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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第一个受到制裁的人(建国后第一个十年)

刘伯承元帅是四川省开县(现重庆市开州区)人,生于1892年12月4日,比毛主席大一岁。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国人民 *** 缔造者之一。

朱德元帅曾这样赞誉刘伯承:“具有仁、信、智、勇、严的军人品质,有古名将风,为国家不可多得的将才”。

*** 对刘伯承的评价也很高:“伯承同志是我党我军的大知识分子,大军事家。他的军事指挥艺术和军事理论造诣,在国内外屈指可数。”

刘伯承本人则一直很低调,晚年时曾说:“我自己的一生,如果有一点点成就,那是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所给我的。离开党,像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的。”

在红军时期,刘伯承曾在关键时刻反对过毛主席。

那是在1932年10月上旬召开的宁都会议上。那些留学苏联并得到共产国际支持的洋派革命者在这次会议上占了上风,他们蛮横地剥夺了毛主席对红军的领导和指挥(于10月26日又撤销了毛主席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

由于这些洋派领导人不懂军事,所以当时他们依靠的是同样从苏联留学归来的军事干才刘伯承,在会上将刘伯承升任为红军总参谋长。

关于毛主席的去留问题,宁都会议上曾发生激烈争吵。林彪、彭德怀、朱德等极力主张毛主席仍留在前方指挥军事,博古、张闻天等洋派主张毛主席去职。争论中,刘伯承投了洋派一票,否定了毛主席的正确军事路线。

按说刘伯承在宁都会议上和会议后的举动,对毛主席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毛主席从此开始在中央受冷遇,在军队中失去了话语权,直至中央红军长征到遵义时,才重新获得了对党和军队的领导权。

但毛主席后来却并没计较这些不愉快的往事,能十分公正地对待刘伯承的骄人功绩,曾5次公开盛赞刘伯承。

建国伊始,毛主席就有意让时任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刘伯承出任 *** 的总参谋长。刘伯承婉言谢绝了,说自己曾先后三次出任红军总参谋长,都没参好,现在自己想去南京创办军校,为新中国培养能够适应现代化作战的军事人才。

毛主席爽快地同意了,并为之感叹道:“生不愿称王,死不愿封万户侯。伯承是 *** 人的楷模。”

在解放初期,百废待举,万事待兴的艰难环境下,刘伯承牵头在南京创办了中国人民 *** 军事学院,建在了原 *** 陆军军官学校和国防部旧址上。

对军事教育,刘伯承是行家里手。早在中央苏区,他就担任过红军学校的校长兼政委,长征途中先后担任过红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红大校长,到陕北后兼任了中央红军大学副校长,解放战争担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时还兼任了二野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

从1951年开始,刘伯承强撑病体,和教员、干部一起摸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办好高级军事指挥院校的道路。他千辛万苦地选拔教员,字斟句酌地研究和确定办学方针,逐项科目审定教材。

为了形成良好的办学风气和领导作风,刘伯承提倡“人人当院长”,“执事者各执其事”各负其责。倡导了“共同学习政治,各自钻研业务;统一集中领导,单刀直入基层;集中领导,分工负责”的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一心要全力打造一所“东方的伏龙芝”、“东方的西点军校”。

到1956年时,刘伯承一手打造的中国人民 *** 军事学院(南京)由草创之初的4个系发展为12个系,学员由750人增至3000余人,教员译员由290名扩大为1300多名。

这年的1月11日,毛主席在陈毅、罗瑞卿、谭震林的陪同下还视察了该校,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6月,党中央发文通知全党,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解放初,我们实行的是一边倒的政策,全盘苏化。军事学院也不例外,不但有苏联军事顾问,而且连课程设置和训练安排都照搬了苏联那一套,很少讲中国革命的战争案列。

刘伯承主持在校召开学员座谈会,听取意见,自查自纠。学员这时对两个问题反应强烈:一是六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二是三堂会审的考试,太过严格,有三名中将衔的学员嘴都念歪了。对此,个别人不满意,越级上告,给北京写了告状信。除上述两条外,一些人嫌对学员要求太严,指名道姓指责刘伯承摧残这些战功卓著的年轻“老干部”,学校里甚至还有下级给上级擦皮鞋的现象。

中央军委对此非常重视。彭德怀身为国防部长,他立刻赶到了 *** ,与毛主席长谈并征得同意后,于1957年2月特地派出了以陈赓、黄克诚大将为首的包括甘泗淇、陈士榘等三个上将在内的十二人工作组,颇有声势地开进了军事学院。

调查组给军委的报告称:“他们在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缺点,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表现在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太适应”。尤其是报告的最后还特别提出:“……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对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

报告这样定调,明眼人一看,就认为身为院长兼政委的刘伯承难辞其咎。

中央军委看过报告后,彭德怀一锤定音:“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军事学院,司令部在我们训练总监部。”

训练总监部成立于1955年4月,统管全军的军事训练和院校工作,刘伯承任训练总监部部长,因刘伯承还要在南京主持军事学院的工作, *** 被任命为代理部长。

因此,追究训练总监部的责任,刘伯承也难脱干系。

1957年8月6日,刘伯承致信毛主席和国防部长彭德怀,呈请免去军事学院的本兼各职,其情殷殷。

刘伯承的请辞,很快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批准。廖汉生中将接任院长,钟期光上将任政委。

1958年5月,在八届五中全会上进入了决策中枢的林彪以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身份主持会议,召开了有一千多名高级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再次把反对军队工作的教条主义的斗争推向了 *** 。

林彪不点名地批评说:“有人一提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

与会人员一听,心照不宣。这显然是指刘伯承主持的军事学院、萧克主持的训练总监部。

彭德怀在军委的主要领导会上说:“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但影响了南京,就连北京(指训练总监部)也有些吹鼓手,抬轿子的。不要忘了,红军时期,他的教条主义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

长征时,红一、四方面军会师草地后,四方面军主动提出送一些军、师一级的高级将领到刘伯承任总教官的红军学校受训。20岁就当上红4方面军30军军长的余天云也被安排入校学习,脾气暴躁的他在好几个战术问题上与刘伯承等教官发生了争执,竟然发展到公然拔枪威胁、谩骂刘伯承。刘伯承愤然表示:学校“不处分此人,决不再上课”。校长何畏是余天云的老上司,出面制止,余天云仍不服,何畏只得将他关了短期禁闭。

然而,谁也没料到,心理素质不好的余天云事后想不开,不久,在部队行至大金川激流时跳崖自杀了。

几十年后,彭德怀旧事重提,气氛骤然紧张了。毛主席听后淡淡“唔”了一声,道:“余天云还是个娃娃嘛,想不开,寻了短见,怪不得谁。”

不久,在彭德怀的具体指挥下,这场批判教条主义的斗争被推向了 *** 。揪出了一个所谓以国防部副部长兼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上将为主帅、训练总监部副部长李达上将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一批高级将领和高中级干部被打成了“反党分子”。

矛头所指,就是刘伯承。刘伯承成为了建国后首位遭受批判的开国元帅。

所幸的是,毛主席有意保护刘伯承。他曾关照说:刘伯承同志可以不来参加会议作检讨,表示个态度就可以了。

刘伯承却坚持要在会上作检讨,在这场风波中的结局还算好——因“检讨深刻”,得以逃过这一关。

此后,毛主席依然重用刘伯承。1959年,刘伯承任中央军委战略小组组长,1962年参与了指挥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1966年起,刘伯承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多年。

他还是第八、九、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82年后,由于年龄和健康原因,刘伯承辞去党政军领导职务,于1986年10月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是十大元帅中最高寿的一位。(刘继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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