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对商鞅改革和王安石改革了解不深，只讨论雍正皇帝改革和张居正改革。
雍正皇帝改革和张居正改革被吹过头了，咱先来黑一黑雍正皇帝：
1 摊丁入亩
所谓的“摊丁入亩”从晚明就开始了，也就是天启朝的“丁随粮起”，其内容就是将全县、全州府乃至全省的人口税合并到田税里，康熙皇帝曾在广东、四川推行，只不过雍正皇帝把这个确定下来并且推广到全国。
把其它税合并到田税里的这个思路也是明朝就有的，张居正改革的一大措施就是把很多杂税杂役合并到田税里，并非雍正皇帝的创举。且直到光绪朝摊丁入亩才彻底完成，当然雍正朝是进展最大的。
而且摊丁入亩是不再加税，并没有减税，雍正皇帝搞摊丁入亩后还是能收上来约3000万两白银的税，只是合并到田税里而已。摊丁入亩并没有让税负变得更合理，虽然自耕农的税负减轻了一些，但地主会把增加的税负转嫁给佃农，对此清廷是不管的（“租无所出，赋从何来”）。
另外，康熙皇帝曾经搞了一个“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康熙50年之后出生的就不收人口税了（但之前的旧丁死了是要有新丁去补上的），然而雍正皇帝搞摊丁入亩的时候可不是按照康熙50年的人口税额来的，你猜他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2 整顿吏治
说起整顿吏治就不得不提“耗羡归公”和“养廉银”了，也就是把灰色收入合法化、规范化后（“每两加耗五分”），再给发下去一部分，好让大清能可持续性的剥削下去。
其实这个政策在康熙朝就有人提过，结果被康熙皇帝拒绝了，因为他认为这就是加税。雍正皇帝搞耗羡归公时也有人反对，认为会“耗羡之外再添耗羡”，但雍正皇帝没听。
结果呢，耗羡归公到最后真成加税了，因为地方又整出来了“平余”、“并平”、“补平”等新耗羡——因为雍正皇帝没搞明白或者不想搞明白，耗羡之所以会出现主要是因为大清的中央与地方的分税比例不合理，“起运”太多、“存留”太少，地方衙门都没法正常运转了。
3 其它
“官绅一体当差纳粮”，这事绝不能看字面意思，因为我大清（以及带明）的官绅一直是要交税的，只是有一定的优免（当然吏治 *** 后就另说了），不存在说雍正皇帝之前官绅就不当差纳粮了，这事归根到底只是田文镜在河南地区搞了一次加税，详细可见：为什么雍正帝可以推行官绅一体纳粮一体当差，而其他王朝无法推行？。
“废除贱籍”，雍正皇帝并没有废除所有贱籍，贱籍直到新中国才彻底废除，另外雍正皇帝废除贱籍并非完全出于仁心，因为贱籍是不用纳税服役的，恢复为良民后就要纳税服役了。
“征税补国库亏空”，数一数国库存银好了：康熙61年，2716万两；雍正13年，3453万两；乾隆60年，6939万两（三朝存银峰值是乾隆42年8182万两，收税峰值是乾隆33年4934万两白银和801万石粮食）。
张居正张大人您跑不了的：
1 一条鞭法
这个也不是张居正的创举，在嘉靖朝就被提出了（最早在弘治朝就有一些雏形了），在张居正之前也有很多人推行过，例如海瑞曾在南京地区推行一条鞭法改革，一条鞭法的主要内容是合并、征银和转运。
除了把其它税合并进田税，还有税内各项的合并（例如说不同的田交的田税是不一样的，但一条鞭法逐渐给平均了），虽然做到了化繁为简，但并没有减税，甚至还在很多地方增加了税负。
合并之外，就是把田税等各种实物税和劳役逐渐改成征收白银。但不同地区的白银储量和增量是不一样的，像海瑞在南京地区搞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很多白银储量增量少的地区银价大涨，加重了当地税负。
过去以实物为主，老百姓自己运比较方便；现在以白银为主，明廷觉得自己运比较保险，所以就从民运改为官运，当然也要加征一笔运费。
2 考成法
范仲淹改革和王安石改革哪个更“激进”，看上去是王安石激进，但实际上是范仲淹更激进。因为王安石以增加财政收入为主，不直接对三冗三费等弊病下刀；而范仲淹以减少财政开支为主，直接就奔着三冗三费去了。
张居正的考成法也一样，不去动宗藩庄田、官绅优免、卫所屯田这些大的弊病，只是给底下的官员施加压力，让他们多收税，以此来增加财政收入，实际上激化了社会矛盾。
雍正皇帝和张居正的改革是有改良效果的，但在传播过程中被夸大了：表现在雍正皇帝这边是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被贬低，表现在张居正这边就是张璁、桂萼、高拱、庞尚鹏、海瑞等改革者被无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