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1.河南省新密市李家沟过渡阶段遗址
位于河南新密岳村镇李家沟村西，发现了距今10500年—8600年左右连续的史前文化堆积。堆积下部出土有细石核与细石叶等典型的细石器遗存，上部则含绳纹及刻划纹等装饰的粗夹砂陶及石磨盘等，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早期尚属旧石器时代末期的典型细石器文化，晚期则已经具备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特征。这一新发现清楚地展示了中原地区从旧石器时代之末向新石器时代发展的历史进程，为认识该地区及中国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等学术课题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考古学证据。
新石器文化遗存主要发现在北区6至4层，本区还发现有很清楚的人类活动遗迹。在北区仅10平方米的发掘区内发现100多片陶片，说明当时人类就在发掘区原地或附近使用陶器。
2.安徽省固镇县垓下大汶口文化城址
花叶纹小口彩陶壶 大汶口文化
安徽省固镇县濠城镇镇垓下居委会境内，遗址年代主要是大汶口文化晚期和汉代两个时期。遗址年代主要是大汶口文化晚期和汉代两个时期，发现始筑于大汶口文化晚期、汉代增筑的城墙，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初期排房、台形基址、陶窑、墓葬；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初期及秦汉时期的灰坑、沟；汉代开凿的大型水槽、水井；宋代墓葬等。出土各时期文化遗物共计约400件。
3.江苏省张家港市东山村遗址
位于张家港市金港镇南沙街道办事处东山村内的东山村，是崧泽文化早中期高等级大墓，与一般小墓实行分区埋葬。这种分区埋葬现象，在长江下游甚至在全国都是首次发现。
4.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二道井子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遗址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文钟镇二道井子村打粮沟门自然村北部的山坡之上。已揭露面积5200平方米，清理环壕、城墙、院落、院墙、房址、窖穴、墓葬等遗迹单位300余处，出土陶、石、骨、铜、玉器及毛、草编织物等1200余件。
该遗址堆积深厚，平均深度达8米，个别探方内文化层相互叠压达20余层，由环壕、城墙及城内建筑遗迹三部分构成。遗址内除2座属半地穴房址外，其余147座房址均属地面式建筑，除少量房址存在祭祀功能外，其余为居住建筑。从纵向关系看，房址往往在同一位置上下叠压，最多者可叠压七层；从平面关系看，房址之间多有“地面”相连，二、三间房址相连的情况相当普遍，最多达七、八间。房址平面以圆形为主，少量圆角方形，外部多附有回廊或侧室；房址墙体大多为土坯层层错砌而成，少量为夯筑或石块垒砌，墙体内外都抹有多层黄土草拌泥，部分墙体之上设有瞭望孔。F8南部发现面积达300平方米的“地面”，疑为小型广场，推测该房址应是聚落的中心房址。
二道井子遗址共发掘窖穴149座，均位于房址周边，以圆形袋状居多，一些窖穴内发现大量的炭化黍、谷颗粒和呈穗状的碳化粮食作物以及少量毛、草编织物。出土遗物以陶器、石器和骨器为主，还少量玉器及青铜器等。石器数量巨大，有斧、刀、铲、镞、锛、饼、球、槽、臼、杵、磨盘及磨棒等，其中用砂岩磨制而成制作鞋子用的楦极具特色；另见为数不少的卜骨；玉器可见玉斧、小型玉环、项饰；青铜器有刀、锥以及喇叭口式耳环。
二道井子遗址文化内涵单纯，文化堆积深厚，建筑遗迹保存完整，是已知的保存最好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为探索当时的聚落形态及社会组织结构提供了新的平台。
5.山东省淄博市陈庄西周城址
位于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花沟镇陈庄村东，时代为西周早中期。已发掘面积达近9000平方米，发现西周早中期城址、西周贵族墓葬、祭坛、马坑、车马坑等重要遗迹，出土大量陶器及较多的骨器、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取得重要成果。
通过发掘确认该遗址为西周时期的一座城址，城墙四周有壕沟。在城内清理了房基、灰坑、窖穴、道路、水井、陶窑等生活遗迹，尤其重要的是清理了多座贵族墓葬、车马坑、马坑及可能与祭祀有关的夯土台基。尤其重要的是墓葬出土了数十件青铜器，已发现六件铜器上有铭文，另有少量的精美玉器及蚌、贝串饰等珍贵文物。
西周城址是这次发掘的重要收获。其中东、北两面城墙保存较好，西城墙大部分尚存，南墙基本被大水冲掉，局部残存墙体的底部，墙体皆用花土分层夯筑而成。城外西北角有一块低洼地，可能为积水区，城外东北角壕沟向东北方向延伸，可能为城内的排水沟。另一重要发现是位于城内中部偏南的夯土台基。其中心部位近圆台形，直径5.5—6米，残存高度0.7—0.8米。从平面观察，由内向外依次为圆圈、方形、长方形及圆圈、椭圆形相套叠的夯筑花土堆积，土色深浅有别。初步判断，可能与祭祀有关。遗址还出土周代卜甲、卜骨，其中一残片上残存有刻辞，这是山东地区发现的首例西周刻辞卜甲。
目前所取得的成果已在许多方面填补了山东周代考古的空白，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城址所在地域位于齐国近畿之地，出土铜器上的铭文又表明其与齐国有直接的关系，因此，这一发现对于研究早期齐国的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6.陕西省延安市秦直道遗址
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富县。黄陵县境内的秦直道全长60千米，道基宽10~60米不等，途经艾蒿店老芦堡、五里墩、沮源关等村庄。老芦堡、艾蒿店一带还保存有多处高达6米的烽火台遗迹。直道遗迹两侧还保存有6处垭口，3处兵站和1处驿站遗址。富县段长125千米，其路面一般宽30~40米，最宽处达58米。该段遗迹出现了大量相互叠压的车辙印和脚印，靠河、靠山和靠沟的一侧均建有夯土护坡。在道路最窄的一段遗留有关卡的大量建筑遗迹。整段道路出现了3处人工毁坏的痕迹。甘泉县秦直道从墩梁西北再转东北方向，在安家沟下山，过洛河后，从方家河龙咀沟上山，北端与志丹县段相连，全长34千米。道路呈西南东北走向，修建方式为铲削山体的一侧以开路，然后在路面上填土以平路。山体一侧有沟谷的用夯土填平以增加路面宽度。志丹县境内的秦直道经永宁镇、双河乡、杏河镇进入安塞县，全长105千米。境内残存路面最宽处50米，最窄处5米，有明显的车辙痕迹。2009年，陕西延安市境内的秦直道透过考古发掘确认，至此关于秦直道的走向几乎已全部确认。
7.陕西省咸阳市西汉帝陵考古调查及发掘
从2006年9月开始实施这一大遗址考古项目。先后完成汉武帝茂陵、“周陵”、汉平帝康陵、汉元帝渭陵的考古调查与勘探，以及茂陵2号建筑遗址的（部分）发掘工作。汉惠帝安陵、汉哀帝义陵的考古调查与勘探進入尾聲，茂陵帝陵南侧外藏坑的发掘工作正在进行。
汉武帝茂陵
位于今陕西省兴平市南位镇策村南，陵园东西2086米，南北1393米，略呈西南－东北走向。调查探明了茂陵陵园、茂陵邑遗址、陪葬墓、修陵人墓地等。目前，茂陵外藏坑的发掘工作正在进行。李夫人墓位于茂陵陵园西北部，封土呈覆斗状，上部有二层台。墓葬形制为“刀把”形，四周环绕园墙。封土外也發現外藏坑，南侧4座，北侧2座。M2位于茂陵陵园东北部，墓葬形制也为“刀把”形，四周也鉆探發現有墓園垣墙。M2墓园东侧另外还分布有8座大型“甲”字形陪葬墓，南北向四组成对排列。
除汉武帝陵园和李夫人墓园发现的外藏坑以外，茂陵陵园也发现有244座外藏坑。底部发现有板灰、木炭、烧土、陶俑残块、铁锈、铜锈等遗迹遗物。茂陵陵区共探出建筑遗址14处，总面积约320000余平方米。位于武帝陵西南521米处的2号遗址，南北长420米，东西宽276米，是陵区面积最大的遗址，是一处由夯土建筑、湖泊、水渠等组成的建筑群。茂陵发现多条道路，有环绕汉武帝陵园的“徼道”、有从帝陵向外辐射的“神道”及“司马门道”。
茂陵邑位于茂陵陵园以东司马道北侧，四面以围沟为界，未发现墙垣。茂陵邑内探出数十个里坊，其中东南部为烧陶作坊区。茂陵陪葬墓主要分布在四条司马道两侧，以及茂陵邑周边区域。本次勘探共发现大型陪葬墓50余座（组），封土尚存的有10多座，包括卫青、霍去病、金日磾、“阳信家”、霍光等大臣陪葬墓，墓葬形制均为竖穴土圹“甲”字形墓，墓道方向不一，东、南、西、北均有。茂陵的修陵人墓地位于茂陵陵园以西约4公里的南位镇陈王村南。1970年代曾发现大量戴铁制刑具的骨架。勘探发现，在大约4万平方米的范围内有大量埋葬密集的小型墓葬，估计埋葬尸骨在2万具以上。
“周王陵”
“周陵”的位置在今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周陵镇北，关于“周陵”的时代究竟为周还是秦，一直未有定论。2007年3月—6月对其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勘探，探明了“周陵”的内、外陵园，墓葬形制，并发现了6处建筑遗址、27座外藏坑、161座陪葬墓。
“周陵”有内、外两重陵园。外陵园由墙垣和外围沟两部分组成，园墙四面各有一门阙遗址。内陵园由墙垣和围沟组成。陵园在两陵墓道正对处分别设有门阙。“周陵”陪葬墓共有161座，均成行成列分布。其中外陵园内东北、西北隅各有一处，外陵园东侧与围沟之间分布一处。墓葬大多为竖穴洞室墓。根据本次勘探，所谓“周陵”应为战国时期的一处秦公陵园。
汉平帝康陵
西汉末代皇帝平帝与王皇后的合葬陵，位于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周陵镇大寨村东。2008年3—11月进行了调查和勘探，探明了康陵陵园、汉平帝陵园、王皇后陵的两重陵园，还发现有“神道”“徼道”和“司马门道”。
汉平帝陵园平面近方形，四墙中间位置各有一处门址。帝陵封土位于陵园中央位置，形制为“亞”字形，外形呈带二层台的截锥体形状，其南墓道最长，勘探数据为长41.3米，宽10～21.2米。王皇后陵有内、外两重陵园，外陵园由园墙与阙门遗址组成，发现五座阙门遗址。内陵园平面为南北向长方形，由园墙、阙门、角阙遗址组成。陵园四角，墙体夯土向外加宽至4～7米，可能为角阙类建筑基址。
王皇后陵封土呈“覆斗形”，底部边长约80米，顶部边长30米左右，现存高度11.0米。陵墓形制为“亞”字形，发现条状竖穴外藏坑7座，其长度5～19米，宽大多在1～2米之间，深5米左右，其内包含物有木炭、石渣等。
康陵陵区共发现建筑遗址18处，其中帝陵陵园内9处，后陵陵园内4处，王皇后陵园正北的18号遗址面积最大，南北长290米，宽250米。遗址中有大面积的夯土、夯墙、柱石、汉代瓦片堆积等。
汉元帝渭陵
渭陵是汉元帝与王皇后的合葬陵园，位于咸阳市渭城区周陵镇新庄村附近。2008年12月—2009年10月，进行了调查与勘探，探明陵园4座，建筑遗址6处，外藏坑26座，陪葬墓80余座。陵园四面共设7门，在陵园外约30米处有围沟环绕。在陵园中还探出外藏坑16座，均位于帝陵陵园外东、西司马道两侧。
汉元帝陵园位于渭陵陵园西南部，呈正方形，四墙正中各辟1门，建有“三出”门阙。封土居中，呈“覆斗形”，墓葬形制为四出墓道的“亞”字形，其中东墓道最长。在帝陵陵园内发现外藏坑8座，坑内包含物为板灰、红烧土、木炭、漆皮等。王皇后陵园位于元帝陵园西南，四墙正中各辟一门，有门阙建筑，封土呈“覆斗形”，墓葬形制为“亞”字形。王皇后陵园内封土东侧还发现2座外藏坑，在坑内发现大量灰砖。在元帝陵园东北有一处不规则土丘，应为西汉末年被王莽平毁的元帝傅昭仪墓。
渭陵陵园共发现建筑遗址6处，陵园东北部有成排分布的31座陪葬墓，在陵园以外还发现了57座中小型墓。渭陵陵区还发现了多条汉代道路遗迹，其中有围绕汉元帝、王皇后、傅昭仪三座陵园外的3条“徼道”及帝陵和后陵陵园四门外的“神道”、 “司马门道”多条。
汉惠帝安陵与汉哀帝义陵
汉惠帝安陵调查勘探面积近百万平方米，探明建筑遗址18处，外藏坑90座。园墙为夯筑，东门遗址位于陵园东墙中部偏北位置。安陵的建筑遗址发现18处，均位于安陵封土正北方向，有夯土、散水、砖铺地等遗迹。外藏坑发现90座，竖穴土圹结构，平面为长方形、“甲”字形等，坑底有骨屑、朽木、陶器残块等。
汉哀帝义陵初步探明了陵园，发现建筑遗址5处，外藏坑17座，古墓葬77座。汉哀帝陵园呈正方形，四墙中部均有门阙遗址，陵园内的5处建筑遗址均分布于陵园以北,其中位于帝陵陵园北墙外西侧的1号遗址面积最大。外藏坑均在义陵陵园与帝陵陵园之间，坑内有包含物有漆皮及板灰等。义陵陵园内也发现有77座小型墓葬，除5座为汉墓外，其余皆为战国秦墓。
西汉帝陵田野考古工作的新成果，为西汉帝陵乃至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也为大遗址保护利用提供了详细资料，收到了研究、保護、利用的多重效果。
8.河南省安阳市曹操高陵
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在曹操王都邺北城西12公里处。
高陵平面为甲字形，坐西向东是一座带斜坡墓道的双室砖墓，规模宏大，结构复杂，主要由墓道前后室和四个侧室构成，占地面积740多平方米。墓室墓圹平面呈前宽后窄的梯形，面积接近400平方米。由墓道、墓门、封门墙、甬道、前后主室和四个侧室组成，结构复杂，规模宏大。墓道为斜坡状，上宽下窄，两壁分别有七个台阶，全长39.5米，最深处距地表15米左右。在墓道与墓门接合处，南北两侧各有一道长5米、高4米的护墙。墓道填土含有大量料礓石，经平夯夯实，十分坚硬。
墓门为砖砌双券拱形门，外券宽1.95米、高3.03米，拱高1.13米；内券宽1.68米、高2.58米，拱高0.8米。外有三道封门墙封闭。外层封门墙为竖放立砖，中层封门墙为错缝横砌，内层封门墙为斜立砖。整个封门墙厚度达1.45米。内有门槽，宽0.24米。
甬道为砖砌，券形顶，青石铺地，长2.85、宽1.68、拱高0.8、通高2.58米。
在曹操墓中发现三个棺椁残痕，其中后室一个，疑为石棺床，后室南北侧室中各有一个，均为木棺，与墓葬中所出土的三具人骨相对应，说明墓葬中除曹操，还有两个陪葬女人。最重要的随葬物品极为珍贵，一共8件，“魏武王常所用”石牌，圭形，分别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挌虎短矛”“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等铭文。刻铭圭形石牌系中国考古学上的首次发现。在追缴的该墓被盗出土的一件石枕上，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铭文。
***此墓是否确为曹操墓，还存在极大争议。
9.河北省保定市涧磁村定窑遗址
位于河北省曲阳县涧磁村，宋代窑址。始于唐代后期，盛于北宋，元代以后逐渐衰落。宋代的曲阳属定州所辖，故称“定窑”。
白釉凤首壶
已发掘的窑炉20座，均为“馒头窑”。窑基平面呈马蹄形，由炉门、火膛、窑床、烟室等部分组成，长度 4～8米，宽度 1.5～3米。火膛、窑床、烟室各部用耐火砖,内壁抹一层耐火土，窑床底面上铺垫一层厚约10—30厘米的粗砂。各时期窑炉常以匣钵代替一部分砖作建造材料，北宋中期以前用漏斗形匣钵，北宋中晚期以后用筒形匣钵。作坊遗迹已发现4座，五代至北宋早期1座，北宋晚期至金代 3座。
器形以碗盘居多，瓷胎细腻，釉色润泽，白中略显青黄或灰黄，口沿因为覆烧而不挂釉。当时已掌握了用覆烧装窑的烧制技术，大大提高了产量。器物内壁多用印花、刻花和划花的技法装饰花纹。涧磁村定窑在宋代是北方重要的瓷器窑场，对各地瓷窑技术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河北、山西，甚至江南各省都纷纷仿效，从而形成了以定窑为主的定窑体系。
10.江西省高安市华林造纸作坊遗址
位于江西省高安市华林风景名胜区管委会东溪行政村的周岭自然村。发现于2005年，2007年和2009年两次共发掘面积700多平方米，清理出元代抄纸房遗迹及各类与造纸相关的遗迹。生产时间历经宋朝、元代、明朝，几可再现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所记“造竹纸”有关原料加工的一整套工序。这是中国第一个经过考古发掘的古代造纸遗址，对研究我国古代造纸科技发展史有重要研究价值；它是科技考古的新领域，对研究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发展史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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