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我身上的伤算不了什么，真的，因为那些诗人逐渐远去的脚步声听上去要疲惫得多——尽管挨打的是我，承受痛苦的也是我的肚皮和肋骨，而不是他们的膝盖和拳头，但那些诗人确实已经筋疲力竭。他们喝得醉醺醺的，瘫软的身体在路灯下把影子拉得老长，像一层薄薄的橡皮泥。我最初被他们击中腹部，跪伏在地上的时候，他们的影子只有短短一节，到后来人人都长出了两米多的大长腿，在地面上笨重地晃来晃去。那个又瘦又小的莫西干头踩我踩得最凶。从太阳还没落山开始，我就一直望着地面，盯着他脑袋上那撮犄角状的头发。它的轮廓是模模糊糊的一片，和 *** 的脑袋融化在一起，然后逐渐变得明显，由圆到尖，如同被海浪卷起的船鼻艏没入水面，现出三角形的船头。打着打着，他们就打腻了。我被船的联想牢牢吸引，原地怔了一会儿，后来才发现他们正在不远处走得东倒西歪。我站起身，背对他们，踉踉跄跄地挪了几步，听到有人往这边啐唾沫的声音，声调故意拉得很长。那声音随风扩散开来，像山民在唱某种慢悠悠的号子。大道前方连着段林间土路，没有路灯，只有挂在树梢上的灭蚊灯闪着苍白的光，把前路照得影影绰绰。那条小路远离河畔，不知道通向何处。我顿时感到腰部热乎乎的，仿佛唾液在地面上冰冷下去，温度却传到了我的腰上。我像感受他们的疲惫一样感受着它，感受着它们同样温吞的质感。我想，如果我决定离开这里，就应该把他们的恶行忘得一干二净。那群失去灵魂的可怜人不可能接受我的诗。好像只要我一抬手，就会在他们的自尊心上戳出一个个注血的窟窿。
在到达小路边的石牙豁口之前，我又看了看这条河。河水在夜幕中泛出亮银色的褶皱，像细腻的布料，捧得再轻也只会从指缝间溜走。临水的土坡开着二月兰和蒲公英。二月兰的花瓣新绽出来，显得娇嫩欲滴。我想从观景台边翻下去看看，两手刚攀上栏杆，突然听到几个女孩的谈笑声从远方传来。她们一个接一个从小路尽头缓缓踱到大路上，纤细的身形在黑暗中若隐若现。其中一个女孩穿着绒制坎肩，像方形的套子套在一件贴身的毛衣外面；其他两位穿着齐膝大衣，梳着马尾，步调慵懒，几乎是把靴子朝前轻甩着走路。那位穿着坎肩的女孩很少发言，她一边听，一边频频点头，趁着她们谈话的间隙把手伸向后颈，将肩后的长发自然地分成左右两股，滑至胸前。她的发梢浸润着同伴的谈笑声，就像河堤旁的柳枝浸润着水中朦胧的倒影。只是那声音既生涩又呛鼻，像车轮边飞起的尘土在空气中弥漫。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任凭她们的声音从耳旁溜走。观景台离大路有十步左右的距离，我想等她们走了再作行动。结果那位穿坎肩的姑娘点了点左右两个同伴的肩膀，跟她们各说了几句话，然后往我这边瞅了过来。她离开她们，走上观景台的木条地板，突然想起些什么，又半转过身子，微微颔首耸肩，捂着嘴不好意思地说道：“我问个路。”
我从路灯后面望着她，看她的身子被乌黑的灯杆削成左右两个部分，纤细的脸庞模模糊糊，只有两撮头发从灯杆边长出穗来。她的发梢果然染了颜色，是枯草般的淡黄。那黄色和路灯暗淡的橘红融合在一起，略微带着些琥珀色，像刷了层晶莹的糖浆。糖的香味飘进了另两位姑娘的鼻孔里。她们忍耐着想要摇唇鼓舌的劲头，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不时凑到对方耳边私语几句，发出几声低低的窃笑。问路的女孩的脸红得有些发紫，不像是因为害羞，倒像是被憋得几近窒息。她走近我的身边，从路灯边探出头来，尴尬地笑了笑，几乎不敢直视我的眼睛。她用微弱的声音问道：
“请问永夜孤舟怎么走？”
我想了半天，也没想出附近有叫永夜孤舟的地方。这名字太过抽象，既有可能是临河的景点，也有可能是KTV会所，甚至有可能是街上随处可见的发廊。我怀疑这是她生造出来的地方，是一个僻静的隐喻，目的就是为了让我带她过去，好借此从同伴那里脱身。谁知道她有没有动这心思呢？她低垂的目光瑟缩在地板上，聚成一滩小小的黑影，两只靴子在阴影中陷得越来越深，直陷进焦灼的痛苦里去。我感觉额头上像火烧似的冒了层汗，便清了清嗓子，压低声音对她说道：
“我知道怎么走，我很想帮你……不过你得先教给我怎么过去。”
她听完这话，猛地把眼睛抬起来，问道：“你知道的话，为什么还要让我教呢？”
“因为某人的衣服里坠满了沙袋，太重，光凭两条腿根本走不了多远，所以她需要一辆自行车。你说自行车在飞奔的时候，会知道自己要到什么地方去吗？它不用懂，也能把大街小巷跑得明明白白，所以和知道也没什么差。我就是这么辆自行车，只要你知道，我就知道，我会一直跟着你。你不过是一个人走得太累了。”
女孩听罢，又惊又喜，有些害羞地攥着羽绒坎肩的拉链，似乎觉得我那沙袋的比喻有揶揄她的嫌疑，说她身材太苗条，把这坎肩衬得有些笨重。她拿食指戳了戳胸前鼓着气的白色涤纶料子，表示那沙袋就坠在她的心头。我会了她的意，她也知道，我们都心照不宣地笑了笑。另两个姑娘说话说腻了，闲得无聊，便左右开弓地玩起了踩影子的游戏。她们一会儿像击剑运动员那般打着柔弱的弓步，一会儿又摇头晃脑地左躲右闪，不耐烦地表演着做作的疲态。灯光斜照在她们身上，把影子晕染得漆黑如墨，往地上看去，就像两只饥饿的饕餮在相互打架。影子是不会骗人的。她们把精力偷偷藏进影子里，无处释放，就露出本性，聚成了贪食的野兽。我向前迈出半步，感觉大腿使不上力，颤颤巍巍地直软下去，这才想起自己刚被人揍了一顿。女孩用左手扶着我的左肩，右手搀着我的右臂，一并和我走到大路上。她那古怪的姿势，确实和推着辆自行车略有几分相似。
交涉的过程十分简单。女孩说她看我走不动路，怪可怜的，就想送我去附近的地铁站，只能陪她们走到这里。两个同伴见我面色苍白，满头大汗，似乎也觉得刚才的表现不太妥当，都装出一副矜持的样子没有吱声。她站在路灯钟形的罩子下面望着她们，像圣女沐浴着天国的光。她说完后，我们转身就走，上了小路，钻进黑魆魆的树林里，把刚才发生的事情抛到九霄云外。她肯定是和她们诀别了，我想，因为她们的视线里一没了我们，头脑里就会冒出各种各样的联想。联想和联想织成一张网，把她罩在里面，只要她还待在她们身边，是无论如何都逃不出去的。我活动活动筋骨，感觉身体好了些，就让她松开手，自己慢慢扶着树干往前挪。林子里稀稀落落地种着些碧桃，她抬手把一片花瓣揪下来，就像撕下一片灰蒙蒙的网。她把那花瓣扔将出去，扔到月影攒动的天上，然后张开双臂，踮着脚，伸了个大大的懒腰。网破了，从缝隙处往外漏气，让人怀疑她也要顺着那阵风飘到别处去。我下意识握住她的手，握了个空，又像触电般缩了回来。只见那扔出去的花瓣在空中不断反转，又落回到她的脸上，正好粘在眼角，凝成一粒清白色的泪珠。那泪珠把她的存在固定住，翕动着滚落下去，连着她的烦恼一并散进了地里。她是幸福的，我想，而且一定比我想象得还要幸福得多。
她歪过头来看了看我，道了声谢，然后把我细细打量了一番，好像才注意到我也是个有血有肉的活人。我穿着一件黑灰两色的羊毛大衣，敞着怀，内衬黑色高领毛衣，由于久疏打理而起了些细小的绒球。她直愣愣地盯着我的肚皮不出声。我低下头，才发现那里竖着个大大的鞋印，刚想拿手掸掸，她却抢先一步揪住毛衣下摆，轻轻往前拽了拽，拽出一个陡峭的斜坡，好像要把那鞋印看得更真切些。她问：“你这是被人踢了？”
我轻握住她的手腕往外推，连忙回应道：“没事，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被一群诗人胖揍了一顿。这个印子应该是最先偷袭的家伙踹出来的。当时我一不留神，仰面摔了个屁墩，感觉肚子痛得要命，就换了个姿势捂着肚子趴在地上，所以他们一直攻击我的后背。前边的身子没遭大殃，倒是把最显眼的证据保留下来了。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烙印，就像盖在猪肉上的一枚印章。”
她被我的话逗得脸上发红，又觉得颇为不妥，不敢笑出声，便接着问道：“为什么诗人要打你？你怎么招惹他们啦？”
“我和他们意见不合。”我说，“当然喽，也不是什么大事。诗人嘛，总是有点儿书生的痞气，尤其是不正经的诗人。他们共有七位，取了竹林七贤的名号，而我是第八个加进来的，就破坏了那种逍遥高人的意境，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不怎么待见我。他们喜欢写诗，更喜欢互相吹捧，我就受不住那种腔调——纯粹是一种自我陶醉，不仅他们陶醉，还要强迫你和他们一样陶醉起来。那些家伙整天乐呵呵的，买酒吃肉，在城市里东跑西颠，像一阵快活的风，有时莫名其妙发了脾气，就像裹着沙尘扑到你脸上，连嘴里都是沙子的苦味。但他们从没体会过真正的风，体会风吹过鼻尖时的清凉。我曾把鼻梢浸入水里，感觉像被苍白的手指轻轻捏住，久久不放；而风是无形的，它不动声色地渗进你的鼻尖，好像那清凉不属于你的感受，而是属于风本身。在风里呆的时间长了，久而久之，你也会变成一阵风，和其余的风交混起来，就再也没有你这个人的存在了。我想像人一样活着，即使要成为风，也得凭借自己的意志才行。所以我平常处处留神，在心的外面裹上一层厚厚的羽绒服，让再强的风也灌不进来。今天我正巧触怒了他们，就顺水推舟，以后再也不和他们来往了，倒也乐得清静。”
女孩的眼睛睁得老大，大到在昏暗的灭蚊灯下都能闪出青色的光。不知她惊异的是我诗人的身份，还是我说出的那番话——或许都不是，她是为我这个人本身而惊异。那惊异就像她扬起的嘴角和微凸的脸蛋，自然而丰满，把我们之间的隔膜挤得越来越薄。她伸出手，将鞋印一下下地掸干净，对我说道：“我看这鞋印不像是猪皮印章，倒更像是栓住自行车的铁链。早知道你被人打了，我就不来找你问路了，还白白给你增添负担……我是说精神上的。你是怎么惹上他们的？”
“因为月亮。”
“月亮？”
“是的。今天傍晚的时候，天还没全黑，而月亮却早早地升起来，映在河面上，看得很清楚。我们一伙人正好从河边的家常餐厅里出来，酒足饭饱，走在路上闲得无聊，就想找些东西来做联想游戏。一根柳条垂在河面上，恰好把圆月分成左右两半。柳条原本是直的，在水波的映照下微微屈折下去，就显得似直非直。我们这伙人里的头头是位退休教师，教初中语文，他提议我们就这个画面做些联想。卖菜的小张说它像枚摔成两半的玉盘，没道出什么用意，只觉得有种破碎的美；莫西干头说它像两柄左右相撞的青铜鉞，意在表达战争的残酷和美丽；教师则说它像古时穷人家里的铜钱——因为绳子这么老长，上面却只挂着那孤零零的一枚。他一边说，一边把兜里的钱包恨恨地拍在手心里，像拍着块漏了气的板砖。而我说完后，那群人立马嘘成一片，争抢着和我理论。他们都觉得我的比喻污浊不堪，不仅亵渎了诗，也亵渎了他们忧伤的感怀。”
“你是怎么说的呢？”女孩饶有兴趣地看着我，问道。
“我说它像一枚正在分裂的受精卵。”
女孩站在原地愣住了，像激昂的乐句弹到一半，突然撞上了一个无限延伸的休止符。我知道她是偏向于我的，期待我说出个惊世骇俗的比喻，好把那群人比下去，然后心安理得地把他们的殴打定性成无能者狂怒的丑态。她用思绪奏出了一首倒错的《惊愕交响曲》，没有巨响，只有沉默。我知道受精卵的比喻实在骇人听闻，甚至有些滑稽，但我自有我的道理。我凑到她面前，对她说：
“月亮在河里被截成两段，为什么就非得把它想成孤独、破碎的东西呢？我觉得那是新生，是生命迈出的第一步。它或许没有美感，但我在想到受精卵的时候，真真切切地感到了快乐，因为它是创造的原初状态，由一个变成两个，直至无穷，诗的美就是无限的可能。如果我是快乐的，那月亮就是从快乐中延伸出来的感受，快乐能够赋予诗意无穷的形式。那根枝条轻触清冷的月，就赐给了它新的意义。诗是柳枝下的月，而月是生命的萌芽，是无限与无限交合而成的胚胎……那么，把月亮比做一颗受精卵又有什么不好呢？”
我的情绪有些激动，紧接着是些微的歉疚，因为我太想把这些话倾吐出来，却忽视了女孩的感受。她的刘海很长，稀稀落落地搭在额头上，织成难以捉摸的细密的网。我们之间不过两步左右的距离。她又往前走了一步，一根睫毛突然啪嗒一下从刘海上弯下来，像一根绣花针，刺破了我们之间最后一层隔膜。沸腾的水流从隔膜里汩汩地溢出来，热辣辣滚进我眼睛里。我连忙后退两步，但她拉住我的手，死死地攥着，好像一不留神，我就会凭借自己的意志化成风，拂过她的脸颊，从网的缝隙间溜走。当两个人彼此有所期待的时候，就连风一样的他们也会落到地上，落成满地的尘埃。她是心知肚明的，我也一样。她犹犹豫豫地把手松开，靠在一颗碧桃树的树干上，左手托着腮帮子沉思了一会儿，对我说道：
“你真是把我能说出来和说不出来的感受都说尽了……我也有过和你类似的想法，但是懵懵懂懂的，甚至都称不上想法。我没读过什么诗，也不懂什么叫诗意，但我有过这种经历——有个最最平凡的东西悬在那里，你坐下或是躺下不动的时候，它就变来变去的，而当你开始动起来，去做别的事的时候，它就又消失了，只有到没什么事情可做的时间段，那个东西才会现出真面目，因为你太累了，什么都不愿去想……那个变来变去的东西是诗意吗？”
“只要那个变动的东西让你沉醉，而且有一番独特的趣味，那就是你的诗意。”
女孩笑了，笑得把牙齿都露了出来，愈发像个孩子，她说：“那我一直都能感受到诗的存在。”
供人行走的小路早就消失了。我们在树干间穿行，漫无目的地东走西走，走到哪儿都不觉得迷路。城市的引力自然会把人引向规定好的大路，因而每片林区都像一块残破的碎片，即便触目所及依旧是婆娑摇曳的树，是繁如华盖的枝，尽头处那一排排罗马数字形状的围栏和石灰色的地砖依旧清晰可见。它们箍在脑袋上，箍的人头昏脑胀。没过多久，我们就走到了草坪边缘。围栏足有齐腰高。幸好桩子是木头做的，长方形，钉在泥土里又粗又大。女孩两手撑在台面上，轻而易举就蜷起身子跨了过去，而我费了大劲儿才勉强蹲在上面，两腿酸得发紧。想站起来使不上力，一直蹲着腿又越来越疼，只得把身子往前倾着摔下来，脑袋正好磕在马路牙子上，倒是一下子把人磕清醒了。公园的大路笔直地伸向远方。我们沿着它穿过铁桥、草坪和湿地。我记得秋天的时候，湿地里的芦苇还开得很盛，把水上廊桥簇拥得像山谷里的羊肠小道，一到春天，戴着草帽的工人就把它们一簇簇地割走，只留下些冒尖的小头。临桥不远处还剩下一片小小的芦苇丛，呈狭长的弧形，两端恰好与廊桥观景台边缘的弧线闭合起来，像只窄窄的小船。那船不仅载不了人，甚至都不会有人注意到它还有船的模样。我问她这是不是永夜孤舟，她笑着说不是，那片苇丛倒更像一只望着天空的杏眼，它没有瞳仁、没有睫毛，只是等着附近的白眉鸭和黑天鹅划过水波，来给它割上一道转瞬即逝的双眼皮。我说这个想法很妙，她说自己只是想起了那些来理发店做头发的女人们，有的一看就知道双眼皮是被割出来的，来的人多了，看什么都有点像双眼皮了。
“你在理发店工作吗？”我问她。
“我从小就生活在那里，”她说，“我就住在那儿。”
“你的父母呢？”
她微微皱起眉头，伸出手，好像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就得把过去经历的事情一件件数出来，生怕漏掉些什么就拼不完整。她一边想，一边拿右手点着左手手掌打拍子，像个在老师面前背英语单词的女学生。我小心翼翼地把头偏过去，轻声又问了她一遍，她才终于回过神来，说道：“大概——我想想——大概十年前，那会儿我还很小，没见过父母，一直在理发店里帮工。做的都是些最简单的事，比如把洗发露的瓶子换新，或是把毛巾卷好放在美容室台面上，等着高个子的哥哥姐姐们收起来。那些哥哥姐姐总是变来变去的，有的刚打个眼熟就不见了。从我记事起直到现在，连店里的老板都换了几任。他们都讲究得很，一接手就要把原来的装修风格改换一新。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招牌是白色的，设计得很新潮，斜斜的凸棱嵌在上面，工整得很，富有立体感，屋子里也打着惨白的光。镜子、椅子、皮沙发全都白得刺眼。后来老板不知怎么不想干了，就换了位新的女老板。她喜欢禅宗和美国电影，便把招牌的色调改成马匹的深棕色，店里的装潢也仿起了几个世纪前的美国范，墙上嵌有各种颜色的汽车车牌——我对色彩最初的认识就是从它们那里得来的。那会儿我最喜欢趴在前台的桌子上玩各种摆设，尤其是转轮电话，黄铜色的，设计得很古典。上面那些圆圈像一个个微型闹钟。我总以为闹钟里的数字挨个儿把别的数字吃掉，最后只剩下一个，在整个表盘里称王称霸，就成了拨号按键。不同的表盘里获胜的数字都各不一样。我没事的时候总会考虑每个数字是怎么把别的数字吃掉的，比如‘1’该如何吃掉‘2’——除非它像蛇似的从中间分开，敞开大嘴才能办到，但‘2’弯弯曲曲的，明显比‘1’更像蛇。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直到店长阿姨说‘2’是趴在湖里的长颈水怪，我才敢让它们在我脑袋里搏斗一番。不过真正的办公电话我是不敢碰的，它隔着很多杂物放在桌子的另一端，上面的方形按键很像洗头处存放毛巾的方柜。那些方柜悬空欠进墙里，个子太矮根本够不着，前边还有三台小山似的洗头躺椅坐镇。我一直觉得办公桌上的电脑、日历、水杯和成堆的书本和那些躺椅一样可怕，它们的样子十分畸形，要么太大，要么太乱、太古怪，绝对不属于我的世界，只要碰了就会受伤，跟被螃蟹夹了似的肿起包来。之前店里装修的时候也是。电钻还没开始响呢，我一看到它被工人拿在手里，金属钻头随着手臂的舞动一闪一闪的，就感觉脑袋里突突地疼，所以女老板不让我来工地，而是把我搁在家里。她很喜欢我，总是咯咯地笑着逗我玩。某天我正在卧室里看字母书，里面正好把每个字母的形状比作不同的生物。她走过来，让我放下书，然后将我抱进怀里，坐在床沿上。她一边轻轻捏着我的肩膀，一边问我想不想知道有关我父母的事情。我问她父母是什么，她说父母就是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的人。我摇了摇头，但她还是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她一边讲，我一边摇，但依旧听得很专注——把脑袋摇晕真的很好玩。她说我是之前某个新来的杂役和前台生的孩子。那个杂役是石家庄人，刚来北京没多久，开过火锅店，也在房屋中介干过，后来听说做化妆品买卖更赚钱，就一直盘算着要回石家庄去。据说他就是为了前台的姑娘才来的这里，但没法儿证实，因为他一知道前台怀孕的消息，立马从店里消失了。前台年纪也很轻。我们老板好心劝她，叫她要么把孩子打掉，要么去打官司，但她偏不肯，只是脸色煞白地蹲在地上哭，哭得撕心裂肺，哭到后来甚至还有点儿享受这种撕心裂肺的意思……老板说她产后躺在病床上的样子很古怪，嘴唇平平的，像条直线，眉头却锁得很紧很紧，好像下半张脸已经死去，上半张还承受着无尽的折磨。我猜她执意要生下孩子，是依赖上了肚子里的胚胎，觉得孕育它是一种痛苦的荣耀，而承受生养孩子的责任便成了一种负担——不过谁知道呢？我只知道她最后把我裹进襁褓，放在了理发店的躺椅上，不知所踪。后来女老板打算收留我，但我说我还是喜欢在店里住，于是只有周末的时候才住进她家里。她算不上我的养母，也不让我管她叫妈妈，因为她想到我的生母，便对这个词有些忌讳。其实我并不在乎我的父母现在过得怎么样，也不恨他们。他们的想法要么复杂，要么单纯，我不愿去想这些复杂和单纯。我只想按自己的步调活着，他们的事已经和我没关系了……”
女孩说着说着，叹了口气，然后轻声嘟囔道：“这么想来，我和悬在天花板上的那六个字还挺有缘分……”
“哪六个呢？”我问。
“清心、静心、净心，”女孩儿说道，“刻在三个大大的圆木板上，并排挂在那些洗头躺椅的正上方。我在襁褓里睁开眼，最先看到的就是那几个字——虽然当时肯定认不出来，但一直对木板的轮廓有个模糊的印象。这个印象一直在我脑袋里盘旋，所以当我第一次看到红绿灯的时候，不由自主地就歪过脑袋来横着看，怎么都矫正不过来，数学老师也说我听圆形那课听得比其他人都认真，我把这话学给女老板听，把她搞得大为诧异，因为我一直讨厌数学，上课老是走神……可惜她在我十岁时就出车祸去世了，没能撑到我开窍的时候，好把木板的事解释给她。她家族的运势不好，近亲都没活过五十岁，当时无一在世，远房亲戚都是些打工的外地人，自顾不暇，没有收留我的意愿，我也不打算和他们有牵连，所以只好继续在店里住，一住就住到了现在。理发店的大厅后面有几节台阶，通到地下的美容室去，里面有几个小隔间，最头上那间是杂物室，有张废弃不用的小床，挺干净的，我就睡在上面。店里打工的一些学生知道后，都开始管我叫地鼠，时不常就把电推子当成锤子往我头上招呼。我知道他们是在开玩笑，是看我平时很乐观，不会在乎这点事才这么做的。但我实在觉得别扭，受不住，他们一来我就逃跑，久而久之就疏远了。幸亏新来的老板是个好人，体贴，心肠也软，而且一直出钱供养我读书，只是他们家庭内部有矛盾，没办法收留我。据说他妻子是个画家，也懂得室内设计，却唯独不愿给自己老公出主意，结果导致店里装修得毫无特色，电话啊、墙壁啊都刷的白漆，灯泡外面没有灯罩，就连镜框都省下了，光秃秃的，像白墙上长了几块儿斑，其他的装饰物也都撤走了，唯独保留下那三块圆木板。我没事就会坐在躺椅上抬头看它们，每次都是，看着看着就入了迷——这就是刚才跟你说的老在我眼前变来变去的东西。”
女孩顿了顿，没有继续说下去，因为她注意到几步开外有个童话风格的小木屋，上面立着“售票处”的亚克力招牌。紧挨着木屋的是通往码头的台阶。台阶顶端有两根金属柱子，一左一右，中间挂着条铁链，浅浅地弯下去，像一只朝上翘起的嘴唇，用强装的笑意掩盖住泊船处那些设计丑陋的电瓶船。有的船前部很宽，扁平得像比目鱼，却愣是画上了《海底总动员》里小丑鱼的脸；另外有些船客厢又高又大，四四方方，两端却安着鸳鸯的头尾，简直像把鸳鸯的身子夹在块面包中间。不过就算再畸形的东西，只要排成整齐的方阵，照样能显出某种秩序来。女孩说她刚和同伴来这里划过船，觉得索然无味，因为湖实在太小了，一眼就能望到头，周围也净是些杂乱的人群和建筑。就算躺在船上任它漂浮，也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撞上那些写着“禁止喂鱼”和“注意安全”的浮标，发出金属摩擦时的“吱呀”声。那声音像牙尖相合时干涩的刺痛，直痛到牙髓里去，想想就觉得可怕。要是能在夜幕降临后安静地划船，划在无边的水域上，该有多么美妙啊！我无言地看着她，看她轻轻踮起脚尖，每一步都踏在灰砖间的缝隙处，像在锋利的刀刃上跳舞。它切开树林，切开湖泊，淌出银白色的血液。血液凝固，凝成一条条平坦的道路。人工的秩序既是刀刃，也是伤口，从伤口中溢出的血液是廉价的粘合剂，既把一切聚为一体，又不断暗示它们本质的分离——粘合剂这种东西的存在，不就是对破碎感最好的证明吗？我又看了看电瓶船的方阵，看它们周围的空气逐渐粘稠起来，粘成一团清澈的血污。从诗人的秩序里离开后，我便不再是诗人，如果我从城市的秩序里离开，我又会变成什么呢？
我们沿着大路走上山坡，又走了下去。我望着她轻盈的背影，像望着一个路标，一道远方的烽烟。我坚信永夜孤舟正停靠在某条河的岸边，就像那变动的诗意安然地停靠在她话语的岸边，她突然转过身来问我：“你想不想听那三块木板的事？”
“当然想。”我淡淡地说，故意显得不像等这句话等了很久的样子，“我特别感兴趣。”
“可能很无趣，没关系吗？”
“没关系，如果连受精卵都能成诗的话，还有什么不能的呢？。”
“也是。”她笑道，“说实话，刚开始的时候，我一直觉得那三块木板半点用处都没有，什么‘清心’、‘静心’、‘净心’，这三个词怎么会让人静得下来呢？我们高中的食堂里常年贴着《悯农》的后两句，结果每次一看，只觉得离自己很远，是生硬的训诫，让人觉得无比别扭。我把这种别扭的情绪带到木板上，越看越沉静不下来，在躺椅上左翻右翻，脸上也发热发燥。过了一会儿，我听到耳边有什么东西磕到桌子上的声音，估计是某个打工的大学生在休息区坐着，玩手机脱了手——幸好他没骂出声来，否则我的感受就全被毁了——就是这声噪音救了我，因为它和我的烦躁竟然是一模一样的。它给了我一条踪迹，让我能够沿着它前行，在躁动的外面体会它的模样。我在想象里把那噪声揉成一团，打到木板上，打得它们晃晃悠悠的，像湖面上三片又薄又软的荷叶。它们在我眼前撞来撞去，每撞一次就漾出些舒缓的波纹。‘清心’、‘静心’、‘净心’，我之前看到这三个词，脑袋里冒出来的都是那些在道观佛寺里修行的出家人。他们盘腿打坐，忍受着蚊蝇、寒热，以及腋下渗出的汗水，好像只有在这种环境下，那种宁静才是真实的。其实它就藏在一声最普通的噪音里——那可是一声噪音！听起来多可笑啊！但这就是事实。我不敢把它说给任何人听，因为只要一说，就没意思了，就和那些修行人的联想没什么区别了。你一定能懂，你是诗人，对吗？”
我们这时恰好走到一个路口。她微微侧过身子，想往右转，结果一下子撞到我的身上，肩膀顶到我肋骨的伤处。那里先是有种收缩的感觉，然后一突一突地疼起来，像多长了颗温热的心脏。她惊叫着道了歉，而我只是摇摇头，连话都忘了说。我们的精神都不太稳定，都感觉头脑发热。我下意识把右臂横放在肚皮前面，右手搭在左臂下方，感受肋骨上那强有力的搏动。体内的血液循环得极为畅通。没有血会溢出来，会凝固，这决不可能。我望着她，她也望着我，她伸出手腕看了看表，然后步履匆匆地走向没有围栏的开放草坪，穿过一棵棵开满白花的海棠和千瓣桃。我几乎是喊着问她要去什么地方。她说她要回到永夜孤舟去，如果晚了的话，就赶不上末班的地铁了。我连忙加快步伐，腋下不断往外渗着汗水，把两肋的秋衣洇得冰凉。我祈祷风能小一点，再小一点，但风是注定要流动的。它吹得越是凶猛，我的肋下就越是冰凉。公园尽头的围墙、铁栅栏、蓝白相间的告示牌，她好像轻轻松松就跨过去了，转眼间就进了地铁口。我气喘吁吁地追上去的时候，她正好下到楼梯的第一个平台处。我攀住扶手，弯着腰，另一只手扶着膝盖，问她永夜孤舟究竟在什么地方，她从坎肩的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我抹去额头上的汗水，名片的左上角印着个logo，是简笔画风格的帆船，下面印着一行字：永夜孤舟美容美发会所。我不想移开手指，因为那里写着她的名字。我抬头看了看她，她又笑了，笑得很成熟，没有露出牙齿，鼻翼微微上翘，像以微笑的状态打了个呵欠。
“能陪我走到候车的地方吗？”她说，“我知道你有问题想问我，或者我们再随便聊点什么，好吗？”
我点了点头，脑袋里一片空白，我的秋衣已经完全湿透了，汗还在流，那感觉就像冰凉的海水直灌进鱼鳃里去。我们往下走，一前一后，罩在天井上的玻璃把天空艰难地推往上方。我们走过宽敞的地下走廊，穿过安检处。迎接我们的是漫长的下行电梯。站台里空空荡荡，我不知该如何安放脚步，最后还是和她并排站在了同一个台阶上。她把左手放在电梯的扶手上，屈起右腿，脚尖点地，开始活动脚腕，另一只手捏住明信片的左右两端，把它捏得一弯一弯的，她说：“那两个女孩是我的同事。我离不开她们，因为无处可去。今天只是想找个人陪我走走而已。我上到高二就上不下去了，今后也许会一直在理发店打工，能打到什么时候也不知道。”
“你明天碰到她们，她们会怎么说呢？”
“会胡诌些我的浪荡事迹告诉店长。然后就免不了一顿骂，兴许他还会用苕帚打我。他好心，但实在太正派了，容不下我这么一个混吃等死的人。直到现在，他还以为我和我的父母是一丘之貉，是由于男女问题才被学校开除的。”
“那到底是……”我刚一说出口，就后悔了。她把明信片揣进兜里，指了指自己的脑袋，说道：“因为我的脑袋里已经容不下别的东西了。全是‘诗意’，当时我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称呼那些怪异的想法，觉得自己很失败，为什么和别人那么不一样，幸好今天遇到了你，你让我知道了自己不是孤独的。”
我们同时迈出脚步，踏到金属板上。我指了指左边，用探询的目光望着她，她说她要到右边坐车，坐三站。我便顺着她的意思往右走，来到正中间的防护门那里。她说这个门正对电梯，一下车就能上去，很方便。我点点头，把身子侧了过来。右手边是望不到尽头的地铁轨道，左手边是交错排列的柱子和显示屏，中间站着我们两个人。她一句话也没说，从我身旁缓缓走开。我看着她灯光下的模样，没有影子，好像影子都缩进了她的绒制坎肩。坎肩越来越重，而人却越来越轻，轻得像背着壳的一只蜗牛。她绕过从我这里数的第二根柱子，把明信片扔进垃圾桶，然后走回来，也学我一样靠着门。她靠着前半边，我靠着后半边。她把胸前的头发捋到脑后，枯黄的发梢扫过我的鼻尖，散发出一股呛鼻的味道。我贪婪地吸着这气味，发现她身上越是香甜，那味道就越是浓烈，浓烈得像城市里无形的烟火气，像一颗颗在空中燃尽的炮仗。
“其实我知道哪里能在晚上划船。”我对她说。
“哪里？”她问。
“湿地里。那些工人割完芦苇后，会把船用铁链固定在附近的一颗树苗上，另一端是船头上的T字形铁销，很容易就能把链条从上面绕下来。那船不大，白色的，能容四五个人，左右各安着一只摇橹，我们可以并排坐着，一人摇一个……”
“湿地的水还不够多，应该划不了多远吧。”
“到夏天，芦苇渐渐长起来，就想划也划不了，工人们会把船收走。”
女孩回过头看了看我，她的脸貌似是红了，我看不清，因为列车的探照灯从远端打到她身上。她一言不发，只有列车在咣当咣当地响着。我们从防护门前直起身子，她没有动，只有我被黄色的警戒线勒到后面。车门打开后，她跨进车厢里，眼神中夹杂着疲惫和温柔的笑意。她把两只手张成喇叭的形状，放到嘴边，用最低最低的音量向我喊道：“我要回到我的永夜孤舟去了，你也早点回去吧！”我说不出话，低下头，看见她的影子落到我的脚边，像一尊复活节岛的石像。车门关闭，缓缓驶出站台，驶向空洞的隧道深处，驶向无限。车身带起一阵暖风，那温暖是她绒质坎肩里的体温。我抬起头，头顶上的金属环里嵌着一个圆形的灯，我沐浴着灯中青白色的光。在光芒的下方，所有的影子都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