪不了的。因此，他對階級有著本能的敏感性。劉邦那樣的暴發戶，生怕錦衣夜行，當上皇帝以後又要如何如何顯擺，他周圍的大臣給他制定了禮法以後他就感到享受到了一生中從來沒有享受到的優越待遇。在天生就是貴族的忽必烈來看，這都是非常可笑的。他用不著去刻意追求這些，這些都是他本來就有的。他和他的謀臣之間的關係，就反映了貴族社會和官僚社會之間的根本差別。官僚社會因為沒有天生的貴族，所以特別需要用人為的禮法來製造人為的差異。但是這些差異都是依靠功績和權術來維持的，也就是說，可以用人為的手段取得，也可以用人為的方式取消，所以大家勾心鬥角得就很厲害。而像忽必烈這樣依靠軍事傳統的天生的貴族，他的權力來自於出身和武功，就不是什麼人都能夠奪得掉了的，所以他對自己的權力有更多的安全感，對於劉邦那些扭捏作態的做法就覺得相當可笑。
但是，朱元璋的登臺實際上是實現了忽必烈最鄙視的那種傳統。朱元璋自己身邊也有一幫謀士，他就有意識地把自己比作劉邦。儘管他和劉邦也有很多重大的不同，但是有一點是相似的：他們都是出身於社會底層的人，無產階級的色彩極其濃厚，而他們的競爭對手儘管不全是貴族，但是出身和地位多半都要比他們高一些，所以他們的鬥爭經歷和他們攫取權力的整個過程具有高度的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色彩。當然，朱元璋跟劉邦不一樣的地方在於：劉邦是一個機會主義者，他沒有特殊的仇恨和特殊的愛，一切以最有利為原則，他沒有原則是為了得到實際利益；而朱元璋則懷著受壓迫和受虐待的心理，像馬克思和列寧所描繪的那種對資產階級社會懷著刻骨銘心仇恨的底層無產階級的心理，一旦得到機會，即使對他沒有好處，他也要瘋狂地報復社會，很可能報復社會就是他在長期的革命鬥爭當中能夠一直不懈怠的主要的感情動機。而劉邦不一定是這樣，因為他畢竟是生活在比較接近於多國體系的年代，他的心理比較正常一點。他可能是那種得寸就得寸、得尺就得尺、有機會就撈一票、沒有機會做一個沛公也差不多的角色，所以雖然滑頭和機會主義，但是並沒有特別狠毒的心腸。當權也是為了積極地有好處，而不是為了消極地整人，整人主要是為了得到更多的東西或者防範潛在的威脅。
朱元璋說“朕本淮右布衣”，“淮右”這個地方在蒙古人的統治之下其實是個種族和教派錯雜的地方。蒙古統治時期是一個內亞殖民主義的輸入期，你從宋明型社會結構就可以看得出來。世界上大多數地方，包括蒙古人、日爾曼人、凱爾特人、 *** 人，他們的整個結構都是，貴族，資產階級，然後下面才是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然後下面才是勞動階級，最下面是徹底的一無所有的流氓諸如此類的。東亞的士大夫階級精確地相當於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然而唯有在東亞，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或者說依靠讀書讀出來的士大夫認為自己就是精英。在其他任何地方，無論是法國、義大利、德國、英國，還是蒙古人、突厥人、 *** 人，讀書產生出來的這撥讀書人都是平民階級，他們都不是統治階級，沒有資格以統治階級自居。他們在社會上起的作用都是偏向激進派這一方面的，自己覺得自己是平民的代表。
為什麼在士大夫社會當中這些儒生會認為自己是社會頂層呢？因為他們的社會沒有上半截。宋明以後的士大夫社會跟孔子時代的周禮社會比起來，就好像是一個人腰部以上的部分都被砍掉了，而他居然還在走路，居然還沒有因為自己沒有腦袋而倒斃，這是極其奇怪的事情。孔子時代的周禮社會跟幕府時代的日本社會非常相似，也跟歐洲封建社會和世界上大多數地方的社會非常相似。他們上面當然是周天子和貴族，一路下來，到孔子那一層。孔子是個沒落貴族，小貴族退化下來的，跟平民當中新起來的士大夫地位非常接近，所以很容易弄混淆，他們都是接近統治階級的邊緣、但是還不能自稱為統治階級的人。但是到宋明以後，這撥出身比孔子還差得多、跟範進一樣讀書讀出來的人居然自以為自己是統治階級了，但是他們完全沒有能力承擔統治的主要義務。
統治的主要義務是什麼呢？任何一個稍微學過洛克和政治學的人都會告訴你，統治的主要義務是提供安全保護，保護被統治者的生命和財產。保護生命和財產是政權和一切國家存在的主要理由和所有合法性論證的終極歸依。誰能保護生命和財產呢？當然是自己能打的人。在歐洲，一切政權當然都是騎士的後裔，通過各式各樣的變形，最終都要追溯到日爾曼騎士。當然，蒙古人在這方面也是比較接近於歐洲的，最終都是要追溯到騎士身上。但是士大夫階級是鄙視武力、強調文治，而他們自己也是公認的不能打。他們只容許他們管不住的下層階級當中的社會邊緣人，像《水滸傳》裡面的江湖好漢那些人，在管治之外擁有武力，自己盡可能地使人民失去使用武力的習慣，以方便他們統治，因此他們統治的社會必然是非常軟弱的。而他們在沒有武力的情況下當然主要就依靠宮鬥的技術、各種鬥心眼的方式維持統治，因此他們統治的社會必然是高度崇拜權謀，像《三國演義》裡面的諸葛亮那種人，各種宮鬥文化，因此政治鬥爭也是非常黑暗的。
政治鬥爭怎樣才能不黑暗呢？你們不要相信那些三流報刊的胡說八道。簡單直接地說，政治鬥爭不黑暗，就是要有一個人人都能服氣的解決問題的規則，而這個規則其實最終要落到歐洲封建社會的決鬥裁判上面來。大家之所以不鬥心眼，就像是獅心王理查、黑太子愛德華和其他騎士所體現的那樣，勇敢的人不撒謊，一切品德的核心就是勇敢。一切敗德的、來自撒旦的品德都來自於欺騙和背叛，欺騙和背叛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軟弱。勇士不撒謊，因為他沒有必要撒謊。他跟你發生分歧的時候，他直接跟你決鬥。敢上戰場的人沒有必要彎彎繞繞去撒謊，沒有必要去搞那些鬥心眼的事情。勇敢、誠實和正直這些品質是連在一起的，誠實和正直是勇士的特權。只有你足夠勇敢，你才能夠充分地誠實和正直；如果你是懦夫的話，你既誠實不起來，也正直不起來。這幾者之間是有非常密切的聯繫的。
士大夫階級的不穩定性依靠什麼來彌補呢？依靠比他們更高的皇帝來維持。皇帝的出身不是征服者蠻族的後代就是江湖好漢的後代。例如，柴榮和趙匡胤就是未來張獻忠和朱元璋的階級祖先。只不過他們生活在離門第社會、離中世紀鮮卑人和沙陀人的社會比較近的時候，還沒有像後世朱元璋和張獻忠那樣吃人肉的無產階級，所以表現還稍微好一點，但他們已經開了這個頭了。另一撥人就是像唐太宗和忽必烈這樣的，他們本身就是內亞騎士，像日爾曼騎士的那種人物，是征服者的後裔。沒有這兩種武力的保護，士大夫階級無法有效進行統治，但是他們要使人民相信，他們就是社會中的最高層，使用武力是不道德和愚蠢的。士大夫的統治內在地註定了蠻族征服或者江湖好漢造反兩者必居其一，是要週期性地進行的。
蒙古人滅金滅宋以後，一方面建立了很多各種各樣的殖民地和封建性的據點，一方面又根據蒙古人所習慣的那種習慣法的原則，把那些編戶齊民的體制還能夠有效維持的地方原封不動地按因俗而治的方法繼續維持下來，就像是英國東印度公司接管了孟加拉過去的編戶齊民領地一樣。他們對廓爾喀人採取封建性的手段，對孟加拉人就採取官僚管治的手段，因為在他們來以前情況本來就是這樣的。蒙古人也是這樣的。他們自己帶進去的那批內亞人，例如在朱元璋的淮右附近，就有很多阿蘭人、高加索人、欽察人之類的內亞蠻族。這些內亞蠻族有很多像是龍雲他們一樣，本來他們的名字都是很長很長的多音節詞，但是後來他們也採取了別號之類的手段，把他們的名字簡化成為三個字或者兩個字，以至於後人往往以為他們是宋人的後代或者是漢族什麼的，其實這個地方在元末是一個種族混雜的地方。
例如，安徽、長江以北的那一部分是所謂“淮右布衣”所來源的地方，就有兩撥人馬：一支是後來投效朱元璋的巢湖水師俞氏那一批人，他們就是內亞人；另一批人是柏氏，不知道後來安徽都督柏文蔚是不是他們家的人，反正安徽姓柏的一撥人其實很大一部分是從內亞、蒙古人帶來的那一撥蠻族的後代，但是如果你只從他們的名字上來看就看不出來。在明初的亞述式大遷徙和大流放毀壞了原有的歷史記憶以後重新形成的這撥人，他們很可能會重新發明自己的家譜，把他們聯繫到漢朝或者周朝的某一個諸侯國身上，抹去他們原有的內亞出身。這些人的習慣法團體在憲法上占的地位跟滿洲帝國末年的租界比較相似，人口是不多的，但是在政治和經濟上是極其重要的。而編戶齊民的領地呢，他們在人口上是極多的，但是在政治上地位更低，在習慣法生產機制上面是比較微不足道。蒙古人按照尊重習慣法或者乾脆懶得理你的方式，能夠實行司法自治的地方是允許司法自治的。
所以，有元一代，元典章保留的習慣法之多為列朝所未有。我們不能光看名字，列朝都有它自己的典章，但是大多數朝代的典章講的都是些空話或者禮儀性的東西；而元典章有一半像是普通法或者沙裡亞法，它包含了地方習慣法的集成，包含了眾多的司法判例。這些就是蘇東坡和儒家文人學士鄙視的法律事務。蘇東坡在他的詩歌中公開寫道，“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這是儒家士大夫普遍的看法，就是說，法學是卑賤的，德治才是儒家的正常狀態。習慣法是地方上的胥吏賴以取利的東西，跟我們掌握的普世價值和普世道德相比起來是極其卑賤、極其沒有價值的東西。但是蒙古人不是這麼看的。就像我在上次講座中說的那樣，從他們的角度來看，儒家是什麼呢，儒家不過就是長生天的薩滿而已，是搞巫術的。地方上應該怎麼管治，蒙古人的做法很簡單：要麼你是我的敵人，我一路打過來，直到把你打敗為止；如果你是依附我的，那麼很顯然，你們必定有自己的頭人、法官和習慣法，你們原先的習慣法是什麼，你們繼續按照習慣法審判就行了，在涉及跟蒙古人有關係的時候我們再用蒙古法好了，否則我們也懶得管你那麼多閒事。
其實，奧斯曼帝國、大英帝國和歐洲、西亞的絕大多數征服者採取的都是蒙古人的這種做法。編戶齊民和官僚管治這種做法在除了東亞以外的全世界都是，第一是非常少見的，第二從來都是地位最低的。從羅馬帝國時期的埃及領地開始到大英帝國時期的印度領地為止，中間加上 *** 人和突厥人的伊斯蘭教帝國，所有的地方，只要是實行吏治國家和官僚管治的地方，都是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最低的地方。比較NB、羅馬人看得上的地方，那就是希臘城邦，羅德島和馬賽島的共和國，它們跟羅馬一樣是共和國，羅馬人瞧得起它們；其次就是西班牙和高盧那些本來就是蠻族的部落，伊裡利亞那些蠻族部落，看他們能打，等他們立了軍功以後請他們進元老院。像埃及人這種又怯懦又膽小的人，就是會幹活、掙錢、交稅、納糧的這種人，既沒有能力維持共和制的城邦，戰鬥力又等於垃圾，這種人純粹費拉，最低一級，永遠進不了元老院。英國人、蒙古人、 *** 人和突厥人的做法也是一模一樣的。但是費拉有一個優點，就是他們的人口足夠的多，因此在戰爭對於那些抵抗力比較強、衝鋒陷陣消耗比較大的團體消耗得很厲害的時候，他們可以占到相當大的優勢。但是費拉沒有自身的政治主動性，如果沒有強有力的僭主利用他們的話，他們也是無能為力的。
蒙古帝國衰落以後，當然是群雄並起。根據蒙古人自己憲政裡面本來就有的那些封建因素，還有一部分親蒙古的儒生替他們發明出來的周政主義理論，這個問題是很好解決的。難道神聖羅馬帝國沒有衰落過嗎？ *** 人的帝國和突厥人的帝國沒有衰落過嗎？日本天皇的權力在鐮倉幕府以後不也就衰落了嗎？衰落沒有關係，周天子也是照樣衰落的。儒家經典和蒙古習慣法都說得好，國家元氣肇自西北，我們是實行周政的國家，周政者，封建主義也，周天子衰落了以後不是有齊桓公和晉文公出來了嗎？那麼我們就委任這些人，以大可汗的名義承認這些人的事實權力，給他們一些諸侯的地位，讓他們代天子維持秩序，天子繼續神聖而尊嚴，各地成立自己的幕府，各路諸侯去管事，問題不就自動解決了嗎？這跟蒙古人原先有的部落體制不是一模一樣嗎？非常省事。
當然，蒙古朝廷裡面也有另外一派，那就是以脫脫、石抹宜孫和劉伯溫為代表的這一派，這一派就相當於是滿洲帝國末年文祥、恭親王和曾國藩他們那一派，這一派包含和吸收了大部分宋國、金國遺留下來的士大夫力量。我剛才講到的周政派等於是蒙古保守派的部落貴族和儒家文人學士當中比較偏向封建主義這一派的一個結合，而脫脫這一派是蒙古貴族當中比較偏向中央集權和官僚管治的一部分跟宋國、金國遺留士大夫的一個結合。他們主張不能這樣做，忽必烈皇帝辛辛苦苦才把權力集中起來，你們又要這樣封建下去，TMD，我們絕對不能容忍。我們要派賢相脫脫出征，把高郵的張士誠那些王八蛋統統消滅掉。地方上，劉伯溫要站出來做一下曾國藩，跟石抹宜孫這些蒙古大臣合作，堅決不能讓蒙古人承認方國珍、張士誠這些萬惡的反賊做自己的諸侯。這不是反了嗎？剿賊的士大夫還沒有官做，你們這些賊居然被大可汗承認了，封你們做諸侯了，反了反了，我們絕對不能接受這種事情。蒙古帝國晚期的朝政就在這兩派的鬥爭中蹣跚前進。
封建派的理論有一個顯然的優勢，就是它不怎麼花錢。如果張士誠下了姑蘇，那麼皇上封他做平章，問題就解決了。張士誠自然會把原來平江府的糧餉留一部分給自己，留一部分通過海路運到大都。從大都朝廷的角度來講，糧餉雖然損失了一部分，但是損失還不多，剩下的事情可以照常進行。而如果按照脫脫和劉伯溫的那種做法的話，那麼大都的朝廷就必須點起重兵，自己籌備一批錢糧出來跟張士誠打一個你死我活。而且眾所周知，割據稱雄的豪傑又不是只有張士誠他老人家一個，四面八方一路打下去，朝廷到哪兒找這麼多錢糧去？所以搞到最後，大汗本人也翻了臉，索性把萬惡的脫脫殺掉，給朝廷節省下錢糧。
元順帝後期的政策就是，打倒了中央集權派以後就放手讓各路諸侯自己去打。當然這樣的毛病就是，諸侯和諸侯之間就像是法蘭西的各路公爵之間一樣，也是可以打起來的。比如說，王保保的以晉國為核心的那一個系統磁碟區入了太子派和反太子派的宮廷鬥爭，跟今天山東河南的其他各路諸侯打起來了，又跟今天陝西的關中四將打起來了。張士誠和方國珍彼此之間也是打得一塌糊塗。陳友定在今天的福建也是本來按照士大夫的觀念來看也是一介武夫，沒有資格做官的，也是根據蒙古人的封建理論做了諸侯，他後來堅決抵抗朱元璋南下，但是即使朱元璋沒有南下，他跟南粵的何真這一類諸侯早晚也會打起來的。於是，蒙古帝國的大片土地就被各路鄉兵、義兵、諸侯所分割了。
這些鄉兵、義兵、諸侯很大一撥是形式上像日本諸侯忠於天皇那樣，像張士誠那樣是忠於大汗的。這一批親蒙古派的諸侯，他們的理論依據就是周政派，階級基礎則是比較接近於地主階級和豪紳階級的。像張士誠進了平陽以後，由反元變成親元，主要就是受了蘇州那批地主階級的蠱惑。那些地主階級一方面出於法統理論，另一方面出於地主階級作為有錢人的階級本性，他們是怕亂的。他們認為，有一個大汗的權威罩著，對他們是有好處的，而且蒙古人的習慣法管治相當寬鬆，甚至比宋人的管治更加寬鬆。
蒙古人覺得，這樣寬鬆的管治對他們的妨礙不大，最重要的是維護他們在地方上的階級特權，保護他們自己的財產和生命安全，不要讓邪教組織和流寇使他們的財產和人身受到威脅，盡可能地將戰亂控制在較小的範圍內。誰能將戰亂控制在較小的範圍內呢？那麼我們就要尋找一些開明派軍閥。一方面他跟地主階級的階級感情比較好，願意保境安民。另一方面，他不能有太大的野心。有太大的野心，他到處去打仗，想要吞併全國，自己做皇帝，那麼他就會把我們的錢統統搶光，我們的日子就要不好過。如果他願意保境安民，就是說，就待在原地不動，接受皇帝的封號，你在平江，皇帝就封你管轄平江，然後你有了合法地位、可以安安穩穩做官了以後，你不到處去打了，那樣你的負擔就很輕，你負擔輕了以後就不會向我們要錢，這樣大家都皆大歡喜。如果你帶著流寇到處去打的話，我們的財產損失可就太大了。同時，那些流寇是無產階級，他們肯定要想辦法搶我們的，萬萬不行。
張士誠由鹽梟變成吳王，就是地主階級用糖衣炮彈腐蝕軍閥的一個典型，跟滿洲的銀行家、工業家和商人跟張作霖建立聯盟的模式差不多。但是另外一批無產階級色彩比較強、流寇色彩比較強、同時野心比較大、一心想要把蒙古帝國整個打垮的那些革命家，他們就不會滿足於這一點。區區一個蘇州、平江算得了什麼，我要打下全國。你們這些地主太有錢了，我要帶著無產階級把你們的家抄了，把你們的所有錢都拿來給我做軍費。無產階級滿足了自己的嫉妒心，而我呢，我這個候補皇帝兵也有了，錢糧更多了，打天下就變得更容易了。這兩條階級路線的鬥爭就是朱元璋和張士誠的鬥爭的實質。
當然，朱元璋是無產階級、流寇路線和邪教路線的代表，而張士誠則是封建路線、保守路線和地主階級路線的代表，或者說是投降主義的路線，因為張士誠這種性質的人占了上風的話，那麼蒙古帝國就自動地解體成為無數的幕府和軍閥管治、但是名義上還是蒙古皇帝當權的地方，就會變得很像神聖羅馬帝國和幕府時代的日本。要說它是統一的吧，各地的軍閥和諸侯一點也不統一，相互之間動不動要打來打去；要說是不統一的吧，各路軍閥也好，諸侯也好，他們都認神聖羅馬皇帝，都認日本天皇，也都認蒙古大汗，所以象徵性的秩序還是有一點的，同時衝突也打不大，因為大家都是地主階級的代理人，戰爭傾向於向有限戰爭的方向轉化。也就是說，在這種情況下，這些像張士誠這樣的諸侯有一定的可能性會轉化為像五代十國錢王時代的那些各路諸侯，彼此之間相互承認各自的邊境，保境安民，誰也不侵犯誰，使生產得到恢復。
張士誠後來被朱元璋的謀士說成是一個懶人，就是因為這個原因。他在地主階級的腐蝕之下，子女玉帛已經不缺了，他想的就是安安穩穩地過好日子，過好日子就要把邊界劃清。丹麥人的邊境和瑞典人的邊境一旦劃清以後，兩國國王就可以幾百年和平下去，大家的日子都好過。南唐和錢王的吳越之間也是這種情況，他們就再也不像是安祿山時代那樣打來打去，而是維持了上百年的和平。吳越的富裕主要是錢王打下來的基礎，跟他的和平外交政策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張士誠繼承的就是這條路線。對於朱元璋身邊那些一心想吞併天下的謀士來說的話，這種路線顯得太沒志氣、太沒野心了。用汙蔑性的政治語言來描繪他，這就叫做坐守之寇。而朱元璋和陳友諒則是進取之寇。
朱元璋的謀士主張先打陳友諒，因為陳友諒是進取之寇而張士誠是坐守之寇。也就是說，無論你打不打陳友諒，陳友諒反正都是要打你的；而張士誠呢，他像是瑞典國王一樣，你只要不打他，他是不來打你的。所以朱元璋的謀士就認為，你應該先打陳友諒。其實，朱元璋和陳友諒是同一類型的人，既是邪教又是流寇又是無產階級。陳友諒在兩湖地區的動員能力就是總體戰方式的，所有的男丁都抓起來當兵，上船，鄱陽湖水戰。然後朱元璋反過來打過去的方式也是總體戰式的，到了今天的湖南，一路給我殺過去，所有的男人都殺個精光。
因為這些記錄像xxx的暴行一樣是史學家不敢記載的，所以只有民間傳說。據說朱元璋殺到湖南的時候是下令把所有人都殺光的，只有一個帶著嬰兒的母親因為哭叫而引起了朱元璋的注意。朱元璋拍了拍腦袋，扔給她一面黃羅傘，說是，你拿著這面黃羅傘，我下一道命令，黃羅傘以下的人都不殺，就可以保你們母子平安了。然後這對母子用狡猾的手段，用這面黃羅傘不僅是救了他們母子二人，而且救了一大堆鄉親。而沒有被黃羅傘庇護的大多數人都按照朱元璋原有的命令，被朱元璋的兵殺光了。據說後來的湖南人，除了那些從江西遷來的人以及從山上下來的蠻族以外，都是這面黃羅傘所蔭蔽的極少數人。就是因為朱元璋看那個孩子哭得可憐，在他殺人如麻之後偶爾動一點慈心，其他人都被他殺掉了。
這個故事當然不可能是真的，但是卻具有詩意性的真實。也就是說，從考據意義上不是真的，但是卻真實地反映了朱元璋進軍兩湖的過程中實行的大屠殺。而明朝前期江西填湖廣的巨大規模也說明，當地的戶口確實是基本被清空了。既然是清空了，當然少不了朱元璋的貢獻。當然不是全是朱元璋殺的，肯定有一大部分人死於社會解體造成的饑荒和瘟疫，還有一部分人是陳友諒和其他人整死的，但是朱元璋絕對沒有少殺。否則的話，明朝初年的湖廣不可能像是清朝初年的四川那樣需要大量的移民。
但是，張獻忠屠殺了巴蜀以後被清朝的士大夫罵得一塌糊塗，而朱元璋洗了湖廣以後明朝的士大夫就不敢罵他。原因當然很簡單：士大夫都是欺軟怕硬的，張獻忠他老人家失敗了，愛新覺羅家族不會負責保護張獻忠的名譽，所以你罵張獻忠沒問題，張獻忠屠四川的記錄就這麼保存下來了；而朱元璋的後代還在當皇帝，士大夫階級可不敢說朱元璋他老人家在湖廣的時候是怎樣大開殺戒的，常遇春在圍杭州的時候、胡大海在圍蘇州的時候是怎樣強姦婦女、是怎樣擄掠民宅、是怎樣殘害士大夫的，常遇春進犯今天的河北的時候是怎樣留下了大紅蟲吃人、把當地人吃得一乾二淨的可怕傳說的。
殘存的當地人民說朱元璋和常遇春的部隊是食人族，是吃人肉的大蟲子。之所以是紅蟲子，是因為他們是紅巾軍的分支，頭上是裹著紅巾的。所以，他們的軍隊橫掃過來，掃地一空，把漳水沿岸的居民掃得一乾二淨，就被說成是可怕的紅蟲子和紅螞蟻吃人。當然也有相應的傳說是說，常遇春在睡夢中下了一個命令，見人就殺，他的士兵就接到命令見人就殺，然而他睡醒了以後又後悔，下令封刀，但是救下來的人就像是朱元璋在湖南救下來的人一樣是極少數，大多數人都被他殺光了。這就是朱元璋奪取天下的方式，他其實就是張獻忠以前的張獻忠。
沒有朱元璋，聽任張士誠、陳友定和何真這樣的土豪性質比較強的諸侯發展下去的話，也許張士誠、何真和陳友定就變成錢王、閩王、南漢、馬楚這些政權的化身，能夠維持一個類似五代十國的穩定局面。他們再加上王保保那樣內亞血統的封建諸侯，就可能形成一部分像是日本幕府的封建領地，一部分像是五代十國的各國並立，形成相對穩定的邊界線，把戰爭變成比較節制的封建性戰爭。按照這種方式的話，也可能東亞大陸一部分會有類似日本的發展，另一部分則會有類似東南亞的發展，無論如何都會比朱元璋和張獻忠的朝代死人死得更少，吃人吃得更少。
朱元璋的勝利絕不是一個簡簡單單的張三當皇帝或李四當皇帝的問題，他不僅摧毀了蒙古人雖然退化、但還殘留的一點貴族封建傳統，而且消滅了他當皇帝的競爭對手——像張士誠這些相對而言比較溫和的人，而且通過他的成功，使得大明王朝成為二十四史歷代王朝當中唯一一個吃人吃得理直氣壯的王朝。大明王朝的官員和兵將吃起人來是理直氣壯的。所以，偽造嶽飛的那首詩“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實際上是明朝人寫的，這不是偶然的，宋朝人和清朝人都寫不出來。
例如鮮卑人的唐人，像張巡也是吃了人肉的，殺了他的愛妾，抵抗安祿山的軍隊，但是長安的朝廷為此甚至連獎勵都不願意給他。他本來是立了功、應該受獎的，但是長安的朝廷和士大夫覺得，吃人這件事情跟我朝的精神好像不符，跟孔聖人、孟聖人的教誨也明顯不符，功勞是有功勞，但是這麼殘忍的事情怎麼能鼓勵呢，所以硬是沒有給他封賞。還有一批瘋狂的儒家士大夫理直氣壯地譴責唐朝的皇帝，你們怎麼居然還有點人性呢？這麼立功了你們都不封賞。其實這只是說明鮮卑人還有一點點人性，覺得他雖然替我立了功，但是是用如此殘忍的手段立功的，我都不好意思讚賞他。
就像是，漢光武對於子密這樣用殘酷手段殺了燕王彭寵派來的投降的人，雖然為我立了功，但是手段還是太殘忍了，我只能封他做“不義侯”。唐人對待張巡這種食人族的看法，就是漢人對待不義侯的看法。也就是說，吃人還是照吃的，但是吃得很不理直氣壯，覺得吃人這件事情畢竟還是不對的，畢竟是不符合孔聖人和孟聖人的精神的。偷偷地吃，我們管不著，算了；但是理直氣壯地吃，理還是有點不壯。
而朱元璋的明朝這一朝則是從頭吃到尾，大官和軍人理直氣壯地吃人和賣人肉。像袁崇煥被殺了以後，他的人肉被北京市民買去吃，這是正常狀態。貴陽被當地的土豪圍攻的時候，明朝的官兵就公然把貴陽的市民抓來賣。最後等到援軍來解圍的時候，街上到處都是賣人頭的、賣人胳膊的各式各樣的攤子，一個人頭賣二百文，人胳膊和人腿各有各的價錢。那支軍隊就是依靠吃人和賣人肉才生存下來的，賣的人肉理論上講都是他麾下的良民的肉。當然，他們在進攻桂尼士蘭的時候，在大藤峽戰役或諸如此類的戰役的時候，除了一如既往地要割掉男人的生殖器、把女人賣做奴隸以外，也沒有少吃人肉。
明朝是唯一一個 *** 官員和軍隊的將領可以理直氣壯地吃人、不但不會受到制裁、而且還會傳為美談、載入史書的朝代。後來張獻忠被清朝搞垮以後，清朝的士大夫階級痛駡了一陣張獻忠，就給別人留下一個錯誤印象，以為明朝在太平盛世的時候並不吃人，是張獻忠這種流寇才吃人的。其實，張獻忠遵循的不過是朱元璋和常遇春的傳統。他吃人，跟他作對的明國官兵照樣吃人。在他出生以前，從朱元璋開始到成化皇帝、正德皇帝一脈相傳，有明三百年江山，全都是合法吃人的江山。
這種情況在鮮卑人的唐朝和滿洲人的清朝是不行的。清朝在發生饑荒的時候，比如說像紀曉嵐的筆記小說記載，也有賣菜人和兩腳羊的，但是有清一代的記載沒有說是滿洲八旗官兵吃人肉、賣人肉的記錄。顯然，八旗官兵是有糧餉的。但是我們不要忘記，明國的官兵也是有糧餉的，他們就可以理直氣壯地吃人和賣人肉。鮮卑人的唐國吃自己的部下、吃自己的子民是犯法的事情；而明朝的地方官員和軍隊的將領吃自己的子民——不是吃盜匪和敵人的肉，不是說吃袁崇煥這樣的叛臣或政治犯的肉，不是說吃苗人或瑤人的肉，而是吃自己治理下的百姓的肉，編戶齊民、良民、順民的肉，是合法的，不會受到懲罰的。
二十四史這麼多王朝，就只有朱明王朝這一朝才可以這樣做。雖然號稱都是專制主義，雖然號稱明清專制主義一脈相承，但是明國的作用不僅僅是把蒙古那種包含封建殘餘的專制主義大大加強了，而且是把反人類罪、把食人族的傳統發展到有史以來、在全人類歷史上都從來沒有達到過的高度，而且持續時間高達兩百多年，覆蓋的範圍高達一億多人口。這樣的情況顯然是把雖然同樣是食人族的殷商紂王、阿茲特克人和剛果黑人遠遠地拋在後面了，使明國士大夫和漢族發明家無限崇拜、發明成民族英雄的朱元璋子孫的征服者滿洲帝國顯得黯然失色，完全沒辦法相比。
我們要認真考慮一下，夾在蒙古人和滿洲人之間的這個所謂漢人的明朝，到底是比蒙古人和滿洲人更好還是更壞。當時的人的看法是很清楚的，包括朱元璋的說法都是清楚的，元以寬失天下，宋元之弊在於寬弛，而朱元璋以嚴猛之政應對寬弛之弊。他太太馬皇後作為女人，心比較軟，就表示不滿意，說，宋過仁厚，仁厚難道不是比刻薄更好一些嗎？但是當然，正如明太祖和明成祖這一對父子留下的記錄一樣，這話基本上沒有起什麼作用，他們繼續從容地殺人吃人，把受害者的妻子兒女賣做 *** ，把男性受害者的睾丸割掉，把妻子和兒女送進妓院，其殘酷和卑劣的程度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當然，在這種基礎之上再舉行被他騸割過的孟子和儒家經典的考試其實已經沒有什麼意義了。朱元璋時代和明國的科舉考試訓練出來的當然都是範進這樣平民階級出身的儒生，論階級成分比朱元璋好不了多少，言論自由、創造自由當然是一點也沒有，只能夠跟朱元璋本人和他周圍的武將一樣進行瘋狂和變態的鬥爭，對失敗者進行殘酷的迫害。而明國士大夫階級和宦官黨派之間的殘酷迫害又是宋元所無法相比的。滿洲人入關以後對他們之間的黨派鬥爭感到很厭倦，因為滿洲人最初的意見是，過去明朝的黨爭已經過去了，現在你們都投降了，我們不提過去的事情了，但是他們還是非要借助滿洲人的力量去消除異己不可。
所謂的文字獄，絕大多數都是山東幫和吳越幫兩幫儒家士大夫搞的，雙方都想利用滿洲人的刀子去消除異己。康熙皇帝就很厭倦地說，“你們相傾相害，滿洲誰害汝？”從滿洲人的觀點來看，造反主要是殺人的事情而不是動嘴皮子的事情。所以，說誰動了嘴皮子就算造反的話，滿洲人覺得很無聊，這個標準很不客觀。而雙方的士大夫階級在相互告密的時候卻做得很積極，一定要滿洲人鑒定一下，說了哪些話或者寫了哪些書算是造反。對於滿洲人和蒙古人原先根據刀頭舔血才算造反來說，寫詩這些事情照蒙古人的規矩來說並非盛朝所不能容。滿洲人的規矩是，可以治一治，但也是比較被動的，是出了事才治。即使是到乾隆皇帝的朝代，也仍然是不肯搞預先檢查的體制，要出了書以後才能夠查禁你。沒有出書以前就先檢查，這是吳越士大夫提的建議，連乾隆皇帝都覺得沒法忍受。
認真說來，蒙古人比滿洲人要寬容，滿洲人又比朱元璋的子孫要寬容。蒙古人的內亞性最強，滿洲人這個東北亞人的內亞性比較弱一點，而朱元璋這個流氓無產階級是最殘忍的。所謂的三家輪流坐莊，無論從哪一方面看，從專制主義的極端程度來看還是從階級地位的空前低落來看，其他朝代都無法與明朝相比。社會上稍微富有一點的人，像沈萬三這樣的人，雖然沈萬三不一定實有其人，但是朱元璋以貧下中農和邪教領袖的身份鬥爭蘇州士大夫的記錄，把他們劃成黑五類，流放到鳳陽去，所有的黑五類的名單都要記載下來，世世代代不能改，這些做法都是有充分的歷史依據的。反人道主義災難的範圍之廣，性質之惡劣，影響之深遠，古今東西沒有能夠跟朱元璋相比的。他可以說是東亞吏治國家專制主義文化徹底墮落、墮落到極點的產物，他使傳統的吏治國家墮落到了流氓無產階級的水準。
從他的廢墟之上，成長起來了我們今天所謂的“漢人”。“漢人”這個詞是清朝末年民國初年的發明，以前沒有“漢人”這一說。“漢人”要麼就是漢朝的臣民，跟“晉人”是晉朝的臣民、“宋人”是宋朝的臣民一樣，只是一個朝代的意義；要麼就是“漢兒”或者金人和元人所謂的“漢人”，就是指的金國那些寫方塊字的居民。而漢族之所以會變成希臘族、拉丁族、 *** 族這樣的文化泛民族主義的名詞，是清朝末年民國初年的那些民族發明家發明出來的傑作。他們發明的標準就是根據朱元璋統治的兩京十三省這個空前嚴密苛刻的吏治官僚體系管轄的編戶齊民和順民，也就是人類歷史上唯一一撥可以被他們的軍官、太守和縣官合法地拿去吃人肉、拿去賣人肉的人。以前其他的編戶齊民，哪怕是鮮卑人和蒙古人的編戶齊民， *** 人和滿洲人的編戶齊民，他們只要是能夠納糧納稅、當順民就足夠了，還沒有說是當了順民以後還要獻出自己的人肉的。只有這一批必須獻出人肉的居民，構成了章太炎這些漢族發明家的發明原材料。
他們在辛亥革命的前夜發明漢族的時候對漢族做的定義就是，朱元璋統治之下這些隨時可以被吃的菜人構成漢族；而朱元璋收編以後進入軍府的那些蒙古人、內亞人、滇人、湘人、苗人、百越人，總之是那些還保留了一定部落傳統、還有一定戰鬥力、因此只能編入軍府、不能交給編戶齊民的人，他們不算漢人。但是，這些人在被朱元璋的後代強制改名同化以後，比如說原先是朵顏三衛的蒙古人，後來改名叫做李賢、孫鏜，你以為他們姓李姓孫，所以是漢人，其實他們的祖先跟龍雲一樣是姓納吉或者諸如此類的，是蒙古人、滿洲人或者諸如此類的人，但是做了明國的軍官幾代以後，漸漸地就像楊家將一樣，改了漢姓以後漸漸就喪失了自己的武德，變成編戶齊民諸如此類。這就是所謂的同化能力的奧妙。當然也有相反的，就是不願意接受這種可怕的同化的。哪怕本來是吳越人，本來就是只有兩個字或三個字的漢名的，也會在這個歷史關頭逃避朱元璋的恐怖統治，投奔漠北。其中很多人就變成了所謂的元遺民，跟著王保保之類的出塞逃走，然後後來跟著白蓮教徒、走私商人之類的逃到蒙古、滿洲或日本去，或者是上山變成苗民或瑤民，相反方向的流動也是存在的。
最後根據這種雙向淘汰和雙向流動形成的所謂的“漢人”，也就是明國兩京十三省的編戶齊民，也就是章太炎這些漢族發明家認為可以做他們祖先的原材料，他們的真實定義就是菜人。菜人是一個子集，是編戶齊民的子集。編戶齊民和費拉順民並不都是菜人，但是菜人都是費拉順民。編戶齊民本來已經是人類當中最低賤的一群了，但是大多數編戶齊民都還可以有不被吃人肉的權利，而唯有明國這批人是連不被吃人肉的權利都沒有。就是這批菜人，是漢族的祖先。所謂的漢族，就是明朝統治下的這批菜人。然後這批漢族發明家以明朝的菜人為標準發明的漢族這個概念，又把朱元璋推舉為反對內亞蠻族侵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民族英雄，就這樣製造出了1911年的“漢人”概念。
我們要明白，從歷史的脈絡上來講，“漢人”等價於明國的菜人，而不等價於漢朝的臣民或者金國、蒙古國的所謂漢人。“漢人”從性質上來講，跟“拉丁人”、“ *** 人”、“希臘人”一樣，是文化民族主義概念，也就是說它是以語言和文化為鑒定標準的。但是全世界的文化民族主義的概念，無論是“泛突厥人”、“泛 *** 人”、“泛希臘人”還是“泛拉丁人”，沒有一個是以菜人為基礎構建出來的。以菜人為出身，以屠殺菜人、確定菜人地位的朱元璋這個屠夫為菜人的民族英雄，這種民族發明學在人類有文字記載以來的全部歷史當中只有一例，就是我們今天所謂中華民族的五十六個民族當中的主體民族漢族。而朱元璋是漢族當之無愧的民族英雄，兩京十三省的明國是漢人或者菜人真正的培養基。
當然，從這個培養基裡面培養出來的產物會是什麼樣子，其實已經是預先確定了。所謂你通過選擇你的神明來選擇你的命運，民族發明學就有一個選擇子孫命運、選擇子孫教育模式的意義。如果保加利亞人說自己是希臘人，那麼拜占庭帝國就是他們的祖先了，他們建立起來的國家就必須按照拜占庭那種官僚專制主義國家的路線來走了；如果他們說自己是阿瓦爾人的後代，他們就是自由的蠻族，但是這個蠻族是不信基督教的，他們在基督教的歐洲就會孤立無援；如果他們說自己是保加爾人的後代，那就是說，第一他們是自由的蠻族，第二他們也是基督徒，跟歐洲其他的自由蠻族的後裔和基督教國家可以和睦相處。這就是為什麼保加利亞的發明家，儘管他們大多數其實是拜占庭帝國希臘人的後代，當時1821年革命的希臘人和他們的祖父其實已經把他們發明成希臘人了，他們拒絕把自己發明成為希臘人，又拒絕把自己發明成為阿瓦爾人，最終把自己發明成為保加爾人的原因。這三種不同的選擇代表了選擇蠻族自由還是帝國專制的選擇，同時也代表了是選擇基督教蠻族路線還是選擇異教蠻族路線的政治選擇。
而清朝末年那些漢族發明家，章太炎和胡適這批人，在選擇朱元璋做自己的民族英雄、在選擇菜人做漢族的發明範本的時候，無論他們是出於東亞窪地的孤陋寡聞，井底之蛙，沒見過世面，沒有見過全世界大多數地方、比他們更早的地方的民族發明學的正宗和大多數民族是怎樣發明的，還是他們故意的，因為仇恨滿洲人，一定要選擇一個滿洲人的敵人，無論他們的動機是出於無知還是出於嫉妒和敵意之類的，效果都是一定的：他們發明出了一個以朱元璋為英雄、以菜人為範本的漢族，就已經註定了被他們發明出來的這個團體及其子孫絕不會有好日子過。
這一切都是從偉大的食人族朱元璋開始的。他當然不僅僅是諸夏的罪人，而且是人類的罪人。例如像是苻堅和文明太後馮氏這樣的人，他們可以說是毀滅了本來可以出現的東亞多國體系，但是他們談不上是人類的罪人。他們雖然也殺了人，但是跟其他所有統治者和政治家一樣，是根據政治理由殺人的，他們並沒有突破人類文明的底線，他們不是食人族。只有朱元璋，不僅是諸夏的罪人，而且還是全人類的罪人。全部看完了的回个1吧 让我看看有几个人能看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