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第17位钻石骑士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瓦尔特·莫德尔元帅
“防御大师”：瓦尔特·莫德尔元帅
希特勒的“千年帝国”只存在了十二载便告覆灭，期间他一共晋升过19名陆军元帅，其中既有勃洛姆堡、勃劳希契和伦德施泰特等老资格的普鲁士军人，也有曼施坦因和隆美尔等才气逼人的新贵，还有保卢斯这种濒临覆亡之际被撮升元帅的将军，更有既死忠纳粹又颇具才华、终能手执元帅权杖的莫德尔（Otto Moritz Walter Model）和舍尔纳。尤其是后两者，翻阅任何一部战史著作，总能在某个章节同时读到这两个名字。他们两人被并称为二战德军将帅中最具争议性的人物——因强悍的作风和酷烈的战场纪律而不受欢迎，因粗暴地对待下属、特别是参谋军官而遭人厌弃，因希特勒宠爱扶摇直上而遭人指责，因有相当的战场处置权而饱受嫉妒和诋毁，因卓越的防御能力和顽强的抵抗意志而被称为“东线救星”或“元首的救火队长”。但是，相对于其他元帅或如古德里安这种著名上将，史家们给予莫德尔和舍尔纳的关注并不算多。一个基本的命题是，莫德尔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历史应该记住的他，究竟应是“国防军最杰出的将领之一”、“防御战术天才”，还是“纳粹狂徒”，抑或“纯粹的机会主义者”？
2005年，美国历史学家纽顿（Steven H. Newton）试图以一部400页的洋洋大著《希特勒的指挥官：元首宠将莫德尔元帅》来回答这个问题。但他发现，揭示莫德尔真实面目的任务出乎意料的困难。[插图]2010年，出生于柏林，但在二战中效力于法军的史家施泰因（Marcel Stein），出版了名为《有缺陷的天才：莫德尔元帅》一书，除了以过大篇幅讨论莫德尔在国防军战时罪行中的“身影”外，他将传主描绘成“国防军杰出的将军之一，除曼施坦因外，鲜有能与其比肩者”。再往前追溯半个世纪，三部经典的战史著作——古德里安的《闪击英雄》、曼施坦因的《失去的胜利》和梅林津的《坦克战》，出于今人多少能够理解的原因，都没有太多言及莫德尔的地位，尽管后者与基辅、莫斯科、勒热夫、库尔斯克、纳尔瓦、北乌克兰、白俄罗斯、阿纳姆、许特根（Hürtgen）森林、阿登山区和鲁尔等许多载入战史的地名都密切相关。即便在不得不提及莫德尔时，几乎所有的战史著作都要么人云亦云地贬抑，要么浮光掠影地称他“总带着单片眼镜，精力旺盛，出言不逊，愚忠于希特勒”等。李德·哈特战后曾向被俘的德军将领们了解到他们对莫德尔的印象——“所有人都赞许他的统率能力，但同时也强调，不管是作为上级还是下级，他都是个极难相处之人”。曼陀菲尔曾这样对李德·哈特说：“莫德尔是个很优秀的战术家，其防御能力比进攻更出色。他在衡量部队能做和不能做什么方面很有一套。他的方式很粗粝，而且他那套做法在高层也并不总是受欢迎，但希特勒很欣赏他。莫德尔在希特勒面前敢于大胆抗辩，其他人不要说做，连想都不敢想。”德军元帅的声望往往与特定的战场紧密相连，如新贵隆美尔的名声在北非达到顶峰，资格极深的伦德施泰特主要是在西线与英美对垒，曼施坦因的声誉与东线的南俄和乌克兰战场密不可分，魏克斯（Maximilian von Weichs）与巴尔干，博克与莫斯科，保卢斯与斯大林格勒等莫不如此。莫德尔截然不同，他总是被派往最危急的关键战场，领受的从来都是艰巨的任务或他人留下的烂摊子，以至有后人称他是“最高效的德军将领”。[插图]1944年夏，当苏军夏季攻势造成了普鲁士-德国军事史上最大的惨败后，希特勒曾在8月称赞莫德尔一手挽救了东线，古德里安对此也曾激赏不已：“……莫德尔是个精力过人的无畏战士，他不仅非常了解前线，也以不顾个人安危的习惯性做法赢得了官兵的信任。他既对懒惰或不称职的下属毫不容情，又以最坚定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意图。在东线的中央战区重筑防线堪称一件非常困难乃至不可能的任务，而莫德尔是这一任务的不二人选。”在西线，当盟军统帅们希望1944年秋即能杀过莱茵天堑和荡平对手之际，莫德尔凭借其搜罗一切兵力的才能和种种超凡的努力，以劣势疲兵取得过多次反击战的成功，挫败和惊醒了英美首脑毕其功于一役的美梦。
毋庸置疑，出于对下属和同僚的那些招人讨厌乃至攻击性十足的粗暴态度，莫德尔并非一个战时“招人喜欢”或战后“为人仰慕”的将军。他既没有在聚光灯下“婀娜多姿”的隆美尔的领袖魅力，也缺乏曼施坦因的贵族气质和智力深度（难道不是纳粹元首那些不着边际的奇思怪想‘扼杀’了曼施坦因的天赋才华吗？），更没有“闪电战黄金时代”里的古德里安那种长驱直入的攻击才华。莫德尔的形象在战后一直较为晦暗，原因之一当然是他的个性、作风以及与纳粹高层的关系，另一重要原因似乎与他表现最佳的时间和地点——斯大林格勒崩溃前后的东线——也有密切关系，前德军将领和老兵战后似乎更愿把1943年后的东线装进记忆深处的黑洞里，而苏联红军在1943至1944年间取得的巨大胜利，也使得他们的手下败将并没有多少值得书写的地方。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大批二战档案的解密公开，莫德尔的战时形象也在史家们的笔端下（尤其是格兰茨的几十部皇皇巨著）逐渐变得清晰起来，用美国军事历史学家肖沃尔特（Dennis Showalter）的话来说，“莫德尔是二战中最优秀的防御型将军之一，同时又是卓越的战场指挥官，他对战场态势的判断极少受到来自任何方面的一厢情愿的影响”。
早年岁月：“锦鲤池中的梭鱼”
莫德尔在1891年1月24日出生于马格德堡—柏林公路上的小镇根廷（Genthin），小镇位于易北河—哈弗尔运河上，距马格德堡、波茨坦和柏林都不远。莫德尔的先祖没有从军的传统，多为路德教会学校的教师，父亲在当地的一所女校里教书，同时兼任学校合唱队指挥，而母亲这边的亲戚基本都是农民、马贩或开小旅店的。[插图]莫德尔家唯一与军队有瓜葛的只有他的叔叔，虽是德意志银行一名颇有影响力的银行家，但他同时兼有第52步兵团后备役军官的身份。由于在二战的最后日子里莫德尔曾派副官销毁了自己的所有档案记录，因此，后人对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知之甚少。除父母外，莫德尔有个年长自己7岁的哥哥，小时候家里的条件不佳，除居住环境拥挤促狭之外，用水也有困难。莫德尔是在福音派路德教会的环境中长大的，一开始先在根廷的市民学校读书，1900年时，随着父亲在埃尔福特（Erfurt）找到乐队指挥的工作，莫德尔家的处境有了较大改善，他也在接下来的六年里就学于埃尔福特文理学校。这所学校幸存的档案表明，青少年时期的莫德尔并不强健，反而显得病态恹恹、活力不足，不过学习成绩相当不错，不仅在希腊文和拉丁文方面颇有心得，对历史也是情有独钟，更是文学社的活跃成员。这时的莫德尔展现出的气质似乎表明，有朝一日他或有可能继承家族信奉宗教、为人师表的传统。但这一切随着莫德尔家1906年搬到瑙姆堡（Naumberg）而发生了变化。萨勒河畔的瑙姆堡与根廷和埃尔福特的气质截然不同，这里驻扎着德皇陆军的一个步兵团和一些炮兵。莫德尔在当地的“大教堂文理学校”(Domgymnasium)读书时，班里有一些驻军军官子弟，其中一位就是在二战中获得第13枚钻石骑士勋章的胡贝，他的父亲是驻军的一名上校。这些同学曾邀请莫德尔多次观看驻军的操练演习，从而拨动了他从军的心弦，不过，莫德尔体质文弱、视力不佳的形象，与那种孔武有力、英气勃发的普鲁士军人形象实在相去甚远。
1909年2月，莫德尔与19名同学一起通过了大学入学资格考试，莫德尔、胡贝及其他5名青年这时选择了从军之路。莫德尔的父母不免大吃一惊，他们一直以来都想让次子像长子一样到法学院学习。按常规途径，莫德尔可能很难成为普鲁士军官团的一员，但叔父运用影响力和第52步兵团后备役军官的身份，设法说服该团团长给了他一个机会，而18岁的莫德尔在面试中给团长留下了态度坚决的印象，于是被接受为一名候补军官。到基层连队进行了几个月新兵训练后，莫德尔以二级中士候补军官的身份被送往尼斯（Nesse）军校学习。在以“弱肉强食”著称的军校里，莫德尔不仅经受住了身体和智力两方面的考验，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以及冷静高傲、敢于直面冲突的个性。同学胡贝曾说在军校时很难预测莫德尔将来的军旅前途，负责训练的一名士官也曾指责莫德尔“缺乏军官必备的强悍”，而且莫德尔自己有一次几乎都要放弃，但他最终咬牙坚持了下来，证明了自己是一名雄心勃勃的合格军官。1910年8月，莫德尔成为驻科特布斯的第52步兵团11连的一名少尉——该团虽非最具声望的部队，但也是一支有着骄傲传统的猛虎之师，其军官团也具有同样的内敛排他性。在当时的德皇军队里，任何试图成为军官者都必须得到所在团的所有军官的一致认可，即便皇帝本人都难以强行分配未获一致认可之人。对于出身中下层的莫德尔来说，这的确算得上是一件成就，李德·哈特战后就曾指出：“莫德尔比多数最高级将领年轻十岁左右，他们也出身自不同的社会阶层……莫德尔在这一点及其他方面与隆美尔颇有相似之处，尽管他所拥有的更全面的专业背景令他受益更多。”莫德尔少尉在第52步兵团很快就出了名，他展示出自己不仅是个有抱负、一丝不苟的军官，而且从不畏惧，敢于直言和正面冲突。另外，他也适当地保持着与同僚的距离。同时，他咄咄逼人、甚至是生硬粗暴的一面，也给其他军官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不仅对步兵训练中哪怕最小的失误大加挞伐，还公开指责上级不够关注和总结日俄战争的经验教训。军旅生涯之初，莫德尔就是个不讨人喜欢的“大嘴巴”，而且未与任何军官同僚建立密切关系，这些都将是贯穿其军旅生涯的特点。不过，莫德尔执行任务的热情和效率还是令上级大为欣赏，1913年10月，他被撮升为第1营营长副官——在普鲁士-德国陆军中，只有被认为具备培养前途、拥有适宜品质和能力的初级军官，才会被选任副官并进一步接受参谋本部军官的训练。有后人曾一针见血地评论道：“……作为营长副官，莫德尔开始采纳传统普鲁士军官的做派——举止严肃、不苟言笑，醒目的单边眼镜——但他同时又保留了德国小城镇资产阶级的工作理念和说话方式。”
1914年8月，莫德尔少尉随第52步兵团（隶属于第3军第5步兵师，军参谋长就是塞克特上校）参加了一战。8月23日，德军和英军在比利时蒙斯-孔代运河（Mons-Conde C *** ）渡口发生了激战。战斗规模并不大，但因为是英军数世纪以来第一次在欧陆作战而被载入战史。双方都有大量伤亡，英军躲在堑壕里向正面进攻的德军发起了屠杀般阻击，德军发现对手密布的机枪火力网在有利地形的掩护下支配了战场，而英军也第一次见识了德军重炮的巨大威力。第52步兵团就是正面强攻的德军之一，莫德尔所在的营被英军火力压制得无法抬头，剩下的两个营几小时后又组织了一次进攻，排成密集队形的士兵唱着歌、欢呼着冲向渡口，等待他们的是纷飞的弹雨。有一位德军军官曾这样描述过这场号称要“终结一切战争的战争”：“……我们昏沉的大脑中仅存的印象，就是如注的血流、脸色惨白的尸体、令人困惑的混乱、漫无目标的胡乱射击、起火冒烟的房屋、残骸遍布的乡村、湿透的衣衫、难忍的口渴，以及累得像铅一般沉重的肢体。”虽然营长副官莫德尔的主要职责是传达命令、了解情况和监控侧翼的安全，但前述的血腥一幕，肯定给他留下过难以磨灭的印象，也磨砺着他的神经和意志。
德军第1集团军的官兵忠实地执行着“施利芬计划”，凭着年轻人的热情和打到巴黎去的信念的支撑，整整四周不停顿地行军作战。就在他们接近巴黎时，高层出人意料地下令撤退——英法联军在马恩河一线发起的反攻，不仅葬送了德军夺取巴黎的希望，也使西线战事很快演变成旷日持久的堑壕战。9月29日，莫德尔获得二级铁十字勋章，年底时又被提升为团长副官。1915年初，莫德尔随第52步兵团参加了塞克特筹划的苏瓦松（Soissons）战役，他本人也在2月25日晋升为中尉。随后，第5和第6步兵师等第3军的部队被调往阿拉斯（Arras）一线，在这里与英法联军对峙到夏天。9月，第5步兵师的战场转移到香槟地区（Champagne），莫德尔在这里终于以其战场表现引起了高层的关注。当时，法军集中了2000门以上的火炮向香槟地区的德军发起了大反攻，而莫德尔的第52步兵团正处在法军炮击的重点区域。持续75个小时的炮击将第52步兵团的阵地几乎完全摧毁，但是，当法军最精锐的殖民地军开始进攻时，他们被第52步兵团顽强地击溃了。莫德尔曾在激战中给第10步兵旅旅长、普鲁士亲王奥斯卡（Prince Oskar von Preussen，德皇威廉二世的第五子）上校送来一份报告：“步兵弹药告罄，法军被挡住了。目前全团的60%失去了战斗力。务请立即支援。”亲王对莫德尔在压力之下尚能保持冷静的头脑留下了深刻印象，相应地派出了援兵，尽管听说这个下属“很难愉快相处”，但还是推荐莫德尔参加参谋本部军官的培训。10月19日，莫德尔因战场勇敢获颁一级铁十字勋章，但11月3日时右肩被弹片炸伤，不得不在医院里住了6周。1916年初，莫德尔到色当参加了参谋本部军官培训的“速成班”，完成训练后出任第10步兵旅旅长副官。莫德尔在参谋职位上表现得相当出色，由于参谋军官需要在总部和前线部队交替任职，他在1916年至1917年上半年期间，既在第52步兵团任过连长，又在第8教导掷弹兵团做过突击连连长，期间还当过代理营长。在前线作战时，莫德尔因再次负伤而获得银质伤员徽章，还因战场表现赢得过仅次于“蓝色马克斯”的“霍亨索伦王室佩剑骑士铁十字勋章”。1916年夏起，陆军最高统帅部的首脑变成了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塞克特上校和韦策尔（Georg Wetzel）中校不仅是参谋本部里最关键的两名军官，他们也将在莫德尔军旅生涯的早期扮演着庇护者的角色。作战勇猛无畏的莫德尔，在参谋工作中也表现得既勤奋又严谨，加上又是第3军的老部下（一战之初时，塞克特和韦策尔分别是第3军参谋长和作战处长），所以塞克特和韦策尔都对莫德尔青眼有加。1917年6月，塞克特将莫德尔调入最高统帅部负责军械事务（一直到次年2月，期间于1917年11月18日晋升为上尉），出访土耳其时也把他作为随员带着。塞克特1917年12月前往伊斯坦布尔出任土耳其军队参谋总长时，韦策尔遂成为莫德尔的直接庇护者，不仅安排他多方锻炼才干，还确保他在离开参谋本部时，能获得较理想的职位。跻身于参谋本部军官团的莫德尔，不仅得窥陆军权力中心之门径，也有机会目睹或亲自参与一些能够左右前线命运的决策。鲁登道夫曾计划在军队开展所谓爱国主义教育，而莫德尔日后成为纳粹帝国独当一面的统帅时，往往是第一个支持向部队灌输纳粹信条的将领，恐怕与其一战中的参谋本部阅历具有一定的关系。
1918年3月，莫德尔被调至波泽克（Maximilian von Poseck）少将的禁卫补充师任后勤参谋军官。波泽克对莫德尔近半年的工作成效极为满意，他的师也被认为是第1集团军各部中准备最充分的一个师。8月30日，莫德尔被调到被英军评为“三流师”的第36后备师担任后勤参谋，在这里他以“吃苦耐劳、能够任事”的表现给师长留下了好印象。一战的硝烟即将散尽时，莫德尔负责总体协调第36后备师从弗兰德斯撤回但泽的过程，他的师长曾这样说道：“（第36后备师）能基本完好地撤至但泽，完全是因为莫德尔的坚持不懈和高超的即兴发挥技能。”完成撤退和善后工作后，莫德尔在1919年1月至6月间担任驻但泽的第17军军部副官，而该军的作战处长就是二战中以密谋反希特勒而出名的施蒂尔普纳格尔。1919年夏，莫德尔成为战后临时国防军第7旅的参谋军官——这个职位颇具挑战性，因为该旅吸纳了从波罗的海作战归来的“钢铁师”余部及其他一些自由军团，当时自由军团正成为战后 *** 的心腹之患，士兵牢骚满腹，动辄以造反和暴动相威胁。尽管一直都在参谋职位上勤勉工作，但此刻的莫德尔还是对战败的现实难以接受，对军旅的前景颇感失望，他像许多同时代军官一样也产生过退伍的想法。不过，随着1919年底被接受为4000人军官团中的一员，莫德尔再也没有动过改换职业的念头。
1920年初，莫德尔在第14步兵团2营任连长，3月时他的部队曾被派往鲁尔地区镇压共产主义暴动。驻扎在埃伯菲尔德（Eberfeld）期间，莫德尔结识了后来的妻子赫塔·许森（Herta Huyssen，与莫德尔在1921年5月11日结婚，共育有3个子女）。1920年10月，莫德尔调往第18步兵团任机枪连连长，告别前一部队时，他的师长在最终考语中曾称“莫德尔应该到最高层效力”。拥有丰富的一线部队经历后，莫德尔被调往第6步兵师任参谋军官，他在这个职位上一干就是四年，并遇到了对其一生都有重要影响的导师——第6军区（即第6步兵师）指挥官洛斯贝格（Friedrich von Los *** erg）。这位将军有着“一战防御天才”之称，他率先提出了“纵深防御”战术，并因战场上的成功使该战术被载入德军作战条令。洛斯贝格反对有些军官鼓吹的“弹性防御”战术，他认为不能指望部队在炮火打击下还能有序撤退，允许部队随意撤退也会使协防成为泡影。洛斯贝格在坚信必须不惜代价固守一条连续防线的同时，也赞同“最前沿应部署较少的兵力，一旦前沿被突破，附近的预备队必须立即通过反击恢复局面”。洛斯贝格还认为应给予前线指挥官较多的决定权，以便他们能对局部的威胁和机会迅速做出反应。在洛斯贝格身边的这些日子，对莫德尔的防御理念产生了深远影响——从1942年初的勒热夫到1944年夏的华沙和维斯瓦河，莫德尔进行的每场重大防御战中，几乎都可以发现洛斯贝格“纵深防御”理论的影子。一战后的头几年里，莫德尔有不少战友涉足政治，但他一直保持着与政治的距离。对政治和政党的超然态度并不意味着他是软弱之人，他的理论是不管什么政党执政，武装力量都有义务维持国家的完整和秩序，一旦接到命令，他也会毫不留情地对国家的内外之敌展开血腥的屠杀。从这个角度讲，他对政治的超然、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优秀的军事技能，确实使他成为塞克特战后军官团的一个模板。1925年10月，秉承着在参谋职位和一线部队交替任职的惯例，莫德尔再次离开参谋岗位，来到第3步兵师第8步兵团9连任连长。他格外重视训练军士，希望将每个军士都培养成一流的排长，并将此视为自己和每位连长的职责。[插图]在第3步兵师这支负责试验技术创新的精锐部队里，莫德尔发现身边有一批头脑敏捷的军官，如古德里安、肯普夫和温克等人，也多次见证了采用新武器和新技术进行的师、军和集团军级规模的演习。1928年10月，莫德尔调到第3步兵师师部任参谋本部军官。次年，对历史一直情有独钟的他出版了一部关于普鲁士名将格奈瑟瑙（Graf Niehardt von Gneisenau）的专著，加上同期撰写的关于一战重大战役得失的系列文章，莫德尔一时间名声大振——相信他将成为普鲁士军官之典范的上级和同僚大有人在。1929年10月，新晋少校莫德尔回到了柏林的“军队办公室”（即仍处于隐蔽状态的参谋本部），任职于第4部“训练总监部”（T-4）。接下来的4年，莫德尔先后在李斯特（二战元帅）、勃劳希契（1938年至1941年12月任陆军总司令）和韦弗（新空军首任参谋长）等手下工作。1931年8月，莫德尔陪同勃劳希契访问苏联6周，考察了德国根据苏德秘密协议设在利佩茨克的飞行学校和位于喀山（Kazan）的装甲兵学校。他与勃劳希契的私交相当不错，努力工作带来的声誉也帮助他在1932年11月顺利晋升为中校。1933年11月，莫德尔离开参谋本部，赴第1步兵师第2步兵团任2营营长，1934年10月1日晋为上校后，正式担任第2步兵团团长。1935年10月，莫德尔的军旅生涯又出现了一次重大转机——他被调往已公开化的参谋本部，主持新成立的第8部“技术部”（T-8），在副参谋总长曼施坦因的直接领导下负责搜集分析国内外的技术进展和新武器的研制开发。虽缺乏必要的背景和技术专长，但莫德尔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尤其是把新技术应用于战争的可能性有着天生的直觉，以致有人曾感慨地说：“贝克出任参谋总长以来，唯一值得称道的就是任命莫德尔任技术部部长。”莫德尔对技术创新的热情为他很快赢得了“陆军现代化狂”的绰号，他主持的T-8主导了最早的突击炮和240毫米野战炮的研发，还全力宣扬将规模较小的装甲部队扩大为装甲师和装甲军。[插图]莫德尔与古德里安和曼施坦因等一起，全力推动将机械化部队建设成为陆军的核心。应该说，莫德尔在装甲部队的早期发展中是出过大力气的，对古德里安的支持也是有形且巨大的，虽不至于达到与古德里安和曼施坦因比肩的程度，但在各种战史、包括两人的回忆录中都应该给予相应的承认。但现实并非如此，莫德尔的功劳完全湮灭了，其努力并未得到上级的赏识和下属的完全理解，倒是他的冷酷和缺乏耐心常令下级抓狂，军官们常在背后说“莫德尔的坏脾气让他的聪明显得如此愚蠢”哈尔德也认为莫德尔常常不必要粗鲁无礼，而且还有意为之。曼施坦因在评价莫德尔的行事风格时，曾说后者“就像参谋本部军官团这个鲤鱼池中的一条梭鱼”，除了指他的另类色彩外，更多的恐怕是贬抑其像梭鱼一样极富攻击性的个性。的确，莫德尔无论是在参谋本部还是在一线部队供职，都以严于律己和冷酷无情著称，但在为人处世方面似乎完全不讲策略，不仅专横地对待下级，还口无遮拦地公开批评上级和高级将领，似乎与他20年前离开军校时没有两样。多年以后，当他成为元首最信任的将领之一时，希特勒有时也会在他出现的场合感到不自在。1942年，希特勒与莫德尔发生了一次严重争执后，曾对随从们说：“……你们看到他那双眼睛了吗？我完全信任他，但我可不愿在他手下工作。”[插图]从总体上看，20世纪30年代的莫德尔不仅缺乏普鲁士贵族军官们精致的社交手腕和风度，也与希特勒和纳粹高官们所代表的社会阶层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为改变人们对自己粗鲁无礼的评价，他有段时间曾处心积虑地将行为修饰得像个乡绅一般，这当然是他一心想向上爬的一个典型写照。另外，莫德尔性格中复杂的一面在20世纪30年代也有着清楚的体现——他既仰慕参谋总长贝克的才华和为人（他很清楚贝克的反纳粹立场），也与为自己孩子洗礼的尼默勒（Martin Niemöller）牧师交往甚密（后者是一战U艇艇长、希特勒曾经的支持者和后来的坚定反对者，1937至1945年间被关在集中营），同时，莫德尔也利用长期供职于陆军中枢的便利，寻机结识纳粹党要员。据信，莫德尔任参谋本部第8部部长的3年里，与戈林和戈培尔等均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戈林赞许他关于未来战争中空军重要性的见解，戈培尔对他坚决服从且一丝不苟执行命令的态度颇为激赏（当然，莫德尔喜欢发号施令的作风也很对戈培尔的口味），并把他引荐给了希特勒。1938年，莫德尔曾向希特勒演示过步炮协同攻克要塞的战术，不过攻坚对象竟是捷克一座城堡的复制品！他的这一举动当然给希特勒留下了一定印象，但同时却惹恼了参谋总长贝克。
莫德尔与参加过一战的同时代多数军官一样，既痛恨苏俄共产主义，又对魏玛共和体制心怀恶感，他信奉的仍是“秩序必须先于民主”。1930年时，莫德尔在写给岳母的一封信中曾称，“重要的是国家必须坚定地防止滑入任何激进主义”。那时他所认识的“激进主义”或许是指共产主义，但当纳粹上台后，莫德尔却和多数军官一样热情拥抱程度更甚的新“激进主义”。虽说性格中有着矛盾和投机的一面，但莫德尔无疑也是一个热情的民族主义者，纳粹党试图重建武力、打碎凡尔赛条约、恢复国家荣誉的一整套主张，很难不在他心目中引起强烈共鸣。所以，很难说这时的莫德尔就是“坚定的纳粹分子”，他与许多军官一样都是“热情的大日耳曼民族主义者”。1938年3月1日，莫德尔成为少将，之前刚刚发生的“勃洛姆堡—弗立契丑闻”（实际是党卫队借机铲除陆军高层政敌的陷害事件）似乎并未让他有多不满。当年夏，当贝克被迫辞去参谋总长职务并由哈尔德继任时，新总长立即将自己素所不喜的莫德尔“一脚踢了出去”。11月10日，莫德尔成为驻德累斯顿的第4军参谋长。战争的幽灵已在欧陆上空飘荡，这将是一场令千万人丧生，改变无数人命运的世界大战，莫德尔的命运又将面临怎样的起承转合？
从幕后参谋长到独当一面的野战指挥官
步兵将军施韦德勒（Victor von Schwedler）任军长的第4军是一支不起眼的部队，德军的快速扩张、机械化和技术创新似乎在这里没有引起多大的波澜。顶着“陆军现代化狂”头衔的莫德尔到任后，不仅与性格沉稳保守的施韦德勒显得格格不入，在对新兵器和技战术的认识方面两人也有很大分歧。参谋长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协调各种关系和保证军令畅通，但莫德尔与军长和几位下级龃龉不断，反而引起了混乱和不满。尽管如此，第4军还是作为第10集团军的一部分参加了入侵波兰的作战，不过它担负的角色是在南翼掩护主攻部队。该军的作战经历不仅丝毫未体现出“闪电战”的气息，反而更像是一支警察部队，其“功劳”主要表现在镇压平民、掠夺财产、焚毁村庄等方面。莫德尔很清楚德军对波兰百姓和犹太人的暴行，但他为之辩护，还声称这些行动“无法避免”。波兰战役后，布施（Ernst Busch）上将出任新组建的第16集团军指挥官。陆军总部认为莫德尔缺乏机动作战经验，对装甲兵和装甲战所持的保守立场也令高层担忧，于是他在1939年11月2日被指派为布施的参谋长。总部认为，在即将到来的法国战役中，“秉承参谋军官传统，自身又是技术专家”的莫德尔能够很好地辅佐布施。布施与莫德尔相处得不错，两人的性情和政治立场也较为接近。第16集团军隶属于伦德施泰特的A集团军群，在法国战役中的任务是尽快占领卢森堡南部边境后渡过马斯河，然后沿着马奇诺防线的最西端进攻法军。战役发起后的最初两天里，布施集团军的进展相当顺利，在其后的防御和局部进攻中表现也很出色，但这场战事的“荣光”属于隆美尔和古德里安等人代表的装甲部队，后人记得的只有装甲矛头的狂飙突进和盟军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第16集团军等步兵集群的出色表现几乎被完全遗忘。第二阶段作战中，布施集团军再次扮演着辅助角色，所属的战斗力强的步兵师均被调离，替之以战斗力和装备均较差的新建部队，任务是沿着马斯河东岸向南进攻，夺取凡尔登后再向东强渡摩泽尔河，与第1集团军合作夺取梅斯要塞。6月9日作战开始后，布施麾下的第7军曾因对手的顽强抵抗而进展迟缓，最后在莫德尔的恶语交加下终于实现突破，15日攻陷了凡尔登。到23日德法停战时，第16和第1集团军已按计划会师，合围了大约60万法军。
法国战役结束后，希特勒授予12名将军元帅军衔，在晋升一批将领职务和军衔的同时，还颁发了一批骑士勋章，但这些将校中并没有莫德尔的身影。本来，自沙恩霍斯特和格奈瑟瑙时代起，德军参谋军官就一直以隐身幕后辅佐主官为己任，“匿名”的参谋本部军官虽为无数次战役出谋划策甚至代行指挥，但并未形成追名逐利的传统。不过，由于获得晋升或勋章的参谋军官不在少数，唯独莫德尔不在其列，这恐怕还是与他臭名昭著的坏脾气以及参谋总长哈尔德的打压不无关系。有资料曾说，由于莫德尔时常不能控制脾气，曾在电话里多次咆哮或怒骂参谋本部军官，一度迫使布施与作战部长接过了与总部联系的职责。不过，换个角度来看，希特勒对莫德尔军旅生涯的帮助在这时根本还未开始，他能做到集团军参谋长完全是靠自己的真才实干。莫德尔与布施搭档的日子还没有结束——第16集团军与第6和第9集团军一起被确定为进攻英伦三岛的主力。在代号“海狮”的入侵计划最终被束之高阁前，莫德尔领导的参谋班子一直都在兢兢业业地准备作战方案。由于伦德施泰特对入侵英伦缺乏信心和热情，他不允许A集团军群参谋部投入过多精力，因而，莫德尔实际上是在代行集团军群参谋长的职责。他周全地考虑过强渡海峡、滩头突击、巩固阵地和最后突破等所有细节，这些计划和准备工作显然提高了他在后勤补给方面的运筹能力，也帮助他更深地理解多兵种大规模协同作战的精要。莫德尔此时已显示出自己的创新和即兴发挥才能，如主持创立多兵种联合训练项目，成立军官和士官专门训练中心等。随着“海狮”计划在1940年10月被无限期搁置，与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私交不浅的莫德尔获得了另一个重要机会——他被撮升为中将后出任第3装甲师师长（原师长施通普夫被迫“让路”，到第20摩托化步兵师任师长），不仅完成了从幕后参谋长到装甲师指挥官的转变，这个新职位还将让他在东线战事中获得很高的声誉。第3装甲师是德军最早组建的三支装甲师之一。莫德尔将任师长的消息传来时，据说首先要求调离的就是首席作战参谋，而师部的军官们也很快领略到新师长“舌若毒箭”的名声绝非浪得虚名。第3装甲师老兵协会战后编纂的师史曾这样“客气地”记述：“……官兵们开始说，‘第3装甲师已被重新塑造了（remodel）’——这个词来自于新师长莫德尔中将的名字。11月13日，这个有着无穷精力和热情的人接管了第3装甲师，并以自己的意志、强悍和视野锤炼着本师。”[插图]莫德尔到任后立即展开强化训练，他手下的旅、团长中，只有刚从第4装甲师调来的装甲旅旅长布赖特（Hermann Breith）少将，能够理解他试图灌输和养成强悍气质的良苦用心，对他越过层级、直接指挥连排级训练的做法也能勉强接受，但多数军官都有微词，尤其不满他越级行事、视各级军官的权威和脸面为无物的做法。莫德尔的上级、第24摩托化军军长施韦彭堡曾评价莫德尔是一个“非常聪颖但有些狭隘的军人”。最厌恶莫德尔的不是一线军官和士兵，而是参谋们——“莫德尔习惯性地忽略参谋们制定的日程和计划，鄙视他们的建议，但是，当他自己把计划弄得一团糟时，却揪住参谋们不放”。看来，莫德尔以得罪参谋部门的代价取悦了普通士兵（他们欣赏师长与自己同甘共苦的作风，也赞赏他在最基层领导训练时表现出的活力），这也将成为他在各支部队任职时的一大标志——比如，1941年10月，莫德尔即将担任第41摩托化军军长的消息传来时，军部的全体参谋竟集体要求调动！[插图]用“臭名昭著”来形容莫德尔的坏脾气和某些癖好，恐怕不会有多少异议。令人惊异的是，积怨和内耗并未削弱第3装甲师的战斗力和士气，也丝毫没有妨碍该师在苏德战争中成为古德里安最锐利的矛头。1941年6月22日，第3装甲师被部署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要塞以南的布格河西岸，负责与第4装甲师一起迅速渡过布格河并夺取科登（Koden）大桥，而后再沿着布列斯特—科布林（Kobryn）公路向东推进。征得古德里安同意后，莫德尔在总攻发起前20分钟派出由步兵和工兵组成的小战斗群，悄无声息地夺取了科登大桥。当第17和第18装甲师的潜水坦克还在布格河摸索前进时，莫德尔已开始向苏联腹地推进了。当日下午，苏军第22坦克师被莫德尔的先头击溃（苏军竟损失了190辆T-26轻型坦克），苏军第4集团军的防线当晚被撕开长30英里的口子。实现突破后，莫德尔跟随手下的混合战斗群（由装甲兵、摩托车兵和工兵组成）一起进军，沿着普里佩特沼泽地北部的边缘朝斯卢茨克（Slutsk）快速推进，参谋们则远远地落在后面，试图控制已拉得很长的装甲师行军队列。到24日晚些时候，莫德尔已率部推进约250公里，他在斯洛尼姆（Slonim）附近指挥部队成功强渡夏拉河（Shchara），迫使苏军西部特别军区司令员巴甫洛夫下令撤出所有部队，以避免被德军包围。但苏军还是晚了一步，随着第24摩托化军其他部队陆续赶到，苏军撤退的道路已被切断。26日，莫德尔率部抵达明斯克南面不远的斯卢茨克，随后向东朝别列津纳河进军，而古德里安与霍特两大装甲集群的前锋次日即在明斯克东面会师——5天内长驱直入320公里（约为到莫斯科的三分之一路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合围了苏军4个集团军。古德里安随即命令第24摩托化军避免与敌重兵接触，全速向第聂伯河挺进。莫德尔的下属此刻已有一周未能好好睡上一觉，但他在驱赶部队方面绝不亚于“飞毛腿”古德里安。莫德尔在此期间最常说的话就是“现在失去的每一分钟，都意味着日后无法承受的更大损失”。第3装甲师的先头战斗群7月3日夜抵达罗加乔夫（Rogachev）附近的第聂伯河，莫德尔冒着苏军炮火，亲自指挥部队建立桥头堡，但由于主力都落在后面，而且基本用光了油料，他无法再继续扩大桥头堡。7月9日，莫德尔被授予骑士勋章，古德里安亲自向他和第3装甲师表示个人的感激。古德里安在战后的回忆录中提到莫德尔时，基本都集中在1941年，他对莫德尔的勇敢、能量、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达成目标的风格，无疑是非常欣赏的。
摄于1940年，第3装甲师第6装甲团1个营装备的潜水坦克，该部原计划参加“海狮”作战，并被配属给第4装甲师。就在斯摩棱斯克包围圈的硝烟渐渐散尽之时，希特勒命令古德里安掉头南下，在守卫基辅和第聂伯河下游的苏军后方切开一道口子，与南方集团军群所部合围基辅周边的苏军。第24摩托化军是古德里安的南下矛头，而该军又将抢渡杰斯纳河的重任赋予了莫德尔的第3装甲师，负责在莫德尔身后跟进和掩护的是第4装甲师，第10摩托化步兵师则奉命向霍尔米-阿夫杰耶夫卡（Cholmy-Avdeyevka）方向进军。[插图]8月24日，莫德尔率领先头战斗群踏上了危险困难的征程，他不仅要在苏军后方跋涉近300公里，沿途需穿越3条大河，而且由于两翼完全缺乏保护，第3装甲师有可能成第一支被围歼的德军师。莫德尔仅有41辆坦克还能作战（两个月前有近200辆），全程补给都要依靠空投，没有友军，没有后方，高速推进是他的唯一法宝。莫德尔的先头战斗群出发伊始，就以突袭夺取了杰斯纳河渡桥，而后迅速向南，虽时与对手激战，但并不纠缠。先头战斗群进展神速，甚至连古德里安曾有数日都找不到总在最前方的莫德尔。不过，随着苏军 *** 展开极顽强的抵抗，第3装甲师一度风驰电掣般的进军有所减慢，开始像楔子那样挤压着向南推进。古德里安非常倚重莫德尔对前线局势的判断，当他得知苏军有可能反击第24摩托化军的侧翼时，他曾非常忧虑继续南下的危险性，正是莫德尔的准确判断和一力坚持，最终使古德里安下定决心尽快完成基辅合围。莫德尔的运气似乎不错，当他的一个小战斗群9月13日晨幸运夺取了洛赫维察及附近的苏拉河大桥后，他立即把剩下的坦克和若干步兵派去支援，竭力阻挡试图从此地发起突围的苏军。15日，莫德尔手下的第3摩步团一部，在洛赫维察外围与由南向北进攻的另一支装甲矛头会合，标志着基辅包围圈的正式合拢。从南面合拢包围圈的正是莫德尔的老同学、第16装甲师师长胡贝，但似乎所有的功劳都被记在莫德尔名下，有后人就称“莫德尔个人系上了基辅包围圈的口子”。[插图]9月20日，莫德尔的反坦克营俘获了苏军第5集团军总部，司令员波塔波夫将军也出现在战俘行列中。22日，莫德尔在提交的报告中总结了第3装甲师参战3个月的战果：“……俘虏43381人，缴获或摧毁坦克408辆、装甲车56辆、大炮738门、高射炮140门、反坦克炮515具、迫击炮265门、机枪1137挺、卡车2825辆……摧毁、击落和缴获的飞机分别为89架、96架和64架……”不过，莫德尔自身的伤亡也着实不菲：“……损失264名军官、4111名军士和士兵，为6月22日时的总兵力的27%……”
基辅战役后，第3装甲师随古德里安装甲集群北上，准备参加扑向莫斯科的“台风作战”。第24摩托化军在10月第一周的任务是进抵奥廖尔—布良斯克的公路，但主要作战任务交给了第4装甲师，莫德尔师负责跟进和保护。10月3日，第4装甲师成功夺取奥廖尔，第3装甲师此后一周里基本上都在奥廖尔周边负责警戒，同时等待油料和补给。大约在此期间，莫德尔获悉自己将出任第41摩托化军军长。10月14日，陆军总部下达了包围莫斯科的作战令，第4集团军和第3装甲集群将从西面和北面进攻，古德里安所部则负责从南面、东南和东面切断莫斯科与外部的联系，他的第24摩托化军渡过苏沙（Susha）河后将朝莫斯科西南的图拉方向进攻，第4装甲师负责居左掩护，第3装甲师则在右翼主攻。莫德尔虽然即将离任，但还是认真“站好最后一班岗”，他一手制定出图拉攻势的详细计划，并在10月18日主持的最后一次作战会议上亲自进行部署。之后，莫德尔把第3装甲师移交给自己欣赏的布赖特将军，准备前往第41摩托化军上任。莫德尔在第3装甲师的时间不长，在军官中也不受欢迎，但在士兵间有着很好的口碑。他的勇敢和灵活，对自己即兴发挥才能的高度自信，善于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并在险中取胜的能力，使他被认为是最出色的装甲师长之一。
摄于1941年7月初的白俄罗斯斯卢茨克，莫德尔正与装甲矛头指挥官、第6装甲团2连连长布赫特基希（Ernst-Georg Buchterkirch，左一）中尉交谈。基辅战役中的德军态势示意图（1941年9月）10月29日，莫德尔正式接管第41摩托化军，并被晋升为装甲兵将军。莫德尔到任前夕，军参谋长和一干参谋们出于对新军长“恶名”的恐惧，曾集体要求调离，但最后被驳回。第41摩托化军隶属于莱因哈特的第3装甲集群，当时正位于伏尔加河畔的加里宁，距莫斯科不过100英里。在扑向莫斯科的最后攻势中，莫德尔的任务是保护向东进攻克林的第3装甲集群侧翼，同时保持与第9集团军的联系。虽非主攻方向，但莫德尔以其惯常的能量立即重组防线，雷厉风行地提高所部的作战能力。他曾把所有修理单位集中起来，命令官兵们不舍昼夜地抢修能找到的任何坦克（包括缴获的苏军坦克）；他下达命令时常常不经过参谋长和正常程序，本人也常到前线侦察，而理由竟是不相信侦察单位送回的情报！当第3装甲集群左翼的第7装甲师在莫斯科—伏尔加运河边的亚赫罗马建起一座桥头堡，右翼的第6装甲师也推进到距莫斯科仅30公里处时，莱茵哈特命令莫德尔统领第1和第6装甲师等部“走完奔向莫斯科的最后一程”。军史家纽顿曾这样描述过此时的莫德尔：“……整个第3装甲集群中，（对夺取莫斯科）最坚定的似乎就是莫德尔。他坚信俄国人只剩下最后一口气，胜利将属于继续向前无情施压的一方，就像他朝乌克兰推进时所做的那样。他试图做到无处不在，赞扬、敦促或诅咒官兵；但他的出现让人不得安宁，因为他不接受任何失败借口。如果有军官指出两个装甲师加起来也只有41辆坦克，他会立即反驳说，即使这样也比他在基辅时的坦克多3倍。在德军攻势的最后几日里，莫德尔又得到了其诸多绰号中的一个——‘没谱的乐天派’，这无疑相当准确”。
但是，过人的意志和能量也不能改变德军进攻能力衰竭、油料补给告罄的状况，以及天寒地冻中枪炮失灵、官兵处境凄惨无比的现实。12月5日，在莱因哈特命令第3装甲集群各部中止进攻的同时，苏军发起了大反攻，加里宁方面军的第29和第31集团军重点打击德军第9集团军，而西方面军的第1突击集团军、第20和第30集团军则把重拳挥向第3装甲集群。莱因哈特被迫命令撤往克林，莫德尔指挥所部竭力阻挡苏军西方面军的追击，为避免撤退变成溃逃，他尽全力维持着秩序，有时还在最拥挤的路段上，提着手枪亲自疏导交通。12月10日，中央集团军群获准撤到库尔斯克—奥廖尔—梅丁—勒热夫一线，建立所谓的“冬季防线”。[插图]18日，刚在克林摆脱险境的第3装甲集群又处于被切断的危险之中，第4装甲集群也面临着苏军的钳形合围，第9集团军面对的苏军已将突破口扩大到加里宁东南，只有第4集团军还能勉强维持着防线。第3装甲集群的撤退之路缓慢艰难，到12月底时才在拉马（Lama）河一线建起较稳定的防线。莫德尔将所部分散部署在一条连续防线上，虽然每段防线都很薄弱，但他总能集中使用炮兵打退对手的进攻，也总能以小型装甲战斗群或用一些二线部队拼组成临时战斗群堵住缺口。他自己时常顶风冒雪地出现在前沿，操着嘶哑的嗓音鼓励官兵，或提着手枪在告急的阵地附近维持战场纪律。虽然参谋们又给军长起了个“前沿猪”的绰号，但他们不得不承认，莫德尔的防御措施卓有成效，第41摩托化军的防区是被突破最少的，即便被突破也能立即堵住。莫德尔坚信自己的战术和经验远胜对手，他在高度自信中流露出的镇定给普通官兵留下了深刻印象。凭借防御中的才华和强悍，莫德尔可能是德军首次败退中声誉不降反升的唯一将领。
1942年1月初，为敲掉德军第9集团军在勒热夫至格扎茨克（Gzhatsk）之间占据的突出部，科涅夫的加里宁方面军再次发起了新攻势。苏军第39集团军在勒热夫以西率先突破，之后迅速南下，试图从西南面包围勒热夫。1月5日晚时，德军第6军的左翼和第23军的右翼之间已被捅开15公里的口子，苏军先头距勒热夫以西和以南都只有8公里。德军迅速组织兵力反击，但在苏军的强大压力下很快失败。第9集团军的总体局势到1月11日明显恶化，苏军3个骑兵师和1个摩托化师已楔入第9集团军后方，不仅包围了奥列尼诺（Olenino）的第6军，甚至还推进到瑟乔夫卡西北20公里处。苏军的这一机动既威胁到至关重要的瑟乔夫卡—勒热夫铁路和瑟乔夫卡的多个补给基地，第9集团军总部也受到震慑。由于苏军撕裂德军第3装甲集团军和第9集团军，进而从北面包围中央集团军群的意图十分明显，第3装甲集团军各部只得从拉马河撤往前述的“冬季防线”。出人意料的是，莫德尔是极少数反对撤退的将领之一，他还恶声恶语地指责其他指挥官守不住阵地，才造成整体防线的一再后移。1月14日下午，莫德尔被召到中央集团军群总部，克鲁格元帅通知他准备出任第9集团军指挥官。当日早些时候，第9集团军原指挥官施特劳斯（Adolf Strauss）上将因不堪重负，意见分歧以及克鲁格越级指挥而称病告退。克鲁格还通知莫德尔立即飞赴元首大本营，希特勒要亲自召见他这位被寄予厚望的指挥官。
“守强于攻”：从勒热夫到库尔斯克和奥廖尔
莫德尔担任军长仅3个月，就越过众多资深将领出任集团军指挥官，可谓如火箭一般蹿升。他的晋升既出人意料，又在偶然中透着必然，毕竟他担任主官和参谋长的经历十分完整，东线的短短半年里已有最优秀的装甲师长的口碑，还有他的强悍和善于防御的特点，由他出任危机四伏的第9集团军指挥官并无不妥。另外，勒热夫—格扎茨克突出部里的第9集团军形势非常不妙，可能并没有多少人愿意接手这个残破且部分被围的集团军。至于有些将领总说莫德尔是靠着希特勒的宠信才爬上高位，恐怕是因为嫉妒。其实，希特勒是从历时一整年的勒热夫之战，才真正认识到莫德尔的才能和强悍的。
莫德尔1月16日见到了希特勒，转眼又于18日出现在第9集团军总部。他发布的第一道命令就带有强烈的个人印记，称自己将“以无可动摇的信心和坚定的意志，与官兵们携手并肩应对危机”。[插图]在总部听取汇报并研究局势后，他不容置疑地告诉参谋们：“集团军将于72小时里投入多个师发起反击，在解救奥列尼诺的被围部队的同时，也将把楔进来的苏军两个集团军隔离开来。”莫德尔向错愕不已的参谋长交代一番后，立即动身赶往北面的勒热夫，因为他将在那里亲自组织反击前的准备！从这一天起，莫德尔似乎把能量注入到了第9集团军这头流血困兽的身体里，卡雷尔曾在《东进》中这样写道：“……真是咄咄怪事，从莫德尔接管集团军的那一刻起，部队似乎又恢复了力量。这不仅是因为新指挥官的各项命令准确得惊人，也由于他的身影无处不在。参谋长克雷布斯上校在瑟乔夫卡负责照料总部，莫德尔的位置就在前线。他会在某个营部外突然从车上跳下，或骑马穿行于厚厚的积雪中，他也会走到官兵中鼓励、嘉奖或批评他们，有时甚至还提着手枪，在某个营的前头迎击突进来的苏军。到处都有这位生龙活虎的将军的身影，即便他没有去到的地方，官兵们也能感受到他的存在。”
莫德尔的反击发起前，还发生过一段轶事。陆军总部除从第3装甲集团军和第4集团军抽调部队保护交通运输线外，还承诺增援维廷霍夫的第46摩托化军（辖党卫军“帝国”师和第5装甲师），但要求莫德尔把它用在格扎茨克附近发动反攻，以消除苏军第33集团军对维亚济马方向的威胁。莫德尔闻讯后立即搭机赶往狼穴，当着希特勒的面，力陈把第46摩托化军用于奥列尼诺和勒热夫的理由，两人展开了火药味很浓的争辩。希特勒坚持要求莫德尔服从命令，但后者却盯着希特勒冷冷地说道：“我的元首，到底谁是第9集团军指挥官，您还是我？”不等接茬，莫德尔又对惊骇的希特勒说，他自己比只有地图可看的元首更了解前线状况！希特勒显然被这前所未闻的“抵抗”吓了一跳，他不仅允许莫德尔自主决定如何使用增援，还对不肯叩首的莫德尔立刻产生了敬意。
在勒热夫以西杀入德军后方的主要是苏军第39和第29集团军及第11骑兵军，其中第39集团军集中在瑟乔夫卡周边，第11骑兵军的目标是维亚济马，第29集团军则集结在勒热夫西南。1月21日晨，莫德尔在冰天雪地中按时发起反击，首先出动的是所谓的“瑟乔夫卡集群”（由第1装甲师、“帝国”师一部、第309步兵团和第2装甲师的第3装甲团等组成），这支没有多少坦克的集群从瑟乔夫卡出发朝奥列尼诺方向推进，既负责在途中压缩苏军的突破走廊，又负责攻击勒热夫西南的苏军重兵的侧翼。22日，德军第6军的突击集群在勒热夫西面沿着两条公路向西推进，试图与同步向东进攻的第23军会合，从而切断苏军第29和第39集团军与后方的联系通道。根据第9集团军战时日志的记载：“22日天亮后，莫德尔搭乘轻型飞机，沿着整个前沿超低空飞行，他还在指挥部附近降落和寻找‘热点’，并用言语和行动鼓励官兵。”到23日中午时，第6军和第23军的突击部队取得了联系，第9集团军在勒热夫西面的防线由此连成一体。重新缝合勒热夫西面的防线缺口，被后世史家称为是“中央集团军群在惨淡的冬日里到目前为止最耀眼的事件”。不过，第6军和第23军之间的“陆桥”还相当薄弱，莫德尔为加强“陆桥”防御和准备迎击苏军反攻，命令第46摩托化军统一指挥“瑟乔夫卡”集群和第86步兵师，准备发起歼灭勒热夫西南之敌的第二阶段作战。26日和27日两天里，加里宁方面军在“陆桥”北面向南猛攻，被切断的第29集团军也同步向北进攻，试图再次冲开对手的防线。德军第256和第206步兵师费尽力气，在第8航空军的帮助下总算保住了“陆桥”的无虞，而莫德尔也将党卫军“元首”团的一个650人战斗群派去防御最危险的结合部。在4门88毫米高射炮和5辆III号突击炮的支援下，库姆（Otto Kumm）领导的这个战斗群承受了最严峻的考验，据说最后仅有35名党卫军官兵幸存，勒热夫地域齐腰深的脏雪里展开的生死搏斗，其惨烈程度由此可见一斑，也难怪有后人曾说：“只有‘狂热’这个被滥用的形容词才能描述这场血战。”苏军官兵的勇敢虽令人感佩，但莫德尔不仅还之以同样的凶猛和强度，还有更强的意志力和无与伦比的能量。
2月5日，莫德尔下令消灭被围苏军，但是，由于自身兵力不足，被围苏军数量庞大且抵抗顽强，再加上包围圈外的苏军接连不断地进行救援，莫德尔只能进行一系列精心策划的小规模进攻。围歼苏军第29集团军的过程缓慢艰难，期间曾数度险象环生，最大的一次危机出现在莫德尔获颁橡叶骑士勋章和晋为上将的2月17日。当天，第46摩托化军所部成功夺取了苏军第29集团军的最后一个营地，但与此同时，包围圈外的加里宁方面军从北面发起了最后一次大规模救援，试图撕开“陆桥”后解救被围部队。苏军以多于之前任何一次的重炮和战机猛轰守卫“陆桥”的德军，潮水般的步兵跟在坦克后面向前沿涌来。曾有6辆坦克冲过德军防线后迅速南下，虽然身后的步兵多数都被挡住，但有段时间里似乎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这些坦克。它们最后摸到了正执行清剿任务的第1装甲师背后，中央集团军群急令中止清剿作战，要求莫德尔立即调派部队增援“陆桥”方向，而第9集团军的战时日志也曾留下这样的字眼：“以巨大努力和无数牺牲赢得的成功，似乎要在最后的关头丢失。”突破进来的苏军坦克最后还是被莫德尔集中部署的炮火摧毁。到2月20日勒热夫冬季作战暂告一段落时，莫德尔以伤亡5000人的代价守住了防线，同时造成苏军第29集团军阵亡26000人、被俘5000人。
1942年1月至5月末，莫德尔根据勒热夫地域的特点和自身兵力不足的现状，创造性地运用了一些具有“莫德尔特色”的防御战术。由于稀薄的兵力需要把守宽大的前沿，莫德尔认定无法采用“弹性防御”策略。对于许多部队使用的“支撑点防御”策略，莫德尔也不能认同，因为苏军既可以在支撑点之间的地带轻易渗透，又能集中炮火打击德军据守的村镇等支撑点。莫德尔所倡导和执行的策略是，竭力维持一条虽力量不足但具有连续性的防御前沿。由于防线没有缺口，他可以根据前沿哨所的观察和敌后侦察，来判断对手的意图，一旦发现异常，他会根据情报和自己的战场情境意识，立即向有可能遭受最大威胁的区域调派增援。莫德尔把各部的炮兵都集中在直属自己的第307炮兵司令部旗下，一旦某段前沿侦测到苏军的进攻意图，他会命令所有炮兵集中火力轰击对手。莫德尔深知自己的兵力不足，他一方面向上级积极索取增援，另一方面也在内部深入挖潜：他强令各级指挥部和二线单位减员5%，裁下来的官兵被立即编组到前沿步兵单位；由于撤退过程中损失了大量火炮和车辆，富裕出来的炮兵和技师等也被他集中派到步兵单位；他将装甲部队剩下的坦克拆分成连排级单位，命令他们支援步兵的防御，而失去坦克的官兵，则被他编组成滑雪营；希特勒曾明令禁止在前沿的后方构筑多条防御带，但莫德尔根本无视训令，“悄悄地”在后方构筑多条过渡防线，以备苏军突破之时自己能有缓冲的空间。此外，莫德尔还有一样“创举”值得一提——他在奥列尼诺亲手组建了1个能在各种地形条件下全天候作战的骑兵旅。这个被称作“莫德尔骑兵旅”的单位直属集团军总部指挥，旅长是第1装甲师第1摩步团团长德梅登（Karl-Friedrich von der Meden）上校，由3个骑兵团组成（拥有骑兵连、炮兵连、自行车连和坦克连），兵员来自于集团军8个步兵师的搜索侦察营。[插图]莫德尔在人员、装备和训练等方面全方位支持这个骑兵旅，而它在7月2日开始的“塞德利茨”作战中的确表现突出（历时11天的“塞得利茨”作战中，苏军第39集团军全军覆灭）。不过，莫德尔无缘目睹自己的杰作建功立业，他在5月23日巡视战事吃紧的别洛伊（Belyi）地域时，乘坐的侦察/联络机被机 *** 击中，他和飞行员都受了伤。莫德尔被送往医院急救后，开始了为期11周的康复过程，第9集团军指挥官的职务也暂由维亭霍夫代理。
德军勒热夫战场态势图（1942年1月25日）地图上并不起眼的勒热夫距莫斯科不到200公里，盘踞在这个突出部的第9集团军，就像一根楔入苏联腹地的长钉一样（被希特勒称为“触角伸向莫斯科的飞地”），不仅拖住了对手的大量兵力兵器，还成为莫斯科方向的苏军难以逾越的一道障碍。苏军试图消灭第9集团军的攻势，在1942年1月至1943年2月间几乎从未间断，规模巨大的进攻就有两次，其中的第一次发生在1942年7月底至10月初期间。加里宁方面军7月31日以两个集团军发起了进攻，西方面军8月4日也以两个集团军为主力展开攻势。第9集团军代指挥官维亭霍夫组织部队进行了顽强抵抗，但勒热夫东北部的防线还是在35万苏军的挤压下变得非常危险。正在德累斯顿家中养伤的莫德尔呆不住了，8月7日飞抵瑟乔夫卡后，立即着手收拾被压弯变形的防线。除了以标志性的“无穷能量”督导各部严防死守外，他还运用自己的影响力索要增援——8月16日，勒热夫的激战进入紧要关头时，莫德尔曾对克鲁格嚷道：“第9集团军快不行了，必须立即增援3个师。如果不能满足要求，集团军群就得对下一步出现的局面负责，也必须就怎样继续作战提供详细指令。”格兰茨曾对此评论说：“……最后通牒出自于1941年冬拯救过勒热夫的那个人，因而是无法忽视的，中央集团军群随后派出了必需的援兵，德军防线就此得以守住。”得到增援后，莫德尔以不断的反击反复挫伤苏军的势头，终于在9月底10月初时完全挡住了对手。
摄于1942年2月，莫德尔在元首大本营领受橡叶骑士勋章。中间是凯特尔，希特勒身后是其首席副官施蒙特，他手中拿的是莫德尔的橡叶骑士勋章。性格同样强悍坚韧的朱可夫立志要拔除勒热夫突出部这个眼中钉，9月底时，他即开始筹划发动一次规模甚巨的钳形攻势——这个代号“火星作战”的攻势，将与斯大林格勒方向的“天王星作战”几乎同步进行，西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7个集团军的百万重兵，将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发起向心进攻，目标仍是撕碎第9集团军，进而围歼中央集团军群。苏军进攻前的一个月里，莫德尔根据前线报告、战俘口供、空中和地面侦察以及无线电监听等多种手段，已判断出对手将在数周内进攻勒热夫突出部的东、西两面。虽无法确定进攻的准确时间和兵力配备，但莫德尔向东、西两面的重点区域大量增兵，又将整个防御体系梳理一遍，防区内遍布着依托地势而建的交叉火力网，多条防御带把诸多村镇、堡垒和支撑点连接起来。莫德尔预计苏军在东面的主攻方向会是第39装甲军把守的瓦祖扎（Vazuza）河方向，于是，他下令敷设大量雷场，还通过砍伐树木，为第307炮兵司令部集结的火炮提供理想的射击视域。在兵力配备上，莫德尔也做到在东、西和北三个区域都有机动预备队，第1装甲师则为集团军预备队，此外，必要时他还能从集团军群获得第12、第19和第20等3个装甲师的增援。11月25日，当朱可夫以80万部队和2000辆坦克发起“火星作战”时，莫德尔的前期准备和部署收到了效果。第39装甲军的瓦祖扎河防线正是苏军的主攻点，格兰茨曾这样描绘道：“……在第39装甲军方向，莫德尔每天都乘轻型飞机来到前沿，然后坐着半履带车在各级指挥部间转来转去。他把新情报传达给指挥官们，亲自去阵地巡视，也检查反击计划，或提供必要的增援。他向官兵们显示，任何一个战场上都有着他们的指挥官的身影。克鲁格的其他军长们无不仿效。”
苏军第20集团军的3个步兵师以伤亡过半的代价冲垮了突出部东面的首道防线，科涅夫立即投入第6坦克军和第2近卫骑兵军等扩大突破，但他没有料到，这些机动部队的蜂拥而至顿时严重堵塞了道路。莫德尔见状马上集中炮兵和俯冲轰炸机，无情地绞杀雪原上的苏军骑兵和坦克部队。苏军这两个军的余部最远曾切断过瑟乔夫卡至勒热夫的铁路，但始终无力扩大突破口的南北两侧，最后变成孤军深入的狭长箭头。第39装甲军军长阿尼姆以第5、第9装甲师及第78步兵师发起了南北对进的凌厉反击，到11月底时成功切断对手，几乎全歼了突进来的数万苏军。阿尼姆也因这一战功在一周后调往北非的突尼斯桥头堡，出任第5装甲集团军上将指挥官。
莫德尔需要“巡视”的战场并不止突出部东面，第9集团军实际上应对的是三面夹攻。北面是加里宁方面军重建的第39集团军，它缓慢但坚实地压迫着德军第23军的防线，西面的苏军第41和第22集团军则在别洛伊南北两侧实现了真正的突破，哈佩（Josef Harpe）的第41装甲军把守的防线已面临着弓弦将折的险境。面对着像钢刀一般向东突进的苏军第1和第3机械化军，莫德尔一边要求克鲁格增援第12、第19和第20装甲师，一边命令哈佩不惜任何代价死守别洛伊周边。哈佩在随后数日里进行了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防御战，致使苏军第41和第22集团军无法建立联系，第1和第3机械化军也始终都像细长且暴露的箭头那样无法会聚。12月7日，当苏军的进攻能力趋于衰竭之时，莫德尔在别洛伊南面向苏军第41集团军占据的小突出部发动夹击，新援第19和第20装甲师在南，第1装甲师和“大德意志”师居北，三日后完成合围，一周内基本全歼了苏军第1机械化军和第6步兵军。哈佩也以类似的夹击方式解决了第3机械化军的威胁。12月11日，朱可夫在突出部东面投入了预备队第5和第6坦克军的350辆坦克，试图由东向西冲垮德军防线，搭救被困在别洛伊两侧的部队。但是，莫德尔的防御战术再次发挥出惊人威力，疏而不漏的阵地上喷出的致命火舌，机动灵活的炮兵射出的准确炮火，间或点缀着凌厉的装甲反击，既让苏军留下了300辆坦克和装甲车的残骸，又吞噬了以人浪队形勇敢冲锋的无数官兵。
12月20日，朱可夫无奈地承认“火星作战”已告失败，仅有9万人、不超过200辆坦克的莫德尔，使这位苏军名帅遭受了二战期间最惨痛的失败。持续一个月的拉锯战中，苏军损失了占投入兵力40%的33.5万人（10万人阵亡）、1852辆坦克（德军数字）和1100门大炮，这当然会令朱可夫和红军丢尽颜面，以至于战后的几十年里苏方一直拒绝承认此战的存在。朱可夫本人在回忆录中曾以极少的篇幅，语焉不详地提及了勒热夫突出部的作战，而先后以加里宁方面军和西方面军司令员身份与莫德尔对垒整整一年的科涅夫元帅，在其回忆录中只是留下了一串“……”。
有后人曾称，莫德尔令“火星作战”受挫，是他“军旅生涯最大的成就之一，也是二战期间令人印象最深刻的防御战胜利之一”。[插图]这个说法当然毫不过誉，即便在当时，勒热夫的成功也为莫德尔赢得了“防御雄狮”的称号，虽然上级和一些同僚仍视他为冷酷无情的家伙，但无人否认他是个才具非凡的战术家。不过，莫德尔深知，第9集团军防御成功的代价同样高昂（4万人的伤亡使其战损率同样高达40%），挫败苏军的两次大规模攻势其实也是险中取胜，不可能永无止境地以疲弱之兵据守麻烦不断的突出部。随着斯大林格勒城外第6集团军覆灭的命运已然锁定，莫德尔认为希特勒“再度进攻莫斯科”的梦想已不现实，勒热夫突出部作为进攻跳板的作用也就此荡然无存，而四处缺少兵力和装备的东线德军，还没有奢侈到在勒热夫部署几十个师的“闲子”的程度。基于这些考虑，莫德尔、克鲁格和参谋总长蔡茨勒向希特勒提出放弃勒热夫突出部，理由之一就是这里一直都是险情频传的麻烦根源，另外，530公里的前沿缩短后，释放出来的大量兵力可以组成数量可观的预备队。几经努力之后，希特勒终于在1943年2月6日松口，批准第9和第4集团军从3月1日起撤往在勒热夫突出部根部构建的新防线。根据蔡茨勒的战后忆述，中央集团军群在获准撤退前已经开始秘密准备，并在前沿至突出部根部之间修筑了数条过渡阵地。获得明确批准后，克鲁格和莫德尔的参谋们夜以继日地连轴工作，很快制定出详尽的撤退计划，包括撤退日期和路线、行政后勤部门的先期撤离、军火与物资装备的转运、侧翼防御的强化、撤退路线周边的布雷和过渡阵地等，当然也包括撤离前炸毁军用设施和铁路车站等措施。3月1日，克鲁格下达了撤退命令，最先撤离的是最北边的勒热夫守军和第4集团军位于最东边的格扎茨克的部队。这些部队到4日完成撤离后被派至两翼加强警戒。苏军虽然很快发现了德军有“逃跑”迹象，但担心是陷阱，因而在迟疑中不敢贸然追击，另外，似乎苏军最高统帅部不太确定应如何应对这种局面。3月7日，莫德尔所部撤离瑟乔夫卡，由于苏军阻挠德军撤退的主要区域集中在维亚济马公路两侧，以及北面的尼基京卡（Nikitinka，位于别洛伊东南）一带，莫德尔组织部队经过反击逼退了苏军。12日，第9集团军抵达了撤退过程的中线——别洛伊至维亚济马的过渡防线，五天后第4集团军所部率先到达突出部根部，而莫德尔集团军又经过了两条过渡防线，于21日进抵杜霍夫希纳西面的新防线。至此，第9和第4集团军在伤亡极少的情况下完成了最远达160公里的撤退，前沿从530公里长锐减为200公里，15个步兵师、2个摩托化步兵师、3个装甲师、1个党卫军骑兵师以及数个高级指挥部在撤退完成后转为预备队。
1943年4月2日，莫德尔被授予德军第28枚（陆军第6枚）双剑骑士勋章，这时，他的第9集团军已从中央集团军群的左翼调动到南翼的奥廖尔。在莫德尔的撤退完成前，布施上将的第16集团军也刚刚撤离据守了一年多的杰米扬斯克突出部。不过，当苏军1943年初发起的一系列反攻（重中之重自然是斯大林格勒之战）终结之时，苏德双方反复争夺的前沿出现了犬牙交错的状况：苏军在库尔斯克地区形成了朝西的突出部，而这个突出部的南、北两面都是德军的突出部，即莫德尔在北面占据的奥廖尔突出部，以及曼施坦因在哈尔科夫反击战得手后夺下的哈尔科夫突出部。哈尔科夫反击战大胜后，满脑子进攻念头的曼施坦因敦促希特勒和陆军总部，一旦泥泞季节过去，应尽快夺取苏军中央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占据的库尔斯克突出部。曼施坦因得到了参谋总长蔡茨勒的支持，后者也很快拿出了代号“城堡作战”的方案，希特勒出于夺回战场主动权的考虑，特别是想以一场胜 *** 提升斯大林格勒战役后的士气，倾向于支持曼施坦因的速战观点，但他不能不考虑莫德尔——“城堡作战”中的北翼主角——的看法。
莫德尔第9集团军撤离勒热夫突出部的路线示意图（1943年3月）在有“绞肉机”之称的勒热夫奋战14个月后，莫德尔认为当务之急是做好防御和休整补充，以完备的防御体系“静候”苏军无可避免的后续攻势。莫德尔对“城堡作战”一开始就缺乏热情，但态度相当“狡猾”。他不像曼施坦因和蔡茨勒那样力主尽快进攻（莫德尔的上级克鲁格属于这一阵营），也不似装甲兵总监古德里安那样大叫此战“毫无意义”，他只是表示自己不满“城堡作战”眼下的方案和时间进度。4月，莫德尔越过克鲁格直接找到希特勒，声称第9集团军的形势很糟，步兵师的兵力只及编制的60%，装甲部队和炮兵的力量也远不及南面的第4装甲集团军，而面对的苏军中央方面军兵力兵器却十分雄厚。不过，莫德尔说他的集团军也有可能投入进攻，但前提条件是必须获得足够的增援，尤其是新列装的豹式、虎式坦克和费迪南德坦克歼击车等。4月底，莫德尔又向陆军总部提交了报告，他的腔调这时变成了“即使获得强援，这场进攻也只会收获巨大的损失，没有成功的希望”。希特勒不能不重视莫德尔的意见，在高级将领们的争辩中，希特勒几度摇摆，先后四次推迟“城堡作战”的发起日期。莫德尔虽陆续获得了增援和兵器装备，但他对于需正面强攻苏军防线依然不满。由于预计到己方的进攻可能会无功而返，而对手一旦突破左侧的第2装甲集团军的防线，第9集团军就将被切断后路，于是莫德尔悄悄地在前沿后方百余公里处构筑了三条防线【其中一条是奥廖尔突出部根部的“哈根”（Hagen）防线】，以备不时之需。有德军将领战后曾称，莫德尔的真实意图是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不断拖延时间，等苏军失去耐心率先进攻时，再由他来打一场擅长的防御战。此说或许有理，但谁又能肯定，莫德尔的意图不是拖上几个月，静候希特勒根据形势的变化主动取消这场无望的进攻战呢？
无论如何，“城堡作战”最后定于7月5日发起。莫德尔的集团军此刻已成为东线德军曾出现过的实力最强的部队之一，他拥有5个军、19个师（第20军、第46、第47和第41装甲军以及第23军），不少于7个装甲师或装甲掷弹兵师被部署在库尔斯克突出部的北面肩部。莫德尔的任务是突破苏军中央方面军前沿，担负主攻的第47装甲军（第2、第9和第20装甲师及第505重装甲营）将沿着奥廖尔—奥利霍瓦特卡（Olkhovatka）—库尔斯克的公路和铁路之间的区域南下，以进抵库尔斯克城北的高地，并与北进的第4装甲集团军所部会师为最终目标。莫德尔还得到2个营（90辆）的费迪南德坦克歼击车（编入第656坦克歼击团）、1个IV号突击炮营的加强，以及整个第6航空队的支援。罗科索夫斯基的中央方面军在突出部部署了第60、第65、第70、第13和第48等五个合成集团军，后三个集团军把守前两条防御带，第60和第65集团军负责监视突出部西面的德军动向，第13集团军负责突出部北面的肩部，因而直接面对莫德尔集团军。罗科索夫斯基的预备队包括第2坦克集团军及第9和第19坦克军。总的来说，突出部北面的苏军6个集团军拥兵70余万，装备有1800辆坦克、10000余门大炮和迫击炮。
摄于1943年7月初的库尔斯克会战期间，德军步兵从堑壕中爬出来准备作战。莫德尔在苏军第13集团军把守的19公里前沿集结了10个师和大约1000辆坦克，但他在7月5日只投入了第20装甲师，主要依靠炮火、工兵以及装甲厚重的费迪南德坦克歼击车等敲开对手的前沿。莫德尔在首日以伤亡7000人的代价，在苏军第一道防线上敲开了30公里宽、14公里深的缺口，次日他投入了第2、第9和第18装甲师，试图冲垮对手的第二道防线。罗科索夫斯基也在次日投入了第2坦克集团军，400多辆坦克在第二道防线边缘与德军展开了一场坦克战，前沿步兵师也以最大的勇气和牺牲阻止德军进入开阔地。在烟尘弥漫的晴朗夏日里，莫德尔的装甲师缓慢地朝着奥利霍瓦特卡推进，而罗科索夫斯基也富有技巧地投放预备队，既正面迎击德军矛头，又持续不断地打击对手的侧翼。由于进展缓慢，莫德尔8日投入了预备队第4装甲师，但还是受阻于奥利霍瓦特卡西南的高地，苏军的密集雷场、反坦克阵地、埋伏的坦克和步兵们似乎树起了无法逾越的铜墙铁壁。莫德尔在10日和11日曾多次试图攻克这里的山脊和高地，但均告失败。虎式坦克和费迪南德坦克歼击车虽然堪称“杰出的杀人机器”，但频发的机械故障、缺乏近战武器以及乘员不熟悉手中的利器等原因，使这些装备远不能成为突破的真正矛头。到11日，莫德尔的损失已超过2万人，还有88辆坦克和突击炮完全报废（另有250辆受损），虽给对手造成惨重的损失（罗科索夫斯基一周内损失3.3万人和526辆坦克），但德军根本经不起这样的消耗——据说，心烦意乱的莫德尔黯然承认，至少在他的方向上“国防军正面临着起起落落的损耗大战”
7月10日，当莫德尔向奥利霍瓦特卡西南高地发起首次进攻时，南面的党卫军第2装甲军也正朝着普罗霍罗夫卡（Prokhorovka）推进，并在稍后使这个地名在很大程度上被等同于“库尔斯克坦克大决战”。同日，从遥远的西西里岛传来了盟军登陆的消息。两日后的清晨，布良斯克方面军和西方面军向奥廖尔突出部北侧的德军第2装甲集团军发起了代号“库图佐夫作战”的大规模攻势。莫德尔此前的担心变成了现实，但他的反应极为敏捷，立即命令哈佩率第41装甲军（现包括3个装甲师、1个摩步师和第636坦克歼击团）脱离战场和驰援北线。14日，希特勒命令莫德尔统一指挥第9集团军和第2装甲集团军，任务是恢复奥廖尔突出部已经开始糜烂的局面。15日，罗科索夫斯基的中央方面军向奥廖尔突出部的南面发起了进攻，这样，莫德尔就以突出部内的37个师（47.5万人和852辆坦克），对抗苏军三个方面军（120余万人和2800辆坦克）发起的向心进攻。
德军“城堡作战”及苏军“库图佐夫”和“鲁缅采夫”反攻作战示意图（1943年7月—8月）罗科索夫斯基方面军由于在前阶段作战中损失惨重，这个方向的攻势很快便被莱梅尔森（Joachim Lemelsen）的第47装甲军挡住。伦杜里克（Lothar Ren *** c）的第35军负责防御突出部的东面，虽然只有4个严重减员的步兵师，但他以不俗的防御技巧和坚韧的意志，也在最初几日挡住了布良斯克方面军两个集团军的攻击。形势最险的是苏军主攻的突出部北面，即哈佩负责防御的方向，苏军在这里部署了包括第11近卫集团军和第4坦克集团军在内的4个集团军的重兵。莫德尔为了集中用兵，把所部重组为三个“军群”，分别交给哈佩（北翼）、伦杜里克（东翼）和莱梅尔森（南翼）统一指挥。7月19日，布良斯克方面军在步兵尚未突破伦杜里克军群防线的情况下，冒险投入雷巴尔科（Pavel S. Rybalko）的第3近卫坦克集团军。莫德尔冷静地把第36步兵师、第2和第8装甲师及第636坦克歼击团派到伦杜里克的战区发起反击，一周的激战过后，雷巴尔科的700辆坦克中，竟有669辆损失于奥廖尔接近地！[插图]哈佩方向也不断得到增援，最多时他曾控制着6个装甲师、3个装甲掷弹兵师和8个步兵师，兵力约占莫德尔总兵力的一半有余。7月26日，苏军第4坦克集团军的500辆坦克被投入战场，哈佩军群的前沿几度濒临崩盘，但莫德尔设法又从中央集团军群那里弄来了预备队，哈佩也得以保持防线不被撕裂。到7月最后几日，东线德军16个装甲师中的8个都集中在奥廖尔突出部。虽然莫德尔能够力保防线不失，但他也知道不可能长久地如此拆东墙补西墙，他在加快修筑“哈根防线”、撤出2万伤员及5万余吨物资的同时，极力说服希特勒批准撤退。他很有技巧地告诉元首，如果允许他边战边撤往“哈根防线”，那么释出的装甲部队就能立即发动新反击和夺回失地——希特勒在7月31日“欣然”应允，这种策略也将成为莫德尔惯用的“忽悠”手法之一，而奇妙的是，希特勒竟每每必从。
第2装甲集团军和第9集团军撤往“哈根防线”的行动被冠以“秋季旅行”（Herbstreise）的代号。8月1日，当莫德尔开始撤退时，苏军注意到了对手的动向，立即加大了进攻的强度。尽管苏军汲取了勒热夫突出部的教训，但莫德尔依然从容地指挥几十万大军分阶段撤退，他本人跟随担任后卫的第12装甲师行动。苏军穷追不舍，虽收复了奥廖尔等一座座被烧成废墟的城镇，但在莫德尔的每条过渡防线前，都遭受到沉重打击。到8月18日德军基本撤至“哈根防线”时，苏军三个方面军历时38天，终于收复了奥廖尔突出部，但付出的代价是何等的高昂——损失429890名官兵（其中112000人阵亡）和2586辆坦克！按照德军的标准，莫德尔的损失——60804人和250辆坦克——也可谓不菲，但他不仅避免了被围，摆脱了追击，还造成对手7倍的伤亡！令人震惊的是，他竟然还把11732名战俘一起带到了新防线！
在新防线刚刚立足，莫德尔手下的部队便被陆续调离——曼施坦因的南方集团军群在8月23日弃守哈尔科夫后，向第聂伯河方向撤退；苏军西方面军与中央方面军眼见无法围歼莫德尔所部，便把复仇的怒火撒在了他的左邻第4集团军和右邻第2集团军身上，莫德尔的装甲师和摩托化部队很快被调去增援这些处境危险的邻居。9月7日，当莫德尔自己遭到布良斯克方面军的攻击时，他身边只剩下了1个装甲师。第2和第4两个集团军虽然得到强援，但他们的指挥官缺乏莫德尔、哈佩、伦杜里克等人的防御才能与强悍意志，很快便开始后撤，结果险将莫德尔所部置于两翼皆被包抄的险境。9月17日，莫德尔被迫放弃驻守了一个月的布良斯克，于9月末时率部撤到第聂伯河西岸。
诚然，莫德尔在奥廖尔突出部取得了一次杰出的防御战胜利，但他对库尔斯克之战的失败，似乎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许多战史著作在评论此战时，多集中于曼施坦因的“功败垂成”（是所谓“失去的胜利”），而对第9集团军的北线战事，则往往以“莫德尔上将的攻势受阻”轻轻带过，隐约间似乎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似乎是莫德尔的作战不力才造成了南翼和整个战役的失败。但是，如果将先天不足的“城堡作战”失利的责任完全归咎于莫德尔，那显然也有失公允。军事历史学家西蒂诺（Robert M. Citino）在分析“城堡作战”中苏德双方谁更胜一筹时曾写道：“……1943年的德军还有许多强项：一支受过良好训练、具有献身精神和攻击性的军官团；有很多不管是出于事业心、还是意识形态或忠于团体等原因而愿意赴死之人；第一次在东线拥有了质量明显占优，但存在磨合问题的物资装备。然而苏军也有一手好牌：一个能力很强的统帅部，其自信心在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胜利后正在增强；校级军官和普通士兵已学会信任彼此应对德军进攻战术的能力；在经常被忽视的野外筑垒艺术方面有着传统优势……”笔者虽基本赞同这种结论，但是，莫德尔在奥廖尔突出部之战中的惊人表现（苏军损失了几乎一个方面军的兵力兵器），又使西蒂诺的分析显得有些苍白无力。毕竟，在相邻区域几乎同时展开的两场战事，其结果竟有天壤之别，细究起来，其原因可能在于强人莫德尔或许真是一位“守强于攻”的防御奇才。
东线“救火队长”
1943年11月初至1944年1月末，莫德尔难得地在德累斯顿的家里休息了近3个月——因库尔斯克之战的失利和奥廖尔突出部的失守，莫德尔在1943年11月5日被解职，进入所谓的“元首后备将领池”听调。这是对莫德尔的一种惩罚吗？史家施泰因在其著作中称，“希特勒一开始还不知道该拿莫德尔怎么办”。纽顿则更可信地指出，莫德尔的被解职，只是最高统帅部储备高级将领的一种方式，希特勒可以拿这些将领随时替换那些失去其信任的指挥官。至少，在战场相对稳定的时候，让一些长期承受巨大压力的将领短暂地离职休养，不失为预防他们“能量耗尽” 的办法之一。
1944年1月28日，希特勒紧急召见莫德尔，命令他接替屈希勒尔（Wilhelm von Kuechler）元帅出任北方集团军群指挥官。北方战场的第18集团军此时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两星期前，苏军沃尔霍夫、列宁格勒和第2波罗的海方面军携手突破了它的防线，为避免被围歼，屈希勒尔未经批准即命令所部撤往爱沙尼亚境内的“猎豹防线”，结果被无情解职。北方战场的局势的确不妙——林德曼（Georg Lindemann）将军的第18集团军只剩下17000名步兵，党卫军第3装甲军和第26军残部正在纳尔瓦周边苦战；南面的鲁加（Luga）河前沿正遭受苏军3个集团军的重击，守军第38军和第50军试图围绕鲁加构筑一系列支撑点，但原有5个师兵力的第38军仅剩5500名作战人员，防御正面却宽达60余公里；最南面的是盘踞在旧鲁萨至霍尔姆一带的第16集团军，虽然情形稍好，但其第10和第2军防守的区域更加漫长宽大。
莫德尔在31日抵达位于普斯科夫（Pskov）的集团军群总部后，便立即下令采用他的“盾与剑”战术，以求全力迟滞苏军推进。所谓“盾与剑”战术，其核心便是撤退，但有着一个动听的幌子——释出兵力后，将在短时间内以局部反击夺回失地。老谋深算的莫德尔算是摸透了元首的脾性，他的“盾与剑”实为巧妙的心理战术，而希特勒再也不用为“撤退”这两个字眼大光其火。其次，莫德尔严令纳尔瓦和鲁加两个方向的德军建立“刺猬”型防御周边，同时也想尽办法为他们补充兵力，他下令取消休假，到处截留散兵，轻伤员一律归队，又像他在勒热夫时所做的那样，把5%的二线部队编入步兵单位并送往前线。第三，莫德尔毫不迟疑地向希特勒索取援兵，同时，希姆莱的党卫军、邓尼茨的海军、戈林的空军地面部队等都成为他求援的对象。莫德尔凭借其影响力很快为北方战场带来一批增援（包括“统帅堂”装甲掷弹兵师及一些从本土和挪威开来的部队）。2月初，莫德尔将守卫纳尔瓦周边的党卫军第3装甲军、第43军和第26军等编组成集团军级支队，交给步兵将军施蓬海默（Otto Sponheimer）指挥，到月底时，他又把第9集团军的老部下弗里斯纳（Johannes Friessner）调来，接任改名后的“纳尔瓦集团军级支队”指挥官。1944年2月末至7月末，弗里斯纳在纳尔瓦地区进行了一场既疯狂、又颇富技巧的防御大战，某种程度上，这位将军似乎得到了莫德尔防御战术的真传。莫德尔暂时稳定了自己的北翼后，开始在中路的鲁加河防线以所谓的“盾与剑”战术发动反击。2月9日，苏军第42集团军强渡鲁加河后开始从西面包围鲁加城，莫德尔命令第26军的3个师外加第12装甲师发起反击。这一反击迟滞了苏军的包围攻势，但之前失去的地盘再也无法夺回。苏军夺取鲁加、从南面包抄第18集团军的势头已难以遏制，就连希特勒也在地图上看出了这一点。元首主动致电莫德尔，声称如果他觉得实有必要，可相机撤至“猎豹防线”，而莫德尔此刻正在前线粗暴地教训指挥官们如何严防死守！
莫德尔于2月17日下令，沿数条过渡阵地撤往“猎豹防线”，一切都像他在勒热夫和奥廖尔突出部做过的那样有条不紊，到3月1日时所部基本完整地进入了新防线。就在同日，“充满感激”的元首晋升莫德尔为元帅，而6年前的3月1日他刚刚成为少将，虽然星途略逊于隆美尔，但这种蹿升速度也足够惊人了。3月28日，鉴于北方战场趋于稳定，莫德尔在交给陆军总部的报告中称，自己能抽出2个师支援危境中的南方集团军群。但是，当陆军人事局长施蒙特将军当晚打电话给他，称元首已决定由他取代曼施坦因掌管南方集团军群时，莫德尔立即修改报告，改口说北方战场能贡献5个师和1个军部，如果轮换部队能及时到达，就连第12装甲师也可调往南方。第二天，意犹未尽的莫德尔又将可立即调往南方的部队增加到6个师，甚至还下令参谋长立即开始部署！[插图]莫德尔在这件事上的表现有点龌龊，反映了其性格中自私的一面，如果不是参谋总长蔡茨勒及时出面阻止，北方集团军群很可能被莫德尔抽走半边脊梁。
3月31日，莫德尔成为南方集团军群（数日后改称北乌克兰集团军群）指挥官。他到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按曼施坦因去职前拟定的计划，救援老同学胡贝的第1装甲集团军。胡贝装甲集团军的20余万官兵（含南方战场9个装甲师中的7个）被朱可夫和科涅夫的第1和第2乌克兰方面军包围已有一周，莫德尔到任时胡贝正在率部奋力向西突围。4月初，莫德尔的另一老熟人、第4装甲集团军指挥官劳斯，奉命指挥党卫军第9、第10装甲师及第100轻步兵师接应胡贝西向突围，两个装甲集团军的先头最终在4月6日建立了联系（详见第2卷第7章）。4月15日，莫德尔设法恢复了南方战场的局面，建立起一条北起布罗迪、南至德涅斯特河的完整防线。但他还有一大心病，即被苏军4个步兵师围困的交通枢纽捷尔诺波尔。这个不大的城镇是被希特勒宣布为“堡垒”的首批城镇之一，那里的4600名守军得到了“不惜一切代价死守”的严令。自3月23日完全被围到4月8日，捷尔诺波尔守军已有16名军官和1471名士兵阵亡或失去战斗力，剩下的官兵一直面临着被歼灭的危险。待胡贝集团军突围成功，劳斯集团军的形势也趋于稳定时，莫德尔责成巴尔克的第48装甲军于4月11日展开救援。巴尔克投入了来自第8装甲师和党卫军第9装甲师的两个装甲战斗群（100多辆坦克），另外，莫德尔还得到了第8航空军的承诺——只要天气允许，航空军的所有单位都将出动支援。12日，希特勒致电莫德尔，要求他“不惜一切代价解救捷尔诺波尔守军”，同时又在致电守军指挥官时称“要不惜一切代价地守住，解救你们的命令已经下达”。都是“不惜一切代价”，无论是守军、还是救援部队，都在忠实地执行命令，但救援攻势开始得太晚，发起后天公又不作美，苏军亦不肯配合，救援部队沿途遭遇了极大的天气和地形困难，当然还有苏军最顽强的阻击。莫德尔亲自到巴尔克的军部关注作战进展，甚至最后还出现在攻击矛头的装甲指挥车上督战，但无论是他的鼓励，还是恫吓，都无法改变救援失败的命运——4月17日，虽然德军装甲部队距捷尔诺波尔只有10公里之遥，但苏军已几乎全歼了弹尽粮绝的守军，只有55人陆续逃出，其中没有一名军官。
拍摄时间和地点不详，莫德尔正与一些党卫军官兵交谈。或许是这次失败 *** 了莫德尔的神经，他开始比以往更多地直接干预各级指挥官的职权。梅林津在战后曾称赞过莫德尔的“战术技能和即兴发挥天才”，但也不客气地指出：“他的方式当然绝不可能让下属指挥官们高兴，因为他总是把部队拆散后派去封堵缺口，这些七零八落的单位在陌生指挥体系下长时间作战，只有在遭受相当伤亡后才有机会回归本部……莫德尔在许多情况下也在打着一场‘希特勒下士的战争’……他甚至向最小的作战单位直接下令，有时还亲自率领他们作战。”[插图]不知道是因捷尔诺波尔救援战的失败而迁怒于第48装甲军军长巴尔克，还是因为后者主张采用“弹性防御”战术，莫德尔与巴尔克很快发生了摩擦。巴尔克充分认可莫德尔的成就，承认后者的许多战略和战术无论是在总体层面，还是细节方面都是正确的，他也承认莫德尔肩负的担子很重，但他还是认为，这位元帅处理事务时的爱冲动和前后不一致的方式，经常造成混乱和麻烦，此外，元帅还时常插手职权范围外的事务，或对下属的权威造成直接伤害。5月1日，莫德尔曾到第48装甲军视察，大约是指手画脚甚多或对下级毫不留情，抑或是发布了自相矛盾的命令，巴尔克要求与莫德尔关起门来面谈。巴尔克不客气地指出他不能以这种方式领导部队，尤其是战前把指挥官们都晾在一边。莫德尔当时一直静静倾听，也承认巴尔克所言多数都有道理。梅林津战后曾说，莫德尔此后再也没到过第48装甲军。如果莫德尔仅仅是不再理睬巴尔克也罢，他竟然下令调走巴尔克的2个装甲师，仅让后者负责4个力量单薄的步兵师，这对装甲兵将军巴尔克来说应是一个侮辱。或许莫德尔是在借机报复，顺带将巴尔克影响战局的能力削弱到最低程度。果然如此的话，再联想到莫德尔在调离北方集团军群前夕有些首鼠两端的自私表现，他心胸不够开阔的弱点确实可见一二。
莫德尔成功挫败了苏军向喀尔巴阡山区的推进以及进入匈牙利的企图。但是，在1944年的初夏，东线德军正处于疾风骤雨到来的前夜，在苏德战争爆发三周年的6月22日，苏军4个方面军的200个师在很短的时间间隔内，向布施元帅的中央集团军群发起了全线进攻。布施的4个集团军只有38个力量严重不足的师，防线从北面的维捷布斯克延伸到南面的莫济里（Mozyr），苏军在兵力和重武器（坦克和大炮）方面分别占有6比1、10比1的绝对优势，此外还拥有完全制空权。第1波罗的海和第3白俄罗斯方面军对维捷布斯克的德军第3装甲集团军于22日发起了钳形攻势，德军第33军几乎错愕间就被围歼；23日，第2和第3白俄罗斯方面军朝着奥尔沙和莫吉廖夫推进，德军第4集团军几乎全线崩溃；24日，罗科索夫斯基的第1白俄罗斯方面军又撕裂了莫德尔的老部队第9集团军的防线。布施忠实地执行着希特勒僵硬的堡垒防御策略，结果一败涂地，当27日就用光了预备队后，也未能阻止对手铺天盖地的攻势。维捷布斯克、奥尔沙、莫吉廖夫和博布鲁伊斯克（Bobruisk）这四座“堡垒”很快被围，同时，苏军装甲洪流裹挟着沿途的一切抵抗，朝着明斯克方向高速冲去。德军中央战场的局势可谓危险到了极点，遭到所有人责难的布施在屈辱愤懑中被解职。莫德尔被紧急派去拯救中央战场，为便于调遣援兵，他还同时兼任北乌克兰集团军群指挥官（哈佩代行指挥权）。这样，他一个人就统帅了东线三分之二的部队，就连曼施坦因在自己的巅峰时刻也未曾有过这样的权限。有后人在评论此刻的莫德尔时曾写道：“……莫德尔可能是当时的现役将领中除伦德施泰特外最优秀的战术家，他在勒热夫、奥廖尔和列宁格勒等地区成功的即兴发挥，帮助他赢得了希特勒的青睐。但是，把中央集团军群面临的灾难降到最低程度，无疑是他的最大一次挑战。”
摄于1944年5月，莫德尔正与MG-42机枪班的成员交谈，似乎是在告诉士兵们如何有效地使用这种武器。莫德尔到明斯克就任后，首先将之前僵硬的防御策略改为“弹性防御”，把重中之重放在堵住最危险的防线漏洞上。他打算先与被围的第4和第9集团军建立联系，之后再把拉伸过长的防线缩短夯实。来晚了也许是原因之一，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对手摧枯拉朽的攻势已无任何力量可以阻挡，莫德尔的一切努力都显得徒劳无助。他在波洛茨克（Polotsk）—别列津纳—斯卢茨克一线部署的防线很快瓦解，虽然从北乌克兰调至明斯克的第5装甲师向苏军第5近卫坦克集团军发起了一场精彩的反击，但到7月2日时，连莫德尔自己都心情沉重地承认，被围于明斯克和别列津纳之间的第4和第9集团军大部（近10万人）已无望逃出重围。结果，第9集团军一部竟能成功突围，但第4集团军正如预料的那样基本覆灭。到7月3日明斯克失守时，中央集团军群已损失了25个师和大批武器装备。为遏制苏军西进的势头，莫德尔准备在明斯克的西面，沿着莫洛杰奇诺（Molodechno）—巴拉诺维（Baranovichi）一线建立新防线。他敦促希特勒从北方抽调兵力防守莫洛杰奇诺，但北方集团军群早已自顾不暇，它的最右翼与莫德尔的第3装甲集团军之间被捅开80公里宽的缺口，而第3装甲集团军的右翼至莫洛杰奇诺还存在更大的缺口，苏军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包围整个第3装甲集团军。莫德尔随后要求元首把北方集团军群撤到里加一带，以便释出兵力火速增援中央战场，但希特勒拒绝了这个建议。苏军大本营看准德军没有兵力填补漏洞的战机，迅速命令各方面军掀起新的进攻狂潮：第1波罗的海方面军向立陶宛和拉脱维亚推进；第3白俄罗斯方面军兵分两路，一路从莫洛杰奇诺经维尔纽斯向立陶宛的考纳斯（Kaunas）进军，另一路则经由涅曼河扑向东普鲁士；第1白俄罗斯方面军从巴拉诺维奇朝华沙东北进军；第2白俄罗斯方面军则朝比亚韦斯托克方向推进。光是这些方面军的名字，就足见莫德尔面对着怎样的一个危局！高速前进的苏军坦克部队经常无视莫德尔派去填缺补漏的部队，把这些疲弱的德军交给跟进步兵师分割歼灭，其战术风格与三年前德军装甲矛头深入苏联腹地时简直如出一辙。除不停的骚扰和局部阻击以争取时间构建新防线外，莫德尔能做的还真不多。不过，他还是成功说服了希特勒，把大批部队从一系列实为死亡陷阱的所谓“堡垒”中撤了出来。随着维尔纽斯—利达—巴拉诺维奇防线的告破，在没有增援的情况下，莫德尔只能继续西撤。7月中旬，东线德军的局势再次恶化，莫德尔的左右邻居们都遭到对手的大规模进攻，尤其是哈佩任代理指挥官的北乌克兰集团军群，遭到了强大的科涅夫第1乌克兰方面军的攻击。在这场史称“利沃夫-桑多梅日（Lvov-Sandomierz）攻势”的作战中，哈佩率部进行了顽强抵抗，但在对手的压倒优势下，利沃夫于7月27日被攻克，科涅夫所部随即开始朝维斯瓦河奔袭。次日，罗科索夫斯基方面军一部攻克了布列斯特，第2坦克集团军甚至已抵达华沙郊外。不过，经过一个多月的推进和无休止恶战，苏军的后勤补给线已拉伸过长，进攻部队的弹药油料即将告罄，进攻能量也逐渐衰竭并最终停顿下来。与此同时，莫德尔的补给距离越来越短，也相应地得到了一些强援，如党卫军“骷髅”师、“维京”师、“大德意志”师、戈林装甲师和第19装甲师等精锐部队。有了这些增援，莫德尔终于能将苏军阻遏在维斯瓦河一线。这里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8月初爆发的华沙起义。出于复杂的政治原因，斯大林命令华沙战场上的罗科索夫斯基暂停打击莫德尔所部（有后人称这是有意让德军腾出功夫镇压华沙暴动）。莫德尔察觉到罗科索夫斯基改变了咄咄逼人的压迫战术，立即抓紧时间重建自己的防线，至于镇压华沙起义，在他看来那是与他根本无关的党卫队的任务。
苏军1944年夏季攻势示意图（1944年6月—9月）8月初，莫德尔终于能向元首报告好一点的消息了——北起希奥利艾、南至普瓦维（Pulawy，位于卢布林西北）的一条完整防线已经建立起来，虽仅有40个师看护近700公里的防线（面对着苏军143个步兵师外加12个骑兵师和2000辆坦克），但莫德尔确信自己能坚守一段时间，还有进行局部反攻的余地。这样，莫德尔算是完成了交给他的稳定东线的艰巨任务。诚然，德军自6月以来损失了近百万人和无数的武器装备，莫德尔除了撤退以外也没有更多选择，但他说服希特勒放弃了“坚守至最后一人一弹”的堡垒政策，也算是一大成功。极其卖力的莫德尔，在即将崩盘的危急时刻表现出抓住稍纵即逝之机会的嗅觉和能力，对本部、增援和预备队等的部署使用也都有着很高的水准。他在危机中从未丧失信心，也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最重要的是结果——他创立了一条完整防线并使之稳定下来，古德里安也由衷地赞赏莫德尔以最坚定的方式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就在莫德尔应对危局时，7月20日发生了刺杀希特勒的事件。莫德尔是第一个致电元首再表忠心的元帅。希特勒从未怀疑过莫德尔，尽管北乌克兰和中央集团军群总部里都有一些反纳粹的地下组织成员。希特勒称赞莫德尔是“东线救星”，他表达感激的方式是在8月17日授予莫德尔第17枚钻石骑士勋章。在授勋仪式上，纳粹元首甚至动情地说道：“如果不是因为你、你英雄般的壮举以及你对勇敢的军队的睿智领导，俄国人或许今天已跨入了东普鲁士，甚至到了柏林的大门口。德国人民对你充满感激之情。”
没有奇迹的西线：阿纳姆·亚琛·许特根森林·阿登
莫德尔在接过钻石骑士勋章的同时，也领受了一个更具挑战性的任务——接替克鲁格元帅出任西线总司令兼B集团军群指挥官，拯救行将崩溃的西线。诺曼底战役至此已进行两月有余，西线局势的糜烂程度，大约可从克鲁格自杀前写给希特勒的信中看出一二：“……我不知道莫德尔元帅这个能力超群之人是否还能挽救危局。我衷心地祝愿他成功。但万一他未获成功……我恳求您结束这场战争。”[插图]克鲁格认为局面已失控到要向盟军求和的地步，可见他留给莫德尔的烂摊子是如何的不堪。8月17日夜，当莫德尔拿着希特勒的亲笔信到达拉罗什居永的西线总部时，还表现得信心满满，试图拿出东线的那一套来对付西方盟军。他在总部偶遇装甲教导师师长拜尔莱因（Fritz Bayerlein），得知该师正准备离开前线休整和重新装备时，他冷冷地说道：“亲爱的拜尔莱因，在东线我们都是在前线重整装备的。从现在起这里也会这么做。你和你的部队就待在这里。”莫德尔对元首的忠诚是毋庸置疑的，他下令被围在法莱斯口袋中的B集团军群所部进行殊死抵抗便是明证（或许是为了向希特勒展示自己的“钢铁意志”），但他又是一个有着很高战术素养和情境意识的现实主义者——很快他便意识到克鲁格报告的局势都是准确的，要求尽快撤出法莱斯的主张也是合理的。不同之处在于，前任做不到的事情他莫德尔能做到。18日，莫德尔即以他在东线的典型方式，一大早乘车赶往法莱斯口袋外的第5装甲集团军总部部署撤退事宜。莫德尔命令第5装甲集团军和第7集团军所部奋力冲出法莱斯口袋，而后向塞纳河一线撤退，虽然盟军三日后彻底扎紧了口袋，但还是有数万德军扔下重武器装备后逃出升天。作为西线总司令的莫德尔这时面临着三大挑战：其一是巴顿的第3集团军正从巴黎南面向东横扫；其二是美军第6集团军群已在法国地中海沿岸登陆，正在高速推进中席卷G集团军群所属第1集团军的防线，而且还有切断南大西洋沿岸的第19集团军退路的可能；其三是必须在盟军追击的情况下，把各部溃兵撤至塞纳河对岸建立新防线。在盟军的巨大压力下，莫德尔的防御方针已变成尽量保存实力和避免被分割包围，除命令G集团军群尽快撤往第戎方向外，他对守住巴黎也根本不做指望——在他眼中，只是摆设的巴黎基本不具备战略价值，虽有希特勒的严令，他却故意提出需要增兵20万才有可能保卫巴黎！8月25日，巴黎在戴高乐装甲部队的鼓乐声中宣告解放。B集团军群在撤过塞纳河的过程中丢失了几乎所有重武器和坦克。迪特里希后来曾说，从“丢盔卸甲”的角度来看，抢渡塞纳河与法莱斯口袋一样都是重大灾难。西线总司令部参谋长布鲁门特里特也曾回忆说，德军投入诺曼底作战的2300辆坦克和突击炮中，最终只有100至120辆渡过了塞纳河，而到9月初时，每个装甲师和装甲掷弹兵师都只剩5到至10辆坦克！[插图]除了疲惫的步兵外，莫德尔还有什么资本，能与在机械化、机动性、情报和制空权方面占尽优势的盟军相抗衡？尽管百般努力，但事已不可为，英军在8月26日强渡塞纳河成功，巴顿两日后渡过马恩河，法国南部的马赛和土伦同日失守，尼斯和亚眠在30日易主。更多的坏消息在9月初接踵而至，里昂在9月2日失守，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和安特卫普也在3日和4日被相继攻克。伴随着连串的失利，莫德尔的心绪变得颇为糟糕，有一度他的战场情境意识似乎也消失了，由于与下属各部的联系时常中断，他甚至不知道所部身处何方，更勿论对手推进到哪里。他气急败坏地向希特勒索取增援，称自己需要“30至35个步兵师和12个装甲师的即刻增援才有可能守住”。[插图]知道希特勒没有增援给他，他又在9月初致电元首称“这场不对称的搏杀不可能持续多久”，为避免大本营的高官故意扭曲他的坦率评估，他还特意注明“原样呈递元首”。莫德尔私下里曾警告过约德尔，声称尽管元首承诺将有“神奇的新式武器”来改变德国的战争命运，但“盟国已在西线建立起完全的优势”。令莫德尔烦扰的还有他的老熟人、B集团军群参谋长施派德尔的命运。到任西线后，他曾几次阻挠陆军总部将施派德尔解职和遣送回国，但这位卷入刺杀希特勒事件的将军，还是在9月7日被希姆莱批捕。莫德尔通过自己的副官、党卫队一级突击中队长施普林格（Heinz Springer）的安排，在一处绝密的所在地与迪特里希进行了秘密谈话，他恳求后者利用对元首的影响力为施派德尔求情，而迪特里希也爽快地答应干预。
希特勒考虑到身兼二职的莫德尔负担过重，于是重新启用伦德施泰特担任西线总司令，莫德尔则专心率领B集团军群防御德国战争机器的发动机——鲁尔工业区。就在所有人都觉得西线局势无望之际，奇迹再次出现了——盟军的攻势戛然而止，推进过猛的部队正面临着巨大的补给困难，被完全摧毁的铁路和公路系统，也让盟军将领们体会到了隆美尔未能守住诺曼底的原因之一。莫德尔带着残部逃离法国后，在荷兰阿纳姆附近的奥斯特贝克（Oosterbeek）建立了新的总部。他预感到蒙哥马利集团军群进攻的荷兰方向才是最大的威胁。不管是具有超人的直觉，还是纯粹的运气，莫德尔把总部设在了便于指挥控制的奥斯特贝克，也把休整中的党卫军第2装甲军调至阿纳姆附近，这些举措无意间粉碎了盟军在1944年就结束战争的奢望。就在莫德尔的总部迁往奥斯特贝克的同日（9月11日），美军第1集团军的先头部队在亚琛附近逼近了德国边境。莫德尔一边警惕着荷兰方向，一边抽调有限的装甲预备队，支援在亚琛和许特根森林之间布防的第7集团军残部。一场激战后，美军第1集团军取消了亚琛作战，莫德尔则乘隙调派多支国民掷弹兵师增援战场，同时命令埋下无数的地雷。
蒙哥马利在9月17日发起的“市场花园”作战已是尽人皆知，此处不用赘述。莫德尔的快速反应既粉碎了盟军迅速合围鲁尔工业区的意图，又造成了对手伤亡过万的重大损失，堪称他的又一次重大防御胜利。李德·哈特曾这样写道：“在西线，主要是由于莫德尔的个人努力、非凡的凑集兵力的才能，残破的德军才能在德国边境取得令人震惊的反弹，进而挫败了盟军在1944年秋大获全胜的期望。”[插图]当李德·哈特写下这番话时，他应该没有遗忘留下了莫德尔个人印记的两个地名——亚琛和许特根森林。亚琛作为查理大帝“第一帝国”的故都，在纳粹政权和普通德国人心目中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美军10月初发起亚琛攻势时，莫德尔竭尽全力地阻止美军第19军和第7军包围亚琛的双钳合拢。他曾以第116装甲师和第3装甲掷弹兵师（加强有党卫军第101重装甲营和坦克歼击营）等为主体发起反击，反击失败后，在他的三令五申下，不足2万人的德军“杂烩”部队与10万美军又周旋了整整两个星期。当亚琛彻底被围和城区巷战开启之时，城防指挥官、第246国民掷弹兵师师长维尔克（Gerhard Wilck）曾恳求批准突围，但莫德尔的回复只有冰冷的一句话——“坚守至最后一人”。
如果说莫德尔在亚琛以葬送2个师，另有8个师不同程度受损的代价，扰乱了盟军东进的时间表的话，那么他和第7集团军指挥官布兰登贝格尔（Erich Brandenberger，亦作勃兰登堡）将军指挥的许特根森林之战，则让美军真切地经受了一次重挫。许特根森林之战的战场介于亚琛和鲁尔（Rur）河之间，时间从9月下旬延续到12月上旬，莫德尔虽不像阿纳姆之战时那样密切地介入前方战术决策，但他在关注荷兰和亚琛战场的同时，也全面掌握着许特根森林战事的起落。只要情况允许，他每隔两三天就要造访前线，仔细权衡进行增援或战术撤退的时机，还亲自评估即将投入战斗的部队的战斗力。有史家战后曾这样写道：“……在B集团军群指挥官、即兴发挥的大师莫德尔元帅的指引下，谨慎沉着的第7集团军指挥官布兰登贝格尔精心囤积着稀薄的资源，以一种拿捏得堪称离奇的时间感，把它们投入到真正危急的地段。尽管人力、空中支援、装备和补给等方面都很有限，但莫德尔和布兰登贝格尔在充分借助森林延迟阻击对手方面非常成功，让人很难再对德国人的主要作战方式吹毛求疵。”[插图]在两个月多的苦涩战斗中，美军第1集团军付出了伤亡3.3万余人的代价，而向鲁尔河推进的美军第9集团军，从11月16日起的三周就伤亡1万余人，只前进了不足20公里，既无法突破德军的沿河防线，又未能完成夺取鲁尔河水坝的任务。曾有史家尖刻地评论过盟军的这一作战：“……自然，欧洲战场的官方战史把这一头等重要的失败遮掩起来……他们在许特根森林打了败仗的事实，被扫到地毯下掩藏起来。大胆扑向莱茵河——大员们自1944年9月起就信心满满地要采取的行动——根本就没有发生过。防御许特根森林的莫德尔元帅让他们不得不偃旗息鼓。”
摄于1944年10月9日，莫德尔视察防御亚琛的第246国民掷弹兵师。后座上靠外的是该师师长维尔克，旁边的是莫德尔的副官、党卫队一级突击中队长施普林格。莫德尔在许特根森林之战中取得了一次重大的防御战成功，虽不能完全阻挡盟军的攻势，但他能迟滞对手，造成对手的重大伤亡，更重要的是他又建起一条基本完整的防线。不过，他的元首并不满足于苟延残喘，希特勒正准备在“暗夜、浓雾和积雪”的季节里，以一场宏大的反击战“一劳永逸”地解决西线盟军。希特勒计划以B集团军群为主，凑集2000辆坦克和2000架战机，在盟军防御薄弱的阿登山区发起突然进攻，之后以闪电般的速度突破马斯河，夺取列日后再由装甲部队攻克安特卫普，从而将英军 *** 群、美军第9集团军全部及第1集团军一部围歼在硕大的包围圈中。10月末第一次获悉这个计划时，莫德尔和伦德施泰特同声表示反对，前者还在与约德尔通话时高喊：“告诉你的元首，我莫德尔不会参与这个疯狂的计划！”伦德施泰特和莫德尔等高级将领一致认为，夺取安特卫普的计划完全脱离现实，凭德军现在的数量、质量、装备、机动能力和补给水准，既不能保证他们在严寒中能沿着125英里的正面维持足够的进攻强度，也无法保证他们在西翼能坚守足够长的时间来围歼25到30个英美师。莫德尔更愿意把宝贵的装甲预备队使用在局部反击中，他提出了一个更现实的“小方案”，建议从阿登山区实现突破后，首先瓦解美军第1集团军的防线，而后旋转向北，以包围和消灭亚琛周边的美军为目标。希特勒在拒绝莫德尔之余，还讥笑这仅是“半个解决方案”。莫德尔不愿轻易放弃，12月2日，他又与曼陀菲尔等飞往柏林，进行说服元首的最后一次尝试。古德里安在会上率先发言，他坚决反对在西线发起任何“徒增伤亡且毫无意义”的反击战。随后，会议变成了据理力争的莫德尔与寸步不让的希特勒的交锋，与会的曼陀菲尔战后曾回忆说：“莫德尔元帅以坦诚但无比坚定的态度陈述了看法。他的见解完全基于他对德军弱点的深刻了解，在战争的第6个年头，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德军现在还能干什么、做不到什么。希特勒显然也被莫德尔说辞的力度所感染，特别是将军们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向他证明，他的作战计划获得成功的必备条件根本不存在。即便如此，许多小时的讨论也无法改变元首的想法。他拒绝对其计划的任何偏离——目标、关键点、编组、部署以及如何使用等都概莫能外。”
这一次莫德尔未能说服元首。在1942年初的勒热夫，他曾强悍地迫使希特勒改变增援部队的投入方向；1943年夏，他数度诱使元首推迟“城堡作战”的时间表，尽管影响力处于巅峰的曼施坦因和莫德尔自己的上司克鲁格元帅都表示过强烈反对；在1944年上半年的北方战场，莫德尔以其“盾与剑”的漂亮外衣，使希特勒欣然接受他先退再进，但实际从未收复过失地的要求，那时的他享有他人不曾拥有过的战场处置权；即便在1944年夏东线几乎坍塌的日子里，莫德尔依然享有相对最大的自 *** ，而且还能说服元首放弃“要塞”政策，从而使大批部队免于被歼的厄运。但是这一次，希特勒坚定地拒绝了莫德尔的任何说辞，显然，他在元首心目中的分量正在急剧下降。到1945年1月阿登反击战惨淡收场时，莫德尔恐已变成了“另一个自以为比元首懂得多的元帅”。
摄于1945年1月初阿登反击战收尾之时，莫德尔与参谋们正在研究撤退方案。左三为作战处长赖希黑尔姆上校，右二是莫德尔，右一为情报参谋贝尔少校。阿登反击战在12月16日正式打响，最初两日里，曼陀菲尔的第5装甲集团军取得过较大进展，但是，地形和路况的限制、油料的短缺以及美军抵抗的程度还是超出了德军的预期。20日时，德军攻势已远远落后于计划，曼陀菲尔所部虽包围了巴斯托涅，但久攻不下，德军被迫一再分兵，突向马斯河的力量已大大削弱。随着天气的放晴，占据压倒优势的盟军空军开始无情地吞噬对手，迫使莫德尔下令禁止坦克和车辆在白天运动。莫德尔的心绪也随着前线战事的受阻而愈发糟糕，据说他在23日夜与到访的军备部长施佩尔谈话时，多次心不在焉和走神，终了时还冒出“一切都要完结了”的话语。当莫德尔到一个装甲军军部探视时，军参谋长向他描述说继续进攻所需的物资装备根本不够，莫德尔勃然大怒，也像希特勒那样指责前线将领们“只知道抱怨物资短缺，都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失败主义者”。面对手下的 *** ，他冷冷地抛下一句话：“如果你需要什么，到美国人那里去夺！”梅林津战后曾对此评论说：“元帅的这些行为清楚地显示出，他那被过分吹嘘的胆识正在消退，他已经感觉到灾难正在逼近。”
1945年1月初，美军第1和第3集团军发起了铲除德军阿登突出部的南北夹击，十天后，苏军又发起了规模更加浩大的维斯瓦河攻势，德军的灾难确如梅林津所言“正在逼近”。失败的阴影洒在莫德尔心头，但这并非他对手下将领和参谋们恶语交加的直接原因（他一直都有“粗鲁无礼”的恶名），他对普通官兵的命运倒是愈发关切。莫德尔的副官施普林格在2000年接受一位史家访谈时，曾回忆过1945年1月初的一桩往事。[插图]当时，莫德尔带着施普林格等正在各处战场巡视，傍晚时分他们遇到了在泥泞和风雪中跋涉的一队士兵。莫德尔停下车后，朝着形容枯槁的士兵们走去，而战士们显然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元帅，纷纷停下来立正行礼。莫德尔态度温和地问了他们几个问题，诸如多久没睡觉了、上次吃热饭或换干衣服是什么时候等等。莫德尔获悉这些衣衫褴褛的士兵代表的是一个连剩下的力量时，禁不住询问连里的其他人都怎么了。一位军士摇着头答道：“都没了。死的死，伤的伤，被俘的被俘，都没了，元帅阁下。”莫德尔闻言不语，向士兵们还了礼后，便与施普林格默默走回车里。莫德尔一路上一直出神地凝望着白雪覆盖的山林，过了一会儿他打破了沉默，幽幽地叹道：“施普林格，指挥官必须像对待自己的孩子那样对待战士们。你知道，现在的事态对他们来说非常糟糕。“
“我只是为德国效力”：纳粹狂人、杰出军人还是投机分子？
阿登反击战耗尽了德军最后的预备队、重武器和油料，却没有实现夺回西线主动权的目的。反击的失败改变了许多人对战争前景的看法，曼陀菲尔战后曾说，此后的希特勒“开始了一场‘下士的战争’——根本没有任何计划，只有大量零敲碎打的战斗”。反击战的失败也深刻影响了莫德尔的性情，他基本上已成为希特勒命令的机械执行者。在回忆昔日荣光的痛苦中，在对黯淡前途的忧心忡忡中，他觉得自己被放逐了，口舌不再那么“锋利”，心境愈发急躁，酗酒更加严重，同时对各种事件的反应不再那么敏捷，有时候看起来他似乎已经打算听天由命。莫德尔撤离阿登突出部时，曾恳求元首批准他率部撤往莱茵河东岸构筑新防线，但希特勒却严令他坚守齐格菲防线。随着迪特里希的第6装甲集团军被调至匈牙利，莫德尔失去了再现1944年秋以防守反击重创对手的可能性。1945年1月21日，希特勒下令把B集团军群直接置于最高统帅部控制之下，命令莫德尔不得放弃一寸土地的同时，再次严禁撤至莱茵河一线。为帮助焦躁易怒的元帅舒缓心情，曼陀菲尔等人在1月24日莫德尔54岁生日这天，设法把他17岁的儿子、候补军官汉斯-格奥尔格（Hans-Georg Model）从东线弄到总部。诸将本来担心一番好心会换来训斥，但莫德尔非常惊喜，父子两人愉快地呆了一段时间，而后汉斯-格奥尔格返回了东线。这是莫德尔父子的最后一面。随着盟军在2月再起攻势，莫德尔清楚地意识到，希特勒借助齐格菲防线拒敌于莱茵河以西的梦想根本无法实现。到2月底时，B集团军群的整个防线基本坍塌，莫德尔的3个虚弱的集团军（第15和第7集团军及第5装甲集团军）无力守住通往莱茵河的接近地。莫德尔一边设法把无法替代的物资装备抢运至莱茵河对岸，一边恳求希特勒批准部队撤至东岸。3月初，希特勒终于放松了禁令，允许非战斗人员开始撤离，但严令战斗部队必须在西岸继续阻击对手，莱茵河上的任何一座大桥都决不能落入敌手。在西岸后卫部队的掩护下，多数德军都撤到了莱茵河东岸，这时，莫德尔的防区覆盖鲁尔河谷的南北两侧，他的右邻是防御荷兰和莱茵河下游的H集团军群，左翼是驻防阿尔萨斯与萨尔地区的G集团军群，改任第19集团军指挥官的布兰登贝格尔则负责沿莱茵河上游看守德国西南部。
莫德尔B集团军群的覆灭（1945年3月—4月）作战态势图上看起来很完整的德军防线，在3月7日被美军第9装甲师的一支小部队戳出了一个致命的窟窿——雷马根附近的莱茵河上的鲁登道夫大桥被美军出其不意地夺走了！守桥德军炸桥失败（炸药当量不足）后曾发起数次反扑，但都被占据东岸桥头堡的美军打退，斯图卡轰炸机的空中轰炸也未能达到目的，而莫德尔的反应似乎是冷静之余显得迟缓——史学家格利茨（Walter Goerlitz）曾写道：“显然，莫德尔并不觉得大桥失守有多了不得，看起来他似乎自信能轻易地铲除美军桥头堡。”[插图]但是，事态的发展并不在莫德尔的掌控之下，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立即命令美军第1集团军改变原定作战方向，全力增援雷马根的桥头堡。莫德尔请求使用路过的“统帅堂”装甲旅发起反击，但被陆军总部一口拒绝；他准备投入第11装甲师和装甲教导师，但这两支曾经精锐的部队并不在附近，而且缺乏油料和弹药，即便有油料能从驻地赶往雷马根，也势必将在途中饱受轰炸；他想到了第9装甲师，但该部同样没剩几辆坦克，步兵也是虚弱不堪；陆军总部从挪威急调的1个步兵团原准备配属给第9装甲师，但莫德尔却直接下令给步兵团长，将后者的2个营分别配属给第9和第11装甲师，第3个营却莫名其妙地交给了重建中的1个步兵师！一团乱麻的局势和用兵部署注定了莫德尔的失败。伦德施泰特因雷马根大桥的灾难而最后一次被解职，接替他的是从意大利战场赶来的凯塞林元帅。希特勒命令凯塞林恢复鲁尔地区的局面，严令禁止任何撤退。天性乐观的凯塞林在执行元首命令的过程中，与莫德尔发生过激烈冲突，加上希特勒组织的“特别军事法庭”赶来兴师问罪（不仅B集团军群的一些将校被逮捕或处决，就连莫德尔本人也被盘问了一整天），莫德尔那压抑许久的受挫感在最后的日子里频繁喷发，他大声地谴责最高统帅部的愚蠢，尤其是约德尔和凯特尔更是他日日痛斥的对象。
1945年3月24日，蒙哥马利的 *** 群在莫德尔的右翼渡过了莱茵河，美军第9集团军也在德军B和H两大集团军群间楔入进来后朝东进军。次日，美军第1集团军在莫德尔的左翼冲出了雷马根桥头堡，B和G集团军群之间瞬时便被捅开了巨大的缺口，美军的两个军涌进来后，迅速地向东推进。当东进的美军第9和第1集团军分别旋转向南和向北行进时，莫德尔意识到对手的目标正是围歼他的B集团军群。他立即请求将科隆至波恩间莱茵河防线上的部队东调，竭力阻止美军双钳的合拢。但希特勒在3月29日通过广播宣布，任何擅自撤退的军人、地方行政官员和纳粹党官员，都将受到包括死刑在内的严惩！30日，不死心的莫德尔再次提出批准B集团军群全军突围（甚至还做了突围预案），但被凯塞林严词拒绝——总司令的理由是，德国已失去西里西亚工业区，不能再没有鲁尔这个最后的命脉。4月1日下午，美军第9和第1集团军所部经过帕德博恩地带的激战后，在利普施塔特（Lippstadt）建立了联系，莫德尔的14个师被包围在东西约长130公里、南北近100公里的口袋中。
莫德尔此时手中尚有37万人，但其中的10万人是高射炮部队，只有不足8万人拥有武器，许多部队的兵员都是希特勒青年团的大孩子以及根本无心作战的老人。4月初，莫德尔与参谋们讨论过向东、向西和向南突围的多种方案，也与参谋长瓦格纳（Carl Wagener）将军探讨过投降的可能性。但他们都认为投降时机尚不成熟，B集团军群还有能力再战，而且希特勒还允诺，两周内会以第11集团军从东面发起救援。莫德尔或许还认为，鲁尔工业区虽失去了对德国战争机器的效用，但鲁尔口袋中的苦战硬撑，至少还能拖住德国西北部为数甚巨的盟军。不过，他属下的将校和普通士兵们则陷入越来越绝望的境地。4月10日，莫德尔的作战处长赖希黑尔姆上校突然被最高统帅部任命为第12集团军参谋长，命令他立即飞往总理府地堡面见元首。温克将军的第12集团军是希特勒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这支部队的任务就是打通通向B集团军群的走廊（第11集团军此刻已虚弱到无法自保），而没有人能比赖希黑尔姆更了解包围圈的状况。赖希黑尔姆在总理府地堡见到了几成躯壳的元首，如实汇报了鲁尔口袋中的情形：军用物资匮乏，步枪和机 *** 所剩无几，坦克和大炮炮弹已经告罄，食物即将耗尽，斗志全无的士兵们“坐在煤堆上”，老百姓规劝他们扔掉武器、脱下军装，换上平民衣饰后悄悄消失掉……赖希黑尔姆汇报时没有一个人插话或打断他，当他说完“B集团军群已经无望了”这句收尾语后，现场陷入了一片死寂，只有远远传来的爆炸声还提醒着在座的将领——莫德尔正在鲁尔口袋中等待“指示”。据说，最终打破沉默的还是希特勒，他咕哝着说出了一句话：“莫德尔是我最好的元帅。之后，死寂再次降临，直到希特勒突然神经质般地大喊：“B集团军群是可以救出来的！”
摄于1945年4月末，鲁尔口袋中被俘的德军官兵向战俘营走去。一切都是虚妄。鲁尔包围圈内的士气已经可以用“无精打采”来描绘了，莫德尔似乎也被冷漠所攫取，他以往标志式的、充满能量的作战意志完全消失了。但在三心二意间，他也会时不时地迸发出“歇斯底里”式的疯狂：4月10日，当第47装甲军军长吕特维茨（Heinrich von Lüttwitz）在拜尔莱因的第53军军部密谋如何向美军投降时，莫德尔突然闯了进去，宣称要为装甲教导师提供补给，而后该师将担任向东北方向突围的矛头。拜尔莱因战后曾称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这还是那个在阿登反击战前向希特勒大声 *** 的元帅吗？4月11日，莫德尔又下命令给第116装甲师师长瓦尔登堡（Siegfried von Waldenburg）将军，要他率领本部及集团军群直属的所有机动部队，向东北方向突围并与第12集团军寻求会合。包括拜尔莱因在内的几乎所有将官，都试图说服元帅放弃这一疯狂的念想，但莫德尔坚持要进行最后一次，哪怕只是暂时的“拥抱自由”的尝试。莫德尔固执地不肯取消命令，拜尔莱因感到非常气愤，他准备采取最激烈的措施，竭力避免无谓的死亡和毁灭——战后的1947年，拜尔莱因曾坦承自己已拟好计划，一旦莫德尔再次出现在军部，他将毫不犹豫地将之逮捕。不过，莫德尔和拜尔莱因都没有时间实现自己的计划了。鲁尔口袋很快被盟军拦腰切成两个小包围圈，莫德尔的总部与下级指挥部之间失去了联系——12日，第272国民掷弹兵师师长下令解散全师；13日，第183国民掷弹兵师发来最后一条消息后消失了；14日，第353国民掷弹兵师不再回应集团军群的电文；同日，第15集团军余部向美军投降；15日，第3伞兵师踪影全无；同日，拜尔莱因、瓦尔登堡和他的作战参谋、古德里安的儿子海因茨-京特·古德里安（Heinz-Guenther Guderian）中校，率领3万人马向美军投降了……基本已成光杆司令的莫德尔为避免投降的命运，于4月17日“事后追认般”地下令解散B集团军群——年纪最小和最大的士兵将被除役后径直回家，愿意留下者可自行决定是杀出重围，还是放下武器、改换衣衫后乘隙溜走。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莫德尔下令解散部队后不久，他收到了最高统帅部允其率部突围的电文。不过，这个时候，上至莫德尔、下至厨房伙夫，已没有一个人会在意最高统帅部说了些什么。当日，美军第18空降军军长李奇微（Matthew B.Rickway）还派人送来劝降书，自然，莫德尔不可能投降——两年多以前他曾对儿子说：“德国元帅是不会投降的。这种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莫德尔与瓦格纳在商议下一步行动时，曾问这位参谋长：“我们是不是穷尽了所有努力？历史能否证明我们今日行动的正当性？”瓦格纳点头称是。莫德尔接着问道：“一位失败的将军还能做些什么？”一阵尴尬的沉默之后，莫德尔垂下眼帘，自言自语道：“在古代，他们都服毒自尽了。”说完这番话后，莫德尔与瓦格纳握手道别，目送后者坐进美军特使的吉普车，朝着美军防区疾驰而去。瓦格纳向美军投降了，他带去的还有莫德尔给李奇微的回复：“元帅效忠希特勒的誓言使他不能投降，甚至考虑这种可能性都是对他个人荣誉的侮辱。”接下来的四天里，莫德尔带着少部分随从一直在路上奔波，他试图溜出美军防线后抵达哈尔茨山区，但美军已在细细地梳理鲁尔口袋，任何避免被俘的希望都很快破灭了。4月20日夜，莫德尔与副官皮林（Theodore Pilling）上校、情报参谋米夏埃尔（Roger Michael）中校以及他最信赖的贝尔少校，躲在杜伊斯堡附近的丛林里。当天是希特勒的56岁生日，莫德尔等席地而卧，一边仰望满天繁星的夜空，一边收听着广播里传来的戈培尔的声音。戈培尔照例以富有磁性的声音祝贺纳粹元首的生日，鼓吹着神秘武器将在最后关头拯救德国，同时谴责手举白旗迎接盟军的“懦夫们”，他尤其提到了B集团军群的所有人都是“叛国者”。据说，莫德尔当时脸色惨白，不住地摇头叹息。这无疑在他已受沉重打击的心口上又 *** 地剜了一刀。贝尔少校在2002年接受访谈时曾回忆说，莫德尔当时打破了沉默，第一次谈到了他一直讳莫如深的政治问题：“……我真正地相信我是为一个罪犯效力……我一直凭良心领导我的战士们……但却是为一个犯罪 *** 效命。”在职责、荣誉、祖国和罪恶的 *** 等问题上沉思了四天的莫德尔，觉得自己的时刻到来了。21日晨，莫德尔交给贝尔一个信封，里面装着写给妻子的信、婚戒和其他小物品，他请贝尔设法转交给他的妻子。贝尔意识到了元帅想干什么，苦劝后者不要丧失信心。但莫德尔郑重地说道：“贝尔，我作为一名元帅，出于对祖国胜利的信念，我必须对成千上万名丧生的战士负责，我无法想象自己现在应该走出这片林子，去找蒙哥马利或美国人，双手高举的同时还要说：‘莫德尔元帅在这里，我投降。’”[插图]贝尔随后驾车向杜伊斯堡方向开去，他准备去搞一些吃的。当贝尔下午返回藏身的树林时，迎面走来的米夏埃尔淡淡地告诉他：“元帅已用手枪自行了断。”贝尔在米夏埃尔引导下走向密林深处，在一棵高大的橡树下，看到了一座新坟和一个小小的十字架。历史没有记载纳粹元首听说曾经的爱将自裁时的感受，但据信，他说过“如果莫德尔有勇气结束自己的生命，那我也能做到”之类的话语。9天后，希特勒以类似的方式结束了罪恶的一生。至少这一次，元首恪守了诺言。
李德·哈特觉得莫德尔在许多方面都与隆美尔有相似之处。的确，他们年龄相仿，出身相若，父辈都是教师，一生都在前线指挥作战，就连生命的归宿也很相似。但是，隆美尔是“阳光下的英雄”，莫德尔和同时代的许多人都是“罪恶的阴影笼罩下的战士”。隆美尔的坟茔边不知有多少祭奠的鲜花，又不知有多少昔日的敌手为他唱出曲曲赞歌，尽管已经汗牛充栋，隆美尔的传记和传奇仍在作家、史家的笔端谱写。而莫德尔呢？他的身后得到了什么？同僚们给予他的不是鲜花和赞誉，而是鄙视和谴责！曼施坦因战后曾称赞莫德尔的防御成就，但十分憎恶他的方法，鄙视地称其为纳粹分子。抱有此种认识的不唯曼施坦因一人，一大批德军将领在回忆往事时，都习惯性地将莫德尔与凯特尔和约德尔等量齐观，大加挞伐，当然，他们谴责最多的还是自己宣誓效忠并崇拜过的元首。希特勒当然罪该万死，但在纳粹德国的罪恶和失败中，难道没有这些统率千军万马的将帅的责任？不少人试图漂白自己在纳粹邪恶事业中扮演过的不光彩角色，他们依然天真地坚信，如果不是希特勒的过度干预和愚蠢决策，如果不是他们的天赋才华被元首野蛮地羁绊，那么他们一定能在东线击败苏联！他们甚至幻想，如果不是凯特尔、约德尔和莫德尔这类宵小把持大权，说不定他们早把纳粹的万字旗插满了世界！遗憾的是，他们全都忘记了，是谁从来都在元首面前唯唯诺诺？是谁有胆量在狂人面前疯狂地据理力争？历史不是由假设构成的，而是由胜利者写就的。莫德尔是纳粹分子吗？他无疑是纳粹政权忠实的维护者之一：他曾任命党卫军军官担任副官，曾力邀“国家社会主义高层军官团”派遣军官到所部任职，更在东线最紧张的时刻，全力向官兵灌输效忠元首和祖国的信念。戈培尔曾在日记中称赞莫德尔是“唯一一个向宣传部索要更多政治读物，以便更好地教化前线部队的将军”，焉知这不是莫德尔的“过人之处”，因为上述举动肯定会为他在当局那里得到加分，几乎可以肯定地转换为获取兵员、补给和装备时的优先权。早年的莫德尔曾是塞克特“非政治化军队”建军理念的忠实信徒，在二战之初也保持着超然物外的态度，即便在最受宠的日子里他也从未干预过政治，从来都只是挑战希特勒在军事方面的决策，或如众多曾在其手下任职的参谋军官们所言——莫德尔对政治一直讳莫如深。梅林津曾说：“没有证据表明莫德尔曾以个人的权力和影响力对德国的内政外交施加任何影响。因此，刺杀希特勒的阴谋家们，没有一个人去寻求莫德尔的参与，或给予他们心照不宣的支持……尽管莫德尔有支持纳粹的倾向，但他从未成为所谓的政治战士。”托兰等西方史家称莫德尔是“希特勒的狂热信徒”，而莫德尔的一些同僚也将他的快速蹿升归因于对希特勒的忠诚和与纳粹大员的密切关系。这种观点有以偏概全之嫌，莫德尔一战后进入帝国国防军和参谋本部，完全是因为塞克特认为他是高级参谋的好材料和有潜力的青年军官；他担任师长和军长也完全是靠自己的能力，而这时的希特勒恐怕对莫德尔这个名字还没有多少印象；即便后来升至集团军指挥官，也没有过硬的证据表明莫德尔获得过特别关照，倒是他在第9集团军任上的突出战功，最终引起了大独裁者的欣赏。莫德尔的强烈自信和率直，以及在权威面前表现出的冷静精确，既给希特勒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可能某种程度上，也可能吓着了后者。莫德尔的强硬，甚至超过了希特勒对所有将领的要求和期望。史家德斯特（Carlo D’este）对莫德尔的评价中有一句很中肯：“尽管莫德尔的中产阶级背景很合希特勒的口味，但最具决定性的还是他的职业精神。”[插图]哈尔德和古德里安等参谋本部的精英们，战后一直试图向世人表明（或者说粉饰），有着光荣传统、最具军人风范的参谋本部，战时一直都在反对邪恶的纳粹政权。而同样出身参谋本部、甚至资历更加丰富完整的莫德尔，则成了他们的一大难题，如何解释这个异类呢？史家纽顿认为，这些人“为洗刷或掩饰自己在罪恶政权中扮演的帮凶角色”，他们得散布一些半真半假的传说，而没有比那饮弹自尽且最受宠信的莫德尔更好的靶子了。纽顿的观点很有意思，尤其是考虑到古德里安曾相当赏识莫德尔，并在后者的军旅生涯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由不得人不相信纽顿的解释比较切合古德里安战后的态度。
莫德尔是不是投机分子？后人很难确定他是真的信仰纳粹和忠于希特勒，还是利用与纳粹高层的关系为自己的爬升创造条件。一方面，刺杀希特勒的事件发生后，莫德尔是第一个表忠心的元帅；另一方面，他虽在不少防御战中表现出色，但同时也是“阳奉阴违”的高手。他的“盾与剑”防御策略，虽打着“先放弃阵地，再伺机收回”的旗号，但几乎从未收复过失地。如果莫德尔真正忠诚于他的元首，那么他应该严格执行“不放弃一寸土地”、“战斗到最后一人一弹”的僵硬政策。从这个角度看，说莫德尔利用与纳粹领袖的特殊关系，来寻求战场成功和实现野心的机会，似乎也不无道理。至于莫德尔任命党卫军军官为副官，有人说这是他高明的一招，因为副官不仅左右不了他的决策，反而为他畅通了通向党卫队高层和纳粹政要的渠道。所有这些分析都指向一个方向，即莫德尔是一个性格复杂的军人。本章多数内容已清楚地表明，指挥官莫德尔称得上是纳粹政权最后两年里的中流砥柱，但这并不否认他在战略和进攻战方面也存在缺陷。多数人都认为莫德尔是个杰出的战术家、防御大师，但并非好的战略家，甚至在进攻战中的表现都差强人意（最典型的一例当为库尔斯克会战）。至于战略方面的欠缺，施派德尔战后的评价颇有代表性：“尽管莫德尔具有敏锐的战术眼光，对各种可能性也有本能的直觉，但两者之间并没有很好地平衡。他过于相信自己的能力，反复无常，稳健不足……尽管受过战略训练，但他总摆脱不了对战术细节的钟爱。”
莫德尔对自己极其严苛，对下属也要求甚高，但他在普通士兵间口碑甚好，从没有人见过他对底层官兵大发 *** 。虽然莫德尔在必要时会牺牲后卫部队，但他从未把普通官兵视作炮灰。他想尽办法去了解他们的疾苦，竭力改善他们的处境。普通官兵也了解莫德尔是个称职能干的指挥官，知道他有能力在失败的边缘逆转局势，他带过的部队曾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有莫德尔的地方，情形便不会变糟”。虽是军官团中不受欢迎的人物，但人人都赞叹他用之不竭的能量和超乎常人的勇敢。看不上莫德尔防御战术的所谓名门正派，也不得不对其成效和坚韧发出由衷的赞叹。虽有不少参谋军官受过莫德尔的羞辱，但其中的一些人留下过颇有说服力的评语，如曾被莫德尔指着鼻子骂过的赖希黑尔姆，就在坦陈这位元帅缺点的同时，称他是“既热心又聪颖的领导者……是二次大战中最杰出的军人之一”。的确，如果后人能跳出意识形态的束缚、以成败论英雄的窠臼，单从纯粹军事的角度来看，莫德尔扭转无望局势的超凡能力，以及1944年夏秋他在东西两线阻止德军全面崩盘的经历，足以使他侧身于二战时期最卓越的指挥官行列。
教师之子莫德尔自加入行伍的第一天起，就把自己的命运与普鲁士-德国陆军紧紧联系在一起。可以说他把一生都献给了军队，在崩溃来临之际，他无法接受国家即将毁灭的现实，无法预知自己的命运。他感到受挫、失望、沮丧和愤怒，虽然元帅的荣誉感不允许他投降，虽说被移交给苏军，并作为战犯受审的可能性也令他惊恐不安，但他了结生命的主因，还是他的理想、前途和人生价值都随着第三帝国一起幻灭了。莫德尔竭力想让自己成为秉承普鲁士军人传统的非政治化职业军官，但却在依附纳粹政权实现个人军事野心的征程中，演变成后人眼中“最具政治色彩”的将军。莫德尔这个拥有高智商、坚强彪悍的实用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个会因失败而沮丧、会因恐惧而绝望的普通人，他注定是二战史上一个既有趣又重要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