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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作家协会(太原作家协会名单)

人物简介

贾樟柯,男,47岁,汾阳人。著名导演,国际作家和作曲家协会联合会副主席,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副会长,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院长,平遥国际电影节发起、创立人。他执导的多部电影,获得了多项国际电影节展奖项。其中,1998年,《站台》获得 *** 电影节最佳亚洲电影奖;2006年《三峡好人》获得第63届 *** 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奖;2015年,他本人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终身成就“金马车奖”。

文/家奴

贾先生是一名导演,我看过他的电影,是在DVD上,并没有步入电影院,那个叫黄渤的青年感动了我,说到底,也是贾先生的电影感动了我,贾先生是汾阳人,他的电影里一直出现汾阳小城的面貌。同样,我作为一名太原人,一直希望用太原故事打动读者,一直在写太原的故事,我写了部长篇就叫太原往事,也称乱世情缘,我觉得,自己的故事,一样也令人感到感动。我不是夸赞自己,我只是想表达,贾先生多拍拍太原人的故事,讲述一下太原的故事,别只讲汾阳小城,说到底,大家都是山西人。

1988年18岁的山西汾阳青年贾樟柯没考上大学,每天上午,他先去配钥匙的同学家喝茶闲聊,中午回家睡个午觉,下午去同学家的报刊亭帮忙看摊儿,他把这里当成自己的私人图书馆,《收获》《当代》《十月》等杂志翻个遍儿,天快黑了就开始跟朋友聚会,晚上一起去看电影,还有县城里的演出,最后去朋友家打打麻将,这就是贾樟柯先生曾经的一段生活。

这位自称“电影民工”的汾阳小子,从1995年在校期间拍摄《小山回家》一鸣惊人,到2006年《三峡好人》获得 *** 金狮奖,再到2013年愤怒的《天注定》获得戛纳电影节最佳编剧奖,2015年《山河故人》入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40岁获得瑞士洛迦诺电影节颁发的终身成就奖,45岁坐上法国造的金马车——那是法国导演协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贾樟柯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中国电影递给全世界的一张名片。贾樟柯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郝建曾调侃道,“这岁数就给终身成就奖,早了点吧。”

贾家庄“营生”,讲述的是在当代煤矿行业不景气的经济环境下,三个矿工在失去工作后共同寻找新工作的故事,贾樟柯用一种轻松调侃的方式讲述了这个故事,他表示︰“‘营生’在我家乡的方言中,指人赖以生存的职业。我一直喜欢这个词,因为有‘经营’、‘劳作’、‘活下去’的意义,有一种人生负累的喜剧感。”

贾樟柯电影《山河故人》以三段式结构讲述了一场跨越26年的爱情与亲情的纠葛,从1999年的世纪末之舞,到2014年的故人分崩离散,再到2025年的隔岸遥想,宛如一曲被逐渐拉伸的悲歌。《山河故人》于2015年在中国上映,距离贾樟柯上一部在中国上映的《三峡好人》已相距9年,这家电影同名主题餐厅于电影上映半年之后在贾家庄贾(gǔ)街开业。

山河故人家厨的标志性符号是一串钥匙,看过电影的朋友都知道,这串钥匙是电影里赵涛饰演的母亲与儿子之间的信物,“不论走多远,你的家,随时可以回来”。这个情节取材于贾樟柯自己的故事,“我在汾阳生活到21岁,一直这么来来往往,和我母亲相处的时间也很短。有次回老家看母亲,母亲给了我一串钥匙,说这个钥匙是家里的钥匙,要留好。我下楼之后特别难过,一直流眼泪,才意识到自己家的钥匙我都没有。”

贾樟柯的第一部长片《小武》从第一个镜头到最后一幕都没离开过汾阳,而《站台》里的主人公——还是由《小武》中主角的扮演者王宏伟饰演——这次却走遍了中国,穿越了时代。贾樟柯说,“八十年代的生活像一块大石头压在心头”,真像是在回忆一个仍在生活与歌唱中进行抉择的世界。《山河故人》的最后一个镜头落在汾阳市东南郊的文峰塔,赵涛在大雪中独自起舞,BGM是PetShopBoys唱的《Go Wset》。与之对应的全片倒数第二个场景,是远隔重洋的澳大利亚,董子健饰演的儿子在海边大声喊出那句久违的“妈妈”,童年时妈妈给的钥匙,一直挂在他的胸前。“满目山河空念远,西出阳关无故人”十四字可以囊括这三十年国人的流离。

1 《山河故人》片头,赵涛骑摩托穿行的小巷——指挥街2.山河故人家厨:汾阳市区东北郊贾家庄贾(gǔ)街3.《营生》- 拍摄地:贾家庄4.《小武》- 小武与梅梅散步调情处:西关社区市场内5.《站台》- 为人民服务:四牌楼东6.《天注定》- 大海杀人:汾阳市西南郊洪南社村。贾樟柯的新片《江湖儿女》已入围2018年第71届戛纳主竞赛单元,期待捷报传来!贾先生的一颗桑梓之心可见一斑,但我们稍微整理一下新闻资料,我们还未发现,有哪一位山西的艺术家,能把自己的家乡,象贾先生这样,发挥到如此淋漓尽致。所以说,一位艺术家,他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我一直试图好好写写太原,但一直未能如愿,但我却一直在写太原,从东雕西画英雄传开始到雕画双骄,再到太原往事,再到再不疯狂我们就真得变老了,我一直在写太原。

贾樟柯说:从我拍第一个短片 1996 年到现在创作没有停过。长时间旅行、写作、拍片。特别是拍片,你要想保持稳定的拍片量,工作是不能间断的。写剧本好几个月,写完了看景、看演员、建筑、拍摄,拍摄完去宣传,宣传的末尾你又开始写剧本。我这二十年就是这么过来的,一步接一步,一个事接一个事。最近两三年觉得过去那种生活太单调了,不是累,就觉得单调。朋友圈也在变,你总在工作,最后朋友都是工作伙伴,另外一部分就会忽略。这两年特别想回到过去那种生活。我过去生活是什么呢?就是街道上的生活。我记得高考没考上,那一年夏天我特别高兴。因为考上考不上无所谓,但是不上学了。上午比如说去一个同学家聊聊天,中午回家吃饭,睡个午觉,睡起来体力充沛,非常舒服,然后就上街。我有一个朋友是配钥匙的,先在他的摊上喝茶、聊天。另一个同学他们家是在邮局卖杂志、报纸的,我就去人家摊上看摊。为什么?就是看那些杂志。每天都是最新的小说,《收获》《当代》《十月》这些杂志都有,等于是我的图书馆。读一阵天快黑了,朋友就开始聚了。

我朋友还有在教堂里扫地的,将来拍电影我特别想把他拍进去。你想 80 年代末,我们没有人去过香港,他也没去过,但是他是一个香港电影迷。因为迷香港电影,他就研究香港的地理位置。他能准确地画出一张香港地图来,港岛在哪儿、九龙在哪儿、尖沙咀在哪儿、油尖旺在哪儿、尖东在哪儿,因为黑社会片子里都有这些地区。我后来去了香港,我发现他画得没错,非常准确。

大家晚上一起去看电影,县城里有演出就看演出。看完再去一个朋友家打麻将,然后回家睡觉。我很怀念这种生活,就是跟人在一起。

我很难再回顾那些戏剧性的改变。总体来说最大的一次可能是拍《三峡好人》的时候。我拍《三峡好人》的时候越来越失望,因为你真的深入长江流域,你会发现社会就是呈现出固化,没有那么大的流动,大家就是从一个艰难的生活,流动到另一个艰难的生活。你无非是从长江流域到东莞打工,生活有本质变化吗?并没有。

这种阶层的固化挺触目惊心的。我们去了奉节,第一天住到酒店里就满天的焰火。我们还说,这个城市欢迎我们到来放焰火。原来是一个老板的儿子过满月,满城放焰火。但第二天一去老城,很多家庭比山西还要差。山西人家里总有点家传,什么八仙桌、太师椅,虽然是旧的,清代、明代的,但是像样的家具总有几件。到了奉节老城,家徒四壁,就一个竹椅子,一些塑料袋,全部的家底。说到《三峡好人》那个电影,剧本在一边拍一边改,其实之后两个故事就是讲现实这个样子,个人该怎么选择,最终还是强调个人有选择的自由跟权利。

另一次就是最近一两年。我在工作中会遇到公众的压力,或者说公众的挑战。归纳起来三点:第一点就是说你到底是不是在取悦西方人。你给外国人拍电影,获取你个人的好处。第二点就是市场经济的煎熬,说你电影没人看,你电影是一种脱离大众的、自私的电影。第三个就是我越来越成为一个受商业世界欢迎的人,我每年拍大量的广告。那么,你是否商业化了,商业化成为一个污点。然后商业化又跟地域问题结合在一起,你是否出卖了某种中国的现实跟底层人民的生活来让你衣食无忧。

这是一个老问题,因为没有一个艺术工作是不被人谈论的,除非你的电影的确是没有人看,引不起讨论。但是二十多年过去了,我遇到的娱乐媒体记者其实都 90 后了,但他们的思维模式是一样的。这个让我非常非常的失落。我今年5月份在戛纳领一个奖的时候我说,我刚拍电影的时候特别有 *** ,我觉得电影可以改变世界,但现在我觉得世界改变得太慢了。二十年了,七年算是一代,三代人过去了,思维模式没任何变化。我们45岁,有生之年你已经看到三代人是同一个思维。

而且持这种观点的人,他更自信了。因为有很多资讯,他也能出国走一走,亲眼看到老外怎么这么喜欢你的电影,好,你就是取悦西方人。

因为我十几年一直在一个固定的循环里面,保持一种良性的循环。这个市场再大,或者再小对我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我喜欢的那种电影的确是迅速衰亡。电影业还在,工业还在,电影还会红火下去,但是我喜欢的那种电影已经在消亡没落了,包括观众年龄的低龄化,荧幕世界的低龄化,荧幕世界的扁平化。它不是创作者主导变成这样,是消费者主导变成这样的。它是个全球性问题,你像美国很多好的导演,索德伯格什么的现在都在为 HBO 拍戏。电视台观众年龄层相对高一些, HBO 那种电视、电影里,还可以看到过去我们喜欢的电影。但是在终端的实体影院里,的确我们喜欢的那种电影,观众流失得很厉害。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回天。我说就像京剧没落一样,梅兰芳都挡不住,贾樟柯也挡不住。我喜欢的电影还会继续拍,但是它在终端已经不存在了,这是个现实。

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是没有具有品牌效应的艺术电影院,固定的人群聚集不起来,所以变成了恶性循环。在欧洲情况好一些,现在欧洲的产业政策支持很多电影院,固定的艺术电影院经营得非常好。他们不是靠理想在经营,是真的能收到钱。为什么?因为它长期聚集了一个稳定的观影人群。比如说我去巴黎,我就去蓬皮杜艺术中心旁边有个叫 MK2 电影院。我每次出差也不看广告,晚上我去那儿看,肯定是放我喜欢的那种类型的电影,它是几十年不变的。在法国、德国都有充足的片源,能365天放同样一种类型的影片,国内就没有。

我现在还是想(在国内)建。我觉得也不能那么消极地说只是坚持自己的创作,产业政策还是应该改变。产业政策最主要的缺陷在哪儿呢?中国不允许私人公司进口电影,进口电影的权利都在国营公司,批进来的都是同一种电影——好莱坞电影。你没有法国电影、没有日本电影、韩国电影、欧洲电影、美国独立电影支撑,中国哪有那么多好的艺术电影,没有,顶多30 部。那一年 52 个星期,你肯定是不行的。

我最初感受到的是年轻一代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这里面最重要的还是灵魂独立的问题。大部分这样的孩子还是国家主义的思维模式,他们忽略人本身的东西。在经济总量让他们激动沸腾的时候,他们完全无视,比如说贵州昨天三个小朋友自杀。五六岁小孩,家里父亲打工,妈妈跟人跑了,老人养不起。五岁就想着去自杀了。他们对这种事完全无视,因为他不是个人主义者,他是国家主义者。

我在多伦多跟人吵过一架。我在多伦多放我的《天注定》的时候,就有中国留学生站起来直接批判,说我们国家是存在这些问题,但是你为什么不去拍我们的这个、我们的那个,你为什么只拍穷乡僻壤,离了煤矿你会死?这是挺悲哀的,最基本的个人主义没有受到重视。

风明认为,贾樟柯是一个很有社会责任感和同情心的导演,他的电影始终聚焦于现实,关注着社会中的种种不公和不幸,关注着那些为现实所压迫的底层老百姓——他们似乎命中注定要在生活中受苦受难,得不到幸福,看不到希望。而或许是为了更有真实感,贾樟柯还把电影拍得近于纪实风格,这就使他的作品显得很沉闷(相比之前的作品,《天注定》有更多的戏剧性与观赏性)。沉闷未必就不好,但贾樟柯的沉闷,我不大喜欢。我觉得他沉闷得灰头土脸,虽然这可能更贴近生活,因为电影里面的人物和生活就是灰头土脸的。但我以为,艺术应该是绘画式的,而非摄影式的。安哲罗普洛斯的电影也很沉闷,也表现人的苦难。但他的沉闷中有一种诗意,他所表现的苦难,不是生存层面的,而是精神上的,全人类意义的苦难。贾樟柯电影中的苦难则都是生存的苦难,他总是着力于表现人物的生存状态,但在精神向度上,他对人物的表现的就乏善可陈了。比如《天注定》第二个故事中的劫匪,如果从人性和存在的角度深入下去,很可以拍出存在主义的意味,但贾樟柯仅止于一句“开枪的那一下,有意思”。因此,贾樟柯的作品虽不无力度,但是缺少深度。而因为不具备精神指向,他的作品自然也就缺乏诗意。在中国,导演很多,但用一己之力创立一个电影展的导演,恐怕只有贾樟柯。

山西的媒体人这样描述贾先生,放着游刃有余的电影不拍,却要做一个明显困难重重的事业,贾樟柯到底是怎么想的?“我觉得这跟我个人经历有关。从28岁拍第一部电影开始,有很大一部分精力是全世界去跑电影展。大部分是国外的影展,戛纳、 *** 、多伦多、釜山……差不多每年到那个月份,就带着电影出去了。有一天我突然想,我为什么在国外转来转去,中国为什么没有一个电影展,把中国年轻导演的电影传播出去,同时也把优秀的国外电影介绍给国内的观众。再往深里说,就是为什么是国外的电影节展在评价我们的电影,可不可能我们办一个电影展,代表中国人自己的观点,去评价别人的电影,形成中国自己电影文化的价值判断。”这个念头让贾樟柯很激动,他觉得:“这是个大事!”

这个大事在贾樟柯的脑子里萦绕了好几年,他也慢慢寻找合适的机会。“做一个电影展要考虑很多综合的因素,比如城市人口、大学数量、有没有电影工业、是不是电影重镇等等,我也考察了很多地方,晋中市委找到我说,为什么不考虑回山西来办?他们给我介绍山西谋求转型的进程,希望让老乡回去建设家乡。”

在山西生、在山西长、将自己所有的电影镜头对准这块土地的贾樟柯,决定让人生中这件大事,回归家乡。

从情感上,他曾把这个大事说给自己的母亲,从这个朴实的汾阳老人嘴里,贾樟柯得到了一个让他震撼的答案。“我母亲跟我参加过上海电影节和戛纳电影节,她知道这是个非常繁杂的工作。当我说想办电影展的时候,我妈说:‘100多年前美国人能在中国开个中学(贾樟柯全家都是汾阳中学毕业的,汾阳中学1906年建校,最初为美国人开设的教会学校),现在我们山西人自己在家乡开个电影节,怎么还开不了?!’她的回答,给我震撼特别大,我没有想那么远的事情。”

从理智上,贾樟柯开始了实地考察,也发现了可能性。“一方面,山西需要有新的文化项目促进全省转型,带来全方位新的理念提升;另一方面,山西以前有那么好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这个财富在当代急需激活和转化的地方。电影展恰好有这个能力,它是一个信息量巨大的资源,长期的效益在未来会逐渐呈现出来。”

更让贾樟柯感慨的是,在落实项目之后,他感受到了“山西速度”“晋中速度”“平遥速度”。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从策展到基础建设全部完成,8天的影展完美落幕。来自国内国外电影业的“这是一个非常专业、选片水准非常高、电影氛围非常好的影展 ”的评价;来自冯小刚的“它将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中国最好的电影展”的期许;来自法国著名电影制片人的“某种程度、某些方面超过戛纳电影节”的赞誉;来自上百家报道的“完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感叹,让贾樟柯充满了成就感。

他将自己用20年时间拍摄的11部长篇电影称做他的“第一个作品”,而平遥国际电影展则是他的“第二个作品”!

一年与二十年;一个电影展与11部电影,浓缩了同样的心力。

“你动摇过么?”

“动摇过,这个很难免。2017年我自己还得坚持创作,还得监制一部金砖五国合作的电影,工作非常繁重。对电影展在经验上又欠缺。我个人对策展、电影运作很清楚,但我们要面临基建的问题,涉及到建筑、功能、规划等等,对我来说是知识盲点。说白了,以前没有盖过房子。”

“你求过人么?”

“求过,这个团队的人都是我求来的。电影展有很多同事来自广东、北京,他们有大型活动组织经验。但人家为什么要离开北上广去平遥工作生活?我确实是做了很多思想动员工作,他们现在几乎有一半的时间在平遥生活。”

“有没有被误解过?”

“哈哈,天天有。我不怕误解,因为我拍电影20年就是被误解的过程。在诸多误解里,比如我们让平遥国际电影展走市场运作。因为在国内大部分的节展完全依靠 *** 的拨款, *** 一断奶就没有生存能力了。而我们希望平遥国际电影展在 *** 的指导支持下,迅速市场化,在市场的活水里保持常鲜常新。你要走市场化道路,大家有些不理解,觉得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是不是因为影展特别赚钱,所以要走市场。各种各样的议论都有。但既然开始一个新的事业,总会有暂时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就这样,在动摇、误解、求贤若渴的一年中,贾樟柯由一个导演迅速成长为一个“全才”,由操心一个剧组,变成了操心一个庞大的组织系统,客服、放映排期、放映拷贝、字幕、志愿者组织、车队管理、安保、食品安全、放映安全、消防、医疗、用电……电影展的方方面面,都成了他和他的团队每天睁开眼睛就要考虑的事情。

在电影展开幕前,贾樟柯和建筑设计团队、策展团队的负责人都住在了平遥柴油机厂的工地上,轮流值班盯工期。开展8天时间里,“凌晨最后一场电影放完,我们开全员的总结会,每天都在总结。第一天的问题,第二天一定得到了解决,第二天的问题,第三天一定不会出现。总结会开完天也蒙蒙亮了,第二天上午9点多,就又开始一天的影展活动。”贾樟柯掐着指头一算,他们每天只能睡三个多小时。

即使这样废寝忘食,却也有百密一疏。谈到最意料之外的困难,居然是天气!10月28号开幕式上的寒冷,让所有人始料不及,能容纳1500人的露天影院还会有观众么?!但意料之外的意料之外是,贾樟柯过虑了,“站台”影院在那么冷的天气里,达到了93.2%的上座率。回想起天气的冷和影院的热,至今贾樟柯都感慨万分:“我觉得平遥国际电影展确实拥有最好的观众!”

干起导演的“分外”事

如今,才过去短短两个多月时间,贾樟柯已经开始筹划第二届电影展了。而以迈出的这一步为原点,他又开始做一个导演“分外”的事情——写报告、做调研!

这个导演的报告,不仅谈了远期电影展的规划,也涉及到整个山西文创产业的发展。“比如文化产业高薪人才引进的优惠政策,我不是办平遥电影展,也不会想到这个问题。文创产业最主要的生产力是人才,人才的流动很重要。外省的、国外的人才如何流动到山西?相应的人才流动吸引政策、创业政策、税收政策,这些都应该去考虑。比如,平遥电影宫是电影园区、旅游园区、产业园区的结合,对于电影宫来说电的消耗很大,一些省市有文化用电的概念,用一些优惠政策吸引文化产业的到来,我们山西是不是可以也有这方面的政策出台?我希望平遥国际电影展成为一个试点,把我们遇到的问题和感受呈现出来,把我们取得的经验提供给地方 *** ,希望能够一起来推动山西文化产业的发展。因为一个影展的效应不单是几天的事情,我觉得它能对整个区域的发展,提供智慧和力量。”贾樟柯说这些的时候,显然已经不单单是一个导演了。他身上有了更多的责任,这种责任逼着他思考更多摄影机以外的事情,逼着他将所有的落脚点,都放在了家乡。

在山西做了这么大一件事情,他肯定听到了很多家乡人的夸赞,但贾樟柯很平淡地说,做了这件事情,有很多外地的山西人都想回来看看,都想回来做事情,这要比怎么夸赞电影展都重要。“我一直有个理念,就是连山西人都不愿意回去建设山西,那可怎么办啊?!”

贾樟柯在他的电影《山河故人》中,用一把钥匙代表了对家的全部思念。家乡于他是否也是一把钥匙时,贾樟柯说,这是一把最容易打开他情感闸门的“钥匙”,但也是一根细细的、却扯不断的“风筝线”。“这些年四海为家 但是始终有一个情感的牵绊,这就是山西。”

人物简介

贾樟柯,男,47岁,汾阳人。著名导演,国际作家和作曲家协会联合会副主席,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副会长,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院长,平遥国际电影节发起、创立人。他执导的多部电影,获得了多项国际电影节展奖项。其中,1998年,《站台》获得 *** 电影节最佳亚洲电影奖;2006年《三峡好人》获得第63届 *** 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奖;2015年,他本人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终身成就“金马车奖”。

这些年,能看出来贾樟柯很累,他手上的雪茄和鼻梁上的墨镜,并不是为了装酷。就在这次采访前一天晚上,他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新书签售和访谈,而那一晚,贾樟柯在朋友圈里吐槽自己又失眠了。在采访他的当天,他钻在新公司的剪辑室里,为他的新片《江湖儿女》做剪辑工作,一看就是废寝忘食的状态,吸支烟提神,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

导演、作家、老板,现在又多了一个电影展创立人的工作,未来贾樟柯还会在这些状态中切换。唯一不变的是,那个原点是山西。

这样看,贾先生不仅感动了山西人,也感动了中国人,更感动了世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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