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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中国》是新制度经济学鼻祖罗纳德科斯先生的一部著作。科斯先生于前些日子与世长辞,正是我们这一届学生刚刚进入大学的时间,有些了解科斯先生的人便不断的同我们这些新生夸赞科斯先生对于经济学领域的嗅觉和贡献。

于是我便打开百度,搜索些有关科斯先生的资料,头几条赫然列着“科斯给中国的十大忠告”。我常常对于这样的标题和内容是嗤之以鼻的,觉得有人妄图用几句话来概括中国的哪怕是小小的一方面都是可笑且不自量的,何况对象是一整个中国呢。

可情况却与先前有所不同,科斯先生的建议除了最后一句“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之外,其余字字落于实处,点明问题,内容甚至乎会在中国人看来有些“敏感”。听惯了一些空洞泛泛的论调,面对这样的具体的忠告,我仿佛是感觉到有些特别了。

于是我到图书馆借来了《变革中国》,一本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的历史来解释他那十条包括“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的忠告的书。装桢简单,但却沉甸甸的。

从毛时代的中国开始谈起,再到转折时代的波澜,市场化进程中的种种阻力,最后到对形成的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形态的分析。他更多地以经济学的角度去谈论一个曾经被我们高度“政治化”的年代,给我一个全然不同的视角。比如,在第一章《 *** 时代的中国》,他提到毛在分权方面的思想和努力,而我曾经是认为毛的经济思想是以高度的中央集权为基础的。

在第二章《中国在转折年代》,他提到了一个“洋跃进”运动,这是在WG过后发生的一次对现代化的摸索。中国在这个阶段中既犯了先前犯过的错误估计实际生产能力的错,但第一次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贷款,在1977年中国一直以一种极端敌视的态度来看待海外资本的情况下,HUA的领导小组把这个思想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第三章《中国市场体制改革起源》,他更深层次的剖析小岗村的土地承包责任制成功的原因,说明了在小岗村之前,是有多地出现了类似的变革,改革有了一定的基础。这种自下而上的方式被单独挑出来讨论,被称作“边缘革命”。这种“边缘革命”,在中国的后来的改革之中扮演了从没有过的重要地位,它事实上真正推动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

第六章《从单一市场经济到多元市场经济》,其中有关于思想市场的描述我认为是既科学又充满情怀的。科斯先生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于思想市场的描述让很多知识分子深以为然。哈耶克说过,“信息自由流通,才是市场的价值所在”,一个活跃的思想市场,是保证制度的持久和更新,整体市场的繁荣的重要因素。被意识心态钳制的市场,毫无疑问是没有活力的,所以未来更深远的改革,创造一个繁荣的思想市场才是让中国进一步突破现有的改革的正确路途。

2008年,在科斯的支持下,芝加哥大学举办了讨论中国改革三十年成就及原因的会议。那次会议的重心是要解释为什么中国经济自1978年以来获得了成功。这是亚当·斯密写作《国富论》以来,经济学上长盛不衰的重要议题: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而有的国家贫穷。那么,中国做对了什么,从而走上经济成功之路?

下文让我们做一点点不完全的总结或者说对书本里关键内容的梳理和解析。

第一点,也是科斯先生阐述的最多的一点,那就是改革的双轨制度(double-track system)。可以说一般我们较为熟悉的价格双轨制(double-track price system)是双轨制度的一个微观体现。从较为抽象的高度来说,这里的双轨制度指的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改革带来的两重后果,“自下而上”的改革就是我上文所说的“边缘革命”。“自上而下”的改革会更带有计划经济, *** 宏观调控的色彩,而“自下而上”的改革更市场化,着重于强调市场的自我调节。两种改革的模式,在双轨式的同步推进的过程中互为消长。外部环境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变化,这两种模式就像拔河的两方,由于环境的不同,实力或者说对环境的适应程度不同,中间的标记来回的不断偏向。这让我想起了对冲基金的奥秘。

邓的这一届的 *** 中有一位精通经济问题的领导――CHEN。书中把那时候高层的领导模式说成是“双寡头政治”,CHEN和DENG也像是双轨模式中的成员,DENG倾向于激进式的改革而CHEN却偏向于耐心的循序渐进,两者互相妥协,DENG的“不争论”为顺利的推进各种经济变革奠定了政治基础。在这种双轨制的模式下,中国经济的改革一直由这两种力量推动。即便到了今天,这种模式也不能说是完全消失了。我成长的一个非公有制经济非常发达的县内,经常可以感受到这两种力量的影响。而过往我们总是认为一件件由高层制定的政策才是国家发展的唯一驱动力。

第二点是地方竞争在变革中发挥的积极作用。这种“地方”的概念,国内的经济学家张五常将其缩小到“县域”的范围之内。认为这种“地方竞争”在县域经济这个范围里体现的最为突出。“县域”我们将其理解成“县那样规模的区域”更好我认为,包含一个规模较大的开发区、产业园、保税区等形式,甚至可以说深圳特区的发展也是从县那么大的规模发展起来的。我们可以把一个一个县看作宏观经济下的一个一个经济人,利用基本的经济知识我们就是可以理解地方竞争的原理了。每一步的发展都能真切地影响县内的居民,对于官员来说,由于每一步变革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见效较为快速和显著,他们的政绩可以被直观的反映出来,所以官员的寻求变革发展的动力被较好的调动起来了,因为一旦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他们很有可能顺利高升。这种经济体内成员的利益一体性才能让“县域经济”之间的竞争火热的开展了起来。这样的一个微小的经济单元让中国整体的变革能够较为平稳顺利的进行下去。

第三点,其实是中国至今也被时常被诟病的一点――思想市场的不活跃。科斯甚至在2012年还发表了文章批评中国缺乏思想市场。当然思想市场的活跃不等同于形式上的言论自由和绝对的民主,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可笑的台湾民主自由常常是破坏性的、低效的。我们要做的是在保持决策高效的前提下保证每个人表达自我的权利,而不是形成勒庞的《乌合之众》里描述的群体混乱,或者是“多数人的暴政”。活跃的思想市场的好处不必多言,但是建设一个健康和平稳的思想市场的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在2008年的芝加哥大学的会议上,周其仁提交了一篇名为《 *** 做对了什么》,说明中国的成功大体上还是经济学的普遍原则作用的后果。在书中,科斯先生也是试图用经济学普遍原则来解释这些变革。他实际上在说,中国从一个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变革成功,其实是“人类行为的无意识后果“的最佳范例。改革中无数股力量交错影响互相角力,没人能够完全把握最后的结果会是怎么样,最后中国走向了现如今的市场状态。也许是我长期在中国思维的侵淫下,对“权力斗争”“集权调控”等多方面都有畸形的揣测和理解。还有历史教科书上常常有的一个一个“里程碑”,仿佛告诉我们历史就是从那一刻开始变革,那一刻仿佛就一切注定了。科斯常常有这样的论调,“若不是最后的成功,这只是一次美好的尝试”,这种思想展示了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思维,没有正确或者错误的论断,起码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和“中国思维”截然不同的思维。

正如封面说的那样,“从来没有一个诺贝尔奖经济学奖得主,如此系统地阐述中国几十年惊心动魄的变革”,科斯先生通过实地调研,参考大量众多文献,根据多年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跟踪观察和对市场经济的长期理论思考,展示给我们读者一个全面的中国改革发展之路,他说的够曲折险途够波澜,但是也够深刻够直白。

中国一直都在变革,我们也一直在探讨如何进行一场彻底又惠及众人的变革,改变世界改变一切仿佛成了好几代包括我们这一代人的终极崇高的目标。可是没有深刻了解已发生的变革,又何谈变革未来呢?了解过去,启发未来,与君共勉。

其实这篇文章是大二(两年前)写的,不过总是被和谐,所以想重新发一下,自己读一读还蛮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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