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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摘
要
今日打卡~
先说点儿和经济学无关的。
按照社会心理学中的 labeling theory，贴标签本身就是社会化自我形成的模式。在先前的一篇专栏
经济学中的“自我”及其毁灭 - Mr. Bias 的经济学轻科当中，我向大家介绍过这样一个观点：“自我”并不是先验地原子化的个体，人的“自我”是由社会塑造的。我们通过研究所谓的“野孩”可以发现，如果没有像正常人一样进行社会交往，人很难形成自我意识，很有可能出现像猴子那样的情况：猴子对镜子中的自己一瞪眼，镜子里的猴子也瞪眼，于是猴子感觉到了敌意。因为，猴子根本对“我”是个什么东西没有概念，也就不知道自己长成什么样子，什么是“自己”做过的事情。
而在那篇专栏里也有说到，自我是高智慧生物之间的社会互动得以稳定存在的必要条件，这是因为高智慧生物无法像低级生物（例如蜜蜂和蚂蚁）那样有那么简单的行为模式。因此，要想实现大规模的群体协调，我们必须表现出某些特定的模式，而这些模式，就是所谓的自我或者人格。
在这个社会塑造自我的过程中，根据labeling theory，人们具有自我实现社会期望的天生的倾向。当社会认为我是一个善良的人，我就很难做出不善良的事情，因为我们很难从与社会步调不一致当中获得什么好处。而来自社会各个方向的人为我们贴上的标签，是我们了解具体的自我、对自我产生意识的根本途径。
我相信，这个问题被收入这次经济学圆桌必然是觉得这里面有点经济学的想法，所以这个答案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写。
贴标签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找代理变量的过程，比如我们要研究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制度”作为一个庞杂的、多层次的、潜意识的、难以定义和量化的概念，非常不易观察。所以我们只好找到一些容易观察的东西来代替它，比如海岸线的长度等等。Kahneman和Tversky在1974年那本经典的《Judge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里面提到了一个叫做代表性偏差的启发式经验法则。这一法则的核心要义是，在判断个体A是否属于群体B时，用A和B中最具代表性的个体C的相似程度，来作为A属于群体B的可能性的代理变量。
比如，已知A是某二本大学的一名学生，这个学生懒散邋遢、不修边幅，却满口哲学真理、宇宙奥秘，你觉得他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的概率更高呢？如果你觉得他很可能是研究生，那么恭喜你，你犯错误了。因为多半你推断他是研究生的论据在于你觉得他和你心中的那个“典型的研究生”非常相似。而如果根据纯粹的概率论来判断，因为这所二本大学可能根本没有几个研究生（硕士点），给定抽样的随机性，他是一个研究生的概率其实非常低。
既然贴标签会带来犯错误的可能性，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贴标签呢？用演化博弈的思维，如果有一个不贴标签的种族，他们的概率判断非常完美，是不是就能够淘汰我们呢？这个可能性有，但是我们还没有观察到他们的存在。因而，有理由相信，存在着某种关于贴标签的理性解释。
正如其他答案当中所说的那样，贴标签是一个节约认知资源的好的方式。认知资源，就像时间和其他物质资源一样是稀缺的。我们不可能了解所有人的一切，甚至哪怕彻底地了解一个人，用一生时间都不够，所以我们必须要考虑如何配置极度稀缺的“心力”才最好。对于这个问题，经济学的金科玉律是，最优的配置是最后一单位（边际）投入产生的收益都相等的状态。
我们通常可以发现，对他人的认知有两个方向，一个求广度，另一个求深度。我们可以把有限的资源都用于了解一个人，也可以均匀分配到每一个人。如果深挖一个人的边际收益以相同的方式衰减，那么最优的认知模式是给所有人投以相同的力度，而反过来，如果深挖一个人的边际收益是递增的，那么我们花时间了解一个人是最好的。举个例子，郭敬明的粉丝会认为“成年人世界”总是带着有色眼镜来评判他们的偶像，说他“矮、刻薄、拜金”，却忽视了郭先生其他的闪光之处。但来自成年人世界的我们，却认为花时间了解他，建立起一个对他全面而立体的认知是没有必要的，我们只要知道他的最“突出”的属性就好了，花精力了解他其他方面的才华，是一件费力而不讨好的事情。这很自然地产生了分歧甚至是谩骂，一方认为对方歧视，另一方认为对方幼稚。但是其实谁也怪不着谁，因为认识郭先生的收益和成本不同。
人的最基本的三个交往方式：情感、权力、利益。与情感上的关系类似，利益关系也是有亲疏远近的。我们的父母、导师、恋人、上司、中意的文体名人、重要的客户，都是我们要重点了解的对象，这是因为了解他们的性格、成长经历等等具有极高的收益。当然，有些人这样做的成本极低，比如父母，那是因为我们每天都在接触，但有些人认识起来成本却很高，需求不能得到普遍满足。名人传记、明星周边、电视新闻，都是通过降低认知的成本（价格），在职场中，也有一些人依靠贩卖重要任务的小道消息而获利，干的也是这个买卖。这些“技术”有效地降低了我们认识我们认为重要的人物的成本。
但是，我们会画很多时间来解读某一个人的一颦一笑，却没有听一分钟绝大多数人的故事的耐心。如果走在大街上，一个素昧平生的普通人拉住你要讲他的故事（当然严格说做得出这种事儿也不能是普通人了），你愿意停下急匆匆的脚步听他讲完吗？这也就是为什么“不如意十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的原因，因为了解你的故事，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
看吧，人就是这么功利。
是不是我们素昧平生的人的性格特点完全没有了解的必要呢？显然不是，在上面的第一个例子里，对郭敬明一无所知少掉了很多谈资或者酒桌上吐槽的话题，在第二个例子里，对拉着你要给你讲故事的人一味的置若罔闻可能招致他潜在的反社会人格和疯狂的报复心。可是，根据上面的逻辑，把太多注意力放在他们身上又是不合算的。
贴标签，恰恰就是社会中“进化”出来的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我们看到，有了“胖子脾气好”（自黑）这种狭隘的偏见之后，我们对所有胖子产生一个非常粗浅的认知的成本大幅下降了。我们心中只要有那么几个“典型”，深入研究这些典型的特征，并且把不需要深入了解的人，按照他最容易捕捉的特征（胖子、女司机、黑人、XX口音、博士，等等），归入这些“类型”中即可，而不需要具体地分析他的童年经历等等难以观察的变量。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大量的认知资源投入到某几个对我们重要的人身上，通过深入了解他们，我们获得的报酬是边际递增的。
更进一步地讲，这种粗略的分类可以使我们能够对多个有相同特征的人同时产生粗略的认知，而不需要每个都认知一次。这带来了巨大的规模经济效益，只需要了解一个，对其他对象产生粗略认知几乎是不需要任何成本的。
另一方面，除了认知成本问题，贴标签也有语言经济学的含义，因为它是促进交流非常重要的方式。比如，你的一位新同事想要宴请你们的一位共同的领导吃饭。假如你非常了解这位上司，想要告诉你的这位同事这位上司非常贪财。虽然你了解他贪财的所有原因，童年阴影、老婆败家、父母卧床等等，但你只需要告诉你的同事，他是一个葛朗台似的人物，就够了。通过往他的脑门上贴了一张大标签，你的朋友迅速地了解了应该以怎样的方式讨好这号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