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和某些答案所想的不一样，的确有作者表达过类似的意思。
我印象中的就至少有两位。一位是T.S.艾略特，创作的现代主义诗歌的代表《荒原》晦涩难懂，被评论家和文学史家们认为是对现代文明的反思，表达了当代人精神文明的幻灭等等。但艾略特本人对此不屑一顾：
与其说《荒原》是“一部重要的社会批评”，不如说它“仅仅是个人的、完全无足轻重的对生活不满的发泄；它通篇只是有节奏的牢骚。”另一位是纳博科夫，名作《洛丽塔》被认为是对美国社会的讽刺和批评，实际上里面也确实有很多情节取材于当时美国的社会事件。在1964年，《 *** 》采访纳博科夫时，采访者还就此跟纳博科夫杠了起来，弄得纳博科夫有点不高兴。其中加粗为拜访者提问：
许多批评家援引《洛丽塔》中如您刚才描述的同样的滑稽性场景，称这本书是对美国的出色的讽刺性社会批评。他们说得对吗？
嗯，我只能重申：我既没有创作意图，也没有道德或社会讽刺家的禀赋。批评家是否认为我在《洛丽塔》中嘲笑了人类的愚蠢，对此我并不在意。但是，人们乐于传播说我嘲笑美国，这让我很恼火。
但是，难道不是您自己这么写的吗，“没有什么比美国人的庸俗粗野更令人振奋的了”？
不，我不会这么说。那句话脱离了上下文，犹如突然闯入了一条胖乎乎的深海鱼。如果你查一下我附在书后的短文《论一本题为〈洛丽塔〉的书》，你自然就会明白，我真正所说的是：在庸俗粗野方面——我确实觉得这东西是最令人振奋的——美国人和欧洲人之间并无差别。我还说，一个芝加哥无产者可以和一个英国公爵一样庸俗。
许多读者推断：您觉得最令人振奋的那种庸俗就是美国的性习惯的庸俗。
性作为一种风尚，性作为一个普遍观念，性作为一个问题，性作为一种老生常谈——我觉得这一切太乏味，难以言表。我们不谈性吧。还有一些比较近的例子，就是当代作家创作的文章被选入了语文试卷的阅读题，结果那些题目作家本人也答不上来。
回到问题本身。
从人类有文学开始，对文学穿凿附会的解读就存在了。比如《诗经》中的第一首
周南·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在今天的人看来，这是一首典型的情诗。但很久以来，人们并不这么看。比如《毛诗序》这样评价：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也就是认为这首诗是赞扬了周朝后妃的品德，是用于矫正夫妻关系，并以此劝诫、教化天下百姓的。至于其他“风”，“雅”中的诗也是一样，无论什么题材，在当时的解读中，每一首都被对应了某个政治事件：
“《狡童》，刺忽也。不能与贤人图事，权臣擅命也。权臣擅命，祭仲专也。”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则男女以正，婚姻以时，国无鳏民也。”
“《氓》，刺时也。宣公之时，礼义消亡，淫风大行，男女无别，遂相奔诱，华落色衰，复相弃背。或乃困而自悔，丧其妃偶，故序其事以风焉。美反正，刺淫泆也。”我想，如果拿这些解读去问创作者，他们听到后，大概也会不高兴。
然而在经学盛兴的年代，这样的解读一直延续了千年，直到宋明以后才逐渐被还原为接近本来的意思。
其实解读文学作品也未必要按照作者本来的意思。
如果是《三国演义》、《战争与和平》这类较直白的作品，解读起来本身也没太多争议。
主要的争议在于《红楼梦》这类隐喻过多的小说。曹雪芹无疑使用了大量难以推测的隐喻，但如果硬要说他每句话都使用了隐喻，显然也是穿凿附会（然而还真有人这样做的）。
而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作品中，使用隐喻是一件很平常的事。特别是作者常常使用一些模糊化的语言进行描述，以至于很难判断他到底是不是隐喻。上述所提的艾略特、纳博科夫都是这类文学家。
为此，英国诗人燕卜荪特地写了一本书，叫《朦胧的七种类型》。作者认为，每个句子，至少都有七个层次上的意义。他还挑选了200多段诗歌，进行了细致的不同层面上的分析，从而开创了“细读”的批评范例。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英美大学的文学系。
另一方面，文学理论家也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即文学分析和作者原来的意思可能相差甚远。于是罗兰·巴特干脆提出了“作者已死”的说法。简单来说，一旦作者完成了这本书，那么这本书就不必再和作者捆绑了。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实际体会，和作品深度融合，有自己的阐释，无需在意作者本人的想法。从不同的读者的角度，一本书可以有很多种阐释，作者本人的阐释也只是其中一种而已。
这样，很多作品就超越了时代，在不同的时代有了不同的内涵和意义。文学理论也从此走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