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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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3月，民建厦门市委向市政协大会提交了将《鼓浪屿之波》定为厦门市歌的提案，由于其歌词的台胞思乡的主题与厦门市歌相去甚远，甚至相悖，提案未获通过。而由于《鼓浪屿之波》旋律优美，在厦门深入人心，用其旋律重新填词做厦门市歌，便成为许多人的共识。
我恰巧乘坐厦航飞机读到相关报道，便尝试为之填词，一吟经年，三易其稿。我的填词《鼓浪屿之歌》发表后，有幸被著名指挥家、时任厦门爱乐乐团艺术总监郑小瑛教授看重，2010年9月，厦门爱乐乐团暨合唱团首次演唱。2012年5月20日的演唱版，在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和厦门电视台播出。
但厦门这时倾向于绕过《鼓浪屿之波》，创作词曲全新的厦门市歌。2011年12月出版《海峡春风三十年创作歌曲专辑》，选出中国音乐家协会采访团来厦创作作品15首及征歌获奖作品11首，我有一首《红尘不到鼓浪屿》（姚峰曲、霍勇唱）忝列其中。此后的厦门好像年年都在征歌。不过，我对此事已经淡漠，不再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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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厦门有一位张进，忽然发了一篇《关于〈鼓浪屿之波〉重新填词之刍议》（《词刊》2017.11），尽管通篇没有提毛翰的名字，只在批“某教授”，其中挨批的却正是毛翰其人其词。至于不提毛翰之名而代之以“某教授”，是给毛翰留一点面子，还是不屑提及，就不得而知了。可那篇刍议真是刍议，水平太低，我本以为，有识者一笑了之，不值得回应。没想到，有人看热闹不嫌事大，到处转发，这就不能不略做答辩了。
张氏刍议这样开头：“在厦门市音乐家协会音乐文学学会微信群里，有人转发了一段视频引起会员众说纷纭。原来，闽南地区某高校的一位教授（以下简称某教授）将《鼓浪屿之波》（张藜、红曙词 钟立民曲）重新填词的视频在网站上转发播放。大家对此举议论纷纷，绝大多数人对某教授这种做法不予认同。大家认为，《鼓浪屿之波》已经成为厦门人民普遍接受、喜闻乐见的名曲。在环岛路有这首歌长长的五线谱雕塑；海关大楼准点报时的音乐是这首歌的旋律；登上厦航的飞机上就能听到这首歌的声音。毫不夸张地说，这首歌曲在厦门随处可闻且深入人心。”
我想请教一下，你那微信群里转发的是哪一段视频？是我填词、郑小瑛教授指挥厦门爱乐乐团演出、央视播出的视频吗？我也见过这一填词的几个演唱视频，有人劳神费力地制作，有人不厌其烦地转发，以致惊扰了尔曹，恰恰说明新歌词有人喜欢，怎见得绝大多数人不予认同呢？你那个“绝大多数”是怎么统计出来的？只是你所在的那个群里的“绝大多数”吗？你那个群里居然还不是全票否决？
你说，《鼓浪屿之波》已成为厦门人民喜闻乐见的名曲，在环岛路有这首歌长长的五线谱雕塑，海关大楼报时的音乐就是其旋律，厦航飞机上也能听到，这恰恰说明，在厦门深入人心的是《鼓浪屿之波》的音乐旋律，而不是其歌词呀！否则，咋不把歌词也雕刻出来、播放出来呢？环岛路雕塑，海关大楼报时，厦航飞机迎宾，以及在厦门举办的金砖国家峰会等很多场合，《鼓浪屿之波》都只见其曲，不见其词，这怎么能证明《鼓浪屿之波》“词曲之间相互依存，难以分割”呢？这恰恰证明《鼓浪屿之波》的词与曲在厦门已经被分割，其词在很多场合已经被割舍了呀！如果不割舍其词，让厦门环岛路的五线谱雕塑，塑上“母亲生我在台湾岛，基隆港把我滋养”，让厦门海关报时，厦航迎宾，厦门会展中心开会，每次都高唱“我渴望，我渴望，快快见到你美丽的基隆港”，提醒大家，厦门的客人都渴望逃离，渴望快快逃离，每天都打厦门的脸，那多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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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篇刍议逻辑不通，破绽百出，却出语刻薄，把我为《鼓浪屿之波》重新填词说得一无是处。试看其评论：“从歌曲创作的层面分析，某教授的填词并不成功，首先是缺乏新意……”请问，什么叫新意，缺乏什么新意？某教授填词第一句“鼓浪屿白鹭飞翔，浪漫写在天上”缺乏新意吗？第二句“鼓浪屿鼓动青春来，青春啊一路歌唱”缺乏新意吗？“天有情，海有爱，我们拥有你美丽的厦门港”也缺乏新意吗？
著名文艺理论家孙绍振教授评论毛翰填词，却是这样说的：“第一段，开头即不同凡响。白鹭为厦门市鸟，一行白鹭上青天，把‘浪漫写在天上’，可谓神来之笔，厦门这座城市的美丽和浪漫因而跃然纸上。‘鼓浪屿鼓动青春来’的‘鼓动’，由鼓浪屿之‘鼓’字生发而来，把鼓浪屿的风情和魅力, 把鼓浪屿与外部世界（包括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关系，一下子就给写活了，充满动感了。”又说：“‘天有情，海有爱，我们拥有你……’这一句在篇中一咏三叹，‘天’‘地’‘人’的意象结构隐含其中，自是难得的佳句。而全篇三段，从‘日光岩’到‘皓月园’，再到‘点点星光’，竟然还隐含‘日’‘月’‘星’的意象结构。《三字经》云：‘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天地人、日月星的意象结构，在一首歌词中纵横交织，不由你不感叹，作者构思之缜密，用心之良苦。”（孙绍振《〈鼓浪屿之歌〉歌词评析》，《厦门日报》2010.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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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又批我的填词：“最大的问题是，歌词的韵律与歌曲的旋律不搭。”所举的例子居然是：“特别是那句‘天有情，海有爱’听起来容易产生歧义，也不如原作‘我渴望，我渴望’那样具有向前推动的力量和强烈的感 *** 彩。更糟糕的是，曲中对应于音阶231的‘基隆港’，改成了‘厦门港’，导致词的声调与旋律的音程关系不相匹配。”
请问，“天有情，海有爱”听起来，怎么就容易产生歧义了？产生什么歧义了？老实说，当初我填此词，不是得一灵感一挥而就，而是苦吟多日逐渐完成的，套用佛家的说法，其创作过程，不是顿悟，而是渐悟。“天有情，海有爱，我们拥有你……”是千虑一得的得意之句，这里居然还能挑出骨头来，真难为你了！
而对应于音阶231，凭什么“基隆港”就匹配，“厦门港”就不匹配？按照传统律诗“一三五不论， *** 分明”的平仄规范，“基”“厦”二字的平仄是没有硬性规定的，或者说，平声最好，仄声也不妨。我心里不大有底，请教前辈词作家陈侣白先生，回答是：“基隆港”和“厦门港”的声调分别为平平仄、仄平仄，重音所在的第二、三声完全一样，都同样适合配上此曲，大家一哼便知，足见这位先生是外行充内行，无事生非。我请教音乐家李云中先生，得到的回答是：这个地方真不是问题，一点问题没有，提这个，就有点吹毛求疵了。尽管“基隆港”“厦门港”读起来重音在前面，按“231--”唱起来，第二个音却更高一些，第三个音更长一些，它们无疑是突出的重点，所以，“231--”可以匹配基隆港，也可以匹配厦门港。换言之，如果说厦门港不好，基隆港也同样不好。
郑小瑛教授指挥厦门爱乐乐团演唱之前，对我的填词提过几点修改意见，例如“天有情，海有爱，我们拥有你”一句，在歌中三次出现，我原想前两次用“拥有”，第三次用“拥抱”，见出一点变化和递进，郑教授说，流行歌曲要避免这样细微的前后变化，因为大众传唱时往往记不住。至于“基隆”改“厦门”的平仄变换，指挥家一直不觉有什么问题，歌手的演唱也没觉得别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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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又批某教授：“他还沿用了《鼓浪屿之波》歌名，转而又以《鼓浪屿之歌》示人，一字之差就如同旧瓶子装新酒，也很像某些冒牌商品取别人家商标字号置换个把字眼，蒙混视听，难怪大家不买帐。”其实，这一字之改，是有一点考虑的。我觉得，《鼓浪屿之波》的名字有一点点怪，只是听久了，习而不察了。波是什么？水面振荡起伏的运动。浪是什么， *** 。于是，《鼓浪屿之波》的名字，就有点像是《望江楼之溪》《驻马店之驹》，改为《鼓浪屿之歌》并不全是为蒙混视听。我在网上看到陈祖灏先生重新填词也改题《鼓浪屿之歌》，不知是否有类似的考虑。而2012年央视播出版题为《美丽的厦门港》，郑小瑛教授事先告诉我，说有人有此建议，问我的意见，我觉得也有道理，就同意了。
刍议继续：“据公开资料显示，2010年9月12日晚，在厦门国际会展音乐厅首度由某乐团及合唱团演唱了某教授改写的新版《鼓浪屿之波》。此后，该节目还随团前往外地演出。更有甚者，某教授在歌谱的副标题注明：‘为厦门市歌重新填词’。”这在指责厦门爱乐乐团乐团及合唱团有眼无珠之余，更像是在指控某教授招摇撞骗了。可是，毛翰此词本来就是为厦门市歌填词，加一副标题，说明创作的缘由，这能有多大的错？“市歌的选定，那是要经过地方人大表决通过等严格的法定程序”，这不用你提醒吧。歌谱的副标题并没有标明“——厦门市歌”，只是说“为厦门市歌重新填词”，难道还要补一句“有待厦门人大表决通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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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黑不够，再扯所谓著作权问题：“在讨论中也有不少人把问题延伸到了法律层面，对某教授的做法是否属于涉嫌侵权提出质疑。”
对于这一问题，我先前已经请教过一位著作权法专家（法学博士），一首流行歌曲能不能重新填词？得到的回答是：当然可以，不过，用别人的曲，要经过作曲者许可，你写的词不干原词作者的事。2010年，作曲家吴颂今先生去北京，他与《鼓浪屿之波》的作曲家钟立民先生是南昌老乡、校友，我请他告诉钟立民先生，我重新填词了，希望他同意，写一纸同意书。后得知，钟立民先生说，他不反对重新填词，但他与原词作者是朋友，不便给我写同意书。（吴苏宁先生说，他早在1982年就曾经为《鼓浪屿之波》重新填词，钟立民先生的回答几乎一字不差。）后来，我重新填词的《鼓浪屿之歌》在厦门演唱，2012年在央视播放，钟立民先生一直没有反对。直到去世，他生前7年一直没有反对。这位著作权法专家补充道：新的填词只须作曲家同意，跟原词作者无关。又告诉我：单是填词，也无须作曲家同意，但商业演出就要作曲家同意，因为涉及到财产权。
关于著作权法的实施细则和司法解释，我不大了解，但我相信，著作权法的立法精神，不可能是保护粗糙过时之作，不允许推陈出新。具体到《鼓浪屿之波》这首歌，原词的缺憾已经相当明显（参见任蒙《〈鼓浪屿之波〉的缺憾与补救》，半卷书文化网），著作权法不可能判定此歌宁可不唱也不允许重新填词吧！
张藜先生已经仙逝，他一生的创作成就有目共睹，不容贬低，也不必神化。据其《波波折折的〈鼓浪屿之波〉》一文自述：“我对钟立民的这个曲调非常喜欢，于是揣到兜里跟着大队这走那挪……终于在一天中午，蹦出‘思乡、思乡、鼓浪、鼓浪’的句子，前伸后延，不很长的时间，一鼓作气，把钟立民的曲调填出来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屋里黄政的鼾声，窗下鼓浪的涛声交相鸣奏中，我填完了词。”“当我们走出鼓浪屿来到泉州整理作品时，同行的三位山东人张红曙、陈奎及、孟广征，分别在我写的三首词中署名留作纪念，而张红曙这个胖胖的黑小子挑中了《鼓浪屿之波》，署上了自己的大名。”（朱胜民主编《往日如歌》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145-146页。）
从一个语象蹦出，到三段歌词草成，只用了短短一个中午的时间，所有的推敲打磨之功都免了，匆匆交卷，其潦草程度可想而知。而轻易添加别人的署名，正说明这几首词，作者自己都不看好，如果自信是经典之作，怎会如此慷慨大方？而在其中一首意外爆红之后，刍议者便匍匐在其脚下，惊呼此词此曲“互为增色，堪称天合之作”，容不得任何质疑和重新填词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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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一曲多词是惯例，词牌、曲牌及戏曲唱腔，每一支名曲，都有无数的填词。20世纪初的学堂乐歌时代，拿外国名曲和中国民歌重新填词也是惯例。流传至今的现代名歌有一些就是重新填词之作。例如，袁世凯编练新军的《大帅练兵歌》：“朝廷欲将太平大局保，大帅统领遵旨练新操。第一立志要把君恩报，第二功课要靠官长教……”后来不断地重新填词，成为不同时期的中国军歌，如北洋时期的《大帅练兵歌》：“中华民族五族共和好，方知今日练兵最为高。大帅练兵人人都知晓，若不当兵国家不能保……”直到人民 *** 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美国歌曲《梦见家和母亲》（Dreaming of Home and Mother），日本人重填为《旅愁》，李叔同更填为《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而在此之前，沈心工就用同一乐曲，填了一首《昨夜梦》：“昨夜梦，梦归家，忽坐船，忽坐车。到家里，满院花，见吾爹，见吾妈……”但先入者并未为主，待李叔同《送别》一出，马上就优胜劣汰了。陕北民歌《芝麻油》：“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嘛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嗨哟，哎呀我的三哥哥。”1938年一变为《骑白马》：“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儿嗨哟，打日本我顾不上。”1943年再变为《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 *** 。他为人民谋生存，呼儿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当代港台地区借用日本、东南亚等地歌曲重新填词的也很多，邓丽君演唱的《甜蜜蜜》原本就是一首印尼民歌，由庄奴重新填词。如果不允许重新填词，这些名歌是不是都不能再唱了呢？
还有《东方之珠》，1986年问世，罗大佑作曲，郑国江填词：“回望过去沧桑百年，有过几多凄风苦雨天，东方之珠熬过锻炼，熬过苦困遍历多少变迁……”其粤语演唱版至今还在网上流传。1991年，罗大佑重新填词，这才有了更为著名的《东方之珠》：“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香江去看一看，东方之珠我的爱人，你的风采是否浪漫依然……”如果不允许重新填词，这后来居上的《东方之珠》是否也要禁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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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国有些名歌，其歌词失之潦草，缺少推敲之功，或构思牵强，有着明显的时代局限，如今已难于再唱，其旋律却相当经典，弃之可惜。吴颂今先生说，上世纪80年代，他就有过为文革期间和五十年代一批老歌重新填词的计划，并得到王晓岭先生的赞同。近几年，我也有所尝试，除了《鼓浪屿之波》，还试着为《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思乡曲》等重填了歌词。《思乡曲》是马思聪的代表作，经典名曲，作曲家自己先后填过两首词，可惜其填词欠佳，时过境迁之后，都不再流传。我由杜甫名句“月是故乡明”衍生一词《风是故乡清》，好曲难寻，转而试填马思聪《思乡曲》：“风是故乡清，月是故乡明。游子在天涯，啊，故乡在梦境。风是故乡清，月是故乡明。月下箫声起，啊，乡愁遍地生。故乡的山有仙，故乡的水有神。故乡山水，召唤游子的魂，游子的魂。三春清明雨，五月栀子香，七夕银河水，九九又重阳。风是故乡清，月是故乡明。月光如酒醉了谁，啊，一醉何时醒？”对于某教授此举，张进兄等是否也“不予认同”，必欲批倒批臭而后快呢？
2018.4.12-18
